“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为早日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力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而发动的一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全民大运动。它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工业上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农业上对农作物产量估计的严重浮夸，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陕西的“大跃进”运动在此3年期间，经历了发动、高潮、持续“跃进”和带病“跃进”四个阶段，给陕西的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陕西“大跃进”运动发生的背景
1956年，党在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之后，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1957年4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各级干部经过整风改善了工作作风；“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全国人民群情振奋；农业丰收已成定局，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然而此时，中央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即冒进与反冒进，“大跃进”运动开始酝酿。
1957年秋天，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批评，会后10月25日发表了修改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最重要的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亩产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即著名的“四、五、八”。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的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央通过报纸正式提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修改后的《纲要》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工业“大跃进”缘于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各国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即莫斯科会议）。会上，毛泽东纵论“东风压倒西风”，为了达到与美英抗衡，宣布中国赶超英美的目标和任务：“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1957年底，“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国内首次发表。这一切像纸上谈兵，在说话言语间钢产量就能实现，但实际情况是，1957年中国和英国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是1∶4。5。
1957年冬季，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这些为1958年“大跃进”的发动提供了铺垫。全国“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1958年全面展开。陕西的“大跃进”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发生的。
二、陕西“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1957年11月15日至28日，在中共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省委书记处书记处书记白治民作《为掀起新的农业生产高潮争取1958年大丰收而奋斗》的报告。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作《争取整风全胜，向大自然进军》的总结讲话，讲话总结了是年冬全省的农业生产情况，特别是大兴水利工作，号召全省人民实现“陕西农田水利建设上的大跃进”，争取原定十年水利规划五年完成，为1962年达到2500万亩而奋斗，为1967年实现全省基本灌溉化而奋斗。这年冬天全省水利共完成约400万亩扩灌任务，而全年计划为200万亩，全省灌溉面积达到1271万亩。会议强调“事在人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号召全省党员群众“争取整风全胜，向大自然进军”。陕西“大跃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召开南宁和成都工作会议，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为“大跃进”作了进一步的准备。1958年初，陕西省将工作的中心转向“大跃进”运动。1月1日，《陕西日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努力促进生产建设大跃进》，号召全省人民掀起规模更加壮阔的工农业生产高潮，以响应中央“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内，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争取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如期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目标”的号召，努力促进生产建设大跃进。1月12日至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矿企业党委书记会议，会议根据中央精神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必须争取工矿企业整风的全面胜利，积极促进新的生产高潮，促进全省工业生产的大跃进，会议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实现全省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的目标。即到1962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7。5亿元提高到35亿元左右。为此需新增加煤炭、钢铁、化肥、磷肥等投资约2亿元。
2月3日至17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七次（扩大）会议，强调“生产大跃进，首先要思想大跃进，不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就不可能大跃进”。会议讨论制定了《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二十条奋斗目标》。其中关于粮食、棉花的目标是：全省粮食产量加一番，关中地区平均亩产400斤，陕北风沙丘陵地区180斤，渭北高原地区250斤，秦岭巴山地区350斤，汉中盆地600斤；全省棉花产量加一番，关中皮棉平均亩产达到100斤。这时的指标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仍然不低。会议还确定，六年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指标，粮食总产量达到270亿斤，比1957年增加二倍；全省皮棉达到500万担，亩产平均100斤。会议提出，同意工矿企业书记会的提议即地方工业产值争取五年赶上农业产值，由现在的7。5亿元增加到1962年的45—50亿元。不到一个月，这比1月12日的工矿企业党委书记会议提出的35亿元又增加了10—15亿元。2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就地方工业总产值在五年内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制定出规划要点（草案），决定在五年内把地方工业总产值提高5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扩建的中小厂矿企业共约8000个，即平均每天要建45个厂矿。这显然已经脱离了客观实际。
2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二十条奋斗目标”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宣传力量，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把二十条目标变成家喻户晓的行动口号，使之成为全省人民争取三年内大部分地区面貌改观的行动纲领和指南。二十条奋斗目标的制定及其广泛宣传和贯彻执行，标志着陕西“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开始。
1958年3月10日，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大力组织春季生产运动，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的指示》，要求全省抓紧有利时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展对大自然的英雄斗争，拿出比去年更大的劲头，把正在形成的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推向深入。同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大跃进的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个以“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奋斗六年实现纲要指标”为中心内容的生产“大跃进”的宣传运动；特别要突出地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作用，说明保守思想是实现大跃进的绊脚石，鼓励群众从政治上、经济上懂得必须大跃进的道理；普遍开展生产大跃进的大辩论，组织群众围绕实现大跃进的指标和措施，大放大鸣，大争大辩，克服保守思想，提出积极的跃进指标。此后，全省各行业均提出了“跃进”目标。
3月20日至28日，陕西省工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大会讨论和修改已定的生产指标，表彰了129个先进单位和1600名先进生产者。省长赵寿山作题为《发扬革命精神，鼓足干劲，促进工农业大跃进，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1958年计划而奋斗！》的报告，号召全省工农群众，为实现省委提出的跃进指标，为超额完成1958年的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会后，1600名全体代表发表给全省工人农民的一封信，向全省工人农民提出“千方百计促进生产大跃进”的倡议。此后全省迅速形成了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工农业计划指标不断“跃进”。如华阴县华峰农业社郝仰华原来的目标是粮食亩产1500斤，县上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时提高到2200斤，到这次会议上提高到3000斤，听了赵寿山的报告后提高到3700斤，听了王保京的经验介绍后，又决心赶上王保京，跃进到5500斤。3月25日在大会召开期间，省委做出《关于做好棉花播种和推广张秋香植棉经验的指示》，要求各地干部群众克服阻碍跃进的右倾保守思想，学习全国劳动模范张秋香创造千斤籽棉的经验，推动植棉技术改革，促进棉花生产大跃进，为完成1958年生产皮棉290万担（1月15日，专员、县长会议定的皮棉计划是240万担—笔者注）打下良好的开端。由此农业生产中粮食、棉花的生产指标、计划指标浮夸风开始盛行。
3月28日至4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中央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精神，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作《解放思想，掀起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的总结讲话。会议通过《陕西省1958年至1962年发展地方工业规划要点》，规定全力促进地方工业大跃进，五年内把地方工业总产值提高到45亿元至50亿元，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积极发展金属冶炼工业，解决机械制造工业的原料，到1962年生铁产量达到50万吨，钢达到30万吨，钢材达到20万吨，黄金达到3万两，煤炭达到700万吨，原油达到30-50万吨。这次会议为后来“大跃进”中大炼钢铁作了铺垫，为“大跃进”的高潮来临打下了“基础”。
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陕西工业、农业的各项计划指标在人们狂热的情绪下节节攀升，很快进入“跃进”高潮。
三、陕西“大跃进”运动的高潮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提出了“争取在15年内，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号召。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要求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方面，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后，为了在余下的4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全国几千万人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行各业都支援“钢帅升帐”。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同时，在思想上继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观潮思想”和“秋后算账”观点，为高指标、浮夸风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地区”等错误口号频繁见诸报端，全省各地竞放高产“卫星”，生产指标轮番上涨，浮夸之风恶性发展，使原本已经偏高的各项农业经济指标更加升高。
在这种形势下，陕西的“大跃进”运动迅速形成高潮。首先在农业方面不断追加任务，5月14日，省委批转水利厅党组《关于追加水土保持任务一万平方公里和五月中旬在雩阝县（今户县）召开水土保持现场会的意见》，要求各地到9月底在1958年全省计划指标2万平方公里的基础上，再追加1万平方公里的水土保持任务。仅过了一个月，到6月14日，省委发出《关于第二次追加1958年水利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在4月16日追加1958年度扩灌任务达到1700万亩后，再追加扩灌面积500万亩，使1958年度（截至9月底）扩灌面积共达2200万亩，以完成全省水利建设的大跃进。6月25日至7月7日，西北五省区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在兰州召开，会上省农业厅厅长在汇报陕西情况时说，全省夏收初步统计为62亿斤左右，比1957年的42亿斤增产20亿斤左右，平均亩产185斤，比1957年增长50%左右。同时提出1959年计划意见，粮食总产为275亿斤，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每亩平均年产量550斤，每人平均1450斤；棉花总产480万担，棉田面积480万亩，平均亩产皮棉100斤，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扩大灌溉面积2500万亩，全省水地共达5671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0%左右。
1958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会议认为陕西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并且正在继续高涨，大跃进形势一浪高过一浪，必须反对新的右倾保守思想，才能赢得更大的跃进。会议提出1958年全年粮食跃进计划为186亿斤，全省实现每人有粮1000斤，棉花470万担，力争成为亩产百斤皮棉省。为此在农业生产中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要有“元帅升帐”，要有“卫星上天”，消灭低产区，变低产区为高产区。同时，同意团省委1959年大搞“青年卫星田”的倡议。省委主要领导人提出全省1959年粮棉达到纲要272亿斤的要求，工业总产值到1962年达到100亿元以上，五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与1958年2月制定的六年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指标相同，但工业总产值指标又提高了50亿元。7月，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接连发出《陕西省1959年小麦生产大跃进实施方案》、《陕西省棉花生产大跃进实施纲要》、《油料增产十大措施通知》，提出1959年计划种植小麦2600万亩，平均亩产500斤，并大力培养小麦千斤县、市15个，千斤以上丰产田800万亩，其中双千斤、五千斤以上丰产田200万亩。计划种植棉花480万亩，平均亩产皮棉120。8斤，总产皮棉580万担，并计划建立培养大面积丰产田200万亩，亩产皮棉200斤，高额丰产田25万亩，亩产籽棉1000斤（要实现此计划，全省棉花产量将比1957年230万担实际增长108。5—150%，比1958年计划产量增长65—98%，即提前9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笔者注）；种植油菜110万亩，平均亩产140斤，总产量达到1。54万斤，并培养大面积丰产田达到50万亩，平均亩产达到240斤以上。9月，省委指示全省各级党委和团委，要发动全省农村共青团的组织和青年，与全体农民一道，以1959年小麦播种面积的5%作为“卫星田”，争取亩产平均5000斤以上，其中至少要有10万亩亩产1万斤以上。
1958年9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安排的意见（草案）》指出，从目前看1958年全省每人千斤粮和百斤皮棉的计划可以实现，1959年农业大跃进步子应再大一些，生产指标为全省粮食作物耕地5000万亩，总产量达到586亿斤，平均亩产1136斤，每人平均将有粮食3000斤左右；棉花计划播种480万亩，总产皮棉720万担，平均亩产200斤，每人平均将有皮棉50斤，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工业用棉和民用棉问题。10月，华北、东北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提出要继续“政治挂帅，拔白旗，插红旗”，大搞大面积高额丰产“卫星田”运动。10月21日《陕西日报》报道，礼泉县烽火社两支队一场大辩论驳倒怀疑派，全部麦田都是高产卫星田，每亩产量要达到2。7万斤。这时，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已经比比皆是。
11月1日，陕西省农业展览会开幕，会上大展各地粮食高产“卫星”，有亩产两千斤到一万斤的小面积玉米、小麦，更有亩产500至千斤的大面积玉米、小麦。11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小麦大面积“卫星”田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采取坚决措施，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培育大面积“卫星”田运动，让“卫星”田运动成为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更大跃进的新方向。11月24日晚，省委、省人委召开全省农村积极分子广播大会，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副省长赵伯平作《掀起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全力争取明年大丰收》的报告，指出全省人民已在工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和钢铁战线上取得了巨大胜利，预计今年全省粮、棉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一倍以上，每人平均有粮1000多斤，棉花实现亩产百斤皮棉省。“原来设想的苦战三年粮、棉产量翻一番的计划，一年就实现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全省各地竞放高产“卫星”，农业生产指标轮番上涨，粮食产量浮夸风恶性膨胀，以致造成了1958年全省小麦总产比上年增长51。5%的错误估计（以后核实是减产3。4%），为后来的工作埋下了隐患。
此时，人们“大跃进”的思想已几近狂热。这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又在“一天等于20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气死天，吓死神，实现指标全靠人”等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力开展“比学赶超”运动，大摆擂台，到处放“卫星”。例如1958年秋播时，西安市长安县政府提出全县保证亩产实现1200斤，力争1500斤；全县搞丰产田12万亩，亩产5000斤，小麦卫星田8万亩，亩产分别达到1万到10万斤以上。有的公社甚至提出“麦种三层楼，亩产百万斤”的指标。陕西省劳动模范王保京也在这种氛围中，于1958年8月在陕西省向科学技术进军大会上向省委领导和代表表态，大胆提出了亩产15万斤的计划，而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与西北农学院代表则提出了亩产20万斤的指标。实际上，这些都是当时人们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头脑发热的表现。但也有清醒者，如西安市长安县西王莽大队党支部书记蒲忠智，他是中共八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动员他提出高指标，发挥带头作用，而他仅提出小麦亩产500斤的指标，因而被视为思想保守典型。在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下，即使提出较低的丰产指标，也与农作物的实际产量相去甚远。如《陕西日报》10月4日，以《户县--我省第一个玉米千斤县》为题，报道了户县22。6万亩玉米平均亩产1013斤的“大跃进”好成绩。后来经过核实，平均亩产仅有270斤。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事物的变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物质条件下，亩产100斤棉、1000斤粮、1万斤菜都是很难达到的。制定高产指标、超常规地深翻土地、超额密植等，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不是颗粒无收，就是收获的没有种下去的多。
与农业高指标、浮夸风相呼应，工业上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也正在陕西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1958年7月28日至8月3日，陕西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继续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大力发展以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中心的地方工业的口号。会议确定，1958年工业总产值为15亿元，农业总产值为34亿元；钢产量为15万吨，铁产量为30万吨，原煤产量400万吨；粮食总产量为180亿斤，棉花总产量为300万担。这些大大突破了年初确定的指标，比1957年实际完成产值、产量有的翻了近一番，有的翻了一番多和几番（1957年工业总产值为11。47亿元，农业总产值为21。02亿元；钢产量为1000余吨，铁产量为1659吨；原煤产量为180万吨；粮食总产量为88。8亿斤，棉花总产量为232。4万担——笔者注）。在此前后，陕西工业跃进速度迅速升级，且决不亚于农业跃进，“大办”一词频频见诸报端，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地质，大办超声波，凡能想出的行业均在大办之列。
8月12日，省委发出《关于发展冶金工业的指示》，要求各地为保证今年产铁30万吨、产钢15万吨计划的实现而奋斗。24日，省委发出《关于回收废铜烂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行动起来解决工业生产大跃进中钢铁不足的矛盾，回收群众中大量散存的废铜烂铁，“人人动手，社社收集”，使之成为一个群众运动。回收废金属的分配使用应保证“元帅”（钢铁和机械）和“先行”（交通、电力）的冶炼制造。全省收购计划为废钢铁200万担，杂铜60万担。为了完成本年度钢铁生产任务，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委、县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迅速行动起来，苦战4个月，超额完成1958年的钢铁生产任务，并要求在9月底建成4000座土炉、50座转炉和电炉。为此，《陕西日报》发表《有干劲就有钢铁》的社论。这样，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迅速在全省展开。
9月22日，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紧急指示》，提出全省1958年必须完成生铁30万吨、钢15万吨的任务，“这个任务只许超额完成，一吨也不许少”。文件指出，截至9月16日，全省已建成土炉4900座，小高炉7座，炼钢转炉42座；生铁日产量53吨，已炼出生铁2402吨，钢1226吨。为此，全省必须组织80万人的钢铁大军，实行“五化”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方法科学化、思想共产主义化的集团管理模式，各级党委必须成立以第一书记挂帅的钢铁指挥部和办公室，在钢铁生产上“插红旗、放卫星”，共同跃进。
9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完成今年钢铁生产和冬季农业生产任务的二十条要求》，关于钢铁生产特别提出：全民大办钢铁事业，完成以钢铁为中心的基建和工业生产任务，给明年工业建设的更大跃进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积极创造日产百吨社，日产千吨县。10月5日，省委、省人委召开全省广播大会，张德生作《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的讲话，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地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为此必须采取书记上阵，加强钢铁战线；充分鸣放辩论，全民大办钢铁；组织干部参加炼铁运动；抓住重点地区；大放钢铁卫星，特别要求多出钢铁，多放“卫星”，创造卫星炉、卫星社、卫星县。同时通过辩论，驳倒对钢铁生产的“怀疑话”、“悲观话”、“神秘论”、“唯条件论”，批判“伸手派”、“促退派”、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在钢铁战线上不断地拔白旗插红旗，真正形成一个规模壮阔、声势浩大的群众钢铁运动。此时，省委要求各行各业全力支持钢铁生产。
10月9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报道，陕西省第一座最大的近代化钢厂——西安钢厂8日出钢，钢厂建设者以惊人的速度，用57天时间建成年产30万吨钢的炼钢车间，这是“以钢为纲，全民抓钢”思想的巨大胜利。10月9日、20日、24日，《陕西日报》连续发表社论，《一定要攻破出铁的技术关》、《大力推广坩锅、罐罐炼铁》、《赶快跨上坩锅炼铁的骏马》，不断加大大炼钢铁方法、技术的宣传力度，鼓励全省人民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大跃进运动中去。11月19日，省委发出《关于调整11月份钢铁生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为作好明年第一季度钢铁生产的准备，必须在11月底以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中央给陕西的钢铁生产任务（生铁10。8万吨，钢3万吨），基本结束今年的钢铁生产运动，为此11月份的生铁生产任务调整为10万吨。到12月，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召开祝捷大会，庆祝全省产钢1。8万吨，产铁32万吨的“大丰收”。
12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下发《关于〈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二十条奋斗目标〉的执行情况》的文件，将全省二十条的执行情况逐一罗列。其中关于粮食、棉花和工业的情况是“全省粮食产量加一番”：去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包括大豆）90亿斤，翻番为180亿斤，今年全省粮食总产191亿斤，超额6。1%完成三年计划。据最近统计，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65亿斤，农业厅认为偏低；“全省棉花产量加一番，关中皮棉平均亩产达到100斤”：去年全省棉花总产量232万担，翻一番为464万担，今年棉花总产为500万担，超额7。7%完成三年计划。据最近统计为433万担，以477万亩棉田计算，平均亩产90。8斤，农业厅认为偏低；“全民办工业，产值增3倍”：1—11月份，全省工业总产值17。5亿多元，较去年11。7亿多元增长48。74%。这些指标的执行情况在后来得到证明，有很大水分，存在很多浮夸。实际上，炼出的这些钢铁不是真正的钢和铁，许多钢、铁都只是半成品。大炼钢铁直接影响到粮食生产，全省当年的粮食比上年有所减少。如长安县当年粮食比上年减产13370多万斤，蓝田县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斤。因为大炼钢铁的影响，许多县区小麦不能按时下种，棉花吊在花杆上，秋粮在地里霉变，红薯在地下冻坏。同时，为了完成上级定下的不切实际的钢铁指标，许多县区弄虚作假，比如韩城全县建几百个炉子，能出铁的只有9个，总共炼出38。95吨质量不高的生铁，但正式公布的数字却是2478吨，虚报数量之大非常惊人。这样，大炼钢铁不但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严重减产，而且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炼铁需要木炭，而木炭只能用优质木材为原料，因此大量成材的、不成材的树木被成片成片砍伐掉。据商洛市山阳县法官乡兰宗平回忆，1958年8月之后的5个月时间，仅他所处的乡为了炼三四百吨毛铁，共砍伐树林3万多亩，树林砍完了，树根也被挖了烧炭，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破坏。
四、1959年的持续“跃进”
1959年1月1日，《陕西日报》发表题为《干劲加务实，实现大跃进》的元旦社论，指出在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下取得了1958年伟大胜利的陕西人民，一定会取得1959年的更大胜利。1月8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赵伯平代表省委作《为争取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认为1958年是全省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全面大跃进的一年，是取得工业、农业、思想三大丰收的一年。1958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8。1亿多元，完成计划的137。32%，较上年增长69。16%。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了14。1亿元，而1958年就增长了23。7亿元。农业方面，全省粮食总产量（包括大豆）181亿斤，比上年88亿增长一倍多，棉花（皮棉）总产量4333万担，比1957年232万担增长了86。6%。工业方面，1958年8、9月以来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超额完成了国家分配的钢铁生产任务，全省产铁15万吨，产钢2。3万吨。会议强调1959年要进一步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确保钢铁、煤炭、粮食、棉花生产计划的胜利完成，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的高潮，实现持续跃进，为争取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斗争。会议确定，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要达到362亿斤，棉花665万担，钢15万吨，原煤600万吨。同时提出《陕西人民1959年奋斗目标20条》，与1958年“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二十条奋斗目标”相比，许多指标大大提高，反映了“跃进”程度更加剧烈。
对于“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中央也有察觉。4月29日，毛泽东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写党内通信，谈了许多农业方面的问题，尖锐批评了“大跃进”以来的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在此之前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着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同时强调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并对1959年计划指标做了较大的缩减，从而使被打乱的经济秩序开始有所好转。根据这些精神，陕西大幅度压低了原定的各项经济指标。4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调整粮、棉、油计划指标的通知》，决定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300亿斤（包括大豆），棉花总产500万担，油料总产33亿斤，其跃进进度超过1958年，但较本年度元月二届三次代表会议的指标略有降低。7月14日至21日，陕西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确定1959年工业总产值计划达到26亿余元，较上年增长30%；农业总产值计划达到29亿元，较上年增长242%；钢产量117万吨，较上年增长1倍多；铁产量4万吨，较上年增长15倍；原煤产量540万吨，较上年增长27%；棉花产量310万担，较上年增长9%；粮食产量由300亿斤压低到180亿斤。这些指标，虽然比年初确定的指标大大降低，但仍然是跃进指标。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随即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的斗争。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打断了经济建设中逐步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助长了极左错误的恶性发展。
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当前经济生活问题的宣传提纲》，指出目前市场供应紧张突出表现在副食品和饮食业方面，其次是日用品、服务业，这种紧张现象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省委号召全省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这正是由于各方面工作发展的不平衡而引起的，但反右倾还是不断开展下去。8月22日至9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了省、地、市、县中一批对陕西省形势持不同看法的领导干部，并在全省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提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全省的国民经济，所有基层组织都应提出本单位超额完成计划的具体数字或提前完成计划的日期。这就使一度降温的“大跃进”运动又热了起来。
9月上旬陕西省水利会议召开，浮夸指标又大量出现。耀县1。5万亩小麦“卫星田”，深翻两尺以上的已有1。3万亩，其中3尺到5尺的有720亩，潼关更有深翻1。5丈的汇报材料。户县秦镇1亩小麦“卫星田”计划亩产15万斤，已深翻7尺，计划施化肥700斤，下种400-500斤。9月10至16日，陕西省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号召全省青年高举总路线旗帜，反右倾，充当继续跃进的突击手。10月31日，省委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积极安排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拼命抓水利和水土保持，大搞积肥，继续跃进，为明年农业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11月21日，省委、省人委召开祝捷大会，庆祝全省工业战线提前43天超额完成1959年国家计划，号召各条战线奋起力争全面告捷，提前跨入1960年。12月10日至27日，省委召开地委、县委、市委农业书记会议，号召进一步改变全省农业面貌，加快农业高速度发展。谢怀德副省长作《树立雄心壮志，迅速改变全省农业面貌》的总结报告，要求全省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千方百计实现1960年农业全面大跃进。从1959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二届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后，各地市县、各行业、各条战线、各部门被压缩的经济指标又相继恢复了，大跃进又呈高涨势头。
1959年全省的持续跃进，陕西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更加失调。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5。7亿元，比上年增长23。4%。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6。49亿元，比上年减少6900万元；工业总产值为29。25亿元，比上年增长46。98%，其中轻工业比上年增长31。53%，重工业比上年增长67。24%。钢产量为1。3万吨，比上年增长2。25倍；原煤产量562万吨，比上年增长22。63%。粮食总产量为94。8亿斤，比上年减少7。9亿斤；棉花总产量为221。8万担，比上年减少44。2万担。由于农业减产，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全省人均粮食由上年的426斤减少为355斤，农业人口人均粮食由上年的412斤减少到334斤。与此相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10。84亿元，比上年增长40%，积累率也从上年的30。5%增加到43。1%，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从而大大加重了群众生活的困难程度。
五、1960年的带病“跃进”
经过1958年、1959年两年不切实际的全面“跃进”，陕西国民经济背负着严重比例失调的沉重包袱，带病进入了1960年，这一年的带病“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受了更大的损失。由于上年粮食减产，人民生活开始出现困难，陕西省要求1960年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的同时，强调千方百计加强农业生产。1960年1月6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就加强农业战线专门做了谈话，要求各个部门都来支援农业，千方百计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全省的任务，并提出本年粮食的奋斗目标为177。6亿斤，对原来提的“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二十条奋斗目标”所提的指标不要松劲。1960年1月全省农业生产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号召全省农业战线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扩大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队伍，争取各地区各方面工作共同跃进。大会交流了经验，其中有陇县娘娘庙公社席家堡生产队取得每人2500斤粮食的经验、西安市阿房区枣园葡萄亩产3万斤的经验、西安市阿房区蕃茄亩产4。3万斤的经验、榆林县花园沟水田亩产1500斤的经验，渭南张秋香、高贞贤亩产棉花1843。6斤和3293斤的经验等等。这些先进成绩后来经过证明，大部分是不真实的。2月4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省委书记处书记白治民就农业生产作专门讲话，指出1960年是全省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最后一年，今年的农业生产必须在过去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实现新的更大的全面跃进。提出今年全省必须达到粮食177亿斤，棉花340万担，扩大灌溉面积600万亩，养猪千万口，造林千万亩，大家畜增殖7%。只有超额完成这个计划，就可以实现“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二十条奋斗目标”。2月5日至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1960年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的同时，强调千方百计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必须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会议同时提出1960年继续大跃进的计划，粮食总产量（含大豆）160-170亿斤，棉花340万担，油料246万担；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钢3。8万吨，生铁12万吨，钢材6万吨，原煤700万吨。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继续克服右倾思想，更加鼓足干劲，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大跃进计划，并力争实现1960年二十三条奋斗目标（即会后通过的《1960年二十五条奋斗目标》）。省委在3月26日发出《关于执行〈陕西人民1960年奋斗目标二十五条〉的通知》时说，“这个目标不登报，只作党内奋斗目标”。《陕西人民1960年奋斗目标二十五条》关于粮食、棉花和工业的情况是：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大发展。农副业总产值加五成；力争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77亿斤；全关中棉花亩产100斤，陕南、陕北棉花加一番；全省油料总产力争加一番；以钢为纲，工业生产全面跃进。工业总产值加五成。力争钢、铁产量加两倍，煤炭产量加三成，石油产量加五成。1960年的“二十五条奋斗目标”较1958、1959年的奋斗目标更加高远，更加细化，省委在《通知》中指出“在全党全民中大立革命的雄心壮志，大破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为实现‘陕西人民1960年奋斗目标二十五条’而奋斗！”
3月17日至22日，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出了1960年全省人民的任务就是，要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继续反右倾，鼓干劲，在两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保证实现全面大跃进。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34。27%，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3。77%，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4。92%。钢产量为3。7万吨，增长184。62%，生铁产量为12万吨，增长155。32%，钢材增长961。067%，原煤为700万吨，增长24。66%，发电量增长46。38%；粮食总产量为145。8亿斤，增长20%左右，棉花产量为300万担，增长15%左右，指标之高，仍然相当惊人。由于农业连年减产，本年夏粮又歉收，指标实现的可能更加渺茫。3月25日至4月3日，省委召开省委、地委、县（市）委、公社党委以及部分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讨论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提前三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3月26日和7月5日，省委分别发出《关于开展十万红旗单位，百万红旗手运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农业战线红旗单位红旗手运动的通知》，决定指出为了实现1960年的继续跃进，在全省工业、农业、财贸、交通、文教、政法等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单位开展十万红旗单位、百万红旗手运动，迅速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劳动生产率就会成倍地提高，从而促进生产任务提前或超额完成。8月10-14日，省委召开全省钢铁会议，要求下最大决心，千方百计确保全省当年钢铁任务的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9月9日，省委批转省委钢铁会议的报告，要求各地抓住当前保粮、保钢的紧急任务，千方百计完成今年生产4万吨钢、13万吨铁和新建1千米小高炉的任务。到年底的3个月时间，还有8。2万吨铁和2。4万吨钢的任务还未完成，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必须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钢铁，把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推向高潮。10月6日和10月13日，省委分别批转省经委《关于开展收集废钢、废铁运动的报告》和省经委、冶金局、煤炭局、交通厅、省总工会等《关于组织煤、铁、矿、运、保钢一条龙协作竞赛的意见》，要求各地认真抓好收集废钢、废铁和保钢一条龙协作竞赛的任务，保证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完成。尽管如此，到12月18日，省委《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通知》下发之时，钢的任务只完成2。8万吨，距计划4万吨尚差1。2万吨的缺口，困难进一步加剧，带病“跃进”步履维艰。11月8日至14日，中共陕西省三届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作《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的报告，要求全省党员干部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一心一意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力争以后几年使粮食和其他农作物连续大丰收，并且在农业连续丰收的基础上，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以支援农业为首要任务，积极发展工业。
尽管如此，1960年的各项计划指标仍没有完成，国民经济的困难进一步加大。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52。1亿元，比上年增长13。9%，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4。64亿元，比上年减少1。85亿元；工业总产值为37。46亿元，比上年增长28%。轻工业为14。39亿元，比上年减少4600万元；重工业为23。07亿元，比上年增长60%。钢产量为2。9万吨，比上年增长1。6万吨；生铁8。3万吨，比上年增加3。7万吨；原煤626万吨，比上年增长10%。粮食总产量为81。9亿斤，比上年减少12。9亿斤；棉花总产量为145。7万担，比上年减少76。1万担。农业减产导致了人均口粮继续下降，由上年的355斤降为337斤，农业人口口粮由上年334斤降为318斤。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2。09亿元，比上年增加1。25亿元，积累率仍居高不下，为43%，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面临的困难达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
直到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六、陕西“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陕西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积累率过高，消费基金下降。陕西三年的平均积累率为38。8%，比“一五”计划时期的平均积累率25。7%高出13。1%。三年积累40。3亿元，比“一五”计划期间全部积累高出41。9%。积累效果很差，损耗太大，从1958年到1960年，每百元积累基金增加的国民收入逐年下降，分别为50元、28元、16元。在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过低，比“一五”时期的28。7%分别减少为12。5%、10。5%、14。2%。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工农总产值由11。36亿元增加到37。46亿元，增长2。3倍，而农业总产值由15。2亿元下降到14。6亿元，下降4％。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4∶6变为4∶3。工业内部许多生产环节之间比例严重失调。与1957年相比，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量由1957年的52。7%上升为1960年的71。9％。轻工业却由1957年的73。5％下降为1960年38。4％。重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严重削弱了农业和轻工业。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比例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全省3年内社会购买力增加36％。由于农业减产，轻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社会商品可供量减少，1960年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差额1亿元。
2、劳民伤财，浪费十分严重。在大炼钢铁中，滥采矿石，浪费了大量的矿产资源。1958年底，陕西全省生产的钢2。3万吨，铁15万吨，但合格率钢仅占21％，铁只有5％。由于消耗大，成本高，仅省级财政补贴就达1590万元，而县、地的补贴则更多。1958年秋收，由于100多万劳动力大炼钢铁，大批粮食、棉花成熟后无人收获，全省粮食、棉花损失10％。为大炼钢铁，砍了不少树木，自然环境遭到很大破坏。不少农村，为大办食堂，砸了农民的锅，收了群众的粮食，浪费现象惊人。
3、粮食减产，商品短缺，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迫使许多在建项目中途停建，造成极大浪费。农业连续减产。1959年陕西粮食减产7。9亿斤，1960年减产12。9亿斤，1961年又减产26。97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粮食由1958年的426斤下降为355斤，1960年降为337斤。为补充口粮不足，只好实行了低标准、“瓜菜代”（代食品）。由于营养严重不良，出现大面积浮肿病情，一些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市场供应紧张，食品、轻工业产品和小百货十分短缺，基本生活资料实行凭票限量供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进行艰难的国民经济调整。
“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使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它终究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失误。在这三年中，陕西人民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产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全省重工业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生产能力，仍然比1957年有一定的或者重大的增长，这些新增的生产能力经过调整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与梁月兰合作完成，收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大跃进”运动·陕西卷》，赵俊忠、袁武振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2006年6月印行；并收入《执政中国：陕西辉煌六十年》，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室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