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成立伊始，即着手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此期间，上海根据中央总体部署和沪陕两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派出金融、建筑、纺织、电力、机械、高教等行业的数万名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支援陕西建设，积极参加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陕西省的重要建设项目，并且以上海工人的优良传统影响、带动了陕西的职工群众，为陕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央的总体部署和陕西、上海情况分析
（一）上海支援包括陕西在内的部分省（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央综合分析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防建设需要做出的重要决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工业的地区分布极不合理，中央认为必须在全国各地区间适当地布局工业生产，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使工业的分布适合于巩固国防，以逐步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计划会议认为，孤立地执行发展地方工业的“三就”（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销售）方针，造成了上海、天津等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得不到原料、销不出产品等弊端。1955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计划会议认为，上海、天津现有企业潜力大，技术较高，产品质量较好，但弱点是：（1）离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较远；（2）离海岸太近；（3）城市过大，人口过多，平时难管理，如果有战争时更难维持。中央认为，上海、天津首先应该采取利用与维持现有企业的方针，在经济改组中逐渐达到全国工业的合理分布。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五年基本建设计划对地区的分布作了比较合理的部署，这就是：一方面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它沿海地区城市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内地建设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的工业基地，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根据这样的方针，五年内开始建设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的有472个，占到80%。这个报告还认为，现在关于城市建设的任务不是发展沿海的大城市，而是要在内地发展中小城市，并适当地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当时我国东南沿海局势十分紧张，美帝国主义庇护和指使国民党集团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岛屿进行骚扰和破坏，并派遣特务到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美国第七舰队盘踞台湾海峡，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对国民党集团的军队进行训练，叫嚷准备进攻大陆。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位于东南沿海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面临着要压缩人口，动员疏散，要组织重要的工厂、学校内迁，以防万一。
（二）上海支援陕西的经济建设，也是沪、陕两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五计划实施后，陕西、上海和全国一样，各方面工作进展很快，但同时也出现了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陕西发展要建设新的工厂，需要大批有专业技术的干部和工人；重工业发展的同时，又不能轻视交通、电力、轻工业、棉纺织等行业。上海在发展中也出现了部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截止1955年6月底，上海市已登记的失业人数为305842人，其中失业工人218244人，失业知识分子13624人，其他失业人员16730人，求职人员57244人。失业人员的技术特长是：有专业技术、适应国家需要的（如重工业工人、少数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等）15888人；纺织工人30433人，大多数是女工，占25700人；会计、统计人员6372人；店员12700余人；服务性行业失业人员（炊事员、理发员等）8776人；失业知识分子7272人，其中以年老的或解放前受过教育的有家庭拖累的妇女为多。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55年6月1日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上海、天津工厂及行业人员内迁问题的指示》，指定由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负责该项工作，要求结合内地基建较多的城市和重工业等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的小组，先去上海，再到天津，进行一次实际调查，向中央提出初步的、可行的方案。
7月15日至29日，关于上海市工厂和劳动力调配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确定上海工业的迁厂原则是：（1）根据国家经济合理部署，利用上海技术力量支援内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把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内地的工业建设结合起来；（2）迁厂带任务，迁移的行业必须是主要原料全部或大部依靠当地，并保持全国的生产平衡；（3）迁厂的资金由地方投资；（4）经济上要合算。根据以上原则和上海、陕西的实际情况，中央地方工业部将陕西省所提的衬衣、电池、骨粉、食油、纺织、棉毯、氧气、矿山机械修配、汽车修配、拖拉机等10个需要上海支援的项目，修改为纺织、内衣、针织、毛巾被罩、热水瓶、肥皂、橡胶、榨油、电池、氧气制造、矿山机械修配、汽车修配（只要技术工人，不要设备）等12个项目。经过参观和研究，陕西初步确定了8个项目并选定了对象。其中迁往西安的有棉纺3万锭纱厂、年产衬衣1万打的地方国营被服二厂、年产胶鞋150万双的合营大中华橡胶厂、年产小电池20万打的私营益民电池厂、年产氧气3万瓶的合营中国炼氧厂、年修汽车200辆的国营修理厂、提供矿山机械修理母机100台的私营大华铁工厂、私营华海矿山机械厂和私营荣昌电机制造厂；迁往宝鸡的有年产内衣8万打的私营恒兴棉织厂、年产袜子50万打的地方国营上海电机织袜厂；年产食油3000吨的私营为民榨油厂未定地址。计划共迁出1199人，迁移时间为1956—1957年。而中央对陕西从上海工厂内迁的初步意见是纺织业650人、食品工业136人、轻工业656人、重工业582人，共计2024人。
（三）沪、陕之间经济实力的差异，成为上海支援陕西建设的重要因素
上海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工业起步早，发展快，在1930年代就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经济中心和远东最大的轻工业基地。到1949年，上海轻纺工业为国内市场提供半数以上的产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4，现代工业产值在全市工业中的比例为78。4%。无论是工业、交通运输业，还是内外贸易和金融业，上海在全国均占有很大的比重和重要的影响。而此时陕西的工业基础却非常薄弱，大部分设备、器材、原材料不能自给，轻、重工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依赖进口。全省没有一座炼钢炉或炼铁炉；机器工业只有9个小型机械修配厂，各种大、小旧机床70多台，全年生产总值仅有90余万元；电力工业从1917年到1949年，共办电1。4万千瓦；纺织工业也很不像样子，全省只有5家纱厂，大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内迁的，厂房简陋不堪，机器多是拼凑的，生产能力极为有限；轻工业也多是一些极为零散的小厂和小作坊；交通、邮电在工业企业基础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发展也极为缓慢。
总之，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逐渐显现，中央要求上海加大参加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力度。在这种形势下，上海对陕西建设的支援逐步展开。
二、上海支援陕西建设的大致情况
（一）对陕西金融业的支援
上海对陕西经济建设的支援开始于1952年对金融业的援助。当时，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和各中心支行为充实力量，需要吸收一部分有银行工作经验的干部。西北区行和华东区行经过协商，决定从上海金融干部中组织部分人员，支援西北的金融建设。经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动员，上海公私合营和私营金融业的广大职工响应号召，自愿报名参加西北金融建设者达6200人，获得批准的有2059人。他们于1952年9月离开上海到达大西北，由西北区行分配到陕西、甘肃、青海、新疆4个省、区人民银行工作，其中分配到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有近800人。
对上海来陕西的银行职工，陕西政府和人民给予极大支持和热烈欢迎。陕西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上海艰苦很多，为了稳定这些职工的工作情绪，陕西方面尽力改善他们的待遇。1952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专门发出《参加西北区人民银行工作的各种待遇办法》的通知，陕西省分行也同时转发，对上海此次来参加西北各级人民银行工作的职工的各种待遇给予了明确的规定，还特别规定尽可能安排他们在中心支行工作。1952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给各中心支行又发出指示，专门就各支行对上海干部之待遇办法与称号给予统一、如规定：其安家费及原工资待遇由各服务行实报实销，以前所规定之工资数报销与划转办法作废；这些人员名称统一叫“上海金融业职工响应祖国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的干部”，不叫试用员、编余人员及劳动就业者等，以前文件指示有此词语的一律更正；这些人员一律不要试用期，维持原薪6个月后按政务院规定标准评定。1953年5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重视教育改造银行中上海干部的指示》，要求各地方党委必须采取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开展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鼓励上海干部继续参加西北建设，在生活待遇上给予积极的帮助和解决。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这些从繁华大都市来的上海职工，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为陕西的金融事业做出了贡献，使得解放初期的陕西金融业逐步走入正轨。
（二）对陕西建筑业的支援
1954年9月和1955年1月的两次全国计划会议后，1955年是上海派出参加陕西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职工人数较多的年份。是年，上海支援陕西建设的行业最初是建筑业，主要是帮助建造厂房，重点是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在陕西的24个项目，以及陕西地方的重点建设项目。这批工人中有许多先进生产小组，还有上海市劳动模范陆炳根，先进工作者卜山根，一贯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木工金火炎、江有声、吴金根等。这些工人到达西安后受到热烈欢迎，西北工程管理总局、西安市劳动局、西安市建筑工会联合在火车站举行了四次欢迎大会。他们到达工区、工地后，受到了妥善的安置，很多工地尽力调剂伙食，保证他们能经常吃到大米，有些工区、工地还放映电影招待他们。
9月21日，上海市劳动局西安工作组所作的《上海工人参加西安地区国家建设工作情况报告》指出，已来西安参加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人共计2697人，完成支援计划90%，其中主要部分系参加建筑的普通工人，有2435人。从《上海参加西安地区国家建设工人情况分析表》可以看出，这2697人中有失业工人1881人，建筑工人569人，技术工人147人，运输工人100人；年龄大多在18—25岁之间，有1484人；大多是小学文化程度，有1966人。报告分析了上海工人参加西安地区国家建设的基本情况、工人的思想状况、目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的意见，要求“争取全部工人在此过冬”，以全面贯彻中央确定的劳动力平衡政策，积极完成支援西北的建设事业。上海市劳动局在9月23日给中央的《关于上海临时壮工继续留在西北地区参加国家建设的请示报告》中指出，这批工人都与上海市劳动局签订了3—6个月的劳动合同，根据合同规定约在本年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陆续期满。上海市劳动局的意见是，为了继续支援西北地区的国家建设，并贯彻上海城市改造的方针，拟请中央同意这批外调职工继续留在当地适当调配工作。
（三）对陕西棉纺织业及城市建设和服务业的支援
一五计划期间，陕西重点发展棉纺织业。1953年西北纺织管理局改由纺织工业部领导，该部对新建、扩建单位所需要的资金、设备、主要建材等按计划分配，保证了工程进度的顺利进行，加上陕西地方投资兴建新厂，先后有国营西北第二、三、四、五、六棉纺织厂和西北纺织厂建成投产。国棉二、三、四、五、六厂在西安东郊白鹿原下，从北向南依次排列，形成了驰名全国的“西安纺织城”。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年年需要补充大量的劳动力。除各老厂支援外，纺织工业部统一安排从上海、青岛、东北等兄弟省市支援。1956年2月，纺织工业部批准西北纺织管理局所属企业招工指标4248人，其中在上海招收3748人（实招3633人），分配给国棉三厂437人、四厂2026人、五厂1034人、六厂136人。
城市建设方面，上海、陕西在1955年7月关于上海市工厂和劳动力调配座谈会上协商后决定，在保证上海本身需要的前提下，支援陕西新建城市的劳动力必须首先吸收上海市的剩余劳动力；根据陕西的工业城市建设需要，确定由上海市负责培养所需要的技术人员；以上海市交通局客车修理厂的部分人员为骨干，吸收部分私营汽车修理业的员工，组成年修200辆的技术力量给陕西，由上海汽车公司配备保养100辆公共汽车的全套人员给西安市公共汽车公司；上海市的私营打井业，经上海市公私合营改造后迁移西北，西安地区新建自来水厂的设计所需的工程技术人员由城市建设总局在上海抽调；若西安市新开公共汽车线路，需要车辆时应先调上海的多余车辆（在六成新以上的）；若交通大学、建筑学院、航空学院三院的建筑任务归陕西省建筑公司承担时，从上海市调一个或两个建筑公司给陕西省。
服务业方面，当时上海市的服务业已形成过剩现象，比较突出的是理发、洗澡、照相、西服、时装、缝纫、酒菜馆、旅店、沐浴等9个行业。各行业中难以维持的有1万户，从业人员2。5万余人。据西安市和宝鸡市提出的计划，陕西省与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协商服务业14户共170人于1955年从上海迁移至陕西。包括理发5户，30人；洗染织补2户，35人；西服1户，15人；服装1户，30人；时装1户，15人；酒菜业2户，30人；广告1户，8人；有团体照相设备的照相馆1户，7人（迁入宝鸡市）227。迁移资金由上海的资本家自理，西安市和宝鸡市负担提供地皮、批准开业和发给营业牌照等工作。
（四）对陕西高等教育的支援
一五计划指出，高等工业学校过分地集中沿海，与工业规划与国防要求不相适应，应加以合理部署。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西安的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文化建设。1955年4月，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5月，交大在西安察看校址，随即设立交通大学办事处，开始进行征地和基建准备工作，10月正式动工兴建校舍。1956年5月开始西迁，并按原定计划完成了1956年暑假至1957年上半年的搬迁任务。1956年5月下旬，一批先遣的职工和家属迁往西安；7月20日，第一批教职工迁往西安；8月10日，上千名师生员工和家属乘专列由上海徐家汇车站出发到达西安。8月15日，中共交通大学西安分委员会正式成立。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学校时在西安共有学生3906人，教职工815人（其中教师243人），家属1200余人，一所6000人的交通大学在古城西安新址出现了。按1955年底和1956年底交大在册教师人数，分别有61。3%和70%的人迁到了西安，另有9。2%的人曾到西安短期工作过。因此，交通大学的主要力量移到了西安。
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盛举，从国务院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迁往西安，1957年调整为交通大学分设上海、西安两部分，到1959年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分设为两校，使一所大学发展成为两所大学，并且成为全国高校重点建设单位，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和调整战略布局的成功范例。交通大学的迁校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与工业基地靠拢，更能使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交通大学的西迁，为陕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对上海支援陕西建设的评价
1950年代，上海市遵照中央的部署和精神，为陕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援和帮助，受到陕西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到1960年4月，在陕西的上海职工已有3。3万人，另有家属3。7万人。是年4月18日，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沈涵带领上海市慰问参加西北建设职工代表团一行130余人到达西安。在欢迎会上，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方仲如代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高度评价了分布在全省各个主要城市和工矿区的上海职工，称赞他们把建设陕西看成和建设自己的家乡一样，建立起了以陕西为家的思想；他们同全省职工团结一致，情同骨肉，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不断进步；在工作中，他们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得到了人民的赞扬。
（一）上海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大力帮助促进了这一时期陕西的经济发展
上海支援陕西建设涉及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文教、卫生等行业，特别是对金融业、纺织业、食品工业、轻工业、服务业、城市建设等的起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1950年代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和一五计划的实施，陕西工业建设规模巨大，新建、改建、扩建了许多企业，陕西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较1952年增长2。08倍，平均每年递增25。25%。陕西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包含了数万名上海职工和家属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劳动。他们在生产劳动中不断克服各种困难，保护国家财产，积极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为陕西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西安建筑三公司的上海来陕职工董金祥、李荣庆，在深夜突降大雨时把放在室外的几十个水泥包一一搬进库房；又如西北国棉五厂的上海来陕职工周荣德、陈培林，利用工余时间对摆纱工、落纱工、扫天窗工等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有不安全因素的工种，提出合理化建议，亲自动手改造，前后试验成功了全自动摆管机、半自动落纱机以及全自动扫天窗机，提高了棉纱质量，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深受工人的欢迎。
（二）带来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影响和感染着陕西的职工和群众
上海职工不仅积极参加陕西的经济建设，而且还以上海工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影响和感染着陕西的职工和群众。上海工人是一个思想觉悟较高、技术过硬的群体，他们有着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服从组织、大公无私的品质，乐于助人、积极帮助别人的热情，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作风，敢想敢干、勇于创造、大胆革新的风格。正是这种组织纪律性强、团结协作、勇于进取、善于创造的优良作风，深刻影响着陕西工人和群众。正像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评价的那样：“在陕西这块土地上，上海人民已经用他们的双手播下了优良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正在盛开着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同时，在这支建设队伍中还涌现出大批的先进生产者，有3037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其中174人参加了市、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01人被评为全省先进生产者代表，还有10人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他们受到各级党和政府的表扬和奖励，成为陕西广大职工学习的榜样。
（三）解决了上海存在的部分失业问题，实现了上海和陕西的双赢
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发展进步和繁荣，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当时，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全国经济上下“一盘棋”。在陕西的重点建设项目需要人力、物力、技术、资金时，在中央统一部署下，上海人民及时支援了陕西的经济建设，同时解决了上海存在的部分失业问题。1955年5月25日在欢送第三批来陕参加建设的建筑工人时，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在欢送大会上指出：“上海从人力上支援内地，不仅为国家建设事业所必需，同时也是符合上海本身建设改造的方针。”1956年8月24日，中央在批转上海市委《关于外调职工工作的检查报告》中，要求各地今后在劳动力调配时，为了“解决沿海城市失业问题，可以动员适合需要的失业人员到缺乏劳动力的西北、内蒙地区参加工作，并帮助他们在当地定居下来”。1956年是上海职工参加国企重点项目建设人数最多的一年，仅前5个月就有59377人参加各地建设，其中在陕西工作的有2。9万多人。1955年6月上海登记的失业纺织工人为30433人，到1956年就有3633人来到陕西参加纺织工业的经济建设，约占已登记失业纺织工人的11。9%。
（本文是上海市十一五党史规划项目《建国初期上海对全国的援助·陕西卷》研究成果，与梁月兰等合作完成，原载《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