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中，不论是筚路蓝缕的战争年代，还是全面执政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都始终如一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品德。他对共产党内腐败现象的嫉恶如仇，他所提出并形成的拒腐防变的一系列理论，已经培养和造就了几代人，还将会深刻地影响后来者。
一、“进京赶考去”
1949年3月23日，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毛泽东就要率中共中央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了。
此时此刻，毛泽东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执政党拒腐防变，巩固政权比打天下夺取政权更为艰难。
行前，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向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信心十足地发出庄严的誓言：“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在一旁的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把手一挥：“决不退回来，退回来就是失败！”
进驻北平后，毛泽东的全部衣服里竟挑不出一件没有补钉的，但毛泽东自信而坚定地指出：“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为。我们会考出好成绩！”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两件毛泽东穿过多年补了又补的普通毛巾布做的睡衣，一件67个补丁，59个补丁。这126个补丁，岂止胜过126项廉洁简朴的宣言！
是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进驻北平不仅仅是一个胜利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考验的开始，这个考验将是十分严峻的。这是毛泽东在胜利之时向全党敲响的警钟！
二、“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革命胜利后，继续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毛泽东早在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就提议党中央印发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的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著作是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领导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而作的。文中介绍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于1644年攻入北京后，主要首领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堕落并进行宗派斗争，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于1645年失败的历史过程。
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反对骄傲的，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人，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把他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的文件看待。毛泽东在信中针对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的骄傲，“吃了亏”的实际指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他谦逊而真挚地写道：“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启费的，希继续努力。”
三、“跳出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黄炎培、冷适、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访问延安。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适到他家里作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一席掷地有声的耿耿真言，毛泽东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自信地回答道：“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高兴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书。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四、警惕“糖衣炮弹”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更进一步告诫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他提醒全党要反骄破满，拒腐防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在全会的报告中还谆谆教导全党同志：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这些读起来使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文字，反映了毛泽东对党面临的即将全面执政这一严竣考验的思想准备，以及防止党蜕化变质、脱离群众的远见卓识。
五、新中国反腐败的“巨型爆破”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面前，部分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被拉下了水，产生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堕落腐化的行为，败坏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声誉，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失。
“决不当李自成！”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当机立断，在1951年底发动了一场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1年11月3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的一件大事。”12月8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名义电告各省、各军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地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在这次运动查处的案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一案。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事件的教育意义。1951年12月29日，他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有关新闻稿时就此事批示：“应于30日见报。”几天后，他据此发出指示：“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能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最后，毛泽东用那支用惯了的墨笔第一次作为朱笔，在党内这两名高级干部罪犯的处理意见上从容不迫地画上了红色的大圈。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东关两声枪响，结束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犯的生命。这枪声震动山河，它再次向全中国人民宣布：共产党决不做李自成，决不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
“共产党、毛主席伟大，了不起！”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回音，是全国舆论的主旋律。古今同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这是毛泽东在一次散步时对卫士说的话，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时刻牢记的警言。
陈云在1980年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989年6月，邓小平建议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是他们对毛泽东拒腐防变思想的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向全党敲起的警钟。
（本文原载《党风与廉政》199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