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曾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这里的邮政事业先后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递步哨”、“传山哨”和苏维埃邮政，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通讯站，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邮政。
一、“递步哨”、“传山哨”和苏维埃邮政的建立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1931年后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形成的。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这里的邮政通信工作主要是通过各村贫农协会指派专人组织的“递步哨”和“传山哨”进行的。为加强各根据地、游击区和红军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系，革命根据地在县区以上机关设有武装交通员，在广大乡村普遍设立递步哨。每有信件传递时，交通员一村传一村，一站传一站，把大小村落都联系起来直达目的地；若是急件或要件，便在信封上插上鸡毛或写上“飞送”二字，这就要求交通员风雨无阻、日夜兼程，群众把这种信件叫做“鸡毛信”。
在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斗争中，为及时传送消息报告敌情，根据地内又普遍设立了传山哨。这种方式主要是以农村青年赤卫队员为骨干进行的，每个哨员都有一定的哨位，在交通要道两侧的山峁上，一边劳动一边放哨，发现敌情后就用暗号一个传一个，很快报告给邻近各村。如哨员喊：“噢—，拦羊的！羊从东边跑过来了！”这就表示敌人从东边过来了。如果距离较远，或遇到逆风传音不便，就用一些简单动作作为暗号通知对方。如哨员拿棵小树竖立在山头，东倒即表示敌人向东行进，西倒则表示敌人向西行进，等等。
1935年3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成立。为适应革命战争和群众通信的需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邮政局陕北省苏维埃邮政局，也于同年7月在永坪镇（今属延川县）成立，由省民政厅领导，李自厚任局长，免费传送党政机关和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信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在瓦窑堡建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后称西北邮政总局，直属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领导，曹世华任局长。总局以下分设省邮局和县邮局，其业务归总局领导，行政由各省、县内务部领导。省局设局长、秘书、巡视员各一人，通讯员四至五人，县局局长则由县苏维埃政府秘书兼作，另设收发1人，通讯员若干。县以下基层通讯仍采用递步哨形式，按40至80里设一邮站。当时开辟的邮路有5条：（一）瓦窑堡经安塞、延安、甘泉至关中特区；（二）瓦窑堡经赤源（今子长县西北部）至靖边；（三）瓦窑堡经秀延（今子长县东北部）、米西（今米脂县西北部）至神府特区；（四）瓦窑堡经永坪、清涧、赤绥（今绥德县东北部）至吴堡；（五）永坪至延长。这5条邮路一般情况下只承担特别快递业务。1936年7月，陕甘宁省成立后，西北邮政局又开辟了通往盐池、环县、定边、预旺、固北、庆阳、固原、静宁、镇原等新苏区的邮路。
西北邮政管理局以“适应革命战争的开展，便利军事交通及工农群众的通信，以及灵通各区域与各战线革命消息的传递”为宗旨，其递送的邮件分普通和特别快件两种。特别快信系军事急件，不分昼夜和节假日随收随送。西北邮政管理局实行邮资制度，发行了由黄亚光设计的“中华苏维埃邮政”邮票一套4枚，规格为2×2厘米，木刻制版，面值分别为半分（绿色）、1分、2分、8分（蓝色）4种，图案为镰刀、锤子、五角星和红军战士半身像。邮资标准为普通邮件2分；特别快件8分；新闻报纸类每半斤以内半分，半斤以上1分，2斤半内1分半，超过2斤半每增加1斤半加贴半分邮票。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信件只须由红军政治部或当地苏维埃政府加盖“红军信免贴邮票”戳记即可递送，以示优待。对根据地群众寄往国民党统治区的信件，只要贴足白区邮票，西北邮局也可代寄。
西安事变后，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宁苏区改名为陕甘宁特区，西北邮政总局也于1937年5月改名为陕甘宁特区邮政局，并发行一套印有“中华邮政”字样的特区邮票，面值仍为半分、1分、2分、8分四种，图案为演讲图、耕作图和红军战士持枪图。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通讯站和国共两区通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也于1937年9月成立，邮政局随之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邮政局。1938年春，边区政府允许国民政府在边区各县恢复中华邮政机构，从事邮政通信业务，从而使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国民政府所辖的西安得以首先通邮，并通过这条邮路把延安和全国各地连接起来了。由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力主撤消边区邮政局，由中华邮政统一办理邮递业务，陕甘宁边区政府从统一战线大局出发，下令边区邮政局从3月22日起停止对外营业，重要公文信件改由边区党委发行科办理，其它邮件由中华邮政负责投递。但混入中华邮政机构的一些反动分子，却乘机进行破坏活动，致使陕甘宁边区的通讯事业受到很大损失。边区政府发现这一情况后，即决定恢复边区自己的邮政通信组织。鉴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边区政府将恢复的邮政机构定名为陕甘宁边区通讯站。这样在陕甘宁边区就同时并存着边区通讯站和中华邮政两套邮政机构。
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是1938年5月30日正式成立的，直属边区政府民政厅领导，井宪章、张玉珍、刘义维先后任总站站长。总站设在延安，内设收发、稽核、发行3科，下设绥德、三边、陇海、关中4个分站和18个县站、9个联络站。其业务主要是收接边区范围内或附近边区八路军驻扎地党、政、军、学各机关团体的公文函件、书报刊物等。私人信件也收寄，但数量很少，约占总邮件的10%，主要是抗日军人及其家属的信件。通讯站收寄的邮件种类分为平信、文件、书报、挂号、快信，对于汇兑、包裹、物品概不收寄。所有邮件都不收费，因此通信站没有发行邮票，也不代售中华邮政邮票。通讯站在开展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通信收发制度，使用了寄单、挂单、排单、书单、投递等，使投递质量不断提高，邮件邮量也大为增加。据1941年9月底统计，通讯站在成立后的3年中，共收递平信557703件，文件178820卷，书报10925包，挂号信件46297封，文件4950卷，书报1275包，邮件共计80万件，共用经费71000元，平均每件费用由1938年的1角降为不足9分。通讯站开辟的邮路有延安到绥德、延安至定边、延安至庆阳、延安至关中马栏等4条干线和延安至子长、延长等支线，干支线共长3447。5公里。通讯站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陕甘宁边区境内，并衔接晋西北，对于边区以外的往来信件是通过兵站和中华邮政传递的。通讯站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除延安总站有一辆自行车、陇东分站有两辆自行车外，全站100多名通信工人全赁着两条腿和一条扁担，翻山越岭，顶风冒雪，日夜奔走在交通线上，担负着边区的通信重任，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成立后，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维护国共两区间的正常通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940年5月9日，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负责晋、陕、甘、宁四区军邮和普邮业务视导工作的中华邮政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林卓午挥笔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1941年12月下旬，林卓午率员带运800公斤邮件亲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并就通邮中沿途军政对邮政的检查、设立军邮联络电台、边区内中华邮政在业务中法币与边币的比率和兑换办法等问题，顺利达成协议。该协议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于1942年1月14日联名签发，此即《关于邮务问题通令》。通令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华邮政的政策，指出：“邮务系有关抗日战争，并带有国际性质之国家企业，各地军政当局，应尊重邮政规章及其行政与工作系统，并给以充分之业务便利与妥善之保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于同年2月22日决定：“对于邮务员工务须按边府颁布之优待抗工属条例实行优待，如有家境十分贫寒者，不但应减免其负担，且应发动民众帮助。”通邮协定公布后，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正常通邮有了一定的进展，以肤施（延安）邮局为例，1942年1月“外来邮件包裹颇多，以信件言：挂号信比去年同月多十余倍；平信、包裹亦多至十倍。汇兑数额月达四五万元，向外汇者亦较前增多。”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邮政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邮政通信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46年3月，边区政府第122次政务会议决定，将边区通讯站改为边区邮政管理局（1949年3月改称“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总局”）仍属边区民政厅领导。4月25日，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正式成立，内设业务、庶务、会计等科，下设二等邮局（专署所在地）、三等邮局（位于交通干线的县政府所在地）、代办所（其它县城及重要集镇）等机构。为解决边区境内边区邮政和中华邮政两套邮政机构对群众通信带来的不便，4月28日，边区邮政管理局局长刘义维、副局长张又明和中华邮政视察员李谈、肤施（延安）邮政局局长王生鑫在边区政府办公厅会议室会谈磋商。5月1日，在延安签发了《合并邮政通知》，规定双方以不妨碍对方的通信业务为条件合并办公，凡属送达边区境内和各解放区的邮件，按边区邮政手续办理，贴边区邮票，盖“延安”邮戳，由边区邮政递送；凡属送达国统区的邮件，均按中华邮政手续办理，贴中华邮政邮票，盖销“肤施”邮戳，由中华邮局递送。此后，边区邮政管理局陆续接收了中华邮政在边区境内的11个邮局、30处代办所和16处信柜，中华邮政人员也大部分留用。在此之前的4月23日，边区邮局还发行了由钟灵设计的《宝塔山图》邮票，图案均为延安宝塔山，单色石印，面值分别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此后该邮票还再版3次，面值也有所调整。
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成立后，其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与全国各地寄递通畅。仅以解放区而论，其通邮范围已包括晋绥、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苏皖冀热辽及东北各地。在陕甘宁边区境内还设有12个内地局，即富县、子长、清涧、绥德、宋家川、米脂、安边、靖边、定边、宁条梁、庆阳、马栏以及32个代办所，包括了全边区各市镇。凡边区内寄往国统区的信件，边区邮局也可转递。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发动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边区邮政管理局也随边区政府机关转战陕北。为了配合作战，边区邮政管理局将原有的4个科合并为业务、总务二科，二等邮局改为分局，三等邮局改为县局，各县局由所属分局直接领导，此外还成立了榆横分局和军邮局。边区邮政机构经过调整后，共有6个分局、1个军邮总局、31个县局、36个代办所、15个信柜，干部72人，通讯员13人，邮工233人。1947年6月，边区邮政管理局还制定了《战时邮政工作改进办法》，要求加强与民兵和游击队的密切配合，建立县与县之间的网状邮路。广大邮政员工提出“一切为了前线，解放军打到哪里，邮政通到哪里”的口号，保证了战争环境中的邮路畅通。1948年4月，随着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全面胜利的到来，边区邮管局在绥德县义合镇霍家川村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邮政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杨明轩、民政厅代厅长王子宜亲临指导。会议制定了“简便、准确、迅速”的邮政服务方针，作出开展新区工作、建立区乡邮政、提高与扩大业务等项决策，为边区邮政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4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后，边区邮管局随政府迁回延安，立即着手边区邮政的恢复与重建，并积极准备新区邮政的接收工作。
代发党报一直是边区邮政的重要任务。起初是报社将报纸经过邮局发到各级党委，再由党委分卷交回邮局投递给读者，费时费事。霍家川会议后，改由邮局负责报纸发行。每期报纸印出后，由报社直接寄交各地邮局，邮局按发行机关名称和份数代为发行给各机关。后来报纸实行订阅制度，邮局便从1949年3月1日起担负收订党报的任务，开创了全国解放后实行“邮发合一”（报刊出版部门将报刊发行工作交由邮政部门办理的简称）的先河。
1949年春，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己近崩溃。中华邮政陕西邮政管理局秘密派遣戴沧州等人于3月份前来延安，与边区邮局商谈恢复通邮问题。边区邮政总局要求中华邮政准备好一切交接工作，保护好邮政设备和其它财产，并希望全体邮政员工都能留下工作。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军代表刘义维、张又明于26日正式接管中华邮政陕西邮政管理局。6月14日，边区邮管总局随边区政府迁往西安。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时撤销，并将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总局改称西北邮政管理总局。至此，历时18年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邮政事业完成其历史使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四、陕甘宁根据地邮政发展壮大的原因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邮政事业在战争中发展，在胜利中壮大，对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认真研究根据地邮政史，总结其宝贵经验，对于加强邮政部门两个文明建设，促进人民邮政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邮政事业发展壮大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党和政府重视并加强对邮政工作的领导，是根据地邮政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强调邮政工作的重要性，边府主席林伯渠也曾用人身必须有血脉和神经来比喻邮政工作与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边区政府命令各级政府必须加强对邮政工作的领导，并把邮政工作好坏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组成部分。遇有敌人进犯或要穿越敌战区传递邮件时，党和政府则组织地方武装掩护邮工完成通邮任务。根据地党政组织对邮工不但有经常性的学习和培训制度，对邮工的生活待遇也给予周到的关怀和照顾。当时根据地的经济虽然困难，但对担任邮件运输的长途邮工的米薪、衣服则保证按时供给，患病邮工享受公费医疗，从而保持了邮政职工队伍的基本稳定。
其次，根据地邮政部门重视提高职工素质和通信质量，注意随形势发展开办新的业务，不断改善对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的通信服务。根据地各个时期的邮政部门都把干部职工的培训教育工作当作大事来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业务知识培训，努力提高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根据地邮政免费为革命军人通信、向公众张贴党报等做法一直沿用至今，受到群众普遍欢迎。1948年霍家川邮政会议制定的“简便”（便公便民）、“准确”（少出差错）、“迅速”（避免延误）6字方针，对当今邮政部门提高通信质量、创办新业务，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再次，根据地广大邮政职工不畏条件艰苦，不怕流血牺牲，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和踏实苦干的工作作风，圆满地完成了各项通信任务，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辈继承发扬。
参考文献
1 陕甘宁边区邮政史编委会。陕甘宁边区邮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96
2 延安地区邮电局。延安邮电志，1987
3 袁武振著。陕西近现代革命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
4 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史。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本文原载《西安邮电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