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在陕西活动述评

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其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中,同陕西有过密切联系。他于1914至1930年间曾多次在陕西活动过,对陕西各方面的建设均有建树。

冯玉祥(1882-1948),原名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的一个穷苦家庭。10岁时,父亲就托人为冯玉祥在兵营补个名额,以便领几两银子,直到15岁时正式入伍。他勤学苦练,成绩突出,由一名普通士兵逐步升任哨长、排长、督队官、管带等。1911年,他参与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的滦州起义。袁世凯夺取辛亥革命果实后,急于扩充武力,冯玉祥因故旧关系被袁的亲信陆建章先后委为营长、团长。

1914年春,袁世凯为了控制陕西,趁追剿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之机,派陆建章为第7师师长兼“剿匪”总司令,率5旅人马赴陕。陆建章视冯部为亲信和主力,命其相随入陕。冯团出北京时被改编为警卫军左翼第一旅,途中又改为陆军第7师第14旅,冯玉祥任旅长。6月初,冯部经河南渑池、陕州入潼关,进至临潼。时白朗义军已到达甘肃,占据天水以西各地。冯玉祥奉命会同警卫第8师和赵倜的毅军协剿白郎。冯部到泾川,白朗义军又折而东进,围攻陕西,一时间西安震动。冯又率部出击,未曾到达西安,白朗义军已由子午峪入秦岭,并出荆紫关转战豫西。6月末,冯玉祥部经临潼循原路回驻陕州。8月,白朗战死,义军溃散。时陆建章已取代张凤翙督理陕西军务,冯玉祥部又奉调开赴西安,分驻关中各县。

同年10月,冯部因战功扩编为中央第16混成旅,冯任旅长。这支部队归北洋政府直接指挥,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使冯玉祥能够自由地把滦州革命时代的朋友集合到一起,为他以后建立庞大的武装力量准备了骨干。为了训练军事干部,冯玉祥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开始对部队施以严格的正规教育。全连共130人,都是由基本能识字的人组成,训练科目和教学内容大致分为战术原则、应用战术、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此外还特别注重“精神”教育(思想意志教育)。以后有不少高级军官如冯治安、吉鸿昌、石友三等都出自模范连。11月,四川发生兵变。为免波及陕南,冯玉祥奉陆建章之命任陕南镇守使,除各留一营分驻西安、凤翔外,率余部进驻勉县、褒城一带。在这里,冯玉祥大力练兵。为了提高士兵的精神和认识,他特意编了一本《精神书》,作为军中政治训练之规范,以传统道德、基督教教义和爱国精神教化官兵。

1915年4月,袁世凯令第16混成旅进驻川北。冯玉祥留两营驻勉县,西安、凤翔仍各驻一营,率第一团出勉县经宁强离开陕西入四川。此后,冯玉祥率领这支部队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护国战争。

1920年6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攫取了北京政权,皖系官僚随着段祺瑞的倒台而纷纷下台。陕西督军陈树藩因属皖系也被撤职,直系第20师师长阎相文继任陕督,率第20师、第7师、第16混成旅等部分道入陕,武装驱逐拒不交代的陈树藩。阎相文深知冯玉祥部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便令该旅作为先头部队,由潼关直入而西。7月2日,冯部进攻临潼,次日即攻破陈树藩的第一道防线零口。5日,陈树藩被迫退出西安,又遭冯部伏击,残部逃入陕南山中。冯玉祥遂率部进驻西安、咸阳。

阎相文就任陕西督军后,不愿冯部再到处受人排挤,决心提拔冯玉祥,便连电请求曹锟、吴佩孚将16混成旅扩编为师。吴佩孚对阎的多次请求都未予理睬,后又经阎苦苦相求,才在不加饷、不增械的附加条件下,将16混成旅改为陆军旅,后又改为陆军第11师,冯升任师长。为了肃清陕西西部的匪患,阎相文又派冯玉祥兼任陕西西部剿匪总司令。8月13日,冯玉祥奉阎相文手令,在西安讲武堂诱杀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此时,冯玉祥虽然在粮饷方面还有困难,但对前途充满希望。此次入陕,是冯玉祥的政治生活中从坎坷不平走向飞黄腾达的转折点。

8月23日,阎相文在内外交困中自杀身亡。25日,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冯接到任命的时候,真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升任师长才不过十几天,就又升任督军之职,生平第一次取得了一个省的地盘,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惧的是陕西地方疾苦,情况复杂。但冯玉祥是一个有魄力的人,一上任就大刀阔斧打开了局面。

(一)统一军政,整理陕局。冯玉样上任后,即电请北洋政府任命张锡元为潼关镇守使,以稳住陕西东部的局势。同时,他鉴于杀郭坚后曾引起陕西地方部队首领们的疑惧,而且还招致了地方部队上层人士的非难,因此在整顿地方部队、统一地方军政方面,放弃了武力肃清的计划,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办法,即请出地方知名人士如刘治洲、李仲三等分头与地方部队各首领洽谈,使之接受改编。而对陈树藩仍采取武力进剿的方式。冯玉祥向北京政府推荐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令其向陕南进兵。12月初,吴新田部攻克汉中,陈树藩残部逃入四川。经过初步整顿,陕西局势渐告粗定。

(二)节约开支,缓和财政困难。冯玉祥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将曹锟、吴佩孚介绍给阎相文的800名退职军人、失意政客及其亲故全部资遣离陕,以免这些人坐耗公帑、造谣生事。他不愿住在老督军署,怕染上官僚习气,便于1921年秋选择西安东北的新城(旧皇城)空地,亲率官兵建筑简朴实用的新督署,冯自任大工头,卫兵营长张自忠任二工头,仅雇了两位泥瓦匠进行指导,利用拆掉旧督署中几间小屋的材料,而不用百姓一草一木。不出两个月即盖成200间房子,总共只花了5000元,这笔钱还是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状的犯者的罚款,而没有从省库中支取款项。在财政收入方面,冯玉祥主要是靠禁烟罚款,对苛捐杂税则尽力减免。此外,冯玉祥一方面电催中央拨饷,一方面又经常将财政困难的情况向官兵通报,以取得他们的谅解。

(三)发展教育,兴办实业。冯玉祥深知实业与教育的重要,因而也在可能范围内提倡之。时陕西学校都贫困难支,他将督署公费的一半用来扩充各校的经费。他常常召集各校学生,把他所感所见的进德修身的道理讲给他们听。冯因感交通不便,积极倡导建筑道路。在西安市内发动军队修了一条东城到西城20里的宽阔大道,并以西安为中心建筑汽车路4条,改变了交通困难的局面。在工业方面,冯玉祥令蒋鸿遇等创办罐头厂、肥皂厂、机织厂、铁工厂。

(四)严肃军纪,选贤任能。冯军所到之处不打人,不骂人,不拉夫,不拉车,公买公卖,秋毫无犯,而且修路植树,劝人戒烟放足,深受百姓欢迎。对陕西境内军纪败坏、抢掠民家的镇嵩军,冯玉祥则予严厉打击。为抵制镇嵩军首领、陕西省长刘镇华的破坏,冯玉祥注意选贤任能,为地方办好事。他推荐薛笃弼、邓鉴三、任右民分任长安、临潼、渭南县知事。薛调任财政厅长后,邓调任长安知事。邓鉴三为官多年,清正廉洁,除一衣箱外别无他物。当邓随冯离陕时,百姓在灞桥送别,扶老携幼数以万计。邓乘洋车出城,并有诗云:“一辆洋车一蒲扇,清气两袖去长安。”

冯玉祥苦于陕西地属贫瘠,财政困难始终难以解决,希望有一个向外发展的机会。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4月19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全部、陕西督署卫队团及中央第4旅、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陆军第一、第三两混成旅”,东出潼关,参加直奉战争。

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举义北京,发动“首都革命”,组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孙任副司令分兼第2、3军军长。后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各军先后失利。1926年春,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并寻求军事援助,在李大钊、于右任的督促下于9月中旬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县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全军将士集体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

当时陕西的局势非常危急。北洋直系军阀走狗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自1926年春率镇嵩军8个师号称10万人马进攻国民军占据的陕西,将西安城团团围困。陕西军务督办、国民2军第10师师长李云龙(虎臣)和国民3军第3师师长杨虎城率兵力1万余人坚守西安孤城,处境十分困难,不断致电五原求援。西安城内老百姓盼冯军解围的心情也极为迫切,他们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不盼爹不盼娘,单盼来个冯玉样。”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接受共产党人李大钊“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侧应北伐”的建议,确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行动方针,决定取道甘肃,“先援西安,而后出撞关,会师郑州”。遂派孙良诚、方振武分任援陕军正副指挥,兵分10路进军陕西。

冯玉祥认识到,援陕的胜负关系到西北革命全局,因而他对远征的将士非常体恤,对战局极为关注。11月17日,冯致电孙良诚:“西安之围,一日不解,余心便一日不安。务请弟百般设法,斟酌情形,有机可乘,即猛进攻。倘能解西安之围,即由本司令赏洋10万,以资鼓励。”11月21日,冯又分电前线各军:“嵩军受吴指挥,围困西安数月于兹。秦民何辜,遭此茶毒。本已饥已饿之怀,慰陕人云霓之望,爰兴鞑打,义不容辞。……是为救国救民计,为自卫关中父老计,均应同仇敌忾,灭此朝食”。在援陕军的大举进攻下,镇嵩军不支撤退,被围困8个月之久的西安城终于在11月28日解围。三秦人民欢欣鼓舞,冯部国民联军士气大振。

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在陕西军民的欢呼声中到达西安。为纪念陕西军民坚守西安的英雄业绩,他亲率军民数万人在西安城内负土成坟,安葬守城死难军民,并在墓地修建了高15米、占地169平方米的革命亭,还将墓地周围400余亩地辟建为革命公园。除继续安抚和赈济市民、祭奠阵亡将士之外,他主要在军事、政治、财政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后方,整饬军队,积极准备出师北伐。冯王祥认为,处在军事战乱时期,党政军必须保持高度一致,方能统一各方势力,集中力量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他宣布,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是国民军辖区的最高军政机关,统管辖区内党政军民一切事宜。他主持制定和颁布的《国民军管辖区域军政时期临时行政大纲》,要求国民军各部和地方党政机关一体遵照执行。为改革吏制,澄清政治,冯玉祥于l月27日亲书《誓师碑文》,拓发西北各县,一律石刻树于各要道口,碑文称:“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尽净。我们誓为人民建设极廉洁的政府。”2月22日,冯玉祥通令颁布《军政长官应遵守者十条》,要求下属各军政长官以身作则。3月12日,冯又颁布《诰诫高级军官十条》,对国民军联军全体高级将领提出更高要求,以提高高级将领的军政素质。这十条诰诫的内容分别为“革命化”、“勤学问”、“宏器度”、“办理事”、“慎言行”、“谨用人”、“朋赏罚”、“体兵情”、“励道德”、“有恒性”。冯玉祥的这些努力,对于改造部队、机关,洗刷旧军阀制度的恶习,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冯玉祥为尽快提高新建兵种及各行业干部的军政素质,相继增设了军官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钢甲教导团及航空司令部(共有飞机19架),还举办了军械、军需、军医等16所训练学校,共接收和培训青年军官及进步学生8000多人。

冯玉祥对陕西国民革命运动十分支持,当时西安与广州、武汉遥相呼应成为西北地区大革命的中心。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将冯玉祥总司令部所在的西安皇城改建成“红城”,从此红城成为大革命时期西安的代称。为便利交通,冯玉祥在西安东城开辟了“中山门”,在西城墙开一缺口称为“玉祥门”。

1927年4月6日,武汉国民政府电令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双方电商决定分路出兵,联合北伐。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誓师大会,宣誓就职。5月6日,冯玉祥下达总动员令,出师北伐,并亲赴潼关指挥。5月30日,冯部攻占郑州,与武汉政府北伐军会师。正当冯在潼关督师东征之时,传来了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4月28日被奉系军阀残害于北京的噩耗,冯玉祥闻讯痛哭甚哀。他电令所属各部队及西北各地方机关、民众,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并通令全军带孝三日,以志哀悼。冯玉祥还沉痛赋诗,勒石铭志。

1927年5月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参加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占有鲁、豫、陕、甘4省地盘,并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1929年1月,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冯部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冯、蒋由合作转向分裂。3月下旬,冯玉祥由河南到陕西,驻在华山脚下玉泉院内,蒋介石为防止冯与桂系势力联合,特派邵力子、刘治州携重金赶到华山,极力向冯讨好,要求冯援蒋讨桂。冯玉祥佯称派兵13万相助,实则待蒋桂一败一伤,再收渔人之利。蒋桂战争之后,冯蒋关系更加恶化,兵戎相见已不可避免。

6月19日,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列举蒋介石的四大罪状:(一)党务方面,蒋私自圈定和指派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违反党章;(二)日本占领济南,为我国奇耻大辱,而日本既定期撤兵,蒋竟然反请其缓期,丧权辱国,没有比此更严重的了;(三)各军待遇不平等,且挑拨离间,拆散革命战线;(四)豫、陕、甘灾情严重,蒋氏不闻不问,反将丰台、保定、徐州等处赈粮,悉数扣留,坐视并加速灾民饿死。因此,不能不兴兵讨伐。会议分析了形势,决定集中兵力,缩短战线,令山东、河南一带的部队向西集中,一律集结于陕西东部潼关、华阴一带,冯还以“护党救国”为旗号,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指挥所属各部。华阴会议之后,孙良诚等将领服从冯的命令,遵照冯的战略计划迅速率部西撤,蒋冯战争拉开序幕。在这关键时刻,冯的心腹将领韩复榘、石友三却经不住蒋的拉拢诱惑叛冯投蒋。韩石倒戈事件,是冯部西北历史上的一个转折,从此冯玉祥不仅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在威信方面也大为低落,他对西北军的自信心已不如从前那样坚定,而是感到困难重重了。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入华山,“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服;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蒋冯战争暂告结束。

当蒋介石下令讨冯之时,山西军阀阎锡山看到蒋对地方实力派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法,眼看下一次要轮到自己头上了。阎遂施展政治阴谋,以蒋冯之间调停人的身份出现。5月28日,阎锡山致电冯玉祥,表示“愿附骥以去”。随后,阎又约冯过河面谈。冯玉祥遂于6月24日晨离华山,偕妻女启程去太原。但阎锡山骗冯到山西的真正目的在于“挟冯以自重”,造成阎冯联合的假象,好与蒋讨价还价,因此便将冯长期软禁。直到蒋阎矛盾激化,阎方于1930年2月28日请冯参加各方反蒋代表召开的军事会议(即所谓太原会议),商定晋陕两军同时出兵反蒋。3月14日,冯玉祥抵达潼关。15日,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通电推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副司令。3月下旬,冯在潼关组成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冯部26万人兵分5路,分别由陕、甘、宁、青陆续向河南进发,全部开赴反蒋前线。4月初,蒋、冯、阎、桂“中原大战”正式开始。4月中旬,冯玉祥离潼关进驻洛阳,从此结束了他在陕西的活动。

(本文原载《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2期、《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