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北洋直系军阀走狗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率镇嵩军10万人马西入潼关围攻西安。国民军将领李虎臣（云龙）、杨虎城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率领陕军1万余人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直到11月28日西安围解，反围城斗争取得最后胜利。长期以来，“二虎守长安”的故事一直在陕西流传，雄伟的革命亭和静静的革命公园在默默地告诉人们当年曾发生的一切，但西安反围城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为弥补这一不足，笔者根据现有资料撰成此文，以期引玉之效。
一
西安反围城斗争，是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日益高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较量的形势下发生的。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进行北伐战争，打倒北洋军阀，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的战略方针。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决定全力支持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盘踞中原的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讨赤”的基础上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起来，一方面积极备战，伺机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另一方面又向北方倾向革命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发动进攻，以解“南伐”广东的后顾之忧。京津地区的国民军在南口等地受挫后，被迫向绥远、甘肃一带退却。吴佩孚为收秦陇于掌中，达到进可南伐广东、退可据守陕甘要地之目的，又于4月2日任命豫西镇嵩军首领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策划他率镇嵩军8个师10万人马西入潼关，消灭陕西地区的国民军，攻占西安，夺取关中。在吴佩孚的授意下，原直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率部从陕南进犯宝鸡，甘肃军阀孔繁锦由陇县袭击风翔，企图配合刘镇华一举攻占西安。4月15日，刘镇华在占领陕西东部各县后，进抵西安城下发起猛攻。由此可见，刘镇华进攻西安是北伐战争前夕吴佩孚反革命总体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陕西军民坚守西安的斗争就成为全国国民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能否坚持与是否胜利无疑对全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事实上，陕西军民当时就认识到坚守西安的重要性，认识到这一斗争与全国革命的关系。1926年4月中旬，在刘镇华重兵进逼西安城下的紧急关头，陕西国民军将领杨虎城（三军三师师长）等人与共产党员魏野畴在渭北重镇三原举行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认为西安是西北革命的根据地，若再次被刘镇华占据，将不利于广东革命军北伐，也会给地方与人民以极大灾难。会议制定了“固守西安，策应北伐”的方针，安排了整个抵抗刘镇华的军事部署，决定分兵坚守西安、咸阳、三原，决不能让刘镇华的阴谋得逞。4月18日，杨虎城率兵5000人进军西安，与原先在西安城内的李虎臣（陕西军务督办、国民二军十师师长）等部共守城池。西安反围城斗争的战幕由此拉开。为便于指挥，团结对敌，根据杨虎城的建议，守军1万余人一律取消原有番号，改称陕军，公推李虎臣为总司令，杨虎城等为副司令。守军还通电全国，决心“坚守长安，誓歼嵩匪，完成国民革命”。为表达坚守西安的决心和对守城必胜的信念，杨虎城赋诗道：“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
正因为陕西军民认识到坚守西安的重大意义，他们才甘愿坚守孤城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镇嵩军本是惯匪集团，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匪首刘镇华曾任陕西省长和军务督办达7年之久，因其凶狠残忍、横征暴敛而被陕人于1925年2月驱逐出境。这次他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怀着重新统治陕西的野心，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疯狂杀回陕西。而山西军阀阎锡山万吨以上的军火援助，更使刘镇华实力大增。特别是在猛攻失败之后，刘镇华又于5月15日将西安城四面合围，企图以久困的办法使西安不攻自破。为了防止城内军民出来抢粮，刘镇华还将西安周围数万亩快要成熟的小麦放火烧毁。由于长期围困，守城的困难越来越大，弹药缺乏，燃料不足，粮荒尤为严重，一切可以食用的动物、植物、皮革制品、药材乃至油渣，均被搜罗殆尽。计整个守城期间军民战伤饿死者达5万之众，占当时西安城内15万人口的三分之一、饿殍载道，尸骸狼藉，惨不忍睹。昔日繁华的市区疮痍满目，城外数十里几无人烟。但英雄的陕西军民，在李虎臣、杨虎城的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真诚帮助下，硬是克服重重困难，守住了西安这座不屈的历史名城，牵制了10万之众的北洋军阀镇嵩军部队，致使吴佩孚不仅不能从西北取得人力物力的援助，反而在侧背上受到严重威胁，这就在战略上援应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1926年7月广东政府誓师北伐，西安反围城斗争已经进行数月；北伐军在岳州、羊楼司、汀泗桥、贺胜桥诸地激烈作战之时，也正是西安战斗正酣之际；直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一个多月，坚守西安的斗争仍在顽强地进行。吴佩孚在武汉溃败之后，曾企图在洛阳立足作最后的挣扎，这一企图也随着西安反围城斗争的胜利而破灭。反之可以设想，如果西安没有坚守，镇嵩军即可占领西安、控制陕西，甘肃军阀孔繁锦、张兆钾和陕南军阀吴新田必会依附于刘镇华，吴佩孚占领陕甘要地、居高临下对付广东政府的梦想就会变成现实，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正是由于陕西军民的英勇奋斗，形势才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吴佩孚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得于1927年7月2日携家眷偷渡汉江逃入四川，逐渐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二
1926年9月17日，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随后冯玉祥任命孙良诚、方振武为援陕正副总指挥，率部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西安城内守军也主动出击，刘镇华部不支溃逃。11月28日，西安之围被解，坚持8个月之久的西安反围城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对此冯玉祥功德显赫，作用不可低估。
在现有的史书中，人们往往只颂扬冯玉祥解围西安的功绩，而忽视了进军陕西与国民联军当时的处境及其整个战略部署的关系，轻视了坚守西安在冯玉祥实施其战略企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进军陕西是当时国民联军起死回生、转败为胜的唯一出路。五原誓师后，国民联军虽重振旗鼓，但各部经过长期苦战之后已无一完整，战斗力十分薄弱，风纪也相当涣散，急待休整补充，加上地处塞外贫瘠之地，广东和苏联的援助又无法运到，给养很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联军的行动方向和整个布署就成为急待解决的战略问题。当时部分将领主张由五原回师收复南口，然后向东进攻北京，但这样做部队要转战数月，疲劳困乏，粮弹两缺，不但胜利没有把握，而且与北伐军无法接应。另一部分将领则主张由五原挥师西征，进取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南北对进，会师中原。正当冯玉祥举棋不定之时，中共中央于9月20日对此作了明确决策，指出：“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之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暂可自保，以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李大钊在致冯玉祥的密函中也强调指出：“出兵陕西，经富（府）谷县、佳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广东国民政府也有同样要求，并应允每月拨款百万元以资接济。冯玉祥遂接受李大钊“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侧应北伐”的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行动方针，分兵两路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
坚守西安的斗争，保住了西北革命的根据地，使从宁夏到甘肃再到陕西的广大地区免遭涂炭而成为国民联军的一统天下，精疲力竭、装备贫乏的国民联军从此有了巩固的后方，有了陕甘宁广袤的依托地，有了八百里沃野秦川的物产和英雄的陕西人民的援助，从而在财力、物力和兵源诸方面都有了可靠的保障。计从五原誓师到1928年，国民联军每年在陕甘宁征收的各种税款近2000万元。特别是西安解围后，数十万国民联军云集在西起长武、东到潼关的渭河两岸数百里狭长地带，冯玉祥为解决部队粮饷先后发行不兑现的军用流通券数千万元，富秦加字票数百万元，发行地方公债合白银数百万两。刚刚经历过军阀摧残的陕西人民，紧咬牙关、节衣缩食，无偿地为国民联军贡献出大量的粮食、布匹、草料、鞋袜和各种差役。此外，西安的共产党组织还积极开办各类军事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短期内为国民联军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革命干部，并选送了刘志丹、王超北、宣侠父等一批优秀干部到国民联军中担任政治领导工作。李虎臣、杨虎城等部陕军也与冯玉祥国民联军一起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一并出关北伐，使这支革命武装声势更加浩大。
由以上分析可见，进援陕西、解围西安是当时冯玉祥国民联军的唯一选择，而西安反围城斗争的胜利又使国民联军实力大增，为其实施与广东北伐军南北对进、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提供了物质基础、群众基础和干部基础。陕西人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忘我的献身精神，用汗水、鲜血和生命绘制了一幅支援国民联军参加北伐战争的壮丽画卷。陕西人民坚守西安的斗争及其对国民联军的支援，自然影响了全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全国大革命的进程。冯玉祥为纪念陕西人民坚守西安的英雄业绩，特于1927年3月率军民数万在西安城内负土成坟，安葬守城死难军民，并在墓地修建了高15米，占地169平方米的“革命亭”，还将墓地周围400余亩地辟建为“革命公园”。
三
在反围城斗争期间，西安城内的革命运动在不断发展。中共西安地委一方面通过国民党省市党部做深入的上层工作，巩固和发展反对刘镇华的统一战线，坚定李虎臣、杨虎城守城的决心；一方面组织党团员广泛动员学生、工人、市民支持反围城斗争，鼓舞守军士气，许多党团员、青年学生和市民还直接参加了守城战斗。在反围城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共产党通过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举办了暑期学校，共产党员魏野畴、雷晋笙、赵葆华、王授金等人亲自授课，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革命骨干。
革命运动的发展支持了反围城斗争，而反围城斗争的胜利又为陕西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条件。西安解围后，陕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这是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下，陕西党组织团结国民党左派成立的具有战时军政府性质的统一战线政权，其中心任务是领导陕西人民进行军事的、政治的革命斗争，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军阀统治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完成国民革命。国民党左派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许多在陕西的著名共产党员都担任了重要职务，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王尚德任印刷局局长，马文彦任总部秘书。在共产党的支持与推动下，驻陕总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破旧立新，除弊兴利，宣布法规，使省政出现新的气象。为解决新形势下军事、政治干部的需要，驻陕总部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还在西安创设了许多革命学校，其中中山学院由共产党员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任副院长，中山军事学校由共产党人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此外，为喧染革命气氛，驻陕总部还将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和驻陕总部所在地的西安皇城改建成“红城”，红城的城楼、城墙和市中心的钟楼、东大街的商店门板以及警察的帽盖、指挥棒都被染成了红色，从此红城成为大革命时期西安的代称而闻名全国。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这些措施，为后来陕西革命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干部基础和军事基础，在革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民族宗教诸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为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反围城斗争的胜利，使西安、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得以发展壮大。1927年1月28日，经中共北方区委提请，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区委，并派耿炳光带中央决议回陕组建区委。由于形势的需要，陕甘区委决定把重点放在陕西特别是西安地区，并把对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放在首位。为此，中共陕甘区委协助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国民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驻陕总部政治部等机构，在西安创办了《陕西国民日报》、《国民军周报》、《革命画报》等报刊，及时报导全国和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动态，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支持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思想。同时还及时翻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等革命理论书籍，深受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欢迎。一些进步文化人士为纪念西安解围的日子，还成立了“廿八”及“十一”书社，发行各种进步书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西安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不断壮大，党员人数由区委成立前的388名增加到2177名，党的地委由2个增加到7个，共青团员也由525名增加到2400名。党团员受到了严格的政治训练，政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西安解围后，陕西地区的群众革命运动空前活跃起来。1927年2月上旬，西安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陕西邮务工会、印刷工会、制造局工会、电话工会也相继成立。5月1日，陕西全省总工会正式成立，指导全省工人继续开展革命运动。广大青年学生参加了全省性的反英运动、平民教育运动、拥护国民革命军出关北伐运动、反蒋运动、非基运动、悼念三·一八和四·二八死难烈士运动以及“红五月”纪念等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这一时期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是农民运动。1927年3月27日，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建处成立，指导广大农民打倒土豪劣坤、反对贪官污吏、支援北伐战争、维护地方治安，使广大农村出现了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化。5月30日，陕西省农民协会在西安成立。6月1日至8日，全陕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据统计，当时陕西省共有60余县成立了农协组织，拥有农协会员75万余人，仅次于湖南、湖北居全国第三位。陕西成为全国大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西安与广州、武汉遥相呼应而成为西北地区大革命的中心，时有“南有武昌，北有长安”之说。
（本文原载《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