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英华竞秀，河山壮美。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勤劳、勇敢、质朴的陕西人民，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三秦儿女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壮丽的历史篇章。
一、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陕西人民革命斗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陕西进步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和响应北京学生发起的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旅京求学的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明轩、杨钟健、刘含初、呼延震东、郝梦九、张耀斗等人，参加了五四当天北京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打章宗祥的斗争。杨明轩、郝梦九、刘天章、刘含初等在运动期间先后被捕入狱，刘天章、李子洲在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此外，在上海求学的雷晋笙、在武汉求学的王尚德等人，也积极参加了当地学生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消息于5月中旬传到陕西后，西安学生首先冲破军阀陈树藩的限制，自发组织起来进行请愿、罢课、游行、宣传，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并联合抵制日货。为更好地组织和开展全省学生运动，陕西学生联合会于6月初正式成立，并推选屈武、李伍亭为陕西代表赴京声援。6月28日，屈武在与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辩论时，言辞愤慨激烈，并以首触壁而血流满面。“屈武血溅总统府”一时传闻全国，激起民众对北洋政府的更大愤怒。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在陕西逐步得以广泛传播。在省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魏野畴、李子洲、王尚德等人陆续回省任教，通过讲授历史和语文等课程，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陕西省内具有民主倾向的地方报纸，不顾禁令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属于陕西靖国军辖区的渭北一带，陆续出刊过《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等几种倾向进步的报纸，尤以《正义日报》“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对社会主义思想尤多宣传。”160在西安出版的《西北日报》、《鼓昕日报》，也连续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形势的消息报道。旅外的陕籍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者，积极创办刊物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0月，旅京陕籍学生创办《共进》杂志，翌年10月又成立政治性社团共进社，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陕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都是《共进》杂志和共进社的主要发起人。在天津，有武止戈、屈武等人于1922年创办的《贡献》月刊，以及陕北教育促进会天津分会于同年创办的《促进》和《改进》杂志。在上海，先有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雷晋笙及严信民等创办的《秦铎》、《新时代》旬刊，1923年起又有刘秉钧等创办的《汉钟》、《南针》等刊物。这些以陕西为主要发行对象的刊物，在评论陕西政局和介绍民主主义思潮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刊登了一些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和西北地区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共进》杂志出刊5年之久，对当时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全国范围内有着积极的影响，是五四时期国内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
五四运动的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给黑暗的三秦大地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使陕西人民的精神境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诞生和陕西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干部基础和群众基础。陕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陕西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主要通过两条渠道进行，一方面是由旅京、津、沪、汉等地陕籍学生中的党、团员，受党、团组织指示回陕建立的，另一方面是由党、团中央派人来陕建立的。最初建立的党、团组织，都在交通比较方便、文化比较发达的渭南、西安、三原、绥德等地。1922年秋王尚德等人开始在渭南赤水进行建团活动，并于1924年6月建立陕西地区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1925年10月，安存真、吴化之、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人创建的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上的萌芽”。此后，陕西各地党组织陆续建立，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坚守西安孤城，支援北伐战争
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高潮。陕西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奔走呼号，极力倡导，推动国民革命在陕西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其间，陕西人民1924年开展的驱逐军阀刘镇华的斗争，1925年开展的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斗争、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反对基督教运动（“非基”运动），都是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织部分。
陕西人民对全国国民革命最大的贡献，莫过于1926年进行的西安反围城斗争。这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豫西镇嵩军首领刘镇华，率军10万向西安发动大举围攻。在共产党人积极协助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李虎臣、杨虎城、卫定一率领陕西军民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终于取得了西安反围城斗争的伟大胜利。陕西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计整个守城期间，军民战伤冻饿而死者达5万之众，占当时西安城内人口的1/3，饿殍载道，尸骸狼籍，惨不忍睹，昔日繁华的市区疮痍满目，城外数十里几无人烟。
陕西军民坚守西安的斗争及其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它牵制了10万之众的北洋军阀部队，致使吴佩孚不仅不能从西北取得人力物力的援助，反而在侧背上受到严重威胁，这就直接支持和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加速了北洋军阀的灭亡。1926年7月广东政府出师北伐时，西安反围城斗争已进行数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一个多月后，坚守西安的斗争仍在顽强进行。吴佩孚在武汉溃败后曾企图在洛阳立足作最后的挣扎，这一企图随着西安反围城斗争的胜利而破灭。其次，坚守西安的斗争，保卫了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的西北根据地，使陕甘宁各省免受直系军阀的侵占而成为国民军联军的一统天下，国民军联军得以经宁夏、甘肃入陕，并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精疲为竭、装备贫乏的国民军联军从此有了巩固的后方，有了陕甘宁广袤的依托地，有了800里沃野秦川的物产和英雄的陕西人民的援助，从而在财力、物力和兵源诸方面都有了可靠的保障。西安解围后，数十万国民军联军云集在西起长武、东到潼关的渭河两岸数百里狭长地带，冯玉祥为解决部队粮饷，先后发行不兑换的军用流通券数千万元，富秦加字票数百万元，发行地方公债合白银数百万两。刚刚经过军阀摧残的陕西人民，紧咬牙关，节衣缩食，无偿地为国民军联军贡献出大量的粮食、布匹、草料、鞋袜和各种差役。1927年5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时，沿途人民箪食壶浆，热烈欢送。长安、华阴、华县等地农民协会组织运输队，随军开往河南前线进行宣传慰劳工作。各地农民自卫团还协助冯部肃清后方，擒剿土匪，维护地方治安。这些都有力地支援配合了前方的作战，保证了战争的胜利。第三、西安反围城斗争促进了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陕西地区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西安解围后，陕西成为全国国民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西安与广州、武汉遥相呼应成为中国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1926年底成立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是中共陕西组织团结国民党左派成立的具有战时军政府性质的统一战线政权，在革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民族宗教诸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为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共产党人史可轩、邓小平等在西安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培养了大批革命军事、政治骨干，时有“西北黄埔”和“第二黄埔”之誉。
三、建立革命根据地，迎接各路主力红军长征会师西北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后，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陕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血泊中站起来，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继续奋斗。1927年9月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指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制定了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使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相继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川陕省委、鄂豫陕省委、西北工委、鄂豫陕特委、陕甘晋省委、陕北省委、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西北特支等10个省级党的组织。在此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建和领导过14个特（市、工）委、5个中心县委、23个直属县（工）委，还在杨虎城部第十军建立了军委，在新编十四师建立了特委，在十七师建立了军委，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的几个师、旅和不少团、营都建立了党的组织。
与南方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呼应，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的决策，于1927年冬至1928年春夏，在陕北、陕东、渭北等地组织领导了多次反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主要包括1927年10月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的清涧起义，1928年5月由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领导的渭华起义，1928年5月由许才升、吕佑乾等领导的旬邑起义，同期还有赵新三等领导的淳化起义，王泰吉等领导的麟游起义。三原、泾阳、礼泉、永寿、澄城等县的农民还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进行了“交农”罢耕、围困县城、驱逐反动驻军等政治斗争。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陕西省委在国民党地方部队中组织了甘肃两当兵变、靖远兵变、西华池兵变以及省内的耀县起义、安康起义等大大小小数十次兵变。上述这些武装起义和兵变虽然大都失败了，但它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时期，在西北大地树起了工农武装斗争的大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地振奋了革命群众的斗争精神，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中共党组织创建地方工农红军，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和艰苦探索，先后创建了渭北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九军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等几支地方红军。在地方红军队伍和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的党组织领导建立了红色武装割据的渭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联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黄河流域创建的一大块革命根据地。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等省的统治，在西北高原上第一次把汉、蒙、回各族人民团结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有力地推动了西北乃至整个北方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导致南方工农红军被迫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对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和革命新的出发点、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提供了一个现成基地，从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特殊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1935年10月19日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此后直到1948年3月23日从吴堡县川口村东渡黄河最后离开陕北，在陕北和延安生活了13个春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红二十五军也分别入陕，转战秦岭地区。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1月15日由商南县河坪村入陕，沿秦岭一线进入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直到1935年3月由川陕边出发长征，1936年10月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由红二军团缩编的红三军于1932年11月21日从今丹凤县小界岭、蔡家屋场入陕，经秦岭地区进入湖北，1934年8月在黔东印江县与红六军团会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1936年7月两个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同年9月再次从凤县双石铺入陕后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2月8日从洛南县箭杆岭入陕，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西北红军会师，成为第一支经过长征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红军所到之处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红军，支援前线，掩护红军伤病员。据不完全统计，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共有4374人参加红四方面军，1651名干部群众被敌人杀害。鄂豫陕根据地约有5000余人参加红军，参加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者高峰时有近万人，惨遭敌人杀害的革命群众达1000多人。红二十五军入陕时只有2500多人，虽经残酷的战斗减员，1935年7月在留坝县西江口整编时已发展到4000多人；以该部300名战士为主体在陕南组建的红七十四师，两年内发展到2100人。
为迎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由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成的红十五军团在解放瓦窑堡和安定县全境后，即挥师南下攻打富县、洛川，牵制敌人力量，先后取得劳山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根据地党政军民齐动员，节衣缩食，全力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解决给养和兵员。陕北省在中央红军刚进入根据地就完成970石捐粮任务之后，从1936年4月19日至5月24日，又布置各县共卖粮5950石、借粮3550石、捐粮960石。中央财政部要求根据地各县在1月半内筹集军费1。5万元，赤源县即于1935年12月前筹款1600块银元率先完成任务。根据地人民还积极参加红军，壮大红军战斗力，至1936年3月21日陕北省有6209人参加红军，陕甘省的富县组建1个团整建制编入红二十九军。每逢红军作战之际，根据地还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战地勤务工作。直罗镇战役时，富县和中宜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了数百付担架转运红军伤病员和军用物资。红军东征时，又有数百名造船工人和水手工人造船摆渡，运送红军东渡黄河作战。根据地的妇女群众也动员起来夜以继日地帮助红军做鞋缝衣，至1936年3月底，陕北省妇女共做军鞋844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禹居区的妇女在4天内赶制军服3000套。陕北高原偏僻贫瘠，灾荒不断，生活尚且困难的当地人民尽全力供应红军军需、支持红军作战，不难想象出他们为革命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多么宝贵的贡献。
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三秦儿女的救亡运动尤如摧枯拉朽的风暴，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伸张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为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关键。中共陕西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及革命群众既经受了土地革命血与火的考验，也得天独厚直接受到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教育，因此西安西安和平解放后，陕西党组织全力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在8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陕西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特别是日军侵占山西、逼近潼关后，陕西不仅成为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和华北、中原地区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联结西北、西南大后方的枢纽。在此严峻关头，陕西军民精诚团结，共御外侮，以拳拳爱国之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之中。他们在中共陕西党组织领导下，大力支持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战和西安“八办”的抗日活动；他们积极进行抗战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捐钱捐物、救护伤员；他们参加八路军和陕西地方部队东渡黄河，转战华北、华中，以血肉之驱冲杀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疆场；他们分区坚守黄河防线，顽强抗敌，击退日军的数十次进攻，保障西北大后方的安全，使日军侵占陕西进而夺取四川，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化为泡影；他们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努力坚持生产，保证前线和后方的军需民用。
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全面抗战中，陕甘宁边区有3万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被称为“八路军的出生地”；全边区共缴纳救国公粮100多万石，支前154万人次，组织150万匹牲畜运送抗战物资，做军鞋20多万双。边区村、乡、县各级还建立了抗日民众自卫军，到1938年底自卫军人数达22。4万人，成为陕甘边区进行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陕西国统区8年中共征集兵员115。6万人，连同志愿兵等兵员在内全省共训练壮丁160万人以上，全省人口中几乎不到9人就有1人应征。8年中陕西国统区纳粮数和人均负担比例均超过全国其他省，1941-1945年陕西赋粮占全国比例折合小麦计算分别为6。6%、7。3%、7。4%、8。7%、8。5%；全国各省纳粮平均每人负担0。574石，而陕西每人竞达1。564石；全国各省纳粮数平均占总产量的3。855%，而陕西高达10。07%。三秦儿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仅牺牲的陕籍抗战英烈就有数十万人，遭日军飞机轰炸致死致伤者有万余人。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和指挥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在这片土地上，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关系抗战全局的重要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在这片土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系统地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由此成熟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这片土地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边区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军民全力奋斗，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示范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安放了第一块基石。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国内外瞩目和广大进步人士向往的地方，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海内外的“窗口”和走向世界的起点。在这片土地上形成的延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边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带领下，于7月下旬进入陕西商洛地区，与中共商洛工委领导的陕南游击队会合，创建以商洛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此前，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已调派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到商洛接应突围部队，并成立陕南游击队指挥部。豫鄂陕根据地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块敌后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年时间，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它如一把锋利的钢刀刺向正准备进攻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的后背，造成了对敌战略要地西安的直接威胁，从而迟滞了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为陕甘宁边区军民准备自卫战争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豫鄂陕根据地牵制着国民党10万兵力，为解放军各主力部队寻找歼敌战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7月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之后，根据地军民还继续支持斗争，这也从战略上配合了各路解放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并开展局部反攻的作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就对中原突围部队和豫鄂陕根据地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194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转中原军区全体同志，指出：“我中原军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
陕南中共组织、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和保护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部队走至哪里，伤病员就寄放在哪里。仅从山阳县的龙头山到梅子沟岭的60华里山沟里，群众掩护的伤病员就有近千人。丹凤县留仙坪方圆不到10里之地，就掩护伤病员270余人。中原部队初入陕南时给养十分困难，陕南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千方百计地为部队筹粮筹款，帮助部队渡过难关，仅商山县从1946年8月至次年2月就筹借军粮40余万公斤，广大群众还想方设法为部队赶制冬衣。主力部队北渡黄河后，陕南人民又用鲜血与生命保护中原部队留下来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陕南有近千名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为支援和保护中原解放军献出了生命，烈士的鲜血洒遍了秦岭南北、丹江两岸。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集团25万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在此后为期1年1个月的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边区军民共歼敌10余万人，西北人民解放军也由2万多人发展到11万多人。
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期间，边区党和政府带领广大群众，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胜利，在动员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战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重大贡献。广大青壮年积极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形成声势浩大的参军参战高潮，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动人事迹到处涌现。到1948年4月22日延安光复以前，全边区共有1。9万余名青壮年参加了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有1。6万余名地方兵团战士转入主力部队，并有1万多人参加游击队，使地方武装游击队扩大3倍以上。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是边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的又一贡献。在边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统一指挥下，各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就地坚持斗争，对入侵之国民党军队进行袭扰、牵制和打击，搞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延安游击队在敌人侵入期间共作战128次，歼敌700多人，边区各级政府还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畜力，帮助解放军从事抬担架、运物资、修工事等战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次年1月，边区共动员随军担架6633付，临时担架15582付，随军运输牲口5440头，战勤用人工513万个、畜力约318万个。攻打榆林时，仅给前线部队运粮一项就动用人工和畜力43。6万多个。在物力方面，边区人民更是竭尽全力支援自卫战争。1946年全边区共缴纳公粮16。3万石，公草1100万斤，1947年边区共缴纳公粮24。6万石。绥德、米脂一带的群众，将刚刚收割的谷子、高粱不分昼夜赶打赶碾送往前线。延川县永胜区广大川群众在家里粮食被胡宗南部抢光的情况下，抢收地里的高粱、玉米，在炕上烘干后送给解放军。边区的妇女也积极行动起来，为前线解放军官兵赶做军鞋，仅1947年就缝制军鞋58。4万双。广大人民群众还主动为解放军带路送信，探听敌情，尽心尽力地照顾伤员；而对国民党军队则实行坚辟清野，封锁消息，使敌人一进入边区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西北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曾深情地说：“没有边区人民这样的支援，要想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49年10月26日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顺利进展，人民解放军向陕西各地国统区发起大举反攻。至1951年1月11日陕西全境解放，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在陕西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间，风云际会，英雄辈出。英雄的三秦儿女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血与火的考验，终于和全国人民一起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先哲英烈，用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满腔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创造了足以彪炳史册的光辉业绩。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西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抓住机遇，团结奋进，加速陕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建设和繁荣可爱的家乡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2006年获陕西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收入论文集《85年的奋斗历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于《商洛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