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德加·斯诺的记者生涯里，采访毛泽东并通过访问毛泽东了解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是其中最有声有色的一幕；而通过斯诺向中国和世界传播自己的思想，进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里的杰作。自1936年夏至1970年12月，毛泽东和斯诺共有五次相见。而每一次会面，都是在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进行的，其结果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
1936年7月，陕北保安——红色中国的首都，毛泽东和斯诺在这里第一次相见。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致使东北陷落、热河失守、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也正处于艰难时期。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的征尘未洗，又面临着蒋介石驱使下的国民党各路军队的封锁、“围剿”。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进行了种种努力，但都收效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抗战的一片赤诚宣之于世、告之于民，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经过千思百虑，最终认为这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的真相。1936年春，中共中央从陕北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嘱咐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苏区访问。这样，急于探寻中国苏区奥秘、刻意追求东方魅力的斯诺，便成了这一使命的承担者。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中部密苏里河畔的堪萨斯城，中学毕业后曾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自1928年斯诺来到中国直到1936年，他先后任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代理主编、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及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等职。在这7年多时间里，斯诺听到许多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传闻，反对派和赞成者、同情者的说法南辕北辙，莫衷一是。百闻不如一见，斯诺决心亲自深入红色中国腹地，去采访、考察。经宋庆龄的妥善安排，斯诺终于踏上了通往神秘的陕北苏区的旅程。
自1936年7月至10月，斯诺在陕北苏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考察、访问。其间，除去7月下旬至9月中旬斯诺去前线采访不在保安外，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同斯诺会面，谈话的次数非常频繁，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据斯诺所著《毛施会见记》记载：7月15日毛泽东第一次和他谈话，主要谈外交问题；7月16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7月18日谈内政问题；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9月23日，论联合战线；9月底至10月初，谈个人生平和红军的长征史。在这些谈话中，许多问题都是毛泽东第一次阐述或提出的。例如：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第一次公开地、详尽地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关于外交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论述；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地公开中国共产党对行将爆发的中日战争前途的预见，首次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第一次正面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郑重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立场；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近10年间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经过，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生平，这是后人看到的唯一的毛泽东自传；毛泽东第一次声明，欢迎蒋介石参加反日的抗战，这是7月18日提出来的，比中国共产党9月1日发布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早一个多月；毛泽东第一次表示，在蒋介石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们的军队放在他的指挥之下。”总之，毛泽东通过斯诺向全中国、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传播了他关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预言，批驳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共和苏区以及红军的种种诬蔑。
毛泽东对同斯诺的谈话非常重视。他常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话，取消一些会议，同斯诺彻夜长谈。因为他知道，这绝不是他个人同斯诺一般朋友式的交谈。正如斯诺后来所写的那样：“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毛泽东对斯诺也非常信任，批准斯诺在苏区和红军前线可以随便采访和拍照，对他的笔记和照片不加任何限制和检查。
1936年10月12日，斯诺带着毛泽东的信任，惜别保安踏上了去西安的公路。不久，《红星照耀中国》等历史巨著问世了。“《西行漫记》就象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红色中国的真相公布于世了。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
二
斯诺离开陕北苏区之后，毛泽东一方面对斯诺介绍来的朋友予以热情接待，对他从事的正义事业予以积极的支持；另一方面与斯诺保持书信联系，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宣传中国革命，斯诺先后介绍了许多外国朋友到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访问，著名的有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以及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斯特朗、贝尔登等人，从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中国红区热”。毛泽东对斯诺介绍的外国朋友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大多亲自接见，并对他们发表重要谈话，如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文。因为毛泽东深知，这是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动员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斯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外国朋友离开苏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后，写下了许多通讯报道和著作，及时详细地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主张以及各根据地的革命景象，如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特朗的《中国人民征服中国》、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等。
自从保安分手以后，毛泽东和斯诺之间常有书信往来。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亲笔致书斯诺：“自从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得列（特莱）的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聊聊数语，既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和谢意，更寄托了无比的信任和希望。毛泽东随信一并捎去的他3月1日同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谈话，被斯诺收入当月在北平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7月下旬，斯诺又收到毛泽东于七七事变前夕写给他的密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局势的发展表示“焦虑和不满。”
斯诺也经常将他对局势的看法以及一些建议转告毛泽东，创建边区“工合”即是一例。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看到中国工业经济在战争中遭受惨重损失、数以万计的熟练工人流离失所，他们决定创办小型工业合作社，以招募失业工人，生产日用品，发展战时经济。“工合”事业初创之时，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给了一定的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集团对“工合”的限制越来越多，“工合”运动在国统区处于极其艰难的状态。而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工合”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中共认为“工合”有逃避阶级斗争、使中国走向合作社国家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斯诺于1938年致函毛泽东，建议中共修改关于“合作社”的方针，使之与“工合”原则相一致。他还把一份“工合”的组织章程随信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将斯诺的建议批转给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修改各根据地原生产合作社的某些规定，全盘采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组织章程。在毛泽东的积极支持下，“工合”在解放区得到迅速发展，对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持久抗战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延安的“工合”机构还发展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地区总分会。1939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特地指出：“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重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可见，斯诺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对斯诺的信任和友谊也是无以伦比的。
1939年9月，斯诺再次访问陕北，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二次相见。毛泽东邀请他到家作客，再一次畅谈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及政策。针对国内外反动派关于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丧失了独立性的谰言及其在国内外进步人士中造成的混乱，毛泽东通过斯诺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一小时、甚至半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什么党派屈服过。要让我们屈服比登天还难。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欧洲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中国战场及政治格局，揭露了张伯伦之流反苏、反共、反人民及其对德日法西斯绥靖政策妥协的阴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内外政策，论证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和抗战必胜的前途。毛泽东预见日本下一步的战略是灭亡中国与进攻南洋，而不是北进欧洲。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由斯诺写成多篇报道，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一扫汪精卫集团叛国后留给全国人民心头的阴霾，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毛泽东的谈话通过斯诺还传播到友好国家和友好人士那里，甚至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毛泽东的友好和信任相反，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斯诺的所作所为极其仇视。1941年2月，斯诺因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被迫离开了他生活了13年的中国。
三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诺又三次应邀访华。毛泽东通过他向全世界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阐述了自己对世界局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看法，传递了中国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之初，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还在华盛顿热情款待他和海伦。但是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五十年代初期，斯诺由于不断抨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遭到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和妻子洛易斯·惠勒都被列入“赤色分子”的黑名单。1959年斯诺被迫携带全家侨居日内瓦，任美国国际学校教员。1960年6月28日，斯诺排除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应邀来到已经“换了人间”的新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外国驻华记者中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人。当他乘坐的飞机在北京机场缓缓降落时，斯诺的心情激动极了，“他高兴得象回到了他出生的堪萨斯城”。在挚友路易·艾黎的陪同下，斯诺在中国重访了昔日饿殍遍野的萨拉齐和“红色麦加”延安，参观了北京、上海、武汉、西安、重庆、昆明等19个城市，历时近5个月，行程数千里。为了使自己的见解不受任何因素左右，他坚持自费访问观光。他看到中国人民克服外国封锁和国内困难所造成的种种后果，仍然生存着；他又见到了一个被拖入新的战争，面对敌手和封锁仍然挺立，主要依靠由辛勤劳动的百姓们组成的劳动大军武装起来的中国。
毛泽东在阔别21年后又接见了斯诺。当时的新中国正处于严重的困难时期。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孤立政策，依为盟友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用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等手段压迫中国，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则在中印边界不断挑起事端。在国内，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困难，加上少见的自然灾害，导致上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959年4月毛泽东在二届人大上辞去国家主席之职，西方报纸、电台议论纷纷，风传中共内部出现激烈的权力之争。总之，由于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和我们自己的政治透明度不高，新中国的真相外界无从知晓。在这种情况下，斯诺来了。他作为在旧中国生活过13年的见证人，作为战争年代即与中国共产党共患难的朋友，作为来自敌对国家具有独立立场的新闻记者，特别是世所共知他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他自然成了新中国情况最有权威的发言人。毛泽东与斯诺在中南海畅谈了9个小时。“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也谈到了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他对斯诺说：“你没有变，我也没有变。”斯诺回答说：“但是，中国却是大变样了。”在毛泽东和斯诺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信仰没有变，他们崇高的理想已在新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斯诺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国革命者的友谊也没有变，变的只是中国大地，她经过共产党人的改造，变得更新、更美、更娇了。话题转到了游泳，毛泽东曾说过他渴望到美国一游。在保安时，他告诉斯诺说很想亲自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这次他对斯诺说：“我仍希望在不太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和波达麦河里畅游一番。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我想你不会反对的，华盛顿却有可能反对。”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象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在河口游游而已。”在这里，毛泽东已初步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
1960年11月15日，斯诺结束了他在新中国的首次旅行，先后在美国做了38次演讲。1962年他又完成出版了一部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为“宏大、勇敢、辉煌的著作”《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再次轰动了世界。他在书前引用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话：“法律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可笑呢：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这里“河”是人为国界的代名词。斯诺引用这句话，就是为了讽刺美国政府对华的敌视政策。他在向美国各界介绍“河的彼岸”的真实情况，他希望早日拆除中美人民之间的人为藩篱。
四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年逾花甲的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再次来到中国，第四次访问毛泽东。毛泽东和几十年前一样，在自己的住所里会见了斯诺。毛泽东称他们的这次晤谈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他允许斯诺将谈话内容拿出去发表，并让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他们的谈话拍摄了纪录影片。在会谈中，毛泽东讲述了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苏关系，谈到了美国干涉越南后的局势及中国的立场，提出了“第三世界问题”，论证了原子弹与生命的永恒。他特别阐述了中美关系。毛泽东预言：“历史的力量一定会再次把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那样的一天必定会到来。”斯诺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次访问的消息，《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他们会谈时的大幅照片，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墨西哥、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都纷纷转载。尽管美国各大报纸拒绝刊登这个谈话，但毛泽东的有关观点实际上已告知了美国。
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这次他与夫人洛易斯·惠勒同行，他们是自中国“文化大革命”以来被邀请来华的头两个美国人。当时正处于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苏美两国在欧洲的对抗也趋于紧张，而第三世界的力量正在蓬勃兴起。国际局势的发展，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斯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邀访华的。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公开接见了斯诺夫妇。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接见时的照片。斯诺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是中美关系发生重要转变的先兆。12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屋里和斯诺进行了5个小时的长谈。中美关系无疑是这次谈话的主题，毛泽东告诉斯诺：外交部正在研究让左、中、右各派美国人都来中国访问，也欢迎理查德·尼克松来，他可以作为总统来，也可以作为一个旅游者来。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泽东强调指出，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在此之前，周恩来告诉斯诺：“门是敞开的。”
1971年4月，斯诺以《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为题，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要谈话，向全世界传递了中美关系将要发生重要变化的爆炸性信息。以这个信息为前导，中美双方采取了一系列微妙却又意图明确的行动，令各国政治家、外交家叹为观止。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7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大厦前高高飘扬……。斯诺为中美关系的松动和解而高兴。他答应美国《生活》月刊，在尼克松访华时作为记者前往中国采访，人们也都期待他能再写一本象《西行漫记》、《大河彼岸》那样的传世之作。尼克松也打算聘请斯诺作为他访华的顾问，他致函斯诺：“你杰出的一生博得了尊敬和赞赏。”令人婉惜的是，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三天，即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日内瓦埃辛斯村他的家中离开了人世。当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宋庆龄给斯诺夫人及其子女发去唁电。毛泽东说出了所有中国朋友痛失良友后的心里话：“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毛泽东和斯诺的名字，将伴随中国红星的光芒永世长存；毛泽东和斯诺的友谊，将永远为世人所传颂。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3年第3期全文转载；在纪念《西行漫记》发表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并收入会议论文集《20世纪永恒的红星》，尹均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