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在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在共产国际、国际援华组织及同盟国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纷纷奔向延安，其中包括许多世界知名妇女。她们背井离乡，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不远万里，远涉重洋，冲破重重障碍和困惑，前来探求真理，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她们，或长期留驻延安，与延安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奉献了自己毕生心血；或作短暂停留，及时向全世界报导了延安的真相，化解了许多迷雾。她们在延安的光辉业绩构成了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精彩篇章，她们的大胆创举，反映了延安的妇女解放事业和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血肉联系，以及延安女性更为广阔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更为广义的和平和解放、自由和幸福的人民性。
一、外国女记者和作家报道中共抗战主张和敌后军民抗战业绩
延安时期，外国女记者和作家是在延安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的一股力量。应中共中央邀请，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史沫特莱的采访活动不受任何限制，并经常获准参加中共各种会议。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3月1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的住处正式接受了史沫特莱的采访，回答了她关于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的提问。3月16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这次谈话的要点。史沫特莱并不局限于采访和写作，她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扩展延安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她努力工作吸引外国记者到延安来。她发动了一场灭鼠运动，对扑灭延安鼠害发挥了作用。她甚至为延安引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西方式的交谊舞。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于同年9月离开延安奔赴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业绩，先后完成出版了《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以及《伟大的道路》等书籍。
在延安访问期间，史沫特莱还向中共领袖们建议，其他外国新闻记者也应该到延安来看看。于是史沫特莱向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新闻记者发出邀请，只要谁能设法抵达西安，她将负责安排，请共产党派人前往西安去接应他们，并一路把他们领到延安。在她的大力帮助下，德国学者王安娜、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等一大批记者纷纷来到延安参观访问。
德国著名反法西斯女战士、第一位获得八路军少校军衔的外国女性王安娜于1937年春奔赴延安。在延安期间，王安娜被安排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住在一起，她在延安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在窑洞里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革命领袖亲切交谈，对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详细的了解。朱德向她描述了红军无数次的战斗，分析了如何突袭、如何退却的战例，介绍了战斗中逐步形成的游击战原则和共产党军队的纪律。周恩来曾连续多次向她谈起红军长征的情况。访问毛泽东，是王安娜在延安活动的高潮。毛泽东曾多次和她交谈，内容涉及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王安娜经苏联来中国的旅途见闻、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以及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统一战线成功的应变措施等。王安娜到延安时，内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为了研究新情况的变化，几乎所有的红军指挥员和大部分共产党高级干部都奉召到延安。经朱德和史沫特莱介绍，王安娜结识了彭德怀、贺龙这些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徐特立向她介绍了陕北根据地扫除文盲的情况，廖承志请她捎一填封信给住在上海的母亲何香凝。紧张的工作之余，王安娜和史沫特莱常到李德和马海德的窑洞里娱乐。1937年5月，王安娜结束延安之行奔赴上海，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在此后的岁月里，作为一名为正义事业而不倦战斗的战士，王安娜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大后方积极为八路军筹运医药品和补给物资。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为增进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革命变革的生动记录。
1937年5月初，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海伦·福斯特·斯诺历尽艰险到达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及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她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她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而且还写成了堪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姐妹篇《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以及《中国为民主奠基》、《阿里朗之歌》等3本书。由于共产党人的热情坦荡，海伦在延安生活得无拘无束。她身着红军军装，出入各种政治集会和群众场合，参观红军大学、工会和工厂，考察苏区教育、民主改革和国民经济状况，与群众聊天，教徐海东、艺术家温涛和剧团小演员跳舞，完全投入了延安严肃、紧张又活泼的生活中去了。为了克服语言障碍，海伦还努力学了许多中国话。海伦后来回忆道：“我在延安所作的笔记，每一行都是用生命之血写下的；每一个胶卷都是用汗水和泪水冲洗的。可是，我是和历史在一起的，我了解历史——我懂得怎样才能从秕糠里筛选粮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海伦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了在中国内地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支持长期抗战和为难民提供就业机会和生活必需品，海伦倡议并与国际进步人士发起了中国“工合”。1940年被迫离开中国后，她在努力写作的同时，依然关注着中国人民的神圣事业，为中美两国人民增进了解奉献了毕生的心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作家。解放战争爆发后，因为她在延安对毛泽东的一次访问记录而在世界新闻史上刻下了不朽的名字，她在这次访问中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传遍世界。1946年7月31日，斯特朗通过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搭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北平飞抵延安。斯特朗几乎采访了所有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她和各种阶层的人们交谈，足迹遍步延安各地。在延安，她一方面与美国有关方面保持通讯联系，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批准她写一本毛泽东传记，以便与《毛泽东选集》同时发行。为此，她能够经常与毛泽东接触，而不仅仅是在采访时才见到他。1947年2月14日，斯特朗飞离延安。不久后，写出了《中国的黎明》、《中国人征服中国》等书，向全世界介绍了她对毛泽东的采访，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进程。
二、外国女医务工作者在延安救死扶伤
加拿大护士琼·尤恩是最早进入延安的外国女医务工作者。1938年3月底，她随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就在他们抵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接见了白求恩和尤恩。这次接见，尤恩对毛泽东印象深刻，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主席有一个宽阔的前额和一头浓密的黑发。他那富于感情的嘴角漾起了欢悦的微笑……穿着一套蓝布制服，同延安的所有的战士所穿的一个样，只是戴了一顶带红色五角星的帽子……摇曳的烛光把人和物的影子映在墙上，时现时隐，为我们的会见场面增添了一层神奇的色彩。”其间，白求恩和尤恩向毛泽东谈了他们沿途的见闻和对延安的印象，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延安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急需医疗照顾的情况，会见直到午夜。在延安初期，琼·尤恩随白求恩在边区医院手术室协助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让她在八路军后方医院担任护士长，进行护士培训，协助护理工作。在延安期间，她还参观了幼儿园和抗大女生队，参加了延安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琼·尤恩女士作为白求恩医疗队的成员，在八路军后方医院培养了大批护士。离开华北后，她还在新四军后方医院工作了半年左右，医护和抢救伤员，协助培训战地医务工作者，直到1939年6月初才离开新四军部，返回加拿大。
玛格丽特·斯坦丽，是美国护理硕士。1945年至1946年间，我国河南省灾区瘟疫流行，传染病猖獗，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美国公谊服务会赴中国救护队”。1946年12月2日，她同公谊救护队其他六名成员组成一支医疗队，由救委会主任李为林陪同自郑州乘飞机到达延安，起初在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她工作特别积极，整天在病房忙碌。她性格既开朗又温柔，经常到病房为伤员们讲故事、唱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减轻他们的伤痛。她在生活上从不要特殊照顾，和延安人民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并以此为荣。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她主动要求到洛杉矶托儿所工作，随孩子们一起转移。斯坦莉对延安的感情极深，这种感情伴随了她的一生。1948年2月，她从晋西北临县下白塔离开中央医院回国。在这以后的岁月里，她经常想念延安，为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很多贡献。1972年5月，她作为美国公谊服务会代表团成员，来华访问3周。1977年她和好友海伦·斯诺在美国创办“延安会”，联系过去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士，加强同延安人民的友好关系。同时，一起编辑了记载1935年至1949年到延安的外国人及其有关延安要事的一本书，字里行间浸透着她对延安的浓浓情丝。1987年她又组织一个美国电视组，专门拍摄了延安的历史与现状，她担任向导和解说。这部名为《重返延安》的电视片在美国上映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与斯坦丽一起来延安的这支公谊救护队中，还有一位英国女护士，她就是公谊队X光技师许岩礼的夫人，她的工作主要是在手术室，协助手术大夫葛礼馥工作。由于护士很少，她忙完手术室的工作后，就主动去病房，帮着其他护士护理伤员，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她在延安工作了一年半之久。在此之前的抗日战争后期，公谊救护队的甘贞安女士也曾在延安工作过一段时间。
三、国际援华机构女官员考察延安地位
雅德，是世界学联著名领袖、美国进步女性。她随柯乐曼团长率领的世界学联代表团于1938年6月29日至7月4日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各界的热情接待。在延安，雅德一行先后参观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印刷厂、《解放日报》社、边区高等法院等单位，出席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欢迎晚会，抗大还特意授予他们名誉博士称号。雅德除了随团活动外，还奔走于延安各地，找青年学生个别交谈，和青年人广交朋友，向延安各界青年广泛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各国的斗争情况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行动。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延安青年的爱国斗争热情，打开了延安了解世界的窗口。新中国成立后，应中国对外友协邀请，雅德女士于1987年6月再次到中国，访问了北京等地，为表示她晚年对中国的深厚情谊，她把自己长期珍藏的文物史料捐献给中国人民，其中有1938年世界学联代表团访华时拍摄的反映延安军民战斗和生活情景的电影片，有几百幅照片，有毛泽东同志和代表团正式谈话的记录全文，有她的访华日记和她回美国后所作的演讲稿以及美国有关报刊对她的报道等。
应周恩来邀请，1946年10月28日下午，英国妇女领袖、统一援华基金会会长艾索贝尔·克里普斯携其女儿彼其·克里普斯及援华总会秘书密勒夫人等一行11人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克里普斯夫人一行的来访十分重视。10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及夫人、朱德总司令及夫人举行私人宴会，欢迎克里普斯夫人一行。克里普斯夫人一行在延安期间，先后参观了西北医专、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门诊部、洛杉矶托儿所、第一保育院，还参观了边区妇女职业学校、完小、延大、光华农场及附近各工厂。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秘书黄剑拓、中国解放区保育委员会康克清及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分别与克里普斯夫人、密勒夫人、哈里斯先生座谈了解放区医药、保育、妇女工作等。10月30日上午，克里普斯夫人、密勒夫人和哈里斯先生，在延安外事组接受新华社、《群众日报》、《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克里普斯夫人首先介绍了英国援华总会的基本工作情况，接着三人逐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10月31日上午，艾索贝尔·克里普斯一行结束了对延安的友好访问，在朱德夫妇及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解放区保育委员会等各界人士的依依惜别中乘专机离延飞赴郑州。这次访问，极大地沟通了英国人民对中国解放区的实际了解和英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四、外国女专家支援革命根据地建设
在支援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国际友人中，也闪耀着外国女专家的身影。叶华，当代中国的女摄影家，革命诗人萧三的夫人。她生在德国，住在瑞典，加入过苏联国籍，然而她对中国的感情最深厚。1940年9月，向往中国的叶华携幼子自瑞典抵达西安。萧三亲自到西安，于10月间将叶华接到延安。叶华乍到延安，心情十分振奋。她想拿起摄影机，把中国革命圣地的人物风情，都摄入镜头，然而被萧三劝止了。作为一名国际友人，叶华担任了延安抗日小学和幼儿园的顾问，从事儿童教育和妇幼保健工作。她向年轻的中国母亲，讲解用小米熬成粥汤喂育幼儿的知识，介绍带好孩子的方法。叶华在延安度过了三个春秋，于1943年冬带着两个孩子（二儿子维加出生在延安）返回苏联。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中，叶华先后任新华社摄影记者和民主德国电视台特约摄影记者。她端着摄影机和照相机，忘情地摄取各种镜头，在新中国拍摄了成千上万张照片，为民主德国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记录片。她在中国和民主德国，先后出版的摄影作品集有：反映首都风貌的《北京》，1956年和1959年两次进藏的作品结晶《西藏天上的星星》，介绍我国京剧艺术的《北京戏》，以及反映新中国儿童幸福生活的《小鬼》等等。1964年，叶华郑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并在三周后得到批准。
克兰尔是英国物理学家威廉·班德的夫人，从1930年开始在中国生活了15个春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夫妇在中国解放区的经历，特别是1943年10月至1944年1月对延安的访问，对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3年10月2日，克兰尔与班威廉夫妇来到延安，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情接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以及聂荣臻、刘伯承、贺龙、高岗、徐特立、林伯渠、李鼎铭等中央和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分别接待或拜访了他们。在与延安领导人会晤的同时，为进一步了解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成绩，克兰尔和班威廉还参观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华侨毛织厂、化学肥皂厂、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印刷所、《解放日报》社、中央医院、延安托儿所、党制展览会、军制展览会、政制展览会、边区展览会、自给旅展览会以及骡马大会和劳动英雄欢迎会。1944年1月11日，克兰尔与班威廉离延赴渝。1945年春，克兰尔与班威廉回到英国，共同著作了《与中共相处两年》（又名《新西行漫记》）一书，热情介绍了根据地的崭新面貌，真实地记述了他们在中国解放区两年中所看到的茁壮成长的新世界，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国民党统治区腐朽败落的景象。
总之，当年的延安，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和海外各方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革命女性，她们是为中国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楷模，她们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在各种岗位和战场上，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创造了亘古未有的辉煌业绩，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她们在延安的活动，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对延安的包围封锁，向国内外传播了中共的主张，壮大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可以说，当年奔赴延安的世界知名妇女演出了世界妇女解放史上最精彩的活剧，谱写了人类妇女运动史上最光辉灿烂的“史书”，蕴藉着无数最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本文原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