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48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陕北高原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延安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大后方。在此期间，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在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影响下，在共产国际和国际援华组织及同盟国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纷纷奔赴红色中国的中心——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那里采访、参观、考察、学习、工作、战斗。他们尽管有着不同的国籍、肤色、语言、职业和信仰，甚至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红色中国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的感染、熏陶和洗礼。甘甜的延河水，喷香的小米饭，闪光的红星，漫卷的红旗，伴随他们度过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进而，他们又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各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们的功绩将永存史册。
一、外国记者和作家报道红色中国真相
在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的国际友人是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打破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抗战的一片赤诚宣之于世，告之于民，进行了多方努力，但都收效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这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的真相。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嘱托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苏区访问。与此同时，急于探索中国苏区奥秘、刻意追求“东方魅力”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专程到上海向宋庆龄表达了访问陕北的愿望。在宋庆龄的安排和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的全力资助下，斯诺终于成为冒险进入陕北苏区访问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从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在红色中国首都保安和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访问，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质、社会基础、对日益迫近的中日战争的见解和红军战士的军事政治素质及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饶有兴趣地重点考察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及其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采访归来后，斯诺写下了有史以来介绍中国革命的第一本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真相介绍给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长达10年的新闻封锁，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威望。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还另有一个中国啊！”斯诺也因此而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公开转达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方信使。
在斯诺的影响和带动下，全面抗战前夕到陕甘宁根据地访问的外国记者和作家、学者越来越多。1937年初，史沫特莱到达延安，访问了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并准备为朱德总司令撰写传记。4月底到9月初，海伦·斯诺到达延安，访问了斯诺未及访问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目睹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性变迁，写下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等著作。同年6月，美国学者托马斯·彼森访问延安，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及其对中国前途的设想、国共合作等问题，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交谈。彼森认为，中共领袖“考虑的是：民族的事业，最重大的任务是赶走日本侵略者”；“他们全部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为了用中国的全部力量对付日本而全民族团结起来。”此外，德国女学者安娜利泽（王安娜）博士、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博士和美国记者维克托·基恩、厄尔·列夫、哈里森·福尔曼等人也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访问了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外国记者主要有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美国记者白修德（英文名西奥多·怀特），以及有美、英、苏等国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斯诺也于1939年9月重访陕北。绝大多数外国记者访问后，都能客观真实地向外界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业绩。贝特兰是1937年10月访问延安的，就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将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采访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整理后予以公开发表，并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汉斯·希伯是德国共产党员，他于1938年春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谈话后深受启发，决心到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正义斗争多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1941年11月，希伯在山东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白修德是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研究生。1944年底为了解那些“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他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中共领导人，与贾安娜合作完成了《中国的惊雷》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延安“是一个思想工厂”，“是一所巨型的实验室”，“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他认为：延安人是一支正在壮大着的力量，“他们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
1944年夏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影响更大，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在记者团访问延安以前，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长达5年的军事包围和新闻封锁，“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发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总之，只许国民党的诋毁、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这种形势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记者团的来访，就“把一座被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记者团中的外国记者，写下了许多介绍敌后解放区的文章和书籍，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道》（即《北行漫记》）、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等，都如实地介绍他们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爱泼斯坦以后还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并加入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爱泼斯坦认为，延安之行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回忆访问延安的情景说，一到延安他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而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
解放战争开始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7月抵达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会见她时，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相信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经过她的报道，“纸老虎”的论断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美国记者斯蒂尔于同年9月在延安访问了10天后说：“我要是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二、外国医务工作者在解放区救死扶伤
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是最早进入陕甘宁根据地的外国医生。1936年夏，他和埃德加·斯诺在苏区进行了4个月的访问后认为：这里是中国领土上最先进的区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再也不愿离开这个圣洁的地方了，决心留在苏区参加红军。同年10月，乔治·海德姆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并改用中国名字马海德。从此，他用听诊器和手术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同时在根据地兼搞外事工作。马海德在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工作的十多年时间里，受过他医治的延安军民的人次，大大超过了延安人口的总和，根据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马大夫”。1937年2月，经吴亮平和张浩介绍，这位外国血统的红军医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加入中国国籍，担任国家卫生部顾问等职。去世前，他留下遗言将骨灰撒入延河里，以实现他“生在异国，魂归延安”的愿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共产党员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加美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1938年3月底，白求恩和医疗队护士琼·尤恩小姐带着三大卡车药品及医疗器械来到延安。白求恩告诉毛泽东，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抢救重伤员。毛泽东请白求恩立刻组织八路军的第一支战地医疗队，并就土法藏血、国际形势、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持久战）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等问题，同白求恩交谈了3个小时。此后，尤恩小姐去了晋绥抗日前线，白求恩则和到陕北度假的加拿大青年医生查理·布朗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责任心以及精湛的医疗技术，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高度评价。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抗日前线以身殉职。朱德总司令通令全军哀悼，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写下著名的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号召解放区军民和全体共产党员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1939年2月，由队长爱德、副队长卓克及队员柯棣、巴苏和木克等5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冲破国民党的阻拦，乘坐自己的救护车并携带63箱药品和器械到达延安，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了表示援华抗战的决心，他们一致决定在每个人的姓氏后再加一个“华”字。在延安参观访问后，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被派往拐峁八路军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卓克华和木克华到八路军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8个月之后，柯棣华和巴苏华去了山西前线。1940年10月，巴苏华返回延安，志愿留在中国，被任命为延安八路军医院五官科主任，并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到1943年3月才返回印度（在此之前，卓克华、木克华和爱德华因服务期满或因病先后从延安或晋东南回国）。留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并于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柯棣华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年仅32岁。毛泽东在挽词中对其作了高度的评价：“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近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942年到达延安的苏联医生安德烈·阿洛夫，热情为边区军民治病，被评为陕甘宁边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延安《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他的先进事迹。任桐年率领的英国公谊救护队于1946年到达延安，他们赠送的药品和器械可为边区装备一个急救医院。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时，公谊救护队还随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此外，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奥地利医生傅莱、罗生特，朝鲜医生方禹镛，美国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护士玛格丽特·斯坦莉等人也曾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过。米勒和傅莱还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外国专家支援边区建设
班威廉（英文名威廉·班德）是英国物理学家，1930年携夫人克兰尔来华，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班威廉夫妇冒险冲过日军封锁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军区主办的无线电技术培训班讲授高等物理、数学和理论电磁学等课程，在近两年多的教学中，为八路军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1943年9月，班威廉夫妇抵达延安，受到热情接待。1944年元旦，毛泽东登门向他们拜年问好。1944年初，班威廉夫妇离开延安准备取道重庆回国，但受到国民党特务和政客的包围和监视而不得不滞留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回英国。1948年，他们夫妇在英国出版了《与中共相处两年》（中译名《新西行漫记》）一书，不仅记述了他们两年中在中国解放区看到的茁壮成长的新生力量和新气象，也展现了国民党统治腐朽败落的景象。
英国学者林迈克（英文名迈克·林赛）1937年12月来华，任北平燕京大学经济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的讲师、教授，是无线电爱好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和班威廉夫妇一起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晋察冀军区通讯处技术顾问，帮助八路军改进电台设备，并为各军分区培训了一批熟练的无线电技术人员。1944年5月，林迈克应邀到达延安，任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他曾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造了一台可以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南印度洋的发射机，为改进八路军通讯技术，打通中共与外界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林迈克一家才取道重庆回国。他所著的《抗战的中共》（中译本又名《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书，对中共部队高效率的指挥、通讯、情报及后勤供应系统等作了详实的记载。
新西兰友人、“工合”技术专家路易·艾黎，1939年至1940年三次奔赴延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创办“延安工合事务所”，为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用和民用工业费尽心血。1943年和1939年相比，边区工业合作社由10个发展到214个，社员由199人发展到2305人，资金由59951元（法币）增加到97129000元（边币）。毛泽东和新四军军长叶挺曾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工业合作社运动对中国抗战做出的贡献。英国青年乔治·何克1938年6月访问延安后深受鼓舞，和艾黎一起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并任校长。1945年7月，何克不幸染破伤风去世，为“工合”运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美国青年李敦白1946年抵达延安，在新华广播电台从事电讯技术和英语播音工作。美国畜牧专家阳早、寒春夫妇分别于1946年10月和1949年2月到达延安，先后在延安光华农场、陕北三边农场工作，为陕甘宁边区的畜牧业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人们亲切而自豪地称他俩是“咱们的美国老乡”。
四、外国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
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随中央红军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任中央军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编委会主任，并先后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主讲战役学，直到1939年夏离开延安返回苏联。越南革命者洪水（原名武元博）也是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先在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到五台山根据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朝鲜作曲家郑律成1937年10月到达延安工作，先后为《八路军进行曲》、《延水谣》等歌词谱曲。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于1938年底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经新疆、西安到达延安，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不久，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离开延安，到衡阳、桂林、柳州一带进行抗日活动。1942年5月，苏联外交官彼得·拉基米洛夫（中国名字孙平）以塔斯社军事记者的公开身份到达延安，任共产国际、苏联驻中共联络员，直到1945年9月回国，期间出席了中共七大。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即冈野进，中国名字林哲、村田）在共产国际工作9年之后，于1940年4月秘密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公开活动后，他对《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我来到延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和中国人民紧密地握手，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而战。”野坂参三在延安协助八路军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返回日本。期间，他发起组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和森健等人创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并任校长，从事日本战俘的思想改造工作，培养了900多名反法西斯战士。1945年春，野坂参三出席中共七大，并在会上发言。此外，朝鲜革命者武亭、张振光、金昌华（中国名字陈光华）、印尼共产党人黄庆光（中国名字王大才）等人也曾在延安工作过，武亭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金昌华1942年5月在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
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是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一次盛会，“在全世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自中外18个民族的130余位代表参加大会，延安党政军学各界代表1000多人出席大会。荷印职业革命家阿里阿罕为主席团主席，阿里阿罕、武亭分别致开幕词和闭幕词，朱德作总报告。日本代表森健、日本女代表原清志、朝鲜代表武亭、荷印代表毕德文（以西班牙国际纵队队员资格）、越南代表黄振光、泰国代表马纳、犹太族代表叶华、桑柏格尔德等人先后发言。会议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总部设在中国延安，由朱德、吴玉章、高岗、罗迈、阿里阿罕、巴苏华、原清志、森健、乌兰夫、武亭、桑柏格尔德、马纳等37人组成联盟执行委员会，并在各地设立分盟。联盟的宗旨是：“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该联盟是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盟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在会上称赞说：“各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很好的现象。”
五、盟国官员考察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埃文斯·卡尔逊上尉，是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罗斯福总统派驻中国的秘密观察员。1937年8月，卡尔逊到达上海，观察了正面战场的淞沪抗战。此后，在埃德加·斯诺的鼓励下，卡尔逊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两次巡游中国北方，在八路军从敌人手里夺回的地区纵横走访了好几个月，足迹遍及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5省，行程不下三四千公里，全面考察了八路军在华北初创的所有根据地，以及八路军抗战、民众动员和国共合作等情况。1938年4月底，卡尔逊以美军观察员身份到达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张闻天、肖劲光等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观看了延安军民的军事训练，访问了一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拍摄了许多照片。从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访问归来之后，卡尔逊怀着无限激情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在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呼吁国民党政府和国际社会给八路军以实际的援助。194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中国陆军》两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各战场的考察情况。他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中国的试管”③，在国外引起很大震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采用他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民主管理方式，注重以道德培养和教育士兵，训练了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战兵队伍。1942年8月，他率领这支部队成功攻占日军海上补给站马济岛，取得了美日开战后美军的第一次胜利。
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有史以来访问红色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的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观察组组长是时任战区情报官员的戴维·包瑞德上校，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雷蒙德·卢登、约翰·戴维斯任观察组政治顾问，他们都是著名的“中国通”。成员中有步兵、信号兵、航空兵、军医等，前后共30余人，分属于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多数人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验。
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的来访非常重视，认为这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毛泽东亲自修改了194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社论，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了“战友们”三个字，并在社论中指出：观察组的到来“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分别多次接见了观察组成员，向他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实行人民战争的生动事实及各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阐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表达了积极与美军合作抗日的愿望。除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活动外，观察组成员还分批到华北各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亨利·惠特尔赛中尉1945年春在太行山根据地考察时，与敌遭遇，壮烈牺牲。
观察组成员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在敌后遇难又被营救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所提供的情报，陆续写成大量的军事政治报告，上报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仅在头两个月（截至9月27日）发送和准备发送的报告就达112份。谢伟思一人在1944年7月至10月就写了51份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了26份。在这些报告中，观察组确信“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他们自己的”。包瑞德多次建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立即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并说明这是观察组成员们的“强烈愿望”。谢伟思、戴维斯还建议美国政府全面支持国共两党，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观察组的上述活动和见解，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企图，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世界学联代表团于1938年6月29日至7月4日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各界的热情接待。代表团团长柯乐曼是英国人，团员有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雷德和美国人雅德（女）。他们都是世界学联的著名领袖，表示回国后要做好三件事：热情地做好宣传，如实地讲解见闻，为八路军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此外，荷兰驻香港总领事范伍登、荷印（荷属南洋群岛）政府外交部东亚事务司中国事务科科长欧福廷博士、国联防疫大队代表南道尔也在抗战初期访问过延安，南道尔还向陕甘宁边区捐献了1万美元医药款。英国妇女领袖、统一援华基金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应周恩来的邀请，在解放战争爆发后的1946年10月底访问延安。她在介绍访华的观感时认为：“渠如不来延安，终将感觉此行是不满足的。”
国际友人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活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对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封锁，向国内外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业绩，壮大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进程。他们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
（本文以《国际友人在延安》为题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第46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收入《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七十周年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