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全国探讨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以及更深层次地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是大有裨益的。本文试图分阶段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进行探讨、分析。
一、从斯诺访问陕北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36年7月—1941年12月）
这是中共对美政策的起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过自己的宣传工作及与美国人士的接触，提出了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即一方面力争美国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援助中国抗战，并通过它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支持中国国内的团结和民主改革；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妥协绥靖政策，及其对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是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制定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是个具有近代工业武装的帝国主义强国，且有其盟国德、意法西斯的支持，而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经济十分落后。中国共产党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必须联合一切力量，在建立国内统一战线的同时，努力把反日统一战线推广到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使美国有可能成为援华抗日的“反战国家”。这种形势就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70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在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同时，也改变了外交政策，由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此后，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重点是争取美国制裁日本，并支援中国抗日。由于当时中共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上述争取工作主要是通过宣传活动和“民间外交”进行的。
1936年7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人士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认为，“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阵线”；要求美国从两个方面积极援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用品和飞机；在抗战实行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外交问题上果断地作出决定，主张“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赞成国民政府在抗日方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谈话时对美国方面各种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行动，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他指出：“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蒂，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希望美国政府“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它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
在努力争取美国援华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的侵略行径冲击美国在华利益，但美国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它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美国出于自己国际国内种种利害得失的考虑，虽有声援中国抗日的一面，但为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将祸水向北引向苏联，更有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妥协的一面，故对美国出卖中国、与日本妥协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1939年6月，当美国配合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伙同英国鼓吹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解决所谓“中日冲突”时，中国共产党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决反对国际反动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动，远东慕尼黑终于未能得逞。
1940年，国际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獗，德军席卷西欧大地，日本趁此“良机”实施其酝酿已久的南进计划，于9月23日占领北越。美国为牵制南进日军，被迫实行“以华制日”的方针，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对中国援助也渐趋积极。鉴于美国远东政策的调整，毛泽东于是年8月、9月和12月的多次报告和指示中先后指出，现在国际环境已有很大不同，全党在执行对美政策时，务必“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不要在英美改变对日华政策后，仍然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11月6日，在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四处散布和谈空气之际，毛泽东电示周恩来：为制止投降分裂，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该与英美作外交联系。依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与美国驻华使馆多次联络，希望美国协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1941年2月14日，周恩来与正在重庆访问的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劳克林·柯里会晤，向其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的真相，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各项民主主张和内外政策，指出蒋介石如不改变其反共政策，将导致内战扩大，使中国无法继续抗战，中国战场就不可能起到牵制日军南进的作用。柯里表示，美国赞成中国民主统一、不愿中国内战扩大。通过接触，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美国也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态度和各项民主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就为日后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赫尔利访问延安（1941年12月—1944年11月）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友好密切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并为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开始把发展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加以考虑，力争与美国政府直接对话，以冀建立双方的抗日合作和民主合作以及双方战时战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长期合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直接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如果说此前由于美国的对日政策一直在妥协和斗争间徘徊而导致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基础尚不稳定，那么现在处于日本进攻下的美国和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太平洋战火烧起之后，中共中央除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外，还相继向党内下达《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的指示》、《关于保护敌占区英美人士的指示》等文件。在这些文件和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一）在新形势下必须充分估计到美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此时对日作战的性质“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的胜利不仅“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是万恶的法西斯日、德、意的失败，亦是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必经之路程”，“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英美的抗战，以取得胜利”。（二）此次太平洋战争“使英美政府及统治阶级，站在和中国人民反日的一条战线上，使英美政府更加关怀中国抗战之成败，国共关系之好坏，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之积极。”我们应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向英美人士特别是当政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同时向他们暴露中国统治之黑暗，以争取英美政府人士对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之同情，以争取他们对中国政府施行某种压力，以改进中国对日反攻之准备。”（三）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解放区，或经过解放区退走。（四）我们与美国政府人士接洽的正式代表，“应以外交代表的地位出现”，以表明我们对发展与美国关系的重视及我们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多次向美国外交官表达了在战争期间与美军合作抗日的愿望，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建立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直接联系。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采取了全力支持国民党而轻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努力未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随着敌后战场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武装，越来越显示出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力量；而国民党战场却一再失利，其政权也越发显得虚弱、腐败，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43年，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之后，美军由守势转入攻势，美国对战后世界的政治局势愈加关注。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决定接受驻华外交官的建议，采取对国共两党都支持的富有弹性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官方接触，联合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1944年6月1日，有美国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踏进了红色中国的大门。7月22日和8月7日，有史以来访问中共地区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国观察组一行18人，在包瑞德上校的带领下，分两批乘飞机抵达延安。与此同时，陈纳德的美军第14航空队也主动与新四军新五师联络，要求中国共产党方面提供军事合作。美国政府的行动，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长期封锁，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处境。中共中央对美方的这些积极行动十分重视，指出“不能把它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认为这“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有所擘划。”故对其予以热情的欢迎和款待。早在1944年3月9日，周恩来就致电中共中央常驻重庆的代表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致电您们表示热烈欢迎。”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修改了194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社论，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并在这篇社论里指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形势的迅速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考虑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制定出更加积极的对美政策。为此，中共中央于1944年8月18日向各中央局及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党对美政策又有新的进展：（一）确认美国是目前与中国抗日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我党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二）当前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国际统一战线，争取国际合作，扩大我党影响，其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并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与美国在文化、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合作；（三）分析了战后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认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是一项长期政策。
为实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中共中央提出放手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并为此作出一系列努力。首先，尽量满足美方提出的抗日军事合作方面的要求，积极配合美军的军事行动。在华中，批准美方首先在新四军五师范围内设立无线电通讯网，并同意提供日军情报；在华北，准许美军观察组在晋绥、太行等地设立电台，并向观察组提供重要的日军情报及气象资料；在华南，同意第14航空队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在获悉美军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之后，中共中央多次电示新四军，强调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并指出为配合美军登陆作战，应加强在吴淞到宁波沿海及沪杭铁路沿线地区部署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此外，还积极营救美军飞行员，到1945年3月，先后有70多名美军飞行员得到我敌后解放区的营救。后来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就是在渤海湾附近的山东荣城县郊被我抗日军民营救的。其次，公开要求美国以“抗战成绩和抗战能力为标准”公开地分配盟国援华物资，而决不能以国共两党所拥有军队之数量作标准。毛泽东在同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表示，应把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中国抗日军队，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是干涉中国内政。再次，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蒋介石的指挥无论是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已破产的情况下，要保证军事合作的成功和分配物资的公平，就必须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为此另设立“指挥中国一切部队的一个盟国最高统帅是必要的”。
为了与美国实行友好合作，中共中央认为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民主合作，实际上是利用美国对国民党独裁政治的不满，以美制蒋，促进中国的民主运动，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美军观察组抵延安后，中共中央于9月15日正式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把它作为中国人民政治斗争的现实目标及与美国合作的内容之一。
中国共产党此时之所以再次调整对美政策，不仅是为了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战后中国的前途。首先，中国共产党设想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能否防止国民党的内战分裂，实现和平、统一、进行民主改革，不仅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而且必须借助于国际上一切希望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力量，“在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其次，通过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合作，为中美关系打下良好基础，可以使中国在战后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时，能采取较为均衡的政策。毛泽东在和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中国不能限于只和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两个阵营间的桥梁之一、而不可把中国作为摩擦地区之一希图争取外国的支持”。再次，中国共产党也考虑到战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援助才能做到”。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在1948年8月到1945年4月间，多次对谢伟思坦率而具体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进行合作的政策，告诫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我们也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逆转，致使双方的合作未能继续下去。中共领导人在调整对美政策时就清醒地估量到了这一点，曾告诫全党：美国的外交重点仍在国民党方面，我党与美国的合作基础还十分薄弱，不要对与美国的合作抱过高的希望。因此，当美国转变其对华政策时，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和政策上都已有所准备。
三、从赫尔利访问延安到抗日战争胜利（1944年11月—1945年8月）
1944年11月，美国开始正式调停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在继续争取与美国建立抗日合作关系、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致破裂的同时，又增加了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防止美国在战后控制中国的新内容。
美国调停国共关系的政策是由赫尔利付诸实施的。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国战场的作用日益减小，中国内部能否团结抗日对美已无关紧要；苏联答应出兵中国东北后，美国认为与中共合作抗战的意义不大了；而正在竞选总统的罗斯福，为取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也必须对反对美国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蒋介石作出让步。赫尔利插手国共谈判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就是“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访问延安后，多方威胁利诱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既没有听信赫尔利的“好言”相劝，也没有惧怕他的威胁，而是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留在重庆的王若飞转告美方：“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作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利益的勾当，我们绝不能干”。
在与美国控制中国的企图作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继续把争取与美国建立抗日的军事合作作为对美政策的重点。其目的是一方面为了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则为了以此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认为，不论同国民党斗争如何，自己和美国人“也许仍旧能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我们的关系”。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美军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全党在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据此方针，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贯彻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一方面与美方商谈合作的具体问题。1944年12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和驻华美军总部分别派人到延安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敌后合作抗日的计划。中共对此表示欢迎，答应在山东沿海向美军提供1个空降师2。8万人的给养。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向美方提出他们访问华盛顿的建议，以直接与华盛顿建立军事的政治联系。同月，朱德要求美军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用来策动伪军。这些建议均遭美方拒绝而未能实施。尽管如此，1945年3月，当美方重申要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并派海军少校甘滋率一工作组到东江解放区，要求东江纵队协助进行沿海测量，为美军登陆作准备时，中国共产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除批准东江纵队协助甘滋完成测量外，还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和时评，表示解放区欢迎并一定能配合美军登陆。3月13日和4月1日，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再次表达中国共产党与美国长期合作的愿望。可见，尽管美国已开始实施其扶蒋反共政策，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日益恶化，但中国共产党仍以友好的方式诚恳地争取美国改变其错误政策，与中共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根据雅尔塔会议后的国际形势，在华盛顿公开宣布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恶化。中共中央认为，美国已公开支持蒋介石，抗战胜利后的内战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仍面临着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美国在军事上尚需中共的配合，眼下又不敢与中共彻底决裂。由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利用矛盾、施加压力、迫使美国改弦易张的对策，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派兵建立华南战略根据地，以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另一方面，动员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起来一致批评美国政府的错误，迫使其改变对华政策。4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对赫尔利4月2日的反共内战言论予以坚决反击，指责其只能“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又警告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要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美国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第一次公开指责美国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认为它“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从6月下旬开始，《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战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措辞严厉、态度强硬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在战后取代日本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假如这种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为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政策，中共除在舆论上谴责美国外，还根据美国在军事上有求于己的情况，减少了向美军提供的军事合作，并拒绝了美方提出的新的军事合作要求。中共中央明确通知美军观察组，在美国与我未确定军事合作之前，不许他们派人到前方去，特别不许在敌后解放区建立通讯机关。对留下的美军人员只给予少量一般性日军情报材料，停止向他们提供机密情报。此外，还拒绝美方提出的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在我军分区建立通讯网等要求。
在将对美政策的重心放在与其扶蒋反共政策进行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政策，关闭与美国合作抗日的大门。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我们对扶蒋反共政策是坚决反对的，但假如美国有一天改变了这个政策，还可以重新合作。但是，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美国仍未放弃其扶蒋反共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笼罩着一层阴影进入了新的时期。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方面积极争取美国援华抗日，同时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妥协绥靖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争取与美国合作抗日，并期望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发展双方在其它方面的长期合作，但对此又没有抱以过高的希望；自美国开始调停国共关系之后，一方面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同时以抗日大局为重，并没有完全放弃与美国进行友好合作的设想。通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争取国内外一切有利于抗日和民主的积极因素是其根本出发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基本目标就是“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即在对外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同时，对内进行中国社会的民主改革，实现国内的和平、统一、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建成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从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极力倡导与英美等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国内外一切有利于抗日和民主的积极因素，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制止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个双重的历史使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几经变化，但一直以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为中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二）美国的“战时表现”是其客观依据。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其本性就是奴役、掠夺弱小国家，但由于其在华利益受到日本法西斯的冲击而成为“反战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美政策时，从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这个大前提出发，采取了“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的策略方针，既注意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又看到了日美间的矛盾；既注意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华的不同态度，又看到了美国政府内部决策者和中下级执行者的区别。这样，不仅利用了美国一切有利于中国抗战的积极因素，争取了美国对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又对美国一切不利于中国抗战的消极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保持对美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其指导原则。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中，在如何对待外国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观念和倾向，或盲目排外、闭目塞听，或崇洋媚外、妄自菲薄。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对美政策时注意克服历史上的这两种错误倾向，既反对忽视或不要外援的孤立主义，极力打破国民党的封锁限制，主动争取美国的援助，又没有完全依赖外援，听任美国摆布，始终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正如毛泽东对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我们寻求友好关系，但我们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
（本文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1年第4期全文转载，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中共党史通讯》1991年第14期摘登要点，《新华文摘》1991年第5期检索，1994年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2年获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二届优秀论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