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历史恢宏而凝重。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入中国大陆腹地，而国民党顽固派正在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9月16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接受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的联合采访，第一次公开提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政治原则。这次重要的谈话，后经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那么，这三位记者是怎样进入延安，提请这位巨人在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发出这震撼历史的声音呢？
三位记者的真实身份
刘尊棋、耿坚白、张西洛三人，都是具有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新闻经验的著名记者。刘尊棋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一起蹲过北平西直门里草岚子监狱。他用机敏巧妙的手法，用英文向人权保障同盟负责人宋庆龄、蔡元培及中外记者，揭露国民党监狱中的种种弊政及其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残酷迫害。1933年出狱后，他先与范长江等人创办国际新闻社，后又与孙伏园等创办中外出版社和《文化周报》。1946年，刘尊棋应周恩来之邀在上海创办《联合日报》和《联合晚报》。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主编、《中国日报》主编、《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小组成员、《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主审，1993年9月5日在北京病逝。
耿坚白原名耿炳光，陕西澄城县人，生于1899年。1919年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期间，参加过“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他受李大钊的委托回陕西发展党组织，先后担任过中共陕甘区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等职务。1928年脱党，但仍倾向进步。当年去延安采访时，刘、张二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而耿坚白已是40岁开外的人了。全国解放后，耿坚白曾任中央民族出版社副总编、宁夏大学副教务长等职务，1972年5月5日在银川含冤去世。
张西洛是四川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去延安时只有21岁。他终生从事记者职业，除在《新民报》任职外，还创办过《星期快报》和《工商导报》。解放后，张西洛先后任《光明日报》国内部副主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这三位记者，当时分别代表着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国民政府军事系统的报纸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在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之际，毛泽东对他们三位发表谈话，无异于对国民党及其军队以及国统区的人民讲话，实际上是利用国民党的新闻媒介传播共产党的最新主张。
为突破贺衷寒的禁令
1939年8月，全国抗战已进行了整整两年。经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的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倡议，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团，分赴各战区慰劳在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抗战将士。国民党元老张继任总团长，下设南北两个慰劳团，张继随北团行动。北路慰劳团团长是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秘书长陈希豪，行动路线是重庆、成都、西安，然后由西安辗转分赴各战区。刘尊棋、耿坚白、张西洛分别作为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随北团行动，随团同行的还有文艺界代表老舍及摄影师韩仲良、徐剑秋等人。
当时国民党已通过五届五中全会，将其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作为黄埔一期学生、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中将秘书长的贺衷寒是蒋介石的反共干将。在北路慰劳团准备由陕北洛川经延安前往榆林慰劳前夕，贺衷寒为封锁陕甘宁边区军民的抗战真相，突然不愿意让3位记者和他们同行了。这对三位记者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据理相争，申明他们从重庆出发一直随团同行，没有理由将他们中途甩掉。贺衷寒被问得无话可说，只得允许他们同去延安，但必须遵守一条纪律：不许报道一个字。
9月5日，这三位记者随慰劳团离开洛川到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富县。这是国共两区的交界地，县城南部是国统区，北部是解放区，两个县长都出面前来迎接。国民党县长穿的是料子服，大皮鞋，点头哈腰，虚与委蛇；共产党的县长只有20来岁，穿着粗布制服和布鞋，但却显得朴实大方。老舍事后感叹地对张西洛说：“从两个县长身上，就看到国共两党的一个缩影！”当天晚上，慰劳团到达延安，受到各界代表数千人的列队欢迎。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亲自接待慰劳团，同他们共进晚餐。饭后，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加欢迎大会，并在一起观看文艺演出。
9月15日，慰劳团从榆林返回延安。当天晚上，三位记者躺在窑洞里的土炕上，久久不能入睡，彻夜议论着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交换各自的心得体会。作为有良心的中国人，有历史责任感的新闻记者，他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所造成的危害极为气愤，深感有必要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和敌后军民的抗战业绩报道出去，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事实的真相。然而怎样才能突破贺衷寒“不准写一个字”的禁令呢？他们经过反复商量，决定采访毛泽东，让毛泽东以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发表谈话。因为这样既可突破贺衷寒的禁令，而且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出面阐述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态度，在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有力。他们激动得马上从炕上爬起来，讨论和草拟采访问题表。
第二天早晨，他们将问题表交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边区政府交际处的负责人。表上所列问题分3个部分：一、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二、关于两党的摩擦；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这3个问题正是当时全国人民广泛关心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当天，交际处处长金城就向3位记者传达了毛泽东的话：“我十分欢迎记者们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金城还告诉他们，会见的时间就在当天下午6点，地点在他们的住地延安新市区边区政府交际处的窑洞里。
一席热情洋溢的谈话
1939年9月16日下午，三位记者按照原来的安排去延安郊区参观了一个工厂，5点多钟返回交际处时，远远着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窑洞前的土坪上，原来毛泽东已经在那里等候会见他们了。他穿着一套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衣服，热情地握着记者的手说：“欢迎你们，请到窑洞里坐吧！”
毛泽东把他们让进交际处5孔窑洞中居中的一个，里面有一张木长桌和十几个小木凳，桌上摆放着茶水、瓜子和延安生产的香烟，两盏油灯也已经点着了。毛泽东坐在长桌的一方，三位记者紧挨着毛泽东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人柯庆施、肖向荣，以及新华通讯社的向仲华、《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参加会见，另有两位青年担任记录。不大的窑洞里坐得满满的，大约有十七八个人。
毛泽东首先向三位记者询间来到延安后的观感。这倒使他们想起在边区大门口富县所见两个县长的事，张西洛还把老舍先生当时所说的那句话也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由此对民主政治问题作了专门阐述，并且详细地向记者们介绍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况：“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毛泽东谈话时总是带着从容的微笑和愿意交流思想的眼神，声音有时和婉，有时高亢，有时甚至激愤，但不论谈论什么问题，都会使人产生一种无可动摇的信赖、慰藉和向往。
毛泽东把三位记者所列的问题表在长桌上摊开后，深沉地说，国共两党的关系的确是一个人人注意的问题，不仅两党中间，就连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切。他按照记者们所列问题的顺序，一一作了答复。当谈到国民党在抗战队伍中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大力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毛泽东的态度严肃起来，坚定有力地挥动着手臂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都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决不是反共防共的问题。”针对汪精卫“反蒋、反共、亲日”的口号，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回答共产党对摩擦事件的态度时，毛泽东首次公开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著名的政治原则。
那次的谈话时间很长，当大家送毛泽东走出窑洞时，已是繁星满天，远处的山岭出现一片朦胧的影子。第二天上午，在记者们将要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又到交际处与他们合影留念，还送给每人一本题字签名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谈话的发表和收入《毛泽东选集》
1939年10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谈话》为题，用第一版整整一个版面全文发表了这篇重要谈话，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也都陆续转载。重庆《新华日报》是10月19日刊登的，主标题是《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等记者谈话》，副标题是《毛泽东同志9月16日下午6时，在延安与中央社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谈话》。该报在刊登谈话的同时，还配发了毛泽东的一张照片，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至于刘尊棋、耿坚白、张西洛所在的中央社、《扫荡报》和《新民报》，均一字未提毛泽东会见三位记者的事，3位记者发给报社的毛泽东谈话记录稿都被扣发。所幸3位记者同时将谈话稿寄给范长江主持的重庆国际新闻社，范长江发到海外的谈话稿由香港及南洋的华侨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这篇文稿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为题，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仍将该文全文保留，并且将注释由原来的3条增至9条。这也足以证明毛泽东这次谈话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文原载《党史文汇》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