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17路军及各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在西安创办了许多救亡报刊。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报道西安及各地救亡运动动向，及时指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从而在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直至善后处理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后人研究西安事变积累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
《西北文化日报》是杨虎城17路军的机关报，杨虎城秘书宋绮云（中共党员）任总编辑。西安事变前，该报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大胆而巧妙地报道中共的重大革命活动，积极宣传并支持民众的抗日救亡斗争，成为西北地区最富于政治影响的进步报纸。西安事变期间，该报始终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及犀利的文笔立于舆论界的前列。西安《解放日报》创刊于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2天即1936年12月13日，是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联合领导的三方（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对外发行的机关报，中共党员丛德滋、张兆麟先后任总编辑，共产党员韩进、魏文伯等人任编辑。作为西安“三位一体”联合发行的机关报，该报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很强的政策、理论性。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首先报道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和张、杨通电。此后直至1937年2月发表杨虎城《和平宣言》，该报和西安《解放日报》每天都刊登西安动态、“三位一体”的重要文献、南京动向、各地反响特别是救亡运动的消息，较为系统、完整地记录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形势之需要，两报在整个西安事变期间几乎每天都发表社论、专论、时评、短评和署名文章，积极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及其实施情况，并针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予以指导、评论，从而为西安地区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处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安事变初期，《西北文化日报》发表的《何处是中国出路》、《昨天张、杨的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关于抗日救国几点意见》、《双十二的革命行动之前因后果》、《“双十二”兵谏之伟大意义》等文章，及《解放日报》题为《一二·一二》的发刊词，都对西安事变的原因、意义做了充分分析和高度评价。针对南京政府何应钦等亲日派发动内战的行径，《解放日报》于12月16日发表《“一二·一二”事件爆发后南京政府异常狠狈》的评论对何应钦予以斥责，次日该报又发表了题为《停止一切内战》的评论。12月20日，南京政府主和派宋子文在端纳的陪同下飞抵西安探询情况，《解放日报》即于21日发表《正告宋子文》的评论，告诫宋子文切记：“违反民众意识的人，便是民众的公敌！”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获和平解决。《西北文化日报》为了解除群众对放蒋的疑惑，特于27日发表题为《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的社论，号召“继续发展群众运动”，“加紧各党派合作”，“积极建立西北军、东北军、红军间之密切关系”。蒋介石飞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一面派大批中央军进逼陕西，一面派飞机在西安上空散发传单，制造反革命舆论。《西北文化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连续刊登《南京飞机政策的错误》、《还想挑动内战吗？》、《从组织民众武装到自力抗战》等文章，严厉批评南京政府的内战政策，稳定了西安形势和军民情绪，增强了民众团结抗战的信心。1937年初东北军少壮派枪杀军长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发生后，《解放日报》遂于2月3日发表题为《巩固西北抗日联军》的评论，号召每个抗日战士和革命民众，对敌人的各种造谣诬蔑、挑拨离间阴谋“无情地给以迎头痛击”，“保持东北军、17路军和人民革命军铁一般的团结”。此外，《西北文化日报》和西安《解放日报》还开辟有“统一战线问答”、“救国言论”、“一片救亡声”、“解放先锋”、“冲锋号”、“烽火台”等专栏，论述和回答救亡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紧迫问题。
西安《解放日报》至1937年2月10日停刊，共出56期，号外3号。《西北文化日报》于1937年4月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前改为民办，至1938年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接管。
二
《救亡线》、《民众前卫》、《学生呼声》等救亡刊物，全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猛烈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推动着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西安事变前，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的逐渐形成，西安地区的抗日浪潮日趋高涨，群众救亡团体纷纷建立，救亡刊物亦应运而生。1936年3月17日，西安高中学生救国会主办的《救亡线》创刊。后因国民党特务“残暴风霜的侵凌”，西安高中学生救国会被迫暂停活动，《救亡线》随之“好象停止了它的呼吸”。1936年11月，全国人民展开了援绥抗日运动，《救亡线》遂于11月17日复刊。复刊号封面以醒目的大字写着编者的誓言：“与其退而受辱，勿宁进而饮弹”；“退路便是死路，后面早已被人家截断了！”《救亡线》的使命也正如编者所言，是要“引起大众的同情，和我们拉起手来，同站在一条战线上，负起救亡的工作。”该刊登载的文章大多为时事评论、通迅报道及诗歌等，抨击“和平主义”，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抗日救亡，主张“马上战！立刻战！”“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中”。此外，西安事变前创办的救亡刊物还有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办的《救亡周刊》，东北民众救亡会主办的《老百姓报》，张学良委托刘澜波、高崇民等主编的东北军秘密刊物《活路》，以及东北军军主办的《东望》杂志等等。《西京日报》、《工商日报》、《新秦日报》、《长安晚报》、《联合新闻》、《民意报》等报纸，也在当时进行过抗日救亡宣传。西安地区抗日救亡刊物的创办和抗日思想的传播，唤起了东北军、17路军和各阶层民众的觉醒，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西安事变的爆发。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及其采取的各项措施，为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各种救亡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办。陕西民众指导委员会主办的《民众前卫》、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办的《学生呼声》、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救国会主办的《萌芽》、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救国联合会编辑的《播种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队部编印的《抗日先锋》、西安一中救国会主办的《突击》、烽火出版社出版的《烽火》、陕西旅行学会学术部编辑的《西北知识》以及由刘鼎提议东北军部分进步人士编辑出版的《文化》等救亡刊物，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这些刊物都不同程度地宣传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壮举，揭露批判了国民党的误国反人民政策，指明了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民众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方向和具体措施，从而推动了西安地区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处理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民众前卫》认为，为了推动民众运动的发展，“需要正确的充实的革命理论”。因此，该刊发表的陕西民众指导委员会宣传文件（第1号）及有关时局的“专论”，如《国际现状与双十二》、《一二·二五以来客观形势之发展》、《论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对“准备论”“待机论”“攘外必先安内论”的总批判》等文，都有较强的政策性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学生呼声》周刊是“学生群众的合奏”，它所发表的稿件“绝大多数出自学生之手”，在西安事变期间发行的许多定期刊物中“最受人注意”。该刊发刊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而国内民众救亡运动还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因而它所发表的文章可分为两大类，《领袖的肖像》、《东北乎？西北乎？》、《亿万民众的呼声》、《困难的五月》等文，着重分析了西安事变后日本侵华的阴谋和动向，抨击国民党压制救亡运动的误国政策；《西北学生当前的任务》、《读书与救国》、《西安学生运动由何处来往何处去？》等文，则主要分析救亡运动的新形势，探讨并提出陕西尤其是西安地区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引导救亡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播种者》创刊号发表的《五年来误国政策的总账》一文，开列出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至“双十二”前的误国罪状30条款，指出蒋介石“安内攘外”实乃“安内让外”。《西北知识》创刊号用了大量篇幅报道西安事变及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如《“一二·九”西安人民怒吼》、《兵谏》、《救亡运动在国防前线的西北》等，这些文章在当时对于国内民众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及其重大意义，澄清国民党当局对西安事变的造谣诬蔑，鼓舞民众抗日救亡的士气，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1937年2月7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后，对救亡报刊实行查封。《民众前卫》、《播种者》、《萌芽》、《突击》等期刊的创刊号也就成为“终刊号”，《救亡线》也不得不再度停刊。《学生呼声》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直至出版第7期才被迫停刊。
三
《学生呼声》、《播种者》等刊物，积极宣传和颂扬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西安民众救国必胜的信心。
与西安事变时期西安地区创办的众多救亡报刊相比，《学生呼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用较大篇幅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使人民群众直接聆听到了共产党领袖的声音。该刊创刊号刊登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大幅画像，及连夜赶译出来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以便尽快让“解放了的西安诸读者看着这位不做中委而愿爬山涉水饱尝风霜的同胞的意见”。长篇报道《双十二事变在陕北》抓住西安事变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关系，对比分析了张、杨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与瓦窑堡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联系，然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只要把这次双十二事变的通电主张和上述事实对照一下，便可了然了”，“这次惊天动地的双十二事变，虽然发生在西安，归根说起来早在陕北酝酿着，简直可以说发生在陕北！”该文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救亡浪潮：“笔者这次所见，超出预想之外，恐怕全中国任何角落里没有像他们那样热烈的抗日浪潮，任何荒山僻岩都可以看见抗日的标语口号，苏区的每一个妇女儿童，都会唱出很动听的抗日歌曲，每个士兵都以日本为假想敌，在那里做演习战，每种集会游行中都有慷慨的抗日呼声，每个苏区的组成分子，都会很自然地说：‘现在是为了抗日’。”此外，《学生呼声》还刊登了《美·女记者施爱义女士访问记》、《从西安到延安》等歌颂共产党的长篇报道，并介绍了1936年1月20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抗日共同行动纲领》。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接受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于22日发表《告各党各派书》，呼吁“全国一致，不分朝野，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与阶层，立即团结起来，结成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并赞颂中共的“主张是何等伟大”，“态度是何等光明”。《播种者》1卷1期刊登了“西救”的这一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封信》（1936年12月31日）等重要文献。此外，《民众前卫》等刊物也都不同程度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从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前后西安地区创办的抗日救亡报刊，是西安“三位一体”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舆论阵地，它们一方面在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平解决及善后处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从不同角度忠实地记录了西安事变的全部过程，为我们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系统、详尽的资料。
（本文199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交流，发表于《文博》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