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事变前负责对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促成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和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形成，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奠定了基础。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受命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忠实贯彻中共中央的决策和一系列指示，立场坚定，沉着机智，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西安事变善后处理阶段，周恩来妥善处理二二事变，努力巩固西安事变和谈成果。
一、争取张、杨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前夜，中华民族正处于最危险的历史关头。吞并全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因此，日本自1931年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相继制造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步步进逼。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步步退让，不予抵抗，对内则极力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1935年12月，刚刚经历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实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又设立由周恩来任书记的白区工作委员会，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反共，走向抗日。
张学良是原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继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率东北军不战而撤到关内。1935年9月，蒋介石任命他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围剿”陕北红军。东北军进攻红军屡遭失败，“剿共”没有出路。而广大官兵自九一八事变后，背井离乡，亲身感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厌倦内战，盼着早日打回老家去。这就使长期背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杨虎城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是陕西的地方实力派。在华北战云密布之际，西北日益接近前线，面临危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陷入困境，张学良、杨虎城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这种形势，决定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当时，红军对与之作战被俘的数千名东北军官兵实行优待，许多军官还被送往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接受抗日救国教育。1936年1月1日，周恩来邀请训练班的学员参加阅兵式，并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许多东北军军官获释返回东北军后，积极宣传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说服更多的人同红军合作抗日。其中，一O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自愿做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使者。主办“白军军官训练班”的红军保卫部部长兼中央联络局李克农知道后，经周恩来同意，让高回到东北军向张学良报告中共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听了高的报告后，当即要他带信回苏区，请中共派代表到洛川面谈。
1936年1月19日，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受周恩来委派，在高福源带领下抵达洛川，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就联合抗日诸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达成局部停战协定。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红军将领联名致信东北军全体将士，表明红军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战，联合抗日，在东北军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月4日，刚由南京返回西安的张学良又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期望双方全面合作，并请共产党在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中选派一位来与他共商抗日大计。中共中央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有诚意的，决定派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前去会晤张学良。4月9日夜，周恩来、张学良在陕北军事重地延安（时称肤施）的一座教堂内举行秘密会谈。双方坦诚相见，就红军与东北军团结抗日、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干部教育诸问题达成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性作用，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友好关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合作，在周恩来指导下也在积极进行。经多方努力，杨虎城表示拥护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作准备工作。
张学良、杨虎城在分别与中共联络的同时，由于共同的命运、处境及共产党人的促进，也逐渐消除了隔阂，加强了联系与合作。8、9月间，中共中央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军队，作抗日的准备。从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初步形成。
二、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和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顽固坚持反共内战政策。1936年10月底，蒋介石飞抵西安，压迫张、杨继续“剿共”，同时调集其嫡系部队30个师，布置在河南境内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待命向陕甘进发，并调动100多架飞机，准备投入内战战场。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威逼张、杨必须服从“剿共”命令，进攻红军，否则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闽、皖，由中央军进入陕甘“剿共”。
张、杨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也不愿离开西北而被蒋介石吃掉，进退维谷，处境艰危。张、杨在多次向蒋“苦谏”、“哭谏”均遭拒绝后，终于决心对蒋实行“兵谏”，“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同日上午，张、杨发表时局宣言，提出八项救国主张，说明发动兵谏的动机完全在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则“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与此同时，张、杨致电陕北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
西安事变突发，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和接到张、杨邀请电后，紧急开会商定，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援助，帮助他们实现抗日主张。遂一面于15日和19日先后两次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一面应张、杨之请求，集中红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向东北军、十七路军靠拢，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对张、杨的“讨伐”。在这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率秦邦宪、叶剑英等到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西安，住在城内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东楼。当天晚上，周恩来即与张学良开始了彻夜长谈。张学良在详细介绍了事变爆发几天来西安方面的情况、南京政府和各省地方势力的反应以及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态度后说：“据我个人看法，争取蒋先生抗日，现在最有可能，他已由拒绝商谈抗日问题转为允许商谈。只要他同意团结抗日，就可以送他回南京，并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情，同意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多少带有‘军事阴谋’性质。”张学良听了不高兴，说：“我为公不为私，怎么是阴谋？”周恩来随即阐明，这次捉蒋与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是乘蒋不备，出其不意，在蒋的实力还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样，眼下的蒋介石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法国的拿破仑。沙皇尼古拉是经过群众暴动被推翻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流放的。因此，对蒋介石的处置要非常慎重。周恩来认为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中国免于被日本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另一个是宣布蒋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最后把他杀掉，这样就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灭亡中国造成便利条件，中国的前途将会更坏。我们要力争前者，避免后者。接着，周恩来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介石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安方面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将是实现逼蒋抗日和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
几天前张学良扣留蒋介石后，感到“束手彷惶，问策无人”。他曾宣称，如蒋拒不谈抗日问题，他将公布蒋在九一八事变时给他的不抵抗的电文，将蒋交人民裁判。如今周恩来的条分缕析，明确了事变的性质、前途、方针和政策，使张学良如拨开云雾见青天，衷心佩服。“军事阴谋”一词引起的小小不快此时已烟消云散。随后他们研究了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对付亲日派的军事部署，以及如何统一部下思想等许多重大问题。当时由于军情紧急，国民党中央军已逼近渭南，张学良计划十七路军守西安，东北军主力集中渭北，并说如果两军决战，红军一定要参加。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提出红军参加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政委员会。这次会谈十分顺利。周恩来感到张学良没有个人野心，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将军，又是发动事变的首要人物，从西安方面看贯彻和平解决事变方针没有什么困难。张学良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十分感动，对周恩来高尚的政治风格和卓越才能更加钦佩，事后曾说共产党给他作了很好的参谋，对周恩来友好的帮助将刻骨铭心。20多年后，张学良依然肯定周恩来是他的主心骨，他写道：“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18日上午，周恩来由驻西安红军代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杨虎城反蒋抗日的态度较为坚决，但当周恩来把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告诉他后，杨虎城一时还不能完全接受。他向周恩来坦率地谈了自己的顾虑。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理解，并针对杨的思想状况作了耐心反复的解释：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和舆论都迫使蒋介石转向抗日，蒋只有抗日才有出路，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转向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经过周恩来的劝导，杨虎城非常钦佩“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有了认识，表示“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到西安后不到20个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打下了基础。
三、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引起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讨伐张、杨及与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力主“讨伐”，轰炸西安，置蒋介石安全于不顾。在何应钦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又于次日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准备进攻西安。另一派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则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全国各界普遍反对扩大内战，主张和平解决，主和派在国民党内占据上风。南京政府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
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目的是同蒋介石取得联系，并探明西安方面的情况。周恩来抓住机会同宋子文的随员郭增恺进行了一次长谈，要他向宋子文转达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在这一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让宋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宋子文闻知后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和态度大加赞赏，他在会晤张、杨并见到蒋介石之后于21日飞回南京。
22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我来此四日，中心在抓紧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巩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联合，同时建议中央“对蒋过去误国政策，尤其最近使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互消的计划，尽情宣布以影响全国发动”。
宋子文于22日偕同宋美龄及与蒋介石、张学良均有私交的澳大利亚人端纳等，再次由南京来到西安。宋美龄与蒋介石会面后，告诉他南京方面的情况和中共的意见，劝蒋要从国家民族和个人安危考虑。蒋介石授意宋美龄、宋子文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并说对商定好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23、24日，谈判在张学良公馆西楼进行，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出席。周恩来首先提出六项条件：（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以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张、杨表示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答应转告蒋介石。关于放蒋的条件，宋提出只要蒋下令撒兵，即应允回南京，到南京后再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张、杨、周要求先撤兵，释放政治犯，蒋才可回南京。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在上述六条的基础上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达成协议。
24日晚，周恩来趁热打铁，由张、杨和宋氏兄妹陪同来到关押蒋介石的高桂滋公馆。他神情庄重，态度从容，见蒋介石形容憔悴衰老，远非当年在黄埔军校的神态，便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衰老些。”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一双眼睛直望着周恩来：“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宋美龄连连点头：“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以后再不剿共了。”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表示了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和他谈判。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
蒋介石答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条件之后，放蒋已成定局。但在如何放蒋和何时放蒋的问题上，西安方面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张学良曾向周恩来表示他要亲自送蒋回南京，并询问周恩来的看法。周恩来认为蒋在走前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张亲送蒋回南京，认为放蒋是为了和平解决事变，亲送则无必要。他提醒张学良：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蒋介后历来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暗杀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张学良担心蒋介石久留西安，出了闪失于国家、民族不利，独自决定于25日下午亲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得知消息后急忙乘车赶往机场时，飞机己经起飞了。
四、巩固西安事变和谈成果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一下飞机就被蒋介石软禁，随后蒋又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从此，张学良便失去人身自由，一直在软禁中生活。蒋介石在迫害张学良的同时，又加紧破坏西安“三位一体”的大团结，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进逼。1937年新年伊始，形势突趋险恶，西北上空战云密布，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危急关头，周恩来等中共人士为制止内战、维护和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
1937年1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张学良被扣留后的形势与方针。会议指出，我们的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三位一体”的团结，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1月5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来电，电报要求揭穿南京方面重新进逼的用心，提出目前的对策应该“三方面团结，真正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此电还从文武两手作了具体部署，政治上“速发拥蒋通电”，军事上要彭德怀、任弼时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是日，西安方面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8位将领联名发表通电，揭露中央军完全违背了蒋介石离陕之前“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的诺言，强硬表示若将内战强加于人，则西北军民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同时，红一军团以及红十五军团全部急行军南下。不数日，红军大部分即出现于西安附近，驰骋于商洛一带，有力支援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此时，在西安的周恩来精心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竭力保卫来之不易的三方团结。
蒋介石摆好阵势以后，即于1月9日抛出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甲乙两种谈判方案。甲案大意是：东北军入甘，十七路军驻陕，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防西安和陇海线。乙案不同处主要是十七路军调防甘肃，东北军东移河南、安徽，“三位一体”就自然解体。对此两种方案东北军内部反应尤为强烈。因为张学良返陕问题没有解决，加上部队去向问题，两个问题的联系和解决的孰先孰后，以及甲乙两种方案得失利弊，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不休的争论，且很快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主和、主战两派。元老派（包括于学忠、王以哲等）主张在甲案基础上谈判；一些中下级军官结合起来的少壮派则主张首先救回张学良，认为在张被扣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形同“叛变”。矛盾十分尖锐，形势极为严峻。
在此关头，周恩来与毛泽东、洛甫电报往返不断。周恩来根据毛、洛电示，两致蒋函，要求撤兵、释张；并多方协调，坚持选择甲案，和平解决。1月21日，毛、洛致电周、博，提出无论和战应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及左派（即少壮派、主战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同时，中共中央致电上海等地党组织，策动各方调停，维护国内和平。
正当中共中央和在西安的周恩来为巩固“三位一体”、和平解决西安问题而多方努力的时候，东北军中主战派的势力在迅速扩展。东北军是一支旧军队，整个部队的权力都集中于张学良手中，在张到南京被软禁的情况下，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核心，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加之内部对南京是和是战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矛盾日益尖锐。以于学忠、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元老派将领，一致认为应从大局着眼，以和平为重，以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反对打内战，接受甲种方案。以孙铭九为代表的一大批少壮派军官则坚决主张与南京方面宣战，救回张学良。1月25日，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军政负责人会议召开，决定接受蒋介石的甲种方案。少壮派得知更为愤激，他们的情绪影响到广大官兵和群众的情绪，西安上空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主战”气氛。1月27日夜，少壮派组织50余名青年军官在周恩来驻地七贤庄一号的四合院里“请愿”，会客室里传出阵阵吵闹声，他们一连提出8个问题，力主释放张学良以后才能撤兵，反对就此和平解决。周恩来竭力说服，苦口婆心，终未奏效。会散后，甚至有人当场扬言“如果你们不打，我们就与你们弄不好”。深夜，周恩来、博古又获悉他们中有的人已拟就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人的名字。1月29日，在少壮派提议下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以上军官举行军事会议。由于少壮派的鼓动，会议通过了与南京政府主战的决议，并由到会的全体军官40余人签名。王以哲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何柱国在会上发言主张和平。会后，王以哲、何柱国不愿执行这个决议。这时，十七路军中不惜一战的打算也有抬头。
到30日，主战派几乎完全控制了局面，形成了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要决一死战的态势，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又一次提到了面前。在此紧急关头，周恩来、博古于30日下午将近5点钟赶到云阳，同张闻天、彭德怀、王稼祥等共商对策。会议认为，我们的愿望是接受甲种方案，实现和平，但目前西安各派均主张同中央军开战，这样在红军面前就只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或者同他们一起打，但在打的过程中争取实现和平。深夜10点，与会者将商定的上述方针联名电告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深夜12点，毛、朱、张复电赞同，将当前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用这样的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然而，东北军青年军官中的少数“过激分子”却不顾大局。2月2日拂晓，东北军的一个青年连长于文俊走进了王以哲的寝室，将这位最先坚决联共抗日、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老将枪杀了。这就是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他们感情用事，以为杀掉王以哲，就可以堵住和谈之路，同中央军开战，把张学良解救回来。2月2日清晨，王以哲遇害的噩耗传到中共代表团的住处，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周恩来在办公室急促地踱着步，思考着对策。紧接着又传来消息：有人认为王以哲的死与共产党有关。原因是这几个少壮派首领和中共的关系密切，奔走联共最力，此外头天晚上周恩来去王以哲家开会也被看作是枪杀阴谋的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东北军官兵无比愤慨，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采取非常手段，为死去的王以哲报仇，原来驻防渭南的东北军现已掉转枪口向西安进发了。
危难关头，周恩来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党的威信和民族的利益，即使牺牲个人的生命，也要设法巩固西安事变的和谈成果。他冷静地对大家说：“眼下西安出下了料想不到的混乱，代表团处境确实有危险，不能不撤，也不能全部撤走。一部分同志留下来，主要是做好东北军的工作，以戳穿敌人的阴谋。另一部分同志则立即转移，暂时到三原红军的驻地。我是代表团团长，和叶剑英等同志留下来工作。代表团成员撤走前，先去粉巷吊唁王以哲，安慰其家属。”
当天下午，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抬着花圈，拎着香、纸、挽联等祭品，出了红军联络处的大门，向南大街粉巷王以哲家走去。吊唁完毕，周恩来对王以哲夫人沉痛地说：“对王将军的不幸遇害，我代表我们党和红军表示沉痛的哀悼！王将军是东北军的元老功臣，也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他的功劳，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为维护和谈成功而遇害，这不仅是东北军的损失，也是全国老百姓的损失！那些不顾大局杀害王将军的人，不但应受到东北军广大将士的谴责，而且应该受到全国老百姓的谴责！夫人，希望您保重身体，和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起为实现收复东北而努力！”周恩来的脸色，由于极度的悲伤而变得惨白。他的这番肺腑之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噙着眼泪，泣不成声。王夫人动情地说：“周先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一个事先在灵堂后准备行刺的军官，哭着出来，跪在周恩来面前，声声哀求恕罪，久久不肯起来。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3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他还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前线，向要为王以哲复仇并进兵西安的刘多荃师长说明真相，陈述利害，要他偃旗息鼓。杨虎城也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终于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稳住了西安事变后的和平局势。对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张学良在溪口对前去晋见他的何柱国军长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但交了一个朋友，望袍泽今后维持这个友谊。”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1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西安事变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在这个历史的转变关头，周恩来对中国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本文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而作，其中第一、二、三部分内容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题，原载《周恩来世纪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四部分内容以《事变中的“事变”》为题，原载《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