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其政策转变的起点
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的政策有一个逐渐由对内转向对外、由“剿共”转向抗日的发展过程。但这个转变究竟是由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目前史学界的大多数同志认为西安事变和五届三中全会是其转变的起点。但从当时的材料来看，笔者认为这个转变始于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五全大会）。
一、五全大会的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敌入侵，国难当头，全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拯救民族危机。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却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进攻共产党，“围剿”红军。这就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便利了日本的进攻。九一八后三个月内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3月扶植伪满洲国在东北成立，1933年占领了热河，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1935年又将其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杀我同胞、掠我土地，而大大小小的汉奸则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国民党的误国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但是到1935年底，形势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日本人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普遍的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一二九运动标志着抗日救亡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在继续发展。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这一基本事实，“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①。中国人民之抗日情绪已达沸点，不抗日的政府决不能继续当政。这种形势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对抗日有所表示。
（二）国民党的统治受到了严重威胁。蒋介石集团是江浙财阀的政治代表，在他们看来，东北不是中国的本部，“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②。但是日本的目标并不只限于东北，而是要征服中国，称霸世界。在占领东北之后便将其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夺取了察冀两省的主权，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脱离中国本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内蒙，扶植反动封建王公和伪军头目成立“自治政府”。这些都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而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中国驻日代表蒋作宾透露了要建立全面控制中国的对华方针“三原则”，这就进一步地威胁到了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中国若不战而失华北，将陷于不可救药之地。日本既称霸于黄河以北，则随时可征服长江流域以至华南，那时国民党的统治就再也无法维持了。国民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其统治服务的，在其统治受到成胁时，政策就不能不有所改变。
（三）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激化。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地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为了借日本的力量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同时牺牲中国东北以换取日本北上进攻苏联，使其两败俱伤，以达坐收渔人之利的目的。因此，九一八事变时，英美就顽固地推行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可是，日本并没有象英美所希望的那样去行动，而是南下侵入华北，这就更进一步地威胁到了英美的在华利益，他们再也不能缄默不语了。从1935年11月起，英美就向日本提出了一系列抗议。同时加强了自己在华的经济实力，以对付日本的经济侵略③。可见，华北事变之后，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激化了。国民党的当权者是英美派的蒋介石，英美对日本态度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
（四）共产党确定了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两个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政党，由于斗争的需要，一方政策的变化必然引起另一方政策的转变。九一八后，共产党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除东北外，共产党的政策实际上是以反蒋为主的。到了1935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甚至在国民党内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般说来，国民党内受过孙中山教诲的党员大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决心也并不怀疑。“八一宣言”发表后，国民党内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中国古训，希望国共两党合力御侮。冯玉祥首先表示响应，公开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为了与共产党争夺斗争的主动权，国民党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也不得不产生联共抗日的想法④。
总之，到1935年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团结抗日成了拯救民族危机的必由之路，“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再也无法继续实行了，客观形势迫使国民党制定新的政策。五全大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二、五全大会前后政策的变化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由于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很高。这次代表大会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说算是一次统一的大会，各派系都派有代表参加，这反映国民党内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团结。
11月19日，蒋介石发表对外关系演词，这是大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在这里，蒋在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同时，又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可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⑤。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在这里已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即在“决不放弃和平”之外，又表示了“至非牺牲不可时，自必决然牺牲”的态度，较“不抵抗主义”无疑是一大进步。
要抗日，就要民主、团结，就要开放政权，允许人民的言论自由。五全大会后，国民党的政策向着抗日、民主、团结的方向有了新的发展。
（一）对日本的态度。五全大会前，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对日本的侵略妥协退让。例如1934年4月17日，日本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而国民党对于这个狂妄的声明，则表示了一付温顺的面孔。4月19日，南京外交部声明说：中国“从无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中国与他国之合作，不论其为借款或技术援助，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至于购买军用品，如军用飞机等，及雇佣军事教官或专家，……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这里无半点抗议。1934年10月，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作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侵略我们的人却不是敌人，反而要与之“携手”，可见国民党对日本的态度是何等的软弱。
五全大会后，国民党对日本的态度就逐渐强硬了起来。自1935年11月下旬起，中国外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先后为有吉明、有田八朗、川越茂）进行了调整中日关系的谈判。中国政府的政策逐渐强硬，并曾提出过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要求。到1936年12月初，谈判不欢而散，中日交涉停顿。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发表“对华三原则”，并宣称中国政府“对以上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对此南京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加以否认，并指出日方所言中国对三原则表示赞成“殊非事实”。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对校长与学生代表讲述对日政策，声明决不签订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也不订立秘密条款，如到最后关头，当不惜一战。7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对“最后关头”作了比较明确的解释。指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牺牲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在这里，蒋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还针对广田三原则提出了调整中日关系的三原则即主权的保持、行政的完整、互惠平等。这就使五全大会的对日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五全大会前后，国民党对日本的态度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至于五全大会后不久国民党为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而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对日妥协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应该看到国民党对日态度的转变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五全大会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
（二）对亲日派的态度。五全大会前，蒋介石集团对亲日派极力拉拢，向日本献媚，企图以此来缓和日本的进逼。九一八事变的当天，亲日派汪精卫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长，蒋则包办了中央政治会议，蒋汪联合控制了中央政权。但到1935年底，随着英美与日本矛盾的激化，亲日派受到了深重的打击。11月初，汪精卫被刺受伤，亲日派要人唐有壬（外交次长）被刺丧命。12月，行政院改组，蒋接替汪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都代以蒋的亲信。这样，蒋汪联合、共同卖国的局面宣告结束。同时，主战派的冯玉祥发表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政权机构中罗致了少数学界名流如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等。这表明随着亲日派被排挤，国民党政权作出了一点开放的姿态。因此，当时的舆论说：“此次中枢的新组织，惹起一般国际上的注意，各国都认为比较举国一致的政府，日本亦然”。
（三）对抗日言论的态度。五全大会前，国民党对民众的抗日运动，采取“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的残酷镇压政策。1935年6月10日，南京政府发布所谓“敦睦邦交令”，无耻地称日本侵略者为“友邦”，命令“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与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甚至在报刊上不允许出现“抗日”字样，而以“抗x”代替。但在五全大会后，随着对日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对抗日言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左恭、千家驹负责在《扶轮日报》编了一个取名为《民族阵线》的副刊，公开讨论对日抗战问题，主张开放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关于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不一月，销售达八千份以上，这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却没有出什么乱子。可见，五全大会之后，国民党对抗日言论已在一定范围内稍稍开放了。政权和言论的开放表明，五全大会之后国民党的政策确已向民主的方向转化了。
（四）对共产党的态度。九一八后，国民党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狂喊“对共产党势在必剿”。五全大会时，国民党仍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方针，并调集兵力继续进攻红军。南京政府外长张群声称：“处于任何情况之下，决不能须臾放弃剿共政策，亦不能容忍主义相反而欲以暴力推翻现有政权之任何组织，在国内任何地方从事活动”。但是国民党慑于共产党抗日主张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不得不与之进行一定程度的联系。五全大会之后，国共之间便开始了秘密接触。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1936年1月，蒋又向苏联大使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是不能让红军存在。请苏联政府利用自己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威望，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上存在的政府。1月22日，蒋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同时，派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初步接触，并指派陈立夫为和中共进行谈判的总负责人。在国内，国民党曾由曾养甫出面，由谌小岑通过吕振羽同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剪伯赞在初期也曾参与过这项活动。五全大会至西安事变间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可以看作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慕。
通过比较可见，国民党的政策从五全大会起确已开始向团结、民主、抗日的方向转化了。
三、五全大会政策的继续发展
从五全大会开始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有着很大的不彻底性，特别是没有停止“剿共”，这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犹如劈头一棒，给了蒋介石一次严重的教训。使其不得不承认，反动内战政策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坚持内战，他的统治就会垮台。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暂时放弃反共内战政策。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这次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五全大会政策的继续发展。
在对内政策方面，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重新合作的原则，并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这可以看作是五全大会以来国共之间联系的公开化，是国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亦是国民党实行民主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在对外政策方面，关于对日问题，表示“确守平等互惠与互遵领土主权之原则”，“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才只有出于抗战一途”。在国民党的正式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抗战”的字眼，这可以看作是五全大会和五届二中全会以来对日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表示如果中国“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最后关头”来到了。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了自卫声明，实行天赋之自卫权利。这表明，“不抵抗主义”有了彻底的改变，中国全面抗战正式开始。至此，国民党基本完成了对日政策的转变。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此中国历史开始步入了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时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民党五全大会前的形势向国民党提出了必须改变其内外政策的要求，五全大会后的事实表明，国民党的政策确已有了改变。五全大会应是国民党政策转变的起点，五届二中、三中全会及七七事变后国民党的政策正是五全大会政策的发展，那种认为西安事变和五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政策转变的起点的观点是不妥的。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新华文摘》1987年第10期、《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摘要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7年第7期全文转载，1990年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