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30年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经历，可谓几多感慨，几多豪情。感慨的是，我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理想而全力拼搏，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欣慰的是，我的付出终有回报，我的治学生涯无怨无悔。
起步：我的大学
记得1981年7月填报高考志愿时，我被一张招生广告上的照片吸引住了：一位大学教授端坐在整洁的书房里聚精会神地读书，气氛显得异常的安祥、神圣。这张照片勾起了我这个农家子弟潜意识的奋斗目标——做一个学富五车、品行端正的大学教授，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在所有志愿中都填上了“历史”和“中文”两个专业。这年9月1日，我以全县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了。也许从那时起，我便与中国近现代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北大学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那里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丰富的图书资料，历史系有以张岂之、林剑鸣、彭树智先生为代表的众多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所有这一切都为我的学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老师们的指点下，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我在为实现理想全力拼搏。在西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的7年经历，使我终生受益，我现在教学和科研的基础都是那个时候奠定的。至今回想起来，我每每为此动情。
我永远忘不了先后给予我巨大帮助的李宗渊、李云峰、张扬、李振民、赵保真等多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恩师。李宗渊教授是我《中国近代史》课老师，是他把我领进了史学研究的大门。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道光皇帝与林则徐禁烟》（载《史学月刊》1984年第2期），就是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当时我是本科二年级学生，这篇文章是我《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学习体会。为了这篇文章，李老师戴着老花镜，在我那模糊不清的稿纸上（因我无力购买只好写在同学送给的一家纺织厂油印技术资料的背面），逐字逐句修改了三遍，然后告诉我可以寄出去发表了。从那以后，我每写一篇文章，都要推敲每一个字词、每一个标点。编辑和读者认为我“严谨”，岂不知这些都是恩师教导的结果。
李云峰教授是我《中国现代史》课老师，是在读书、治学、做人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先生。我是这门课的课代表，利用“工作之便”常常登门讨教。在我们接触的四五年时间里，几乎每周都要深谈一次，是他引导我涉猎了大量的中国现代史资料，给我介绍了大量的学术信息和科研方法。毕业至今的近30年时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也不断地从他那里汲取营养。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其政策转变的起点》，是在张扬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这篇文章在国内史学界首次提出，国民党政策转向抗日的起点始于1935年1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讲的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个观点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该文在《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新华文摘》、《中共党史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中国百科年鉴》、《史学年鉴》等十余家权威期刊和年鉴相继摘登转载，著名历史学家彭明先生在总结1987年中国现代史研究成果时予以高度评价，并于1990年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写作该文时，我只有22岁，如果没有老师们的指点，要想取得如此成绩简直不可想象。
1985年夏，我考取了西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投师于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李振民、赵保真教授门下。此后3年的学习，我的学业又上了一个新层次。我和付建成、汪春劼、田霞、金美宁几位同学认真听取两位先生的悉心点拨，跟着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并在他们的引荐下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在他们的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述论》在《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一期发表后，又在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1994年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但是，我们刚毕业不久，敬爱的赵保真老师却病故了。当时他刚过60岁，去世前还在病床上修改我们合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纲》一书。噩耗传来，我失声痛哭，此后整整一年里我都没能从痛苦中摆脱出来。老一辈史学工作者无私的奉献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永远都是我们这些中青年学者学习的楷模。
升华：西邮执教
1988年7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西安邮电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原西安邮电学院社科系）任教至今，先后从事《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20世纪中国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的教学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并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
我参加工作时，西安邮电大学刚刚恢复招生，一切都在从头开始，这正是年轻人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大好时机。但是，二十多岁的我也遭遇了一系列的痛苦：收入过低，无处栖身，父母逝世，更要养家糊口……接踵而来的打击压得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几乎喘不过气来。身边的许多朋友也纷纷转行，或下海经商，或调往它地。我悲伤过，彷徨过，我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我曾千万次扪心自问：你到底应该怎么办？！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歌唱道：“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喜欢听歌的我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干！以往所做的一切正是我生存的资本。痛定思痛，我又在史学研究方面拼搏了。我知道，这几乎就是我一生中一次悲壮的选择。然而，我也知道，这正是对自己事业的挚爱和信心才产生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从那以后，我养成了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夜里读书，常常通宵达旦。无论酷暑寒冬，逢年过节，我都未敢懈怠过。
在西安邮电大学任教的20多年里，我在继续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同时，主要进行了两个领域的研究——“国际友人与中国革命”、“陕西革命和建设史”。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人民论坛》、《史学月刊》等期刊发表近200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国际友人在延安》、《追寻红星的人们》、《陕西近现代革命史》、《执政中国——陕西辉煌六十年》、《中国共产党陕西简明历史》等著作，出版了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大跃进”运动》等书籍，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陕西党史重点研究项目、上海市“十一五”党史研究规划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获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十余项，出席了多次国际、国内高层次的学术会议。
我相信这样一个人生哲理：天道酬勤，有耕耘就会有收获。我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我的成绩赢得了学校的认可和同行的肯定。我也得到了相应的待遇，1996年晋升副教授，2001年晋升教授，2012年被评为三级教授，并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高校校报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安市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被聘为中共陕西省委理论讲师团特聘专家教授、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特聘研究员。2011年参加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感悟：我心永恒
饮其流者怀其源。回想起在西安邮电大学20多年的教学科研生涯，我非常感谢学校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大力支持，感谢我的妻子梁月兰和亲朋好友们的鼎力相助。西邮历届领导对我的敬业精神和学术成就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在物质和精神上给我巨大的支持和鼓励。至今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名在工科院校从事公共课教学的教师，如果没有学校的资助和扶持，我不敢想象自己会有今天这样美好的境况。我也在尽最大努力，以便在工作上取得更大成就，来回报西邮对我的知遇之恩。
我妻梁月兰是低我一级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至今。她既是我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我事业上的好帮手。生活方面的知冷知热、多方照料自不必多说，事业上因是同行常常心有灵犀一点通。我需要的许多资料是她帮我查找的，我的许多手稿是她帮我整理的，我的许多文章是她进行润色的，我们常自豪地宣称我们俩人是“党史夫妻”、我们的家是“党史之家”。记得1988年3月我们结婚时，西北大学骞平义先生、温友言教授各书赠了一个条幅：“室静兰香”、“琴瑟和鸣”，今天看来这正是对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回首处，往事悠悠；望未来，前途漫漫。读书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下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需要比别人有更多的毅力和信心，需要承受更多的寂寞和孤独。近30年魂牵梦绕的治学生涯，我付出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我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并将以此作为我的终生目标。
最后，我想借用年轻时常听的两句歌词与同仁共勉：“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世间自会有公道，付出总会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得到，要做就做最好。”歌以明志，言为心声。
（本文原载《我的党史情结》，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收入本书时增补了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