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精神是时代的产物，是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凝聚和锤炼出的具有鲜明斗争特征的精神体系。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始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革命的前沿。在陕西，从最早响应“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党团组织在渭北地区的率先建立，从大革命失败后与白色恐怖的顽强斗争到土地革命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在西北地区的率先开辟，从抗日战争时期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到解放战争时期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殊死斗争，以三原、富平、耀县为中心区域的渭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历了艰难曲折、英勇悲壮的革命历程，铸就和形成了以“忠诚于党、全心为民，坚守信念、敢闯新路，百折不挠、无私奉献，顾全大局、团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渭北革命精神。
这一独具地域特色的革命精神，起源于辛亥革命后期，孕育于大革命，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发展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贯穿于渭北人民解放运动的整个过程。渭北革命精神是党长期领导渭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生动写照，它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同根同源。
渭北革命精神的形成，源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源于以三原为代表的渭北地区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态和革命传统，源于刘志丹、贾拓夫、汪锋、赵伯平、黄子文、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渭北地区的革命实践，是苏区精神在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化、形象化、地域化的集中体现，它承载着中国革命的红色基因，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为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劳苦人民的根本利益，汪锋、赵伯平、黄子文、黄子祥、习仲勋、马先民、孙平章等共产党人义无反顾的肩负起了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们舍生忘死，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交给了革命事业。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黄子文曾对三原地下党同志说，“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对党永不变心。”这铮铮誓言充分体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从参加革命到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黄子文为党的事业战斗了一生。
1928年3月，习仲勋在省立三师开展革命宣传活动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与反动当局坚持斗争，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狱后，他自觉服从中共武字区委的安排，积极投身筹赈运动，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受中共武字区委的指派，习仲勋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赴长武开展兵运工作，失败后，他没有消沉，抱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强决心，积极投身于创建渭北根据地的战斗，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面对白色恐怖，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在县城以卖水为名掩护身份，汪锋、赵伯平等县委主要领导成员长期隐姓埋名，矢志不移的开展革命活动，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紧跟党走、坚强不屈的高贵品质。他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气概，源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这种革命斗志如团团烈火，在渭北根据地从来没有被枪炮、屠刀所扑灭。
渭北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一心为了群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在渭北农村连年灾荒、浮尸遍野、十室九空、官逼税捐、土豪强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形势下，黄子文、唐玉怀、孙平章等共产党员发动数万人举行“交农”运动和武装围城，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粮食、分浮财，开展筹赈运动，组织灾民自救，抗击地主武装，救黎民于水火之中，这是共产党人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利益反剥削、反压迫，为贫苦群众争自由、争解放、求翻身的生动体现。
在筹赈期间，黄子文带头向困难群众捐粮，并亲自派人把筹集的粮食送到了困难外来户群众家里，令群众极为感动。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洞悉农情民意，组织渭北各县区党组织和游击队急农民之所急，忧农民之所忧，利用各种形式，宣传鼓动劳苦农民参加抗粮、抗租、抗税斗争。根据地的共产党人视群众利益为生命，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难关，满足了群众最基本的生存愿望。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委会在武字区各村堡还掀起了分配土地的高潮，从根本上实现了群众的经济利益。
正是有这样一批忠诚于党、全心为民、不怕艰险、不怕牺牲，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共产党人，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才获得了最为强大的力量源泉。他们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定态度，为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坚强决心，为革命虽九死而不悔的坚定气概，铸就了渭北革命精神中最为稳固的根基。
理想信念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坚定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经受考验的精神支柱。在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白色恐怖笼罩渭北大地，革命斗争充满生死考验。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始终是激励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坚持革命斗争的不竭动力，它贯穿了渭北革命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
在开辟渭北根据地的艰辛历程中，为了追寻崇高的理想、光明的愿景，以三原、富平、耀县为中心区域的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舍身忘死，奋勇斗争，义无反顾。无论是面对敌人的屠刀，还是纷飞的战火，无论斗争环境多么恶劣，多么艰苦，以汪峰、赵伯平、黄子文、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都没有被艰难险阻所吓倒，没有被敌人的反复残酷“围剿”所吓倒，他们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
在动员群众贯彻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搞农运、打土豪，斗劣绅时，黄子文自信地激励大家说，“只要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在组织筹赈会期间，黄子文被敌人逮捕后经多方营救获释，他回到武字区说，“只要我不死，革命就要革到底。”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畏难、不怕死，为革命拼命到底的坚定决心。在四面受困、敌强我弱、缺乏主力红军支撑，国民党反动当局接连不断进行“围剿”的极度困难形势下，渭北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之所以能够坚持五年多，根据地的红旗之所以能够坚持多年不倒，直到解放武装斗争也没有停止，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在渭北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中，马先民、孙平章、侯守愚、王曲贤、顾先臣、安大元、宋士斌、姚万忠等许多领导人和共产党员相继被捕。在狱中，他们大义凛然，铁骨铮铮，志坚如钢，不惧酷刑，抗拒诱降，先后都惨遭敌人杀害，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为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正是源于抱定了为革命胜利而流血牺牲的坚定信念；这种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正是渭北革命精神的灵魂所在、精髓所在。
渭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党组织和三原党组织领导人民大胆探索、敢于创新的结果。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陡然逆转，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工农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走向低潮。
这一时期，在新旧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下摸索前进，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处于探索阶段。在没有现成模式可仿，没有成功经验可循的境况下，黄子文、唐玉怀、孙平章等共产党员从武字区当地实际出发，把开展农民运动与抗击反动政权相结合，在渭北地区率先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好转，中共三原县委和武字区共产党人积极贯彻省委指示，以广大农村为依托，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使革命的烈火愈燃愈旺，在武字区开创出了一片赤色区域，而且范围不断扩大到三原、富平、高陵、耀县、淳化等地，无意识地在西北地区史无前例的率先探索并形成了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建立了渭北革命根据地。
这一开拓性、创造性革命成果的取得，充分体现了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敢闯新路、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这是渭北革命精神的核心。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也是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百折不挠、英勇奋战的过程。在烽火连天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形势多么残酷，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渭北根据地人民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从1928年2月到1933年8月，根据地广大军民与豪绅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当地驻军直接进行了数百次武装斗争；面对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接连不断的捕杀镇压和反复“围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黄子文、李平（刘捷三）、金天华、李天保、苗家祥、刘清和、马志舟、赵立魁、王瑞琪等率领渭北游击队、赤卫队英勇奋战，抗击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这片根据地。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汪锋、赵伯平、习仲勋、张秀山、金理科、杨森、黄罗斌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与敌周旋，历尽了艰难和挫折，经受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
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黄子祥在敌人悬赏通辑、家产被烧、亲人牺牲的情况下，不屈不挠，愈挫愈坚，顽强地开展游击斗争。黄子文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9年，他多次被敌人逮捕关押，被“左”倾路线执行者迫害，但他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过，革命意志从未衰退过，手中的武器从未放下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1933年8月至1936年12月，因叛徒出卖，赵伯平被捕入狱。在狱中，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多次使用各种伎俩威逼刑讯，以判处死刑进行恐吓，他镇定自若，毫不屈服。后来敌人判他有期徒刑10年，他一笑置之，轻蔑地说，“判我10年，看你们岂能统治10年！”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共产党员岳强明曾被国民党富平县当局关押五年之久，先后七次受老虎凳、夹指头等酷刑逼供，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渭北革命根据地虽然在强敌重兵围剿之下严重受挫，但根据地人民百折不挠、顽强斗争的火焰却始终没有熄灭过，一直到全国解放。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没有广大军民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气概，没有百折不挠、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就难以得到长期巩固。因此，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革命气概和革命意志是渭北革命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精髓。
渭北根据地的斗争史也是根据地人民的奉献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渭北游击队员经常吃住在群众家里，敌人常来“围剿”，群众设法进行保护；游击队员没有衣服，群众就及时给做、给送。白天游击队员和群众一样在田地里劳动，晚上则集合起来打土豪、分粮食、除恶霸。广大群众不仅为游击队员洗衣、做鞋、带路、放哨、护理伤员，而且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报名参加渭北游击队、武装赤卫队及陕甘游击队的动人情景。为了筹措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黄子文、黄子祥带头变卖了家里的的土地，几乎把全部家产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为了支持革命，很多群众变卖家畜，捐钱捐物，倾其所有。游击队听党指挥、不畏艰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无私奉献，筑起了一道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在渭北根据地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为根据地的创建、恢复和发展英勇献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3年8月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6个团的兵力对三原武字区、心字区的重兵“围剿”中，四五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赤色群众先后遭敌逮捕，六十多人被敌杀害，他们用鲜血染红了渭北苏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正是这种无私奉献，才铸就和形成了渭北革命精神。
渭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从开始的武字区、心字区扩大到包括三原、富平、耀县、泾阳、淳化五县的交界地域和高陵、蒲城、白水县的部分地域，其生存和发展之源就在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顾全大局、携手并肩、同仇敌忾、团结奋战，在根据地内外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合力。这既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渭北革命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质。
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全局观念。面对“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独断专行、急躁冒进、无端指责，甚至遭受诬陷排挤，面对各种不同意见和分歧，面对诸多的争论和误会，他们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始终坚定革命信念不动摇，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革命大局为重，正确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分歧，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一系列指示，时时处处维护了党政军群的团结。
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根据地的领导人黄子文、黄子祥、孙海章等历遭挫折和坎坷，他们都曾被“左”倾路线推行者错误撤职、开除，都曾被组织和同志误会过，但他们在蒙受委屈、受到伤害时，忍辱负重，相忍为党，革命意志从未动摇，一如既往地战斗在革命第一线，在思想政治上、革命行动上表现出了一个坚定革命者的宽广胸怀，表现出了他们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自觉维护根据地的团结统一的坚定性。这种“只知有党，不为其身”的高贵品格，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无私无畏、维护团结、齐心协力干革命的崇高精神风范。
团结互助、协同作战是渭北根据地与照金苏区开展革命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渭北根据地与照金苏区南北呼应，紧密相连，两个苏区在游击队和红军的建立及发展上，在军政领导人的调任交流上，在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围剿”斗争中，始终保持着团结合作、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协同作战的关系。渭北革命根据地与照金苏区互为开展游击战争的回旋地，陕甘游击队——红二团几次转战渭北革命根据地建党、建政，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之初，渭北游击队及时前往照金地区配合红二团作战，开辟照金新苏区。在红二团南下失败、照金苏区遭敌围剿的危难之际，渭北游击队旋即升编为红四团，加入了红二十六军序列，并迅速与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照金汇合，共同反击围剿之敌，扭转了照金苏区的危急局面，增进了革命队伍间的团结和友谊。红二十六军既是创建照金苏区的主力红军，也是支持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后来，汪锋、黄子文、金理科、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金天华、黄罗斌、王柏栋等渭北根据地的一批党政军领导人又被派往照金苏区，成为照金苏区和陕甘边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
正是这种战略上的互为依托，团结合作，协同作战，推动了渭北根据地和照金苏区的游击战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促进了两块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在艰难曲折的渭北革命斗争中，广大军民无私无畏、顾全大局的革命境界，同仇敌忾、团结奋战的革命气节，正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实现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的力量之源，它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是渭北革命精神内在特质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