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在陕西地区复兴革命运动而创建的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之时，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是党在西北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首次尝试，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同时也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
1945年7月11日，习仲勋在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总结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从渭北苏区长期斗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在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习仲勋的这一论断，揭示了渭北根据地在区域位置上对开展革命斗争的不利影响。
渭北根据地距离国民党陕西统治中心太近，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端仇视和反复围剿
武装割据地区的地理位置，是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渭北根据地处在关中平原腹地，根据地的中心三原武字区距当时陕西的第二大城市三原县城仅10多公里，距陕西省省会西安也仅50多公里，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当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似一把尖刀直刺敌人的咽喉，国民党反动派颇感威胁，不可能坐视渭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加之根据地所在的三原、泾阳、高陵号称关中平原的“白菜心”，是重要的粮棉产区。因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必然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端仇视。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红色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反复“围剿”。
渭北革命根据地在地理条件上不利于革命力量在敌人统治的区域中保存、发展和壮大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军事根据地要建立在“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地方。”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提出，应选择有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地形险要的农村，特别是两省或三省交界，既有便于作战的地势，又有足够给养和经济实力的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确定和创立，可以说是一个光辉的典范。那时，毛泽东亲自带队作巡回式的选择，经过反复比较才定下决心。正如他指出的，“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因为罗霄山脉中段境内井冈山地势极为险要，还有九陇山等重要屏障，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继井冈山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在选定赣南、闽西根据地时，也都从地理因素上进行了系统运筹，充分考虑了该区的地理条件，从而使这些根据地的开辟建立在了可靠的客观基础上。对照毛泽东关于选择武装割据地域的基本思想，渭北革命根据地在地势环境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其所在区域既无无高山大川，也无天然险阻，难以抵御反动武装的进剿和袭击，不利于革命力量和根据地的保存、发展和壮大。因而，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之下，最终导致了根据地的战略北移。
习仲勋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指出，“梢林主义”是创建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这是习仲勋从开辟渭北根据地到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得出的基本经验。
坚持武装斗争，以武装斗争支撑根据地建设，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反动势力要通过武装斗争去打倒，革命根据地要通过武装斗争去开辟和保卫，广大群众要靠武装力量去发动和组织，土地革命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能实现和发展。渭北根据地的创建虽然建立了革命的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但由于革命武装力量弱小，缺乏强有力的正规红军部队的支撑，在优势之敌的反复残酷“进剿”下，难以有效抵御和抗击，最终导致根据地陷落，红四团转入照金苏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另一方面，中共陕西省委确定建立渭北革命根据地时，只看到了关中一带群众有革命的要求，没有看到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很薄弱，没有考虑到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对于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其教条性是很明显的。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中明确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渭北革命根据地遭敌重兵围剿而战略北移的事实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论断。
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武装虽然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但力量单簿弱小，武器装备低劣。1928年2月黄子文早期成立的武字区农民游击队仅有队员30多人。1930年6月成立的渭北灾民自救队，包括临时参与的陂西镇王德修部30余人、21支枪，高陵王学道部100余人、数十支枪，总共也不过200多人、百多支枪。1931年5月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成立时只有30多人。1932年5月，武字区游击大队有队员40余名，长短枪34支；8月l日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时也只有60余人，30多支枪。根据地赤卫队、儿童团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黄蛇尾，少先队的武器主要是红缨枪。1932年12月被敌冲散后返回武字区的游击队员仅有40多人，不到30支枪。武字区遭六县民团和三原、富平等地驻军“围剿”后，时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习仲勋曾向黄罗斌讲到，“渭北苏区以武字区为中心，东邻富平，西连淳化，北接耀县，南临三原，东西长不过40里，南北宽不过20里，地方太小；游击队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周围民团经常进行骚扰，既没地方躲藏又没回旋余地；地方小了，群众就少，兵源也就缺乏。所以，苏区一定要发展，要扩大。苏区发展壮大了，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了充足的兵源，反击敌人才有力量，革命根据地才能不断巩固壮大。”
1933年7月下旬，渭北根据地虽然成立了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但部队中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其小生产者的弱点明显，且红四团只有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仅120余人枪，缺乏精良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在国民党军重兵进攻的情况下，只能避敌锋芒，离开根据地而向照金苏区转移。
强有力的正规红军是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权手中的利剑，对创建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是不能粉碎国民党正规军对根据地的反复“进剿”的。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正如毛泽东所说，当年“被逼上井冈山，为什么能够在山上？就是有这枪杆子。它打出游击队，从小到大，打出红军，打出政权，没有枪杆子的地方，那里有没有政权？有没有工会、农会？”因此，党领导下的武装割据，离不开党领导下的强大革命武装力量即正规红军的支撑和保障。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正是党内“左”倾错误方针在全国各地得到贯彻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尤其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受到了严重挫折，使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损失。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创建渭北根据地时，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的执行了王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方针。
第一，以杜衡为书记的中共陕西省委脱离实际，急躁冒进，过高地估计了渭北地区的革命形势。
渭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失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左”倾错误影响，没有正确估量革命力量，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1932年2月至4月，针对渭北地区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以杜衡为书记的中共陕西省委接连发出关于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或报告，作出了夺取三原，以此为中心建立渭北临时苏维埃政权，进而建立一大片苏维埃区域的冒险计划，并且要求采取冒进式地向前发展。这一决策的形成，正是源于杜衡只考虑了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地区群众基础好、革命形势高涨等有利因素，没有考虑当时敌强我弱、渭北根据地的中心太靠前等不利因素，对革命的长期性和建立根据地的艰巨性缺乏正确的认识，过高地估计了渭北关中地区的革命形势，因而改变了省委偏重陇东在陕甘边区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制定了向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发展，同渭北连成一片的计划。同时，中共陕西省委对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后的整个陕西的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认为革命有可能很快在陕西取得胜利，因而同意了杜衡的建立渭北新苏区的计划。时以杜衡为首的中共陕西省委的“左”倾错误是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左”倾路线执行者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急躁冒进，采取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冒险行动。
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面对强大的国民党武装和反动民团的轮番围剿，中共陕西省委派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代表没有采取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保存积聚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没有从稳固发展根据地与准备长期革命斗争出发，而犯了主观盲动主义的错误，总想迅速在强敌统治的中心区域建成大片根据地，因而实施了一系列冒险行动，造成了渭北根据地的严重受挫和失利。
习仲勋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多年以后，他带着深刻的教训回忆说，“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习仲勋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写到，“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1984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汪锋同志给三原县委党史工作者谈了自已对渭北根据地执行“左”倾路线的看法，“我认为主要教训有两点，一是太显示自己的力量，如去西阳镇游行，在武字区打王茂臣民团，明知不成却有意显示自己的实力，刺激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引起了敌人的大‘围剿’，损失很大。二是我们镇压的人太多，那时杀人很随便，杀了一些不该杀的所谓‘反革命’。渭北群众是很好的，根据地也很有群众基础，但当时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左”倾错误路线是导致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挫折、最终失守的罪魁祸首，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和影响。
第三，“左”倾路线的强力推行者思想激进，独断专行，给渭北根据地的当地干部和根据地的建设带来了严重干扰和危害。
1931年5月后，中共陕西省委陆续派高维翰（李杰夫）、杜衡等大批干部赴渭北根据地开展工作。由于受当时“左”的错误影响，他们在指导工作中也执行了“左”的思想。
1932年6月初，时任省委常委的高维翰来三原巡视工作，在武字区直接指定孙海章为武字区区委书记，两个月后又以孙海章“右”倾，犯了“富农路线”、“尾巴主义”为由，将其撤职，孙海章险些被李杰夫枪毙（后被开除党籍）。
习仲勋在《回忆黄子文》一文中写到，“那时，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来到渭北搞‘左’的一套，他们不从当时实际和斗争需要出发，极力主张分配土地，建立公开政权，黄子文不同意分配土地，争论很大，他们指责黄子文‘右’倾。现在看起来，黄子文当时的意见是对的。”
1932年11月上旬，国民党军大规模进犯武字区，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渭北特委书记高维翰等严令渭北游击队“死守阵地击而不游”，致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黄子文从失败的教训中对“左倾”路线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认识。1932年11月下旬，渭北特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入陕后的革命形势问题时，黄子文对省委委员杜衡提出的“马上组织全陕武装暴动”的意见发生分歧，杜衡以“右”倾机会主义为由，错误地停止了黄子文的一切工作。“左”倾路线推行者听不进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意见，高谈阔论，给地方干部乱扣帽子，说不服就压服，压不服就撤职，凭领导地位压人，独断专行，谁反对就说谁是反革命。他们没有将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对付同志，根据地的地方干部既要领导群众与反动势力、地主豪绅斗争，还要顶着压力与脱离实际的左倾思想做斗争，对根据地的干部和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严重伤害。
“左”倾错误路线对渭北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和影响，足以反映了它对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伤害和损失。造成“左”倾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共在早期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革命斗争脱离了客观实际，超越了现实，激进盲动，逞一时之勇，不能审时度势，灵活应变，其危害和教训极为深刻。当然，这与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代缺乏对敌斗争经验也不无关系。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坚决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右”，坚决排除“左”，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革命和建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群领导集体在不断地建立完善和更迭调整中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
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初创阶段（1928年1月至1931年4月），三原武字区建立了抗敌委员会、农民游击队、武字区筹赈委员会、渭北灾民自救队等农民武装和中共武字区委、中共三原特支，形成了以黄子文、唐玉怀、孙平章、马先民等当地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领导集体，交农围城、农民暴动、筹赈运动蓬勃发展，游击战争、武装暴动、打击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的斗争此起披伏，革命活动范围扩大到三原、富平、耀县等地区，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这一时期，黄子文、唐玉怀、孙平章、马先民等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武装围攻县城和渭北灾民自救队的斗争虽然先后受挫，但黄子文、唐玉怀等一批领导人经历了锻炼，积累了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1931年5月至1932年11月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发展阶段，根据地的党军政团群组织和革命斗争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中共武字区委、武装赤卫队、渭北游击队、渭北革命委员会、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共青团渭北特委等党军政团群组织相继成立，持续发展壮大，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在根据地的党军政团群领导集体中，当地共产党员黄子文、黄子祥、唐玉怀、孙平章、习仲勋、马志舟、孙海章、胡德润、孙铭章、侯守愚、赵应奎、王瑞琪等都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或重要职务，他们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始终不渝地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创建红色政权，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艰难曲折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和严峻考验，为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组织领导和保障作用。
1932年11月至1933年8月，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发展和红四团转战照金时期。由于根据地接连遭到反动当局驻军、民团及地主武装的进攻和“围剿”，根据地的斗争转入低潮和恢复重建阶段。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委派杜衡、李杰夫（高维翰）、贾拓夫、汪锋、曾楚川、李冲霄、程建文以及赵伯平、张秀山、金天华、李平等省委主要领导或省委常委、委员、特派员、巡视员来渭北根据地指导工作，或担任领导职务，直接领导根据地的创建。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对渭北特委及根据地的党团、武装组织的领导集体进行了频繁的更迭调整。从1932年6月到1933年1月的半年内，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和三原中心县委先后对武字区委主要领导人作了四次调整，孙海章、孙铭章、赵应奎、马志舟相继被任命为区委书记，任职时间最短的仅1个月左右。从1932年10月上旬到12月中旬，不到两个月时间，中共陕西省委对渭北特委调整改组了三次，李杰夫（高维翰）、李冲霄、金理科先后被任命为特委书记，后又撤销渭北特委，成立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刘林生任书记。1933年，省委又多次调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成员：1月16日增补汪锋为副书记；3月29日任命刘映胜（杨声）为书记，赵伯平为副书记；5月上旬任命赵伯平为书记。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三原中心县委对渭北游击队及其总指挥部、团三原中心县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亦多次进行了改组调整。
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中心县委对渭北根据地党团组织和革命武装组织领导人的必要调整改组，加强了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力量，促进了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也带来了诸多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对根据地党团、武装等组织领导人的频繁调整，导致在根据地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统一稳固的领导集体，虽然在革命斗争中历练了一批优秀革命干部，但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次，由于外来干部对当地情况不够熟悉，有的还缺乏革命斗争经验，甚或执行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路线，致使外来干部与当地干部之间不时发生意见分歧和争论，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影响了根据地干部队伍的团结稳定和革命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第三，省派干部在根据地处于领导地位，一些当地干部被边缘化，即使个别省派干部持“左”倾意见，当地干部也只能惟命是从，难以对革命活动进行有效的领导和控制。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在复杂、艰苦、激烈的斗争中，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这就要求：首先，共产党组织坚强有力；其次，政策要正确。”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认识和科学理论。
渭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在创建和发展中接连受挫，除客观不利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外，缺乏一个坚强有力、团结稳固的领导集体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立和形成一个坚强、稳固、正确、可靠的领导集体，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关键和保障。
从1928年2月22日黄子文在武字区成立农民游击队，到1933年7月下旬成立红四团，直至解放战争时期，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在长期而残酷的反“围剿”斗争中，渭北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很少有外部军事力量的参与和支持，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独立作战，为此付出了惨痛的牺牲和代价。
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武装组织，完全是在武字区各村建立赤卫队和武装赤卫队的基础上，白手起家逐步发展起来的，根据地武装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贫苦农民。在四面受敌、白色恐怖肆虐、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下，仅靠自身力量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更需外部武装力量的配合和支持。渭北根据地在开展武装斗争中，主动争取和联系外部武装力量参与配合支持的对敌作战仅有不多的几次。
1928年5月初，黄子文发动武装围城时，主动联系了富平地方武装胡景铨部、泾阳地方武装马仙舟部参与支持这次武装斗争。1930年6月中旬，黄子文、陈云樵等组建渭北灾民自救队时，主动联系了三原陂西镇王德修部、高陵王学道部及富平田裕国组织的独立大队临时参与其中，壮大了武装力量。1933年1月上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苗家祥领导的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壮大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同时，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作为陕甘革命的回旋余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红二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等革命武装曾先后来到武字区、心字区，并配合渭北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攻打国民党驻军和反动民团，但停留时间短暂，南北之间未形成长期的联合互动作战机制。
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依靠外部军事武装的参与配合和支持，是开展革命斗争、打击强大之敌不可或缺的有效方式和军事战略。1933年7月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照金苏区处于严重危急之际，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红四团三支革命力量及时汇聚照金，使照金苏区扭转了危机局面。从1935年2月到8月底，陕甘和陕北两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经历大小数十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和对陕甘边区的第六次“围剿”，先后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区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陕甘边区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相互支援，亲密合作结出的硕果，其中红二十六军对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这些史实充分说明，地方武装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武装力量，还取决于与外部军事力量的联合互动。
渭北根据地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根据地在开展对敌斗争中，缺乏主力红军的有效配合参与，主动寻求和争取陕甘、陕南、西安、渭华及三原、富平周边各县人力物力的帮助和支持不足，与陕西各地的革命武装力量没有形成统一的联合作战格局，这是渭北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教训。因此，在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对外关系中，与主力红军和其它武装力量之间的同盟互动联合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