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从农民运动开始的。渭北地区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渭北的农民运动首先兴起于三原县武字区。
1926年11月，共产党员乔国桢就在三原武字区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队。1927年初，乔国桢、亢维恪等共产党员在三原成立了国民党渭北区农民运动办事处，指导三原、泾阳、高陵、蒲城、耀县等地的农运工作，农民运动在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地区迅猛发展起来。当时，三原县八个区中有六个区成立了农民协会，620个村成立了村农协，会员达5万余人。武字区的38个村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万余人。
在三原武字区的影响和带动下，泾阳、富平、耀县等地也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武字区农民协会成为党组织发动农民、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依托，其撤销田赋陋规和苛捐杂税，禁止赌博、消灭土匪、审理贪官污吏、反抗土豪劣绅、打击土匪恶霸的斗争，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动摇了封建势力在渭北农村的统治基础。
党的“八七”会议召开之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农民运动的烈火更加熊熊燃烧起来。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三原武字区先后成立了武字区抗敌委员会、武字区农民游击队（也称“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灾民自救队、筹赈委员会、武装赤卫队等农民武装组织，打土豪、杀恶差、分粮食、抗捐赋、赈灾荒等运动更加广泛，如火如荼，农民斗争的矛头直指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和地方反动当局，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黄子文、唐玉怀等组织发动的渭北地区最早的有3万多农民参加、历时四天的“交农”围城斗争和农民武装围城斗争更将渭北农民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武字区后来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奠定了重要基础。黄子文、唐玉怀、金理科、习浩胜、孙平章、马志舟、郭明效、孙铭章、胡德润、肖德印等一批组织参与农民运动的当地骨干分子后来成为了渭北根据地革命武装力量的领袖或直接领导者。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农民运动发挥了最直接、最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接连遭敌“围剿”而受挫之时，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使渭北革命的薪火不断复燃，并迸发出燎原之势。
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从三原武字区的革命实践中可以看出，渭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之前最鲜明的斗争特色就是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出发，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三分”、“五抗”，建立农民武装，开展革命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
这一斗争特色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农民运动”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三原武字区的农民运动也充分说明，农民深受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政权的压迫剥削，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蕴含着雄厚的革命基础。同时也昭示我们，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必须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高举的一面旗帜。省委“九二六”会议召开不久，三原武字区的党组织就建立了群众武装，坚持依靠群众武装保障和推动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的深入开展。在此基础上，根据地党组织以武装割据为依托，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得到了全面发展。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从发展农民武装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大革命失败后，三原武字区的农民协会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黄子文意识到革命斗争必须要有革命武装力量的保障和支持，遂开始有意识的筹建群众武装。
1928年春，黄子文和唐玉怀在武字区鲍四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渭北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武字区农民游击队（也称“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成立后，随即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淡村一带，带领群众抗粮抗捐、打土豪，先后处决了国民党武字区区长和前武字区、后武字区的民团团总。在5月的三原农民“交农”围城斗争中，黄子文带领的武字区农民武装起了骨干作用。1930年渭北灾民自救队成立后，武字区的农民武装成为其主要力量。灾民自救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反动武装，没收土豪劣绅粮食和财产，在渭北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1年~1933年，为了保证群众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开展，渭北苏区相继组建了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游击队、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等革命武装，并在武字区各村也建立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组织。这些革命武装直接参与开展了掩护群众收割地主豪绅的庄稼，保护群众抗粮、抗税、抗捐、抗债，开展分粮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1932年10月上旬，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的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和华里坊、让牛村一带发动游击战，打击土豪劣绅，保护群众开展分粮斗争，游击队仅在高山槐就保护数百名群众3天分了地主豪绅的300多石粮。因为有了游击队的掩护，国民党当局不敢到三原、耀县一些地区征粮派款，地主豪绅不敢去讨债。1932年10月中下旬，在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武字区的渭北游击队等革命武装保护群众掀起了分配土地的高潮，38个村堡用革命竞赛的方式实行土地分配，其中上河村、口外庄分地320多亩，许多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1933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贾拓夫在向中共中央报送的《陕西渭北特派员报告》中写道，“这一土地革命的影响，一直深入到整个渭北群众中间去，在富平、耀州、高陵、白水许多地方的群众都知道武字区实行了分土地，以前在群众中，我们只能听到分粮抗粮等的呼声，现在分粮、杀豪绅、分土地差不多成了渭北群众普遍的呼声，而且在武字区周围，群众在武字区土地革命影响之下，实地动手起来了。”武字区的土地分配斗争在渭北根据地掀起了巨大波澜，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渭北革命根据地在搞农运、兴武装、打土豪、建政权的基础上，以武装割据为依托，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有机结合，使群众斗争和土地革命有了武装力量的可靠保障，也使武装斗争有了民众基础这一不可缺少的力量之源。渭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虽然出现了“左倾”错误，后来又因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大规模“围剿”而受挫，但它是解决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需求、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利益的有力尝试，使贫苦农民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激发了贫苦农民支持革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集中体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崭新特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有机结合，也为后来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政权是根据地存在的主要标志。根据地与其政权是相互依存、两位一体的关系。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在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党组织的基础上与党的建设同步推进的，其经历了一个更迭过渡和发展演进的过程。
大革命时期，三原武字区在建立和发展农村党组织的同时开创了“农会代政”的新局面。早在1925年12月初，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就在三原县建立了咸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三原特别支部。1926年11月，共产党员乔国桢、唐玉怀又在三原武字区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大寨支部。之后，相继在双槐村、三胜村、曹师凹村建立了党的小组。到1927年夏，武字区的官路西、油坊沟、樊王沟、桃园子、柿树坡等村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蒙家、鲍四庙、南原、西王、宋家河、上河等村堡还建立了党的支部。随着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和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武字区以农民协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农民运动也随之蓬勃兴起。
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成为渭北早期农民运动中团结广大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新型政治组织，它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国民党把持的政权机关形成极大的对抗性，党组织通过农民协会代替旧政“管理一切农村行政事务，行使红色政权机构的职权”，在三原初步形成了数千年从未出现的“一切权力归农协”、“农民的事情农协管”的新局面。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协会虽然受到三原驻军田玉洁部的严重破坏，农会代政也被迫停止了，但它是党在渭北革命根据创建政权的最初形式，对后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教训和经验。
为了加强对渭北革命斗争的组织领导，加快建设渭北新苏区，从1927年7月到1932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渭北根据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相继成立（或调整改组）了中共三原县委、武字区委、渭北特委、三原中心县委等党组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伴随着根据地党组织的不断健全和加强，根据地的政权组织也得到同步建设。1929年到1931年，面对空前的大饥馑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群众，三原武字区的地方党组织就走出了一条以筹粮筹赈为旗帜、以解决灾民生存问题为主题的新路子，公开成立的“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不费一枪一弹替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基层政权。1931年9月到1932年9月，在中共武字区委、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下，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各村设村会）、武字区农民联合会、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渭北苏维埃政府、渭北革命委员会（亦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等政权组织相继交替成立。当时，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均代行革命政权职能。1932年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全面形成，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进入鼎盛时期。与此同时，党在渭北革命根据地还先后成立了共青团渭北特委、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武字区团委及雇农总工会，在各村堡普遍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太和堡等近10个村的妇女联合会。这些群团组织在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中亦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艰苦的斗争中，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为西北第一块苏维埃区域的创建提供了政治保证，其政权组织的及时跟进和建设，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两者的同步协调推进，奠定了党局部执政的基础，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渭北革命根据地最明显的斗争特色就是坚持以民众运动为基础，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实行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这一斗争特色，是渭北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渭北地区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作出的正确选择，也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坚持民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同时，以习仲勋、黄子文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还注重采用各种方式和策略，灵活机动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革命队伍。
发动当地广大贫困农民参加革命。渭北地区的群众长期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很早就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大革命时期，乔国帧、唐玉怀、黄子文等在三原武字区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交农”围城斗争，启发教育了群众，使广大贫困农民萌发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剥削的革命愿望，并寄希望于共产党。武字区党组织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自主进行武装反抗斗争，使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赢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渭北根据地各个时期成立的革命武装，其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其中一部分当地群众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群组织的领导人。
加强对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在1926年西安反北洋军阀的围城斗争中，共产党组织和陕军杨虎城部建立了友好联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三原县委遵照省委关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的精神，在杨虎城部留守三原的炮兵营和补充团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为后来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在1928年5月3日，三原武装围城斗争中，中共三原县委联系杨虎城部驻三原炮兵营第四军支参与配合行动，时任副营长、军支书记张汉民为游击队提供了十余支枪，并派军事干部参与了围城指挥。
联络地方民团武装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5月初，黄子文利用统战关系，联络富平县胡景铨的地方武装和泾阳县马仙舟的地方武装，配合武字区农民游击队举行武装围城。党谢芳率领胡景铨部四个连的兵力参与了这次武装围攻三原县城的斗争。后因马仙舟突然叛变，武装围城遂失败。1930年6月中旬成立渭北灾民自救军时，省委渭北巡视员黄子文利用他与当时在高陵县保卫团任职的王学道曾是三原县中学的同学关系，即与共产党员李秉荣、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等分别联系动员高陵县王学道部、三原陂西镇王德修部及富平县共产党员田裕国领导的独立大队，汇聚于三原武字区长坳堡，联合武字区的农民武装，组建了200余人的渭北灾民自救军，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渭北灾民自救军成立后，开仓济贫，捣毁乡公所，镇压敌区长，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给国民党当局以极大震动。
开展兵运工作壮大革命力量。1930年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习仲勋受三原武字区党组织委派，与武字区的郭明效一起，利用关系，前往长武县国民党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两年间，习仲勋与打入该部队的李秉荣、李特生、吕剑人、许天洁、左文辉等共产党员，通过各种人际关系广泛联络士兵，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积极引导士兵走向革命，设法结识和争取部队所在地进步人士的帮助和参与，并在士兵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促进了兵运工作的有序开展，于1932年4月在两当举行了兵变。
兵变之后，习仲勋总结经验教训，又积极投身到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习仲勋任富平西区团委、武字区团委书记和三原团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主要搞学运和兵运工作。王泰吉骑兵团驻防三原时，习仲勋在王泰吉部队发展了一批党员，使国民党军队官兵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注重转化土匪武装参加革命。土匪武装成员大多为贫苦农民，因不满封建地主、反动政府的压迫揭竿而起，打富济贫。在兵运工作中，武字区党组织多次派干部深入非法武装队伍中启发其阶级觉悟，教育引导其走上革命道路。正如习仲勋所说，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
参与协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1933年春，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驻防三原，王泰吉任团长。驻防三原期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团三原县委书记习仲勋等多次与王泰吉及其侄子、共产党员王英秘密来往，商议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赵伯平和习仲勋动员王泰吉、王英；在政治上对士兵晓以抗日大义，启发阶级觉悟，使其自觉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在军事上加紧练兵整顿，用谎报军情、多报消耗的办法多领枪支弹药，支援渭北游击队；调查部队装备和机密军情，向党组织汇报在三原党组织的教育启发下，骑兵团官兵抗日情绪高涨。移驻耀县后，王泰吉不愿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政策，亲自找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周芝轩表示起义决心，并将一支驳壳枪送给周芝轩作纪念。赵伯平将王泰吉的起义计划和决心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派杜衡到三原传达省委支持王泰吉起义的指示，并带领周芝轩、杨声（刘映胜）等到耀县，同中共耀县县委一起，帮助和领导王泰吉骑兵团起义。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城起义成功，收缴了县政府、警察局和地方民团的全部枪支，控制了全县。8月上旬王泰吉率骑兵团改编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北上照金苏区根据地，11月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成为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的一支骨干力量。
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程中，统一战线工作减少了敌对势力，扩大了统一战线阵营，为革命积蓄了力量，提供了有利条件。渭北根据地的革命实践表明，在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力量势单力薄。为了坚持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尽可能的团结和争取一切可能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同反动派作斗争。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依靠当地党组织、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创建的。在渭北革命根据地血雨腥风的艰苦斗争中，三原武字区、心字区涌现出许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革命家族，他们无私无畏、舍生取义、满门忠烈，激发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
1、毁家纾难的“黄氏家族”
从大革命时期肇始，三原县武字区甘涝池村的“黄氏家族”——黄子祥、黄子文、黄侠仙、李盛云、黄培兰等先后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可谓满门忠烈，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子文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09年5月，黄子文出生于三原县陵前乡甘涝池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
黄子文的父亲黄铭为同盟会会员，早年组织农民自强会，宣传革命。陕西辛亥光复中，随井勿幕转战东西路，1915年参加讨袁逐陆（建章）之役，后任陕西第四混成团少校副官。1917年随曹世英起兵耀县，任靖国军第三路独立营营长，驻防高陵，与陈树藩军相持数年。当时部队子弹缺乏，黄铭令其部属收聚废铜铁制造炸弹，守河御防。黄铭长期战旅积劳成疾，1921年卒于军中，年50岁。黄子文自小便受到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1926年，黄子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4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同年七月，汪蒋合流，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辗转返陕，被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为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回到家乡三原武字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冬，黄子文发动组织农运，翌年领导农民暴动，创建农民武装，开展武装围城斗争，并先后处决了武字区民团团总王厚安及恶差、豪绅10多人。为了筹集经费，购置武器，他卖了家里的土地，还自定“苦肉计”，让地下党员假扮“土匪”拷打自己，逼母亲拿钱施“救”。1929年春，关中持续大旱，军阀土匪抢掠骚扰，渭北一带满目疮痍，广大贫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黄子文带头捐粮7石，与孙平章等在武字区成立了地方筹赈委员会，开展筹赈运动，领导灾民斗争。1930年2月，国民党三原驻军魏凤楼部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黄子文与其兄黄子祥逮捕入狱。他身受酷刑，坚贞不屈，后经党组织和群众营救获释。此后，黄子文和陈云樵在武字区成立了200多人的渭北灾民自救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反动武装，没收土豪劣绅粮食和财产救济灾民。为了革命，他多次被敌人抄家，十多间瓦房被敌人烧毁。由于渭北斗争形势恶化，他被组织派往天津中共北方局工作。1931年1月，受北方局派遣，黄子文到山西从事兵运工作，后任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在晋西一带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从1932年4月至1934年，黄子文先后担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陕甘游击第一步兵大队政委、中共渭北特委委员、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陕甘边区第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为西北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9月，黄子文在陕北错误肃反中被捕关押，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出狱。
黄子文之兄黄子祥是渭北武字区红军创始人之一。1918年，靖国军公推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讨陈护法。为培养军事人才，黄子祥被推举前往广东韶关讲武堂学习军事。结业回陕后，参加了杨虎城部队，后随杨虎城将军到西安守城。期间，黄子祥目睹了百姓横尸遍野的惨景，毅然弃职，返乡务农。1928年杨虎城将军率部东出潼关，接应北伐，令赵寿山率领的补充团留守陕西三原。黄子祥应赵寿山将军的邀请出任补充团副团长。同年秋，黄子祥因痛恨军阀不顾百姓的死活，互争地盘，割据一方，连续发动战争的残酷现实，决然辞去副团长的职务，回家乡陵前组织农民武装斗争，投身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中。1930年，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艰难形势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3月~1933年7月，黄子祥相继任武字区农民联合会主任、中共武字区委委员、武字区革委会主席、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期间，他带领渭北游击队在照金高山槐、老爷岭一带打游击，配合红二团打击国民党保安团。在敌人悬赏通缉，家财被烧，亲人牺牲的处境下，黄子祥毫不动摇，愈挫愈坚，顽强地在艰苦环境下开展游击斗争，帮助富平、耀县、三原等地建立起五支游击队，率红四团全歼了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奋力反击国民党重兵对渭北根据地的“围剿”，后被迫撤离渭北根据地，北上照金苏区。1933年8月中旬，黄子祥等带领部队先后歼灭了盘踞在照金苏区周围的庙湾、柳林、牛村民团。9月中旬，黄子祥率领红四团与临时指挥部各部队与强世清所率领的红军陕北一支队攻克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10月攻打甘肃合水县城、毛家沟门战斗、三十里铺等均取得胜利。1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团长。1935年后，黄子祥历任中共渭北工委组织部部长、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长期在渭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7年3月~5月，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大举进攻延安，黄子祥挺身而出，与黄子文、孙志正、郭立三等在胡宗南血腥统治的武字区组织敌乡政人员起义，打开了一条血路，冲进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与关中革命武装汇合，有力地配合了关中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7月后，黄子祥先后任关中军分区渭北总队副总队长、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三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建国后，历任三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陕西省第一届至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上世纪60年代，黄子祥曾被错误地划为“右派”，遭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信党的政策，相信党、相信群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节。1979年3月，黄子祥得到彻底平反，党组织恢复了其党籍和公职。
黄侠仙系黄子祥的妹妹，黄子文的姐姐，1907年出生。1927年1月12日，她与进步青年郝义在武字区鲍四庙戏台上举行了新式婚礼，带头向封建习俗挑战，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此后在三原、泾阳、同官等地倡导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开展妇女放足等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前后在西安女子义务学校担任美术教师。1930年前后，黄侠仙带着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赴北平美院进修。毕业后，党组织派她去保定中学任教美术课。期间，她与党组织联系紧密，活动频繁，被国民党以政治嫌疑犯之名逮捕入狱。抗战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在石家庄一带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被日本鬼子杀害，壮烈牺牲。
黄子文之妻李盛云，1910年出生于富平县淡村镇古西村一户书香之家。1929年8月后跟随黄子文走上了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1930年10月，省委派黄子文、李盛云夫妇去设于天津市法租界内的中共北方局开展革命工作。是年末，黄子文调往山西搞兵运，李盛云仍留天津。期间，李盛云加入了团组织。1931年3月至8月，李盛云遭敌逮捕，她坚贞不屈，先后被关押于天津、北平监狱，在狱中她生下大儿子，后经保释出狱，1932年正月返回武字区。1933年夏，红二团南下失败，国民党军封锁了渭河所有渡口，妄图消灭红二团。李盛云与红二团团长王世泰假扮夫妻，提着祭品篮暗藏4枝短枪，以给住在渭河北的娘家母亲做周年祭奠为借口，掩护王世泰惊险通过了渭河渡口，辗转回到照金苏区。1935年，李盛云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遵照党组织安排，相继在庆阳抗敌后援会、三原武字区做妇女工作，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黄子祥的大女儿黄培兰，1932年加入共青团。受黄子祥、黄子文的影响，1935年春，黄培兰与其同在西安上学的同学李金芳（李盛云的侄女）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与创办列宁小学并任教员。李金芳亦被分配在洛河川开展革命工作。同年秋，陕北进行错误“肃反”，200多名党政干部被错误杀害，年仅17岁的黄培兰、李金芳也不幸蒙难。
黄氏兄妹出身富户，但他（她）们彻底背叛了原来的家庭，纷纷投身革命，在血雨腥风的艰苦环境下出生入死、坚贞不屈、衷心为党，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他（她）们反抗压迫和剥削、摆脱反动统治、追求光明真理的豪迈情怀和英雄气概，大大地激发了渭北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志，他们义无反顾、毁家纾难、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2、舍生取义的孙家兄弟
三原县武字区的孙平章、孙太章、孙铭章、孙海章等兄弟及其妹夫马先民是渭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们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发挥了中坚和骨干作用。
孙平章是领导渭北农民运动的先驱者。1898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04年，孙平章随父母从湖北均县逃荒到三原陵前焦村定居。1926年冬，孙平章担任武字区农民协会四分会主席兼义和村村主席，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粮田、抗捐抗税抗派款斗争。大革命失败后，秘密联络耀县、富平、高陵、临潼等地党的地下工作，并把自己的家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点，党的许多重要干部都曾先后在他家住宿、开会。1928年2月~1930年10月，孙平章相继担任武字区农民游击队副队长、中共武字区委书记兼鲍四庙村党支部书记、中共三原特支组织委员、特支书记，与黄子文一起发动农民开展交农斗争，开展筹赈运动，赈济了大批灾民。1931年4月，孙平章与侯守愚、唐玉怀、王曲贤等，组织群众在心字区、武字区及耀县西原、富平西部开展打土豪、抗粮款斗争，带领群众先后分了20多家地主豪绅的粮食，镇压了对抗分粮的四分区区长崔福成。中共武字区委恢复建立后，孙平章任区委委员，参与组建革命武装。1932年5月，孙平章被推选为渭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肃反部长；9月，任渭北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长。1933年6月29日，孙平章不幸被富平张德润民团逮捕。敌人对孙平章行刑逼供、残酷拷打，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遂被张德润民团杀害于长坳西城门口，时年35岁。
孙太章，1912年出生，中共党员。先后参加渭北灾民自救队、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武字区游击队等革命组织，在耀县西部、富平县石川河以西及三原县的心字、武字两区保护群众开展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斗争。1932年5月31日，三原民团团长李养民率部围攻武字区，共产党员孙太章和中共武字区委委员候守愚、王曲贤及革命群众张树宏被捕。同年冬，侯守愚、王曲贤、孙太章、张树宏与4月12日被捕的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被敌人解往西安，12月23日夜在西安新城东北角被敌杀害，推入枯井。后张树宏带伤从枯井中攀出，死里逃生，返回武字区。
孙铭章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骨干之一。1931年5月，孙铭章任中共武字区委委员、武字区武装赤卫队队长，在区委的领导下，组建革命武装，带领赤卫队在武字区和富平边界、耀县西原等地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分子及顽匪。1932年，孙铭章相继担任武字区游击队队长、武字区游击大队大队长、中共武字区区委书记。他与黄子文、唐玉怀等在武字区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三原国民党当局受到极大震动。在黄子文为陕甘游击队扩充游击队员期间，孙铭章按照区委的安排，积极发动群众，动员了一批党员青年北上陕甘边地区，参加了陕甘游击队；为了增强武装实力，他与韩文禊千方百计筹款，并委托黄子祥、孙平章、孙海章在富平庄里、美原镇购回驳壳枪三支，手枪一支，步枪一支。孙铭章带领武字区游击队在根据地周边一带打游击，消灭地主和民团武装，打击和削弱了反动统治势力，鼓舞了渭北人民的斗志，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
孙海章也是创建渭北根据地的骨干成员。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孙海章和习仲勋同在富平县庄里镇立诚学校读书，同受教于共青团员严木三等进步教师，孙海章还担任学校党支部交通员，联系富平县党组织和党的活动。1929年因春荒生活极度困难，孙海章休学回到家乡武字区，任双胜村党小组组长。在开展农运和筹赈运动期间，习仲勋常住在孙海章家，两人一起商量、探讨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武字区建立“反日会”，孙海章踊跃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冬，武字区党组织成立教育促进委员会，发动学校师生开展斗争，孙海章、马先民、胡德润、王曲贤等被安排在各村小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32年，敌人加紧了对武字区的围剿。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孙海章与崔树林乔装打扮成收粮的商贩，孙海章打扮成账房先生，崔树林打扮成推车子的雇工，到富平庄里、美原镇一带购买枪支，冒险通过了敌人的哨卡，将枪支运回了武字区。1932年6月初，孙海章任中共武字区委书记。中旬，黄子文、谢宝涵回武字区为陕甘游击队扩招游击队员，孙海章在武字区立即组织开展“扩红”运动，三天动员了近百名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参加了陕甘游击队。8月初，孙海章组织武字区游击队联合泾阳苗家祥游击队攻打马额镇王茂臣民团，震慑了反动当局。不久，在渭北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以“右倾”，犯了“富农路线”、“尾巴主义”错误为由，撤销了孙海章的区委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党籍。此后，孙海章仍一如既往的坚持为革命工作。直到1987年3月在习仲勋同志的关心下，孙海章的党籍终于得到恢复。1997年12月，孙海章去世，习仲勋送来花圈和挽联：“江山存肝胆，凋落一布衣”。
孙平章的妹夫马先民，又名德禄，1907年出生，三原陵前人。1926年冬，在共产党员乔国桢的领导下，马先民和黄子文、唐玉怀、肖德印等一起组建了武字区农民协会。1927年春，马先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参加三原“交农”围城斗争。1931年5月，任中共武字区区委书记，领导群众开展反日、反苛捐杂税、抢收土豪庄稼的斗争，取得胜利。1932年4月，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要求，马先民等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联合会，在武字区、心字区、肃字区及富平、耀县等地的21个村堡开展了大规模的分粮斗争。1932年4月12日被捕，23日在西安新城被国民党杀害，时年25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孙海章的胞弟孙志正亦踊跃投身革命斗争。1938年8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退出渭北转战陕甘边沿一带。此后，渭北地区的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遭到反动民团武装的残酷镇压，党组织及武装力量转入地下活动。1942年孙志正受省委指派回三原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1946年春，黄子文、孙志正打入敌内部，掌控了陵前地区的政权和武装。5月，国民党军队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决定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1947年3-5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在此危机关头，5月5日~6日，孙志正与黄子文、黄子祥、郭立三等举行武字区陵前武装起义，取得胜利。5月9日，起义部队到达淳耀县姚家河，被编为关中军分区渭北游击总队第一支队。不久，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发来贺电，对武字区起义表示祝贺和嘉奖。此后，黄子祥、黄子文、慕天祥、孙志正等率领这支部队，在三原、淳化、耀县、铜川、彬县一带与胡宗南匪军进行了长期的战斗，为解放关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渭北根据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三原武字区的孙家兄弟胸怀大义，挺身而出，牵手投身革命，他们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贡献。
3、并肩战斗的革命夫妻金理科和同凤云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金理科与同凤云志同道合，患难与共，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携手并肩走上了渭北革命的征途。
金理科，又名李科，化名金礼奎、李奎（李逵），1904年出生于三原县陵前乡金尧村，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1928年2月9日，武字区共产党员唐玉怀以农民协会为基础，在三原武字区鲍四庙成立了“抗敌委员会”，金理科负责一分会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武字区南原党支部书记，参与并领导了创建和发展渭北革命根据的工作。1931年参加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及其周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翌年二、三月间，金理科与马志舟组织成立口外庄赤卫队，发动口外庄20多岁的青年都参加了赤卫队，9月又在赤卫队中组织成立了政治保卫队，金理科任副队长。赤卫队和政治保卫队均属游击队领导，主要是保护群众打土豪，进行分粮、分地斗争，巡逻放哨，负责村庄安全，配合渭北游击队消灭反动武装，保卫武字区的南大门。1932年上半年，金理科与马志舟还组织成立了陵前乡太和堡妇女联合会。妇联会由他的妻子同凤云负责，发动妇女和游击队一起参加分粮斗争，并为游击队做鞋、做袜、补衣、缝衣、送水、做饭、送信、放哨等。
1932年7月，中共三原县委恢复，金理科任县委书记。9月，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文任主席，金理科任土地委员。11月上旬，渭北根据地按照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决议》“左倾”错误要求，连续三天举行大规模的纪念十月革命集会、游行、示威活动，遂遭到六县民团的残酷“围剿”搜捕和镇压，武字区先后六次被洗劫。渭北特委和革委会领导人被迫分散，根据地工作陷入瘫痪。12月，中共陕西省委接连两次改组渭北特委，第二次改组时金理科临危受命，以省委委员身份兼任渭北特委书记。不久，渭北特委撤销，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12月底，金理科受中心县委委派，与金天华、程建文、黄子文等整顿并改编了渭北游击队。此后，游击队由黄子文、金理科带往耀县照金苏区，配合红二十六军行动。期间，金理科为恢复渭北苏区做了不懈努力，他带领赤卫队与敌作战，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加强了对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领导，为恢复和发展渭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民众领袖。
1933年3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到照金苏区开展革命工作。在照金苏区，金理科先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中共赤淳工作委员会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照金苏区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1935年9月，在陕北错误“肃反”中，金理科被关押一月之久，后被错杀于甘肃正宁县三家塬地区，时年仅31岁。
同凤云，1912年出生，陕西高陵人。与金理科结婚后迁至三原县陵前乡前柴窑村金尧。她与李盛云（黄子文之妻）是结拜革命姐妹。同凤云与金理科结婚后，全力支持丈夫投身革命运动。1933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到照金，组织、筹建中共陕甘边特委。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后，迁驻薛家寨。同凤云从武字区奔赴照金，成为一名女游击队员，在照金薛家寨医院和红军被服厂从事照料伤病员、站岗执勤、为部队缝制衣服等工作。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组织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兵分数路，向照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进攻薛家寨。在此危急关头，同凤云与留寨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工人和妇女拿起武器，奋勇抗击，为取得薛家寨保卫战胜利做出了贡献。10月中旬，国民党当局派重兵携大炮等重武器再次向薛家寨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薛家寨失守。同凤云在突围时受伤，后返回三原武字区。1977年因病逝世。
金理科、同凤云夫妻并肩奋战、烽火一生，她们的革命精神风范深受渭北人民敬仰，并将永载史册。
4、武字区的“革命教育世家”
清代末期，郭文魁一家从湖北挑着破箩筐，长途逃荒乞讨，来到三原县，落户在了陵前镇口外东坡村。此后，郭文魁当了一名乡村教书先生。在郭文魁老先生的直接影响下，他的三个儿子郭培生、郭立三、郭明效以及孙辈先后走出了十多位乡村教师，被誉为“革命教育世家”。
郭培生是郭文魁的大儿子，1890年出生。他一生从教，曾在习仲勋的家乡富平县都村小学执教22年之久，是1922年习仲勋在都村小学上学时的启蒙老师，执教了习仲勋4年。中共早期党员宋文梅、程建文（1933年4月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后脱离革命阵营）、周冬至等都曾受教于郭培生。他思想开明、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对习仲勋、宋文梅等一大批早期中共党员的理想信念及其革命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郭培生积极支持党的革命活动和武字区的革命斗争，他的家曾是渭北根据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1930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和武字区党组织利用郭家与王德修是亲戚的关系，委派习仲勋和郭培生的六弟郭明效去王德修部队开展兵运工作。郭培生默许了这个既涉及到革命利益也涉及亲属安危的行动，并叮嘱六弟郭明效向王德修极力推荐习仲勋。1932年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重返三原武字区开展革命活动，经常住在郭培生家。为了保护习仲勋等革命骨干的藏身安全，郭家专门对家里的窑洞进行了改造，在原有的两孔窑之间挖了一孔偏窑，又在偏窑中挖了一孔暗窑，暗窑中放有桌凳等，并建了土炕，供习仲勋等人开会、食宿用。当时，共产党员黄子祥、黄子文、汪峰、赵伯平、习仲勋等都在郭家住过。此后几十年间，习仲勋始终对郭培生老师怀有深切的敬仰之情。1951年冬，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将郭培生老师及其老伴接到西北局居住了5天。回家时，习仲勋送给郭培生老师一件宁夏产的毛皮大衣、一件军衣、一块怀表和一些生活费，希望这个一辈子为革命担惊受累的乡村教师能够安享晚年。
郭培生的三弟郭立三，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习仲勋赴长武王德修部开展兵运时，郭立三与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已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郭立三时任王德修的副官。
1931年，郭立三离开王德修营部后返回武字区，以乡村教师、小学校长身份作掩护，在武字区开展革命活动。期间，他与黄子祥、唐玉怀、王曲贤等组成武字区教育促进会，掩护党的工作。1937年9月，党组织指派党员郭立三组建陵前乡西岳庙高级小学并任校长、校抗敌委员会副主任。1938年8月，郭立三与黄子文、刘德植（李屺阳）在长坳堡兴办女子义务学校，普及教育，培养妇女干部。1946年春到1947年3月，郭立三与黄子文、孙志正等打入武字区陵前乡控制了地方政权和武装。时胡宗南匪军侵犯延安。5月初，郭立三与黄子文、黄子祥、孙志正等组织发动了陵前暴动，组织游击队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争。1949年5月，郭立三担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兼任主管卫生、文化、教育工作的三科（时称县府三科）科长。此前两个月，国民党胡宗南、马鸿逵部向陕甘一带进行穿插突击，试图扭转败局。此间，郭立三不幸被抓，马鸿魁部将他拴在马尾巴上拖了三里地，后被营救。担任三科科长后，郭立三为三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实施了许多开拓性举措，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
郭培生的六弟郭明效，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他和唐玉怀将正在富平庄里开展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乔国桢邀请到了三原武字区，与乔国桢、唐玉怀一起宣传组织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从村到区普遍地建立起农民协会，并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中共支部——大寨支部，为渭北乃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埋下了火种。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武字区委的领导下，郭明效踊跃参加“三分”、“五抗”和打土豪、分粮食、分浮财的斗争，他的家多次遭到地主武装和反动民团的洗劫。1930年春，郭明效与习仲勋一起远走长武开展兵运。后来，他又回到三原武字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此后多年担任小学校长，一心从事乡村教育，直到1958年退休。
孙一君是郭培生的女婿，又名孙烈，三原县西阳镇孙家坡人。解放前，孙一君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1925年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孙一君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30日，在吴化之的指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孙一君任候补委员。1927年，他以教书作掩护，在三原、临潼、淳化等地开展农民运动。1929年受党组织派遣，以国民党三原县指导委员会人员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在三原县教育局以督学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3年遭特务机关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35年，孙一君与共产党员周芝轩、谈国帆等一起组建中共渭北工委，任工委委员。1948年，边区政府任命孙一君为三原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他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并筹备接管国民党政权。三原解放后，孙一君在建设新政权、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三原县陵前镇口外东坡村的郭氏家族，祖孙几代从事革命教育工作，他们为渭北革命的发源、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
5、侠肝义胆的安子英和宋士斌
安子英（安大元）与其妻弟宋士斌同庚，均出生于1908年，皆为三原县心字区张家坳人。安子英1927年参加革命，宋士斌1931年参加革命，两人在心字区并肩战斗，开展革命活动。
1931年，心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宋士斌任主席，安子英任常务委员，同时成立赤卫队。二人以“黄蛇尾”、马刀、锄、镢、矛为武器，带领赤卫队员，先后在安社村、马莲滩、里寨新城、西段村、郝家村、宋家村、丰王崔家坡、泾阳县红沟等地将十多户地主的粮、钱分给贫苦农民。后赤卫队改为心字区游击队，继又编为渭北游击队补充第二支队，安子英任队长。在心字区革命斗争中，宋士斌、安子英得知堂兄安大荣父子给敌人通风报信，密告游击队情况后，即大义灭亲，带领游击队处决了安大荣父子三人。同年，在小道口战斗中，安子英诱敌深入，红二十六军骑兵出击，消灭敌一个骑兵排，缴获长枪48支，短枪1支。在淳化十里原战斗中，安子英率众攻入城堡内与敌搏斗，子弹打完了用大刀长矛战斗，杀死敌人多名，战斗持续七八个小时，歼敌两个连，缴枪百余支。
1933年，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围剿武字区和心字区。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派遣宋士斌赴泾阳石桥、安子英到武功做地下工作。不久，因奸细告密，宋士斌、安子英被武功县民团秘密逮捕，后押送三原县民团。1935年6月，两人同时英勇就义，时年仅27岁。
矢志不渝革命路，风雨铸就生死情。三原县武字区、心字区众多的革命家庭和满门忠烈，凝集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正是有了这股力量，有了他们坚守信念、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榜样影响和带动作用，才有人民群众自觉主动的参与和支持，渭北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才有了生存、发展的前哨和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