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核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由三原党组织和渭北党组织在西北地区创建时间最早、斗争历史较长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发展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党、政、军优秀干部，它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国家民政部关于确定革命根据地的标准
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新中国的摇篮和基石。国家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有明确的划定标准。1979年6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下发了《关于免征革命老根据地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问题的通知》（民发〔1979〕30号、〔79〕财税85号），其中规定了认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四项基本标准：一是曾经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二是有革命武装；三是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牲畜等运动；四是建立了工农政权，并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半年以上时间。这四项基本标准，互为关联，不可分割，是划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
渭北革命根据地完全符合国家认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标准。这里的党组织——中共武字区委早在1928年7月就在党群基础较好的武字区成立，孙平章任书记。在此之前的1928年2月，黄子文、唐玉怀在渭北根据地的武字区鲍四庙成立了以唐辉智为队长、孙平章为副队长的农民游击队。同时，组织发动了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以打击土豪劣绅，实行“三分五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1932年8月，这里建立了以黄子祥任主席的武字区革命委员会。9月，又成立了以黄子文任主席的渭北革命委员会。
从1928年春到1933年夏，以乔国桢、黄子文、黄子祥、唐玉怀、孙平章、马先民、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渭北高原举起了第一面革命红旗，开辟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先河。渭北革命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1931年5月创建到1933年8月遭敌残酷“围剿”，红四团转战照金，渭北根据地战略北移，坚持红色割据两年多，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2、无可争议的客观史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地区主要建立了6块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地区的6块革命根据地虽然都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但其历史沿革有所不同，创建时间有先后之别。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从恢复武字区的中共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开始建立起来的。1928年2月9日，黄子文和唐玉怀在武字区主持成立了抗敌委员会。2月22日，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成立。1928年3月至1931年4月，三原武字区相继建立农民武装和党的区委、县委，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游击战争、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以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恢复成立为标志，渭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1931年5月至1932年9月，又先后建立了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游击队等革命武装，成立了渭北苏维埃政府、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渭北革命委员会等政权组织，根据地的党军政群组织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32年10月，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相继组建了共青团渭北特委、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根据地的分粮分地斗争进一步发展，各项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区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其先后经历了寺村原游击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南梁革命根据地三个阶段。从1929年起，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打入陕甘、陕北地区的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刘志丹发动“太白起义”，揭开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1931年9月，刘志丹在南梁整编当地三支农民武装，创建了南梁游击队。1932年2月12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三嘉原一带打土豪，分田地，铲除封建剥削，摧毁封建政权。4月上旬，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在甘肃正宁寺村原成立，揭开了在陕甘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序幕。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在寺村原诞生。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团成立后，挥师耀县照金一带游击。以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成立为标志，照金苏区创建于1933年3月8日。1933年11月，红26军42师回到甘肃庆阳南梁地区，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开始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确立。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在1928年4月成立的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赵伯平、马明方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步建立起来的，其政权建设是从建立县级政权开始的。1934年8月25日，陕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安定县（11月下旬改名赤源县）革命委员会在涧峪岔景家河村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从1934年8月至1935年2月，陕北根据地有九个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1935年1月25日，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白庙岔（今属安塞县）召开陕北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基本巩固。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是随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来的。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突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战略转移，11月5日进入陕南，12月中旬到达川北。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抵达通江县河口场，建立了川陕边界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赤北乡苏维埃政府。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攻占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层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在通江县城相继成立，宣告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1932年12月下旬至1934年4月间，红四方面军在陕南的镇巴、西乡，南郑边的122个村建立苏维埃政府，198个村苏维埃政府是1935年2月初，红四方面军举行“陕南战役”，解放宁强、勉县、南郑的大部分地区后相继建立的。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创立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到外线创建新根据地。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洛南县。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现属丹凤县）召开第18次常委会，决定在鄂豫陕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此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分配土地，建立革命政权。1935年4月，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山阳县小河袁家沟口成立，标志着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成。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杨森、杨琪等领导红军开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创建的。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1935年2月5日，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惠子俊任工委书记，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说谢子长）。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也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也是抗日战争的出发地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
从西北地区6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成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创建革命武装方面，还是在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方面，渭北革命根据地都先于其它根据地，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首次尝试和实践，是西北创建时间最早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3、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客观评价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习仲勋从三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征程，投身了革命运动，参与并见证了渭北革命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对渭北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习仲勋有深切的感悟和见解，并多次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客观评价。
1945年7月，习仲勋在中共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渭北三原的武字区和心字区，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同志在这一地区作群众工作。一九二八年，为了援助渭华暴动，这里发生过三万人的围城斗争。一九三〇年，成立了灾民自救军。以后隐蔽的游击运动从未停止过，其间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等斗争，杀土豪反劣绅。是个‘半红半白’的环境。另一方面群众在斗争中也遭到国民党反对派的捕杀镇压。这就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
习仲勋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写道，“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84年7月14日，习仲勋接见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在谈到陕甘边历史问题时指出，“要写陕甘边，一定要先写心字区、武字区、渭北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是继照金根据地之后发展起来的。”
1986年4月7日，习仲勋与陕西党史委的习仲凯、白玉洁谈到渭北、陕甘边、陕甘宁根据地史时又指出，“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
4、成为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探析
土地革命时期，渭北革命根据之所以能够率先建立，成为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这与三原、泾阳等地独特的区域性历史人文生态、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它是时代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三原在渭北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为其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的首选地提供了客观条件
明清时期，三原即为“连湖广而通甘凉”的渭北商业中心，是东连晋、豫，北通延、榆，西达甘、凉的商贸集散地。清末民初，三原发达的经济贸易促进了渭北地区的近代化。三原自古文教昌盛，独领风骚，誉满陕西，文化教育的早期发展，影响和推动了渭北革命思潮的形成。民国初期的三原、泾阳是陕西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领导者——同盟会陕西支部筹划革命的重要基地，渭北地区早期的反军阀斗争，直接影响和推动了近代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从明清至民国前期，区域经济的繁荣，文化中心的孕育，社会政局的激荡，革命思潮的涌动，这种经济特质、人文特质和政治生态，为三原、泾阳在西北终成民主革命的发祥地和先行地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三原早期蓬勃兴起、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及斗争实践，为中共党团组织在渭北的率先创建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早在1906年，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会员、三原宏道学堂学生杨铭源、李元鼎、赵世钰、王炳灵、张景秋等就积极宣传革命大义，被时论称为“时代强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三原是除西安外陕西最早响应“五四”运动，最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的地区。1923年8月，共进社三原分社的成立，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使大批爱国青年获得了新的思想武装，站在了时代斗争的前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中共三原党团组织在渭北地区的早期创建，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原是陕西建立党团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25年12月，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和渭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的诞生，使渭北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1927年2月，西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大寨支部在三原武字区大寨村南汉圣母庙建立，拉开了武字区革命斗争的帷幕。三原党团组织的早期建立和发展，使渭北革命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它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担负起了组织领导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地区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重担，推动了渭北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组织基础。
渭北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大革命时期，三原是陕西地区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三原的农民运动率先在三原武字区蓬勃兴起。亢维恪、乔国桢等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直接指导和领导了泾阳、富平、高陵、蒲城、耀县等渭北各县的农民运动，向渭北各县推广三原武字区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三原“交农”围城斗争规模空前、影响深远，锻炼了干部，积累了经验，鼓舞了渭北人民的革命斗志和信心，拉开了渭北地区农村包围城市的序幕。三原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坚实基础。
1、践行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理论
（1）中国革命的道路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开始进行新的探索。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放在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在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上，毛泽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即武装斗争是中国新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最有力的工具；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阵地，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有机的统一体。“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认为红色政权虽然很小，但是中国革命肯定会很快发展起来。由此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情，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从此把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性胜利，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来。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具独创性的理论，其基本内容就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唯一的革命道路，它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2）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探索和实践创造了与中国革命革命道路理论殊途同归的革命模式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人民，经过坎坷曲折、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渭北党组织和三原党组织，坚持把马克思普遍真理与渭北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勇敢探索，大胆创新，无意识地创出了一条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的革命路子。
大革命时期，三原就有了党员和党的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8年至1930年间，渭北人民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县委领导下组织了交农斗争，武装围城，抗粮抗款，打土豪，杀恶差，实行武装夺取政权，在三原、富平、耀县等地区形成了武装割据局面。1931年5月至1932年10月，恢复了中共武字区委，先后建立了中共三原县委、中共渭北特委，组建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与此同时，相继成立了渭北苏维埃政府、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以及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游击队，根据地扩展到三原、富平、耀县、泾阳、高陵、淳化六县的边界区域或局部区域。1933年7月组建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这一时期，党组织领导渭北人民坚持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全面发展。省委先后派贾红光、焦仲鸣、杜衡（后叛变）、李杰夫（后叛变）、贾拓夫、汪锋、赵伯平、张秀山等多次来渭北指导革命工作，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创建。
从上述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渭北革命根据地是由党组织领导开展群众运动，再从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建革命武装，通过群众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这种“先依靠群众运动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形式，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党组织和三原党组织带领渭北人民对革命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于1930年1月才基本形成，当时这一革命道路理论尚未传入陕西。
1931年之后，《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件和文章才逐步传到陕西及渭北。因此，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形成前，既无现成模式仿效，也无革命理论指导，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无意识地践行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实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这一条自主性、独创性和开拓性的革命道路与毛泽东确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殊途同归，是完全一致的。
2、丰富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蒋汪反革命合流，实行“清党”和“分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革命进入了艰苦异常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前期，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开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全国各地先后创建了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毛泽东、朱德创建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志敏等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贺龙等创建的洪湖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彭德怀创建的湘赣革命根据地，邓小平等创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郭述申、徐向前等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澎湃创建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滕代远等创建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张国焘等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等十多块。
1930年，毛泽东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分别称为“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和“李文林式”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模式，为中国共产党积聚、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提供了立足点，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提供了实践平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提供了重要基地，使革命形势出现了“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推动中国革命取得了重大转机和发展。
这一时期，与全国各地一样，国民党反动派在渭北地区实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革命运动，疯狂缉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解散革命团体，渭北革命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关中地区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军阀土豪压榨盘剥，苛捐杂税繁重，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渭北人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奋起反抗，中共渭北特委、三原县委和武字区党团组织坚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渭北实际相结合，在以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广大农村燃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烈火，开创了渭北革命根据地。
这块根据地的创建，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全国各地创建的根据地处于同一时期，其规模、作用及影响虽然有限，但它无可置疑的丰富了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国革命道路实践，推动了区域革命运动的发展，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是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渭北苏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坚强的共产党人和渭北人民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所吓倒，他们不畏强暴，不惧艰险，舍生取义，高举革命的大旗，在腥风血雨中组织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巩固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1、对乡村豪绅地主的清算
土豪劣绅是封建势力在农村的残余，也是近代中国政治黑暗的原因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后，渭北地区仍是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他们作威作福，狼狈为奸，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土地革命时期，陕西接连遭遇灾荒，尤以渭北为重，苛捐杂税有增无减，人民群众卖儿卖妻，背井离乡，沿门乞讨，投井、跳崖、上吊、自刎者甚多，农村死尸遍地、十室九空。豪绅地主借清党造成的权力真空，相互勾结，枉法渎职，操纵把持乡村政权，造成坚固的反动连环，民治基础尽被摧残殆尽，陷广大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这种悲惨处境。
从1926年到1932年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领导下，渭北党组织和三原武字区党组织领导人民打土豪、杀恶差，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斗争，三原武字区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这一时期，武字区人民武装对欺压贫农的义和村地主崔福成、西王堡地主雒彦福进行了打击和清算，捕杀催粮恶差20多人，镇压了国民党武字区区长李致泰、薛荫堂和一分区区长姚登奎，处决了国民党武字区四分区长、豪绅岳海洲和企图反攻倒算的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崔福成，并烧毁了崔福成记的“变天账”。在富平淡村，镇压了恶霸田顺之等。由于灾情严重，先后在三原、富平、耀县等地分了30多家豪绅地主的粮食。中共武字区委通过筹赈委员会筹集粮食，解决了3700多人的无粮问题。在武字区的影响下，富平淡村地区先后四次筹粮3万多斤。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浮财、烧契约、废债务，迫使封建势力减租减赋减税减息，为分田分地营造了声势、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打土豪、杀恶霸、分粮食的基础上，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三原县委各委员分片负责指导土地分配工作，用革命竞赛方式把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数百亩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与红军战士、游击队队员。渭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而遇到了挫折，未能在大部分地区得以实施，但这一工作的开展集中体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崭新特点。
对豪绅地主的打击和清算，震慑了封建势力欺压鱼肉乡民的嚣张气焰，迫使封建势力降低或取消了部分田赋苛捐杂税，减轻了人民负担，为百姓出了气，吸引贫苦百姓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将豪绅地主的土地及其浮财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不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而且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调动了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它对贫苦农民的动员作用和对革命运动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2、对地方民团的打击
国民党统治时期，由地方地主、豪强组成的民间反革命团体称之为民团。国民党“一大”后，一面鼓励兴办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一面极力扶持和扩大地主豪绅把持的民团武装。随着我党“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方针的提出，一些反动势力所控制的民团在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呼声中逆历史潮流而动，与人民为敌，公开“反共反人民”，与地方反动军阀政府相互勾结，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时期，民团成为正在日益兴起的渭北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一个强大阻力障碍，民团和国民党驻地方正规军是当时主要的两支白军。
1915年，三原县即成立民团。1926年、1935年，三原、泾阳、高陵、富平、耀县、淳化六县民团相互联合，进行反共活动。三原县民团不足百人，七八十条枪，团长李养民指挥7个区乡民团（亦称分团）。区乡民团当时保持二三十人，集中起来五六十人，枪20至40支不等。李养民率县民团常驻县城，活动于陵前、马额、柏社、嵯峨；王厚安民团驻陵前长坳堡，刘志茂民团、杨虎城部骑兵团第四连驻陵前侯家堡；王茂臣民团驻马额坡子村，段金玉民团驻新兴西段村（心字区），杨老五民团驻陂西（力字区），马振英民团驻西阳（肃字区），孙耀南民团驻大程（同字区）。在富平县，王德五民团、张德润民团、田俊福民团驻富平淡村，胡景铨民团驻庄里镇，别远亭民团驻觅子店，董宏昌民团驻董家堡，李天福民团驻南李家，尚德胜民团驻尚家堡；耀县小丘镇驻白军何高侯部，华里坊驻张恒义民团。这些民团依仗政府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拉丁抓人，抢劫财物，强征团款，无恶不作，充当国民党政府镇压农民斗争的急先锋。他们围剿渭北革命根椐地，捕杀迫害、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仅李养民率三原县民团先后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人民群众就达61人。民团直接导致了民间治安状况的恶化。
土地革命肇始，中国共产党汲取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武装暴动的革命路线和武装反抗民团的基本政策。在党的乡村武装暴动路线指引下，三原党组织和武字区党组织不仅把武力解除民团武装作为夺取乡村政权的必经之路，而且视其为动员民众参加渭北苏区革命的重要手段，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对盘踞在武字区、心字区及富平、耀县等地的反动民团、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进行了有力地打击。1928年5月~9月，先后处决了勾结驻军捣毁武字区农民协会的武字前区民团团总王厚安、武字区区长李致泰、武字后区民团团总王伯哲等贪官恶霸；1929年11月，突袭富平淡村民团驻地石家堡，俘获了民团团总张长庆；1930年6月，捣毁了国民党武字区区公所和马额乡公所，捕捉了豪绅侯延宾，逮捕并处决了途经武字区返回西安的伪宜君县离任县长潘恩桐；1931年6月，武字区武装赤卫队在三原、富平、耀县一带领导群众与豪绅地主开展抢收小麦、反水利借款、反征收地亩税、反苛捐斗争。1932年8月，攻打了马额王茂臣民团，歼敌一个班；九月中旬，消灭富平、耀县、同官三县民团数百人，活捉了副总指挥党谢芳和耀县小丘民团团长柴子发。1933年7月底，红四团在三原和富平交界的老户沟全歼了长期横行陵马一带的富平淡村民团，击毙团首张德润。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与地方民团的英勇斗争，虽然遭受了反动武装的疯狂围剿和报复，渭北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和代价，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渭北地区的反动武装势力，镇压了当地的反革命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使苏区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政权建设与经济、文化、教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斗志，也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准备了一定条件。
3、对渭北国民党军事力量的牵制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武字区距三原县城仅10多公里，距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中心西安约50公里。这块根据地的建立，似一把尖刀直刺敌人的咽喉，令国民党陕西当局极端仇视，恨之入骨。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红色根据地进行了频繁残酷的镇压和“围剿”，欲置之于死地。根据地党团组织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反击敌人“围剿”，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渭北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是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环境十分恶劣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驻防三原的军事武装众多，先后有国民党军田玉洁师、魏凤楼师、冯子明暂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国民党张汉民炮兵营、国民军第三十八军（原第十七师）、国民党冯玉祥部、毕梅轩部、王平部，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部”（司令刘文伯）、国民党军孙立功营、国民党军杨竹荪步兵团、渭北警备司令部及杨虎城部等。这一时期，驻防富平县的国民党军先后有国民一军冯玉祥部下宋哲元的十九师一部、杨虎城部四十二师冯钦哉几个营、中央军七十二师旅长叶裳部等；驻防耀县的相继有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六师、十七路军警备第一旅、富同耀区保安指挥部、十七路军特务团和骑兵团、十七路军一七七师许权中独立旅等；驻防淳化县的先后有国民党军田金凯骑兵第一师二十七团、国民党军程下营、国民党骑兵团、国民党十二师王明钦（王克敬）团、国民党别动队骑兵师一个团、国民党警备第三旅等。渭北革命根据地处于众多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
面对强大的国民党武装和反动民团武力的轮番围剿，渭北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坚决顽强的反抗。渭华起义爆发前后，三原、泾阳、淳化党组织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先后领导发动了农民“交农”及武装围城斗争。1928年5月3日，中共三原县委组织农民围攻县城的武装斗争，打响了渭北地区“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第一枪，揭开了渭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
1929年~1930年，武字区的筹赈运动、渭北灾民自救队的游击战和淡村区的群众暴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并极力进行军事围攻。根据地人民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顽强反抗，与敌周旋，震慑了盘据在三原的国民党冯玉祥部和盘据在武字区马额镇一带的毕梅轩部、王平部。在与敌正规军长期、频繁的作战中，根据地的人民武装先后围攻了进犯武字区南原的国民党军一个连，在心字区安社村击溃了进犯根据地的耀县小丘驻军一个连，配合红二团全歼了驻武字区侯家堡国民党军一个骑兵排，攻打了杨虎城特务团；先后与“围剿”武字区的杨虎城特务团，渭北剿匪司令、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刘文伯调动的六个团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浴血作战，歼灭了为数众多的敌人。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根据地党组织还积极实施军事策反工作，促使国民党地方民团、乡保倒戈起义，变敌人的保甲为赤色联防，变敌人的堡垒为赤色据点。在这些斗争中，渭北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诸多经验。
渭北根据地的革命形势虽然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几经起伏，但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军的斗争生生不息，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3月~5月，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大举进攻延安，黄子祥、黄子文等在胡宗南血腥统治的武字区组织敌乡政人员起义，打开了一条血路，冲进陕甘宁边区与关中革命武装汇合，有力地配合了关中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5月20日，渭北游击总队第四支队在“嵯峨山突围战”中击毙胡宗南部暂编二旅两个团和新九旅一部及国民党地方武装200余人，伤其大半。6月23日晚，渭总第一、二支队在淡村北康家洞附近歼敌6名，在盘龙湾（富平县境内）袭击了胡宗南军马车运输队，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和物资。1949年2月，武字区党的地下武装配合西北野战军第一军侦察连在武字区长坳堡、上河堡、三家店一带将敌九十军搜索连全部消灭，伤、俘敌50多人。
在敌强我弱、远离主力的不利形势下，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不惧强敌，浴血奋战，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在渭北乃至陕西的反动气焰，震撼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统治势力，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支持、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这在陕西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革命斗争史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部区域与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相连。照金苏区与渭北革命根据地息息相关。渭北革命根据地既是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的前哨阵地，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
1、渭北游击队是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组建时的源头之一
1984年3月，习仲勋在回忆三原“交农”和武装围攻县城的斗争时指出，“黄子文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像星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以后组建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力量，为创建渭北和以后的照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2年2月，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三原县武字区党组织就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去参军。渭北苏区的这些革命青年直接加入了陕甘游击队，成为这支西北地区第一个工农红军革命武装的重要源头力量。
陕甘游击队是在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过黄河扩大后也称陕北游击队）重组改编的基础上建立的。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与阎红彦、杨重远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在合水县林锦庙会师。1932年1月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两支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全军300余人。1932年1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向渭北一带游击，同农民斗争相结合。同时，要求部队进行整训，并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主持改编工作。2月6日，“三嘉原事件”发生，同盟军锐减到200多人，部队的力量严重削弱。省委随即指示渭北各县党组织动员青年农民前往参军，以充实同盟军队伍。按照省委新的指示，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细嘴子锦章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又名高维翰，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当日，黄子祥受党组织委派，带了三原武字区几十个农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大会上，李杰夫、谢子长讲话之后，黄子祥以农民代表的身份发表了讲话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根据省委指示，立即南下渭北的三原、富平、耀县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黄子祥带领这几十个农民跟随陕甘游击队一起活动。部队到达耀县香山之后，黄子祥奉命回到武字区组建武字区游击队，筹建武字区革命委员会，他带领的这几十个青年农民直接参加了陕甘游击队，成为陕甘游击队的骨干力量之一。
从1932年2月中旬到1935年10月，由黄子祥带领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三原武字区革命青年艰苦转战陕甘边各地，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
（2）渭北革命根据地多次为陕甘游击队提供兵员补充
陕甘游击队诞生后，便转战于陕甘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接连打了诸多胜仗。同时，在敌重兵围攻围剿之下也屡遭挫折，损失严重。在陕甘游击队兵员不足、战斗力消弱的危难时期，三原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以革命大局为重，多次为陕甘游击队补充兵员，有力的支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2年2月15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后，三原武字区为陕甘游击队补充了部分新战士。4月21日，阎红彦、黄子文、杨重远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支援渭北苏区的农民运动，武字区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使五支队扩大到300多人。6月2日，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等率领部队从宜川县集义镇进入韩城。6月11日，陕甘游击队在白区韩城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部队剩下200多人，急需补充人员。6月13日，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的黄子文带领陕甘游击队一个班返回三原武字区紧急“扩红”，中共武字区委立即分片动员。三天之内，胡炳彦、张改明、方谋、杨遂、王建章、习浩胜等近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踊跃报名参军。随后，这些新参军的共产党员和青壮年群众由黄子文带领北上，加入了陕甘游击队。此外，黄子文还动员渭北特委委员、武字区雇农工会主席顾先臣，武字区区委委员、游击队指导员王瑞祺等渭北苏区干部参加了陕甘游击队。8月中旬，受“左”倾错误影响，陕甘游击队500余人在正宁县湫头原一带再次遭遇国民党部队驻山河镇一个团的乘机“围剿”，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栏时只剩下200多人。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全团仅200余人，枪150余支。
1933年1月10日，省委号召“渭北三千劳苦群众到红二十六军去，加强巩固健壮红二十六军。”根据省委的号召，武字区再次为红二团组织输送了一批兵员。2月6日，贾拓夫在给省委的报告中称，“二十六军下来，武（字）区有七、八十群众去了，各处群众纷纷的不断的到二十六军去，革委决定设立到二十六军去的招待处。以后三、五十群众带旧式武装前去，目前形势征调三千群众到二十六军是有绝大的可能。同时在耀州、富平、蒲城各地亦开始了这一工作。”
这个报告说明三原中心县委积极响应省委号召，武字区又有众多青壮年参加了红二十六军。照金苏区建立后，习仲勋、金理科、黄子文、周冬至、金天华、黄子祥、杨森、黄罗斌、王柏栋、杨玉亭、张策、郭炳坤、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陈国栋、杨再泉、封正宝、李天赦、宋志奇、王安民、李尚勤、高占胜等主要干部都是先后从渭北根据地进入照金苏区的，推动了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发展。黄子文等又多次回三原武字区进行“扩红”，一批又一批三原革命青年参加了红二十六军。
在关系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三原武字区对陕甘边红军的“扩红”运动和多次兵员补充，虽然人数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陕甘边红军壮大了力量，缓解了危急局势，实现了最后的胜利，直到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陕北，陕甘边红军这面在西北高原第一次打出的工农革命红旗始终没有倒下。
（3）渭北红四团在危难中支撑了红二十六军
照金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1933年4月，国民党军杨虎城部和地方民团共6000余人分4路“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照金苏区。6月，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创建新苏区。7月8日，红二团在蓝田县张家坪陷入敌重兵包围，与敌激战数日，部队伤亡严重，弹尽粮绝后几乎全军覆没。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失去主力红军支撑的照金苏区严重空虚，敌人加强了对照金苏区的“围剿”。7月28日，杜衡等在西安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外围形势十分严峻，照金苏区受到严重威胁，处境十分危险。
习仲勋在《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写道，“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我们地方游击队的4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我们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
1933年7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惨痛消息后，将三原武字区的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与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简称红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共120余人。红四团成立后，重新打起了红二十六军的旗帜，担负起了主力红军部队的职责，开始在三原、富平等地游击。7月28日，红四团配合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三原县心字区的辘轳把村同三原驻军孙友仁特务团发生激战。战后，王泰吉率领义勇军余部不足百人转战照金苏区。此时，陈学鼎、张邦英领导的耀县游击队也进入了照金。30日，为减轻照金苏区压力，红四团在富平与三原交界的老户沟歼灭了富平淡村民团。
8月初，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渭北根据地发动重兵“围剿”，红四团奋力反击。在强敌围攻下，为避免受损，保存革命实力，8月上旬，黄子祥、杨森带领红四团转战照金苏区，渭北根据地大批红军指战员及地方干部也相继进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8月14日，陈家坡会议决定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将红四团与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汇合形成新的红军主力，由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四团成为陕甘红军的重要力量。从8月下旬开始，在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指挥下，红四团与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在让牛村、庙湾一带歼灭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并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
9月初，在彬县龙马、高村、柏子坡一带消灭民团100余人，在甘肃正宁金村庙地区消灭地主武装一部。9月中旬，红四团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耀县游击队转入外线作战。9月21日，部队奇袭旬邑县张洪镇，杨森率红四团攻入旬邑县政府，击毙民团团总，俘获县府人员，处决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旬邑县县长谢骞及一批恶绅，并连夜开仓放粮，破狱救民。
10月18日深夜，红四团与义勇军、耀县游击队、陕北一支队联合攻克合水县城消灭驻防军一个连及民团数十人，并救出80余名被敌关押的共产党员、革命骨干。10月28日，在庆阳县毛家沟门地域，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设伏将敌赵文治团200余人包围猛击，红四团骑兵连奋勇冲杀，一举将敌全线击溃。
11月中旬，部队进入宜君县杨家店子，攻打该地守敌一个连，战斗中，红三团正面攻击，左右迂回，红四团迂回敌后，断其退路，全歼守敌。红四团在照金苏区最危难的时刻支撑了红二十六军，它与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照金的汇合，壮大了照金苏区的武装力量，有力的打击了国民党军及反动势力，缓解和扭转了红二团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斗争的危急被动局面。
张秀山在《忆渭北游击队》一文中说，“红二团南下失败，二十六军的旗子之所以没有倒，靠的是三原、耀县的农民。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主要靠的是渭北和照金苏区的群众，以后才发展到整个陕甘边苏区。”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渭北根据地作为照金根据地的回旋地，没有红四团和渭北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革命的火种就很难复燃。红四团使照金苏区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2、渭北根据地是陕甘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和回旋余地
（1）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渭北根据地的活动
1932年4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进入旬邑县开展游击活动。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三支队队长刘志丹，政委高维翰，参谋长吴岱峰；第五支队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重远。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路追剿堵截。4月21日，阎红彦、杨重远率五支队南下，到达三原武字区。五支队来到武字区时，渭北的农民斗争形势正处于非常高涨的时期。
1932年6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区、后区，西原兴字区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分配，共分配粮食二百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军，武器是梭镖，增加十余支新式武装。国民党派军队一排去，被二百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富平农民受到三原影响，也起来反抗捐税，把美原包围，公安局的枪都缴收了……耀县、蒲城的农民都起来包围县城，主要的是反抗苛捐杂税。这样形势更有利于游击队的南下，同时游击队的南下，必然的更要燃烧起广泛的农民斗争，提高农民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五支队到达武字区当天，参谋长杨重远即率骑兵中队配合武字区游击队将马额王茂臣民团20余人枪包围于马额城中，用炸弹猛攻，武字前区200余名武装农民飞奔到马额镇帮助五支队围攻，王茂臣诈降逃走，五支队遂占领马额城。22日上午，武字区委、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在马额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大会。到会人数有3000人，一律武装，梭镖如森林似的排列起来。游击队各大队各去了一个中队，骑兵中队、少年先锋队都去参加。会场警卫、各路口步哨完全由农民担任。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热情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父子团聚一样，高兴到了极点！在欢迎大会上，杜衡讲话，黄子文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大会宣布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同时驱逐义勇军中的富农，将义勇军改组为赤卫队；宣布取消国民党区公所、民团等一切机关，逮捕区长王茂臣，并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地红军武装、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工农劳苦群众以及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通电。
当晚，五支队获悉耀县西原一带国民党军的两个营前来进剿，有迫击炮两门，离武字区5公里的心字区也去了国民党军一个营，五支队便连夜设伏迎敌，但等到天亮未见国民党军出现，五支队便向马额尚村转移。距马额镇二、三公里处听到枪声，此时胡景铨带领富平东四联民团200余人占领了马额城，附近农民纷纷逃离。五支队遂决定向北撤退5公里，绕出包围圈，撤至耀县上卢村休整，研究军事战略。到上卢村后，又获悉国民党十七路军特务团1000官兵由北而来，离上卢村仅约10公里。五支队意识到国民党军将进行四面包抄，遂向西欲撤至小丘原，但国民党特务团已抢先占了小丘。4月23日清晨，为避敌重兵袭击，黄子文带领五支队转移到照金与旬邑交界地带。
在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的严峻形势下，渭北根据地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提供了回旋区域。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开展游击战争，威慑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得到了实战锻炼，积累了斗争经验。同时，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了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推动了渭北农民斗争的发展。
（2）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退撤三原武字区
1932年8月底，陕甘游击队在总指挥谢子长的率领下转入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9月12日，刘志丹、谢子长指挥陕甘游击队反击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三四百兵力进剿照金尖坪的战斗取得胜利后，决定率陕甘游击队乘胜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时，刘志丹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交由习仲勋参与领导；同时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为程双印。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出发后不久，特务队的中队长陈克敏带队叛变，特务队队长程双印欲制止叛乱，被叛匪开枪打死，特务队出现混乱。陈克敏叛变事件，给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与第五伯昌商量后，决定由习仲勋担任特务队指导员，第五伯昌担任代理队长，将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转移。
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历遭险阻，几经起伏，接连受挫，伤亡严重。同时，王明“左”倾路线的积极追随者对陕甘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影响，陕甘游击队受到错误主张的严重干扰。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不利形势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等遂将刘志丹特意留在照金的特务队转移到了正处于革命鼎盛时期的三原武字区。三原武字区为保存和发展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提供了回旋空间和重要依托。特务队到达三原武字区的游击活动，也支持和推动了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3）渭北根据地对陕甘边根据地的钱粮武器支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根据地既是陕甘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及回旋余地，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后方和陕甘红军各类急需物资的支援供应基地之一。
陕甘边地区土地贫瘠，经济长期落后，群众生活极其贫困，党政军的开支主要依靠分得土豪地主的粮、财来解决。随着陕甘边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部队和地方不仅亟需大批干部及兵力，而且党政军需严重不足，钱粮武器极其匮乏，亟需补充余缺。1932年~1933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领导下，渭北苏区多次开展“扩红”活动，为陕甘游击队输送了大批革命青年。与此同时，渭北根据地还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
关中地区是渭河的冲积平原，利于农耕，向以“八百里米粮川”而闻名，以三原、泾阳、高陵等县为中心的渭北地区是重要的粮棉产区。土地革命初期，西北发生大旱灾，陕西受灾最重，而关中地区又是陕西的重灾区。在渭北地区连续五年大旱灾荒之时的异常困难时期，渭北根据地仍为陕甘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经费，同时也为陕西省委在几度困难时期提供了不少经费。
1932年10月，陕甘游击队为解决过冬困难，总指挥谢子长派杨森带领第二大队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一带筹款集粮，武字区军民克服各种困难，为陕甘游击队及时提供了一批紧缺物资。12月22日，杜衡在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说，“一部分（经费）给二十六军作工作上用，如组织后方办事处，输送及购买医药、宣传机器等用，这些东西，将派三原游击队保送下来，同时我听子文（黄子文）计算武字区的现款，目前都在大洋3000元以上，省委应责成特派员和三原中心县委负责提出一部分交常委”，“现在已经给省委大洋300元，红军办事处大洋300元，这些经费均由三原游击队送来”。
1933年~1935年间，习仲勋、周冬至等多次冒着风险回到三原武字区，利用武字区这条连接渭北根据地与照金苏区的秘密通道，与武字区军民和从河南邓州一带逃荒来到三原的乡亲一起，将布匹、药品、粮食、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仔细地打成包，趁着黑夜或雨天，用板车推或用骡子驮运，秘密送往陕甘边区。
渭北根据地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和大后方，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以革命大局为重，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3、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
1932年12月下旬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此时，黄子文将武字区南原和武字区后区的两支游击队合编为渭北游击队。12月底，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渭北游击队编为两个中队，各有20多人枪。改编后的两个中队立即前往照金，配合红二十六军开辟照金新苏区。
（1）护送谢子长、阎红彦出潼关
1932年12月20日，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来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红二十六军的杜衡错误地指责谢子长、刘志丹等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给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立即赴上海中央局“受训”。后来，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继续工作。
12月25日，黄子文率渭北游击队20余名战士护送谢子长、阎红彦到了三原武字区。
此时，渭北革命根据地刚刚遭受国民党军和六县民团“围剿”，武字区侯家堡还驻着白军两个连，国民党的许多便衣侦探到处活动，与武字区相邻的富平县又有五六百白军驻防，渭北根据地仍被白色恐怖笼罩，党组织的工作尚未完全恢复。黄子文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设法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可靠的地方，将谢子长和阎红彦进行了妥善安置。因武字区不能久住，黄子文便去了渭南。
1933年1月5日，黄子文在渭南先后给中共陕西省委写了一份报告和一封信，除汇报渭北特委的工作及成立红二十六军的情况外，还专门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谢子长、阎红彦的问题。
黄子文在给省委的信中写道，“你们接到报告讨论（后），立即去三原和县委去接头，谢、阎怎么办，因为他们不能在那里久住，我马上从这里回去，如能在那再候数天，将问题能解决了更好，如果那里严重，我便把他们送到渭华一带，你们再解决，你们给送报告人决定，再送报告人回来，路费由你们给他。”
由此可见，黄子文对谢子长、阎红彦的处境非常同情，希望中共陕西省委能够及时给予解决。此后，黄子文设法筹措路费，派渭北游击队的战士送谢子长、阎红彦出了潼关。后来阎红彦被派去苏联学习，谢子长在参加察绥抗战后又辗转回到陕北。
（2）参与焦家坪、大香山、庙湾、芋园等战斗
1932年12月26日，红二十六军挥师东进，开赴耀县照金地区，开始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黄子文、黄罗斌、金天华等率领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团南下，在照金地区及其周边各县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反动民团。
1932年12月26日拂晓时，渭北游击队与红二团将宜君县焦家坪之敌包围，发起攻击，一举突破敌人防守，敌团总仓皇逃窜，渭北游击队与红二团一举将敌全歼，俘敌60余名，缴枪60多支。焦家坪首战告捷。
攻克焦家坪据点之后，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团经耀县衣食村南下照金香山寺。香山寺拥有良田10余万亩，储存有大量的粮食和物资。渭北游击队没收分配寺庙粮食二三千石，赈济了大批灾民和当地民众。时任红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回忆说，“时值灾年，四方逃难饥民近万人，流落此地，嗷嗷待哺，见红军路过，同声呼救。红军指战员面对这一惨景，无不心焦如焚。基于救灾于水火之中，经团党委研究，决定进占香山寺，开仓放粮。”
随后，杜衡作出了火烧香山寺的决定。王世泰回忆说，“红军进入香山寺后，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照金只有30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遂由红二团负责烧寺，渭北游击队组织群众进行分粮。灾民分到粮食，无不感谢红军和游击队。
但是，杜衡命令放火烧毁了这座始建于苻秦时期的千年古刹，对国家文物遗产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是一种无视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文化遗产的“左”倾错误行为。
香山分粮后，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团到高山槐和照金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打土豪斗争，帮助当地农民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和游击队，开辟了香山寺、九保两个地区。后向西发展，消灭了照金和旬邑民团，使红军活动区域扩大到薛家寨和照金地区。
1933年1月中旬，渭北游击队配合红二团攻打耀县庙湾民团。庙湾为民团团总夏玉山指挥部所在地，地势险要，筑有碉堡，防守严密。红军陕甘游击队时期，夏玉山民团与游击队建立有统战关系，民团曾给游击队帮助过武器弹药和给养，提供过情报，彼此商定互不侵犯。杜衡坚持“左倾”盲动主义，一意孤行，强令部队攻打耀县庙湾。
17日凌晨后，红二团与金天华率领的渭北游击队兵分两路向庙湾行动。由于对山地距离估计不足，致使主力未能按时进入预定地域。次日上午8时，部队发起攻击，敌据险死守，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因没有重武器火炮，缺乏攻坚能力，虽多次强攻，终未攻下，且伤亡二三十人，红二团与渭北游击队只好撤出，庙湾战斗失利。25日，渭北游击队政委金天华向中共陕西省委呈报了《关于红二十六军庙湾战斗情况的报告》。
在芋园反“围剿”战斗中，渭北游击队帮助遭敌重兵围剿的红二团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庙湾失利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杜衡独断专行，强令红二团进入芋园抗击进犯之敌。2月4日，敌骑兵团、特务团各一营，协同夏玉山民团分三路包围红二团驻地上下芋园，红二团寡不敌众，边打边向山上撤退。不料退路被夏玉山民团截断，形势相当危急。紧要关头，金天华、马志舟率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及时赶到，阻击夏玉山民团，红二团主力乘机突出重围，摆脱危险，安全转移。芋园战斗后，渭北游击队和红二团进入照金苏区，集中兵力，避强击弱，袭扰敌军，经过20多天的反“围剿”，使进犯之敌退出了照金地区。
1933年3月下旬，红二团进入外线，向东出击。渭北游击队随同红二团攻下同官金锁关后，挥师南下武字区。4月间，红二团南下三原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4月27日，渭北游击队总指挥李平（刘捷三）率领第一大队配合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的红二团攻打三原心字区北塬守敌。渭北游击队佯装“溃逃”，诱敌出动，红二团设伏袭击，全歼了国民党驻侯家堡骑兵团一个排。5月，黄子祥、张秀山带领渭北游击队经常在照金高山槐、老爷岭一带配合红二团开展游击战争。
在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中，渭北游击队有力地支持、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游击战争，并与红十六军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渭北游击队的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
（3）渭北游击队——红四团在照金周边的独立战斗
1933年3月15日，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平（即刘捷三，后由黄子祥担任），政委金天华（后由张培述、杨声、张秀山分别担任），参谋长李天保（李天赦）。总指挥部管辖渭北、泾阳、富平三支游击队，共300余人，后又在渭北组建了十多支小游击队和赤卫队，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革命武装力量体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李平、金天华率领下辖的三个游击支队到达照金、柳林地区，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分粮革命斗争，配合红二十六军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7月上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心字区安社村击溃前来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小丘驻军的一个连。战斗中，支队政治指导员赵永华等不幸牺性。7月30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四团后，为策应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北上，团长黄子祥指挥部队在三原和富平交界的老户沟设伏，乘淡村逢集之机，由参谋长李天保带领孙铭章等化装扮作土匪进入集市，诱惑民团上钩。淡村民团团长张德润率领民团100多人追入红四团伏击圈内，经过两小时战斗，淡村民团大部被击毙和俘获。张德润被生俘处决。战斗中，一连连长马志舟、班长秦福善阵亡。
1933年11月8日，红二十六军恢复，四十二师成立，下辖红三团、骑兵团和警卫连。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组建的红四团改编为四十二师骑兵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兼）。改编后，黄子祥、杨森率骑兵团向西北方向进发，帮助二、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扩大游击区。在此后的半个多月时间内，骑兵团全歼了敌新堡民团，在荔园堡歼灭了甘肃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部新兵营60余人，击毙营长梁邦栋。在阎家洼子歼灭驻敌后又乘胜追击，全歼了敌赵家沟民团，然后挥师二将川消灭了赵富奎民团。在二将川，杨森命骑兵团以连为单位，分别在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一带打土豪、分粮食，为创建南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4年4月，骑兵团在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的率领下，再次东进、南下，打到敌占区，切断咸榆公路，牵制敌人。5月中旬，骑兵团由黑水寺经洛河川东进甘泉、宜川，在屯石崾岘歼敌民团160余人，缴枪100余枝。后接前总命令参加攻打延长。骑兵团到达时，延长已经解放，前总将缴获的100余匹战马交给骑兵团，组成了骑兵第四连。6月初，攻打宜川城不克，挥师南下，在洛川、宜君、白水三县交界处观音堂镇歼敌民团一部后，向澄城、合阳、韩城等县一带进军。先后在澄城县消灭民团50余人，在合阳甘井镇消灭民团60余人。接着奔袭韩城，筹款万余元，沿黄龙山回师洛河川下寺湾。7月上旬，骑兵团在富县羊泉与红四十二师第一团会合，消灭黄陵县龙坊塬杨相之民团，并在富县、宜君、黄陵一带活动，消灭小股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开辟洛川、黄陵、宜君游击区，控制咸榆公路西侧，给敌人造成运输上的极大困难。7月中旬，在白水、澄城、韩城一带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骑兵团返回下寺湾。敌人苦心策划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10月，国民党陕甘当局调集3个正规团和3个民团武装兵分六路向陕甘边根据地中心区域发动新的“围剿”。10月中旬，骑兵团在赤安游击队的配合下，在保安县吴堡川伏击了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11月16日，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奔袭并攻占了环县曲子镇，俘敌100余人，缴枪二三百支，战马四五十匹，国民党环县第四区区长朱文成被击毙，保安团团长李恒泰，保安团队长崇敬义、刘天云被俘。国民党陕甘当局进攻陕甘边根据地的计划再次破产。
1935年冬，敌人调集重力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1月27日，杨森率领骑兵团深入到外线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长武县城，歼灭了守城的敌人，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豪绅，筹款数万元、棉布数百匹，并截断了西兰公路。
这一仗极大地震动了西北的敌人，就连国民党报纸也不得不发表“共匪刘志丹的骑兵团打开了长武县城”的消息。此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北上安定，杨森率骑兵团继续坚持外线作战，在东起黄河西岸的宜川、韩城，西到甘肃陇东的广大地区，消灭民团武装，摧毁保甲制度和反动政权，起到了牵制南线敌人，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的作用，为粉碎敌人对西北苏区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保卫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南北呼应，互为依托，相互策应，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促进了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形成。渭北苏区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为照金苏区、陕甘红军提供的大力支持，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人民为中坚骨干的渭北游击队—红四团—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积极配合西北红军开展的英勇斗争，既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和南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前进基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这与以三原、富平、耀县为中心区域的渭北根据地人民的参与和支持以及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是分不开的，其历史贡献不容否认，应予铭记。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陷入巨大民族灾难的危机时刻，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以三原、泾阳、富平、高陵为中心的渭北苏区，见证了国共两党再度联手、共赴国难、共御外敌的历史性合作，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这里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红军改编时大部分驻扎在渭北苏区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了西安的敌对地位，极有可能引发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在此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此同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中共中央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于自1937年1月起陆续进驻渭北地区。此后，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以北的泾阳、三原、富平和陕南的商洛等地，在军事上、政治上为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积极援助。红军在泾阳、三原、富平、高陵等地的迅速集结，形成了内线策应友军、外线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军事态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代表经过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西安事变实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中华民族进入了两党再度合作、联合抗战的新阶段。
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主力大部在渭北地区的集结，为中国工农红军出师抗战奠定了基础。以泾阳、三原、富平、高陵为中心的渭北苏区成为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请缨杀敌和抗日救亡的战略后方。
2、八路军三个师大部分从渭北苏区出发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掀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7月14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红军做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并致电在西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叶剑英，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征。8月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三原、富平、泾阳地区整装待命。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和总部特务团。红军改编完成后，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分别在泾阳县云阳镇、桥底镇、三原东关大操场和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8月底至9月初，八路军各师部分别从驻地出发，顺利渡过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中国工农红军在泾阳、三原、富平等地的改编，使中围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泾阳、三原、富平等渭北各县既是中国工农红军请缨杀敌的驻地，也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征抗日的出发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这里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