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渭北工委的主要工作及武装力量的发展

一、渭北游击总队各支队的发展壮大

1、渭北游击总队第一支队

1947年5月9日,在淳耀县姚家河,钟蹈(即张中涛)代表中共渭北工委宣布黄子文、黄子祥和孙志正等率领的陵前起义部队正式编为渭北总队第一支队,黄子祥任支队长,黄子文任副支队长,慕天祥任参谋主任,孙志正任政治主任。下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张云德;第二大队,队长陈新民。5月10日,中共渭北工委为加强对一支队的领导,派木易(杨顺玉)任第一大队副队长,李卜特(刘多荣)任第二大队政治指导员。5月11日,调来张孝德任支队政委。5月19日,黄子祥调任渭北游击总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慕天祥任第一支队支队长。7月,石峰(董实丰)任第一支队政委。是年秋,董实丰调渭北游击总队政治处工作,孙志正任一支队副政委。不久,三原县独立中队编为一支队第三大队,吴曰聪任教导员。6月,黄子文在小道口战斗中不幸牺牲。7月,黄子祥调回渭北总队工作,一支队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张存德不在兼任政委,慕天祥担任队长,董实丰担任政委。1949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和关中军分区将一支队改编为三原县大队。

2、渭北游击总队第二支队

1946年12月,中共渭北工委成立后,派王廷兰等六七人回到临潼栎阳、交口一带,发展武装力量,组建了渭北武工队,王廷兰任队长。有五六十人枪。渭北总队成立后,武工队调至淳化县方里镇以东和耀县西塬一带活动,隶属渭北总队领导。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武装力量也不断壮大。1947年5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成立渭北总队司令部,统一指挥渭北各部武装力量,将渭北武工队改编为渭北总队第二支队,王廷兰任队长,队员约有300余人。6月,渭北总队对第二支队领导人作了调整,队长为杨汉三,副队长为王廷兰,政委为段文义。1949年春,二支队人数发展到800多人,领导人也有了变更,队长为王廷兰,政委为张基。7月,二支队被编入西北军区警卫团二营。

3、渭北游击总队第三支队

1947年5月9日,国民党方里自卫队宋彦芳率领的起义部队被改编为渭北总队方里支队,5月29日,由渭北游击总队司令部在淳化方里魏村改方里支队为渭北总队第三支队,未配备队长,宋彦芳任副队长,孙一心担任政委,杜俊锋任副政委。1948年1月,渭北总队将第三支队下设的大队改编为1个中队,有50多人枪,余增贤任中队长兼指导员。11月,国民党方里保警队队长俱兴义起义,渭北总队即收编为第三支队第二中队,俱兴义任中队长,刘海锋任指导员。1949年7月,渭北总队第三支队在西安皇城被改编为西北军政委员会警卫团二营四连。

4、渭北游击总队第四支队

1945年春,刘光远、朱龙江等地下共产党员遵照党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南部高山槐附近正式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这支武装力量,受三原地下党组织领导,活动于淳化、耀县西北部、泾阳、三原北部、富平西部以及旬邑、彬县一带。1946年12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了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组建了渭北总队,将刘光远、朱龙江领导的这支武工队改为金刀游击大队,刘光远任大队长,朱龙江任副大队长,张中涛兼任政委,全大队共100多人枪,下设两个中队。1947年5月中旬,金刀游击大队武装力量逐渐壮大。游击队人员发展到130多人,渭总司令部成立后,将金刀游击大队改编为渭北总队第四支队,刘光远任支队长,朱龙江任副支队长,张中涛兼政委。1948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游击区的不断扩大,四支队增加到300多人,下辖1个大队,大队下辖3个中队。朱龙江兼任大队长,罗生杰任大队教导员。1949年2月,四支队在富平淡村接收了一支30多人的非法武装,建立了四支队第四中队。7月,渭北地区全部解放,四支队奉命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警卫团,人数已达500多人。

5、渭北游击总队第五支队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淳耀县凤凰山下的阴坡村就活动着一支咸阳籍农民自卫队。1943年秋,在陕甘宁边区中共赤水县任区委书记的陈吾愚根据中共党组织的精神,将阴坡村农民自卫队改编为武工队,龚生满任队长,张茂儒任副队长,宁志学任指导员。1946年10月,中共咸阳县工委将武工队改编为咸阳支队。1947年3月,中共咸阳县工委划归中共渭北工委领导,咸阳支队也划归渭北总队领导。驻淳耀县阴坡村,主要活动于淳耀县方里镇、爷台山、桃渠河一带。5月29日,渭北总队司令部成立,咸阳支队被改编为渭北总队第五支队,中共咸阳县工委书记陈吾愚兼任支队政委,龚生满任中队长,宁志学任指导员。10月,谢兴东(咸阳人)从宜君来五支队,担任了支队长职务。此时,队员已由二三十人发展到七八十人。五支队下辖两个中队,一中队队长龚生满,副队长张茂儒,指导员宁志学;二中队队长杨生茂,指导员黄涛。中队下又设分队,一中队一分队黄立有任分队长,一中队二分队王天才、荣正发任正副分队长,二中队一分队刘金祥任分队长,二中队二分队王振西任分队长。1948年,又增设了三分队,徐志华任分队长。1949年5月18日,咸阳解放,五支队留下一部分人员接管咸阳城市,一部分人员调往西安和陕南。7月,渭北游击总队撒销,五支队被编入咸阳军分区独立大队。

6、渭北游击总队三原县警卫队

中共泾原工委成立后,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壮大三原的武装力量,中共泾原工委书记张中涛指示县工委委员吴曰聪组建武装游击队。1947年2月,吴曰聪、段垣、李荣福、桑子良等人分头活动,组织起一支20余人的三原游击队。5月,这支游击队发展到30多人,被渭北游击总队命名为三原独立中队。吴曰聪任中队长,李荣福任副中队长。7月,三原县政务委员会在边区成立,三原独立中队改编为三原县警卫队。任云峰任指导员,下编有2个分队,一分队队长刘怀德,二分队队长吕老虎。警卫队共40余人。1948年10月,三原县警卫队大部分整编到关中军分区21团,仅留下七八个人。随后,赵西秦、吴日聪又从国统区发展了20多人,壮大了县警卫队,人员发展到50余人。队长吕老虎,副队长崔忠成。分两个分队,秦自有、张振元、孙学发先后任分队长。警卫队随三原县政府活动在淳耀县边区内,有时游击在南边淳化的方里、耀县的小丘一带。警卫队对外番号为“永安部”。

7、渭北游击总队耀县独立中队

1946年春,张仲平负责筹建中共耀县工作委员会时,为便于工作,在耀县故先村组建了一支有10多人的武装工作队,开展武装斗争。8月,杨凯(耀县人)调任耀县武工队队长,随之,在肖家原村将耀县武工队整编为耀县独立中队,杨凯、傅亚军分别担任正、副队长,杨增贤、王钊分别担任正、副指导员,之后,李荣福担任中队长,时有队员20多人。11月,中共耀工委成立后,中队归其领导。12月,渭北总队建立,耀县中队归属渭北总队和中共耀县工委双重领导。1947年7月,独立中队队员发展到四五十人,编为2个分队。1948年底,独立中队已有队员八九十人,扩编为3个分队和2个直属班。1949年2月,独立中队升编为渭北总队警卫连。隶属关中军分区和中共耀县县委领导。

8、渭北游击总队的其它支队(原路东游击总队)

1947年6月,遵照中共关中地委指示,中共路东工委并入中共渭北工委,原路东工委所辖的同官(今铜川)、富平、蒲城、白水4县的武装力量也划归渭北游击总队领导。渭北游击总队发展为拥有11个游击支队和独立中队的武装力量。1948年2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重新建立路东工委与路东游击总队,同官、富平、蒲城、白水4县武装力量归路东游击总队领导。

①同官游击支队

1947年6月,中共关中地委将中共路东工委并入中共渭北工委,同官游击支队也被改编为渭北游击总队第六支队,徐天杰任支队长,雷炜任政委。由于形势的变化、渭北游击总队决定六支队化整为零,以中队、分队、小组为单位在同、富、蒲、白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48年2月,中共关中地委重新建立路东工委与路东游击总队,同官游击支队归路东游击总队领导,被改编为路东总队第二支队。11月,第二支队划归同官县执委会领导,下辖2个中队。1949年2月,同官游击支队更名同官大队。5月,改名铜川县大队。是年冬,改编为正规军。

②富平游击支队

1947年6月,富平游击支队归属渭北总队领导,同年秋季发展到150多人,王维担任队长,邵武轩担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一中队长任忠义,二中队长陈安德,三中队长刘天升。1948年初,陕西省工委决定成立路东工委,统一领导富、同、蒲、白4县的工作。随之又成立了路东纵队,各县的游击支队和挺进支队均归属路东纵队领导。富平游击支队被编为路东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王维,政委田绍锡。11月,中共路东工委撤销,富平成立县委。路东纵队进行整编,除组建一个团补入第四纵队外,其余部分仍留归各县。

③富平挺进游击支队

1947年5月,许秀歧、邵武轩根据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指示,以部队留下的20多名干部战士为基础,组成骑兵师挺进支队。6月,挺进支队归属渭北总队领导,许秀歧任支队长,邵武轩任政委。挺进支队主要活动在富平境内和富、蒲、白交界处的山区,有时也到临潼、渭南一带活动。1948年7月,挺进支队和路总第四支队被整编为西北野战军后勤监护营。

④蒲城游击支队

1948年6月,蒲城游击支队归属渭北总队领导,王玉成担任支队长,林光担任政委。游击队员达150多名,后经整顿精简到70多名,在蒲、白、澄三县交界处的沟壑地带活动,多次同国民党军队战斗,都能机动灵活,以少胜多。1948年2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重新建立路东工委与路东游击总队,蒲城县武装力量归路东游击总队领导,被改编为路东游击总队第七、第九支队。1949年4月,划归黄龙军分区领导,被改编为第三、第六支队。

⑤白水游击支队

1947年9月25日,由共产党领导的白水武装起义成功后,以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白水游击支队,杨培才担任支队长兼政委(后调石生芳任政委),田贵焕担任副支队长。下辖1个直属警卫队,3个大队。共计游击队员248人。到11月底,游击支队队员发展到750人。1948年2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重新建立路东工委与路东游击总队,白水游击支队归路东游击总队领导,被改编为中共路东总队八支队,后一部正式编入西北野战军后勤部监护营,随军南下。另一部组建成白水县游击大队。1949年春,县游击大队编为渭南军分区独立营。

渭北游击总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由弱变强,由小变大,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拥有12个游击支队和独立中队,几千人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渭北革命根据地北区建立游击区域,开展游击战争。

二、党群工作与游击战争的开展

1、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健全中共组织

1946年12月,中共渭北工委成立后,立即派人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一是对原有党组织和党员进行“整顿”;二是对新发展的党组织和党员注重提高质量;三是对一些没有党员和尚未建立党组织的空白地区进行填补空白,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1946年冬,中共三原县工委派刘多荣、张庆发等人到三原陵前、马额、嵯峨、柏社、西阳各乡和城内几所中小学开展工作,恢复了基层党组织,恢复党员组织关系68人,新发展党员65人,使全县党员人数达到133人。自1948年2月起,三原县工委先后建立了方里、小丘、柏嵯区委,党员人数发展到197人。

与此同时,泾阳县党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1947年2月中共云阳特支成立,发展党员21人。至1949年初,云阳特支由成立时的12人发展到78人,建立了7个党支部。九娘庙党支部由9人发展到27人,磨子桥党支部由7人发展到24人。

中共咸阳县工委自1946年9月成立后,采取积极慎重、稳步前进的办法,经过几年的努力,至咸阳解放时,发展党员97人。

1947年6月,中共路东(咸铜铁路以东)工委及其所属中共同官、富平、蒲城、白水4县工委并入中共渭北工委。到了1948年2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重新建立中共路东工委,中共同官、蒲城、富平、白水4县工委归中共路东工委领导,在路东一带开展工作。

1946年春,中共临潼县工委成立后,积极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审查和教育。至9月已建立了1个区委、11个党支部,恢复和发展党员107人。在栎阳地区还建立了3个武装支部。至1948年10月,全县共建立了1个区委、23个党支部,党员达到220多人。

1946年10月至11月,富平县发展党员37人,党员总数达到115人。

中共陕西省委派张军、刘拓、刘史智等人先后到蒲城开展工作,恢复发展党员20余人,最初成立了中共蒲澄工委,后来又成立了中共蒲城工委。10月,中共蒲白工委成立。至1948年11月,蒲城全县共有党员280人,建立党支部30个。

1947年6月,中共白水工委成立,杨培才、田焕贵等人积极开展工作,在白水县国民党县保安警察大队中发展地下共产党员28人。

中共同官工委自成立至1948年2月,共发展党员136人。

2、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武装

中共渭北工委领导渭北游击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削弱国民党反动力量。

1947年初,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所到之处实行“清剿”,制造“无人区”,建立保甲制度,残害群众。为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渭北游击总队第四支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先后袭击、捣毁了庄里、小丘、三安、安吴、陵前、觅子等地的国民党乡、镇公所,将柳林一带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的保甲长杀掉了10多人,缴枪30余支。1947年除夕,四支队又将淳化县常社原3个保的30多名保甲长集合起来,经过教育释放,使这一带的保甲组织完全摧毁。接着,成立了中共方里区委和区人民政府。

1947年6月,国民党保安七团盘踞在淳化县铁王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群众恨之人骨,盼望着游击队早日到来。渭北游击总队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为民除害。五支队接到命令后,做了周密部署。政委陈吾愚和队长龚生满亲自带领队员潜伏至离敌保安七团前哨只有3米远的土坎下,先解决了哨兵,使兄弟支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铁王镇内,一举消灭了600余名敌人,缴获步枪500余支、轻重机枪6挺以及大批弹药、物资。

1947年6月20日,渭北游击总队一支队在富平盘龙湾袭击了国民党四十八旅运输队,一支队还破坏敌人架设在三原至耀县、洛川等地的电话线路7次,收割电话线450斤,摧毁柏社乡、杨家岩窑至狼沟敌人封锁线上碉堡15座,使这一地区敌人通讯联络一度中断,指挥失灵,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的作战。他们并捣毁了三原柏社乡、嵯峨乡乡公所及陵前乡一、二、三、六保,长孙乡第八保保公所等国民党保甲组织。

1947年12月31日,渭北游击总队一、二支队同西府游击总队联合作战,在彬县香庙原奇埠一带击溃国民党彬县自卫营营部及该部五连,俘虏77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83支、子弹1600发、炸弹120枚。

1948年2月24日元宵节之夜,渭北游击总队一、四支队利用敌人麻痹大意之机,进入三原陵前乡寨堡,冲进副乡长侯海亭家,活捉侯海亭等3人,缴获步枪、子弹等。

1948年3月,宜川战役后,渭北地区国民党政权陷入一片混乱。渭北游击总队一支队趁机向同官石柱原、耀县小丘镇、淳化方里镇东南方向出击,摧毁了国民党耀县小丘乡第三保,三原县陵前乡第二、三、四保,柏社乡第五保,嵯峨乡第六保保公所,活捉保长以下19人,还在耀县移社、西牛村、屯里、杨家河,三原县西王、西邵村、柏社、北窑等村堡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选举村长,建立了人民政权。

1948年10月13日,渭北游击总队为配合西北野战军发动荔北战役,主动袭击三原县城北10公里之鲁桥镇,歼敌地方武装一部。10月19日晚,渭北游击总队司令部又命一支队队长慕天祥率第一、二支队各一部,从陵前乡金家尧出发,袭击了三原县城东20里之独李车站,炸毁铁路轨闸等。12月,渭北游击总队派慕天祥带领一个小组,掩护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到三原、富平一带测绘地图,为迎接1949年春季攻势作准备。

1949年4月14日,渭北游击总队一支队一中队分队长袁良才等人在淳化方里秋社村歼灭国民党三十师六四四团通信连1个班。战斗中,群众呐喊助威,吓得敌人到处乱窜。这次战斗大获全胜,受到关中军分区的嘉奖。

1949年5月8日,渭北游击总队从直属支队抽调队员50名,组成一支人民警察部队,准备在西安及关中各城市解放后,进城维护社会秩序。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渭北游击总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部队作战,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其势如摧枯拉朽。1949年2月开始,渭北游击总队积极配合了第一野战军对驻守在渭北各地的国民党部队发起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至7月,渭北地区各县相继解放。

3、发展统一战线,建立基层人民政权

中共渭北工委和各县工委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工作,团结争取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力量。

中共三原工委领导常社原(地名,今淳化境内)群众抗粮、抗款、抗丁、抗税,“能抗就抗,能拖就拖”,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1948年2月9日(农历除夕),渭北游击总队第四支队将方里地区常社原3个保的20多名伪保甲长集中到游击队驻地常社原,进行集训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革命形势,要求他们不给敌人做事,争取立功赎罪。经过教育,大部分保甲长表示愿意弃暗投明,痛改前非,为人民做事,使这一带的保甲组织完全摧毁。之后,建立了中共三原工委领导的第一个乡级政权—常社原乡政府。接着,又建立了中共方里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杨义英任区长,李厚喜任区委书记,刘明新任副书记,并建立了西区游击队,镇压了民愤极大的邱志明,使方里地区不但成为县工委的立足之地。也成为渭北工委与各县联络点,打通了通往边区的交通线。

中共泾原工委做通了三原于右任斗口试验农场负责人刘多贵、茹卓亭、开明绅士马文彦和泾原教育界名流崔贯一的工作,利用桥底镇商人张祥、马全兴等人,从1946年至1947年4月,先后为武工队、游击队购买长短枪95支、机枪1挺、子弹150箱、手榴弹10余箱。还为边区购买布疋、棉花等物资150驮,为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中共耀县工委经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不仅成为自己的朋友,而且为解放战争作了许多工作。其中有国民党南中乡乡长陈忠信、西仁乡乡长何德兆,北信乡乡长阴水余,耀县保警大队附崔瑞山、铜川黄堡镇镇长冯永右、富平县保长李向儒、在乡军人纪元林等人,在耀县国统区的6个乡中,3个乡长,5个保长与耀县工委建立了统战关系。

中共咸阳县工委团结争取了一批爱国进步入士,为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条件。1947年春,有人密告魏治钧是共产党员,特务分子翟锦堂准备到周陵中学抓魏治钧,校长王藩诚得知此事后出面讲话,保护了魏治钧。北高乡乡队副王世安,准备上县告密,说韩明珠是共产党员,于升恒先生获悉后,设法劝说王未去。工委还通过写信等方式,争取了董正宇、马振杰、王干侯、王鼎侯、宁蔚青、周欣、靳展如、冯希农等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为革命同志打入国民党县、乡政权取得合法身份,为搜集敌特情报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蒲城县工委在斗争中执行党的“爬高站稳,广交朋友”的白区工作方针,团结争取了在乡军人、中小学教师、开明士绅、军政要员等60余人,特别是争取了国民党县自卫团和保安二十六团,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解放蒲城奠定了基础。

中共同官县工委先后在陈炉、黄堡等地建立了几处“两面政权”和10多处统战网点,基本控制了同官、富平交界的山区一带,使这一带实际形成了“暗边区”。通过选举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募集粮草、做军鞋,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解放军。群众把工委经常活动的地区称为“红土”地区。广大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炸碉堡、填战壕,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至1948年4月,先后建立了两个区公署、9个乡政权、88个农会。

4、建立地下交通线,护送干部北上南下

渭北地区是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途径。中共渭北党组织高度重视地下交通站的建设工作,在渭北各县发展了许多地下交通员和联络员,并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点,这些交通员以不同的身份和形式秘密开展工作,如三原的刘多荣、袁秀成、赵西秦、樊贵鑫、禾青、张庆发,泾阳的何明德、马汉麟、赵海、杨润田,高陵的王凤叶、莫英贤,耀县的张兴怀、孟庆和、何振海,临潼的田益海,咸阳的韩明珠、王广录、孙士元,这些交通员和联络员有的承担着送信、传递消息任务,有的承担着护送干部、青年学生北上南下的秘密任务,并且在危险时刻都发挥着重大作用,为解放渭北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7月~8月间,汪锋由陕北去陕南途经渭北,10月,李先念、郑位三等人先后奉命回陕北路过渭北地区时,分别由中共临潼、富平两县工委安排人员进行护送。1947年3月,赵寿山(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夫人黄居仁由西安途经三原去边区时,在中共三原党组织的护送下安全进入边区。

中共渭北党组织发动动员进步青年学生赴边区学习,中共泾阳县工委先后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70多人、中共咸阳县工委先后陆续组织进步青年学生20多人进边区学习,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从1948年冬至1949年春,渭北总队各支队或独立完成、或相互配合,一方面护送由各县工委组织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等进步人士安全进入边区,另一方面护送中共大批干部或北上、或南下超过了千余人次。

三、动员国民党地方部队举行起义

1、动员国民党淳化方里自卫队起义

1947年2月,关中军分区派部队攻打方里镇,消灭了国民党驻军容志成营,使国民党在方里的守备空虚。中共渭北工委、渭北游击总队不失时机地派共产党员余增贤去做争取国民党方里自卫队队长宋彦芳起义的工作。因余增贤和宋彦芳不但是同乡,而且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十分熟悉。余增贤回到方里后,多次找宋彦芳谈心,做思想动员工作,终于打消了宋彦芳的种种顾虑,下决心举行武装起义。5月7日中午,宋彦芳和张志珍下令解除反动分子、副队长井鼎堂的武装,立即宣布起义。在渭北游击总队金刀游击大队的接应下,起义部队70余人按计划撤出方里镇。5月9日,起义部队顺利到达渭北游击总队驻地魏村,在这里接受改编,被改编为渭北游击总队方里支队,宋彦芳被任命为副支队长。不久,方里支队又被改编为渭北游击总队第三支队。

2、动员淳化张子信起义

1947年秋,在淳化县住东村、东柳村和西柳村一带盘踞着国民党保安大队的一个中队。为了消灭这股敌人,渭北游击总队第五支队决定先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然后一举歼灭。五支队政委陈吾愚得知驻地老庄子村有个人和敌保安中队驻东柳分队队长张子信是亲戚,便动员其去做张子信的工作,同时带去陈吾愚的亲笔书信,劝张子信弃暗投明举行起义。张子信接受了陈吾愚的劝告,赴五支队驻地与陈吾愚会晤,商定了起义的计划。次日晚,五支队兵分两路将敌保安中队包围,首先夺取了住东敌人的一个碉堡,控制了制高点,用机枪将敌人压在窑内。正在酣睡的敌人吓得呆若木鸡,一个个举手缴械,中队长以下20余人被俘。战斗胜利结束后,张子信带领30余人起义投奔解放区。

3、争取淳化俱兴义起义

1948年11月底,渭北游击总队对淳化方里镇守敌发动了进攻,久攻未克。渭北游击总队司令员谈国帆召集各支队分队长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决定放弃强攻,先争取国民党方里镇保警大队第二中队分队长俱兴义起义,从内部瓦解敌人,然后一举歼灭该保警大队。会后,谈国帆、黄子祥命令余增贤和宋彦芳去执行这一任务。

余增贤和宋彦芳带人来到距方里不远的固贤姚店村后,分别设法先同俱兴义手下的于善儿、班长肖兴旺、牛长生单独进行了谈话,向他们宣传了当时的形势,陈述了利害,指出死心踏地的跟着国民党反动派干是没有出路的。这3个人纷纷表示愿意说服俱兴义,一起举行起义。余增贤他们又到俱兴义家中,说服教育其父劝子起义。宋彦芳又动员方里镇长张锡畴和宋锷等人去说服俱兴义起义。经过几方面的努力,俱兴义最后决定弃暗投明举行起义。11月16日晚,俱兴义带人到沟弯庄子,向渭北游击总队司令员谈国帆等人报告了起义准备情况。谈国帆派孙庄禄、郑凤鸣等六七个游击队员换上俱兴义带来的保警队服装,跟随俱兴义进入方里镇碉堡。在俱兴义指引下,他们先击毙了保警队大队长赵应德,随后同渭北游击总队三支队里应外合,向保警大队发起进攻,消灭了全部敌人。战斗结束后,俱兴义率领手下三四十人随三支队连夜转移到常社原。

第二天,俱兴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渭北游击总队第三支队第二中队,任命俱兴义为中队长。渭北游击总队又派刘海锋担任二中队指导员。三支队人数增加至近百人,战斗力更加提高。这年农历年前夕,又成功地袭击了敌石桥据点,消灭了国民党一个保警中队,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群众高兴地称之为“石桥缴枪”。

在解放战争自卫反击战期间,中共渭北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在渭北地区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1947年6月中共路东工委并入中共渭北工委以后,中共渭北工委领导渭北游击总队成了一支拥有近千人的人民武装力量。游击总队在同国民党部队的斗争中机动灵活,一方面,中共渭北工委利用了有效地统战关系,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发动起义,起到了重大的辅助作用。另一方面,采用了破袭敌方的交通运输线、后方补给系统与通信侦察系统,瘫痪敌方的供给能力等各种方式和手段,造成敌方交通瘫痪,指挥失灵,补给困难,力量削弱和精神紧张,有力地配合了正规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