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子文返回武字区组建农民连
1938年5月，担任陕甘边区庆阳抗敌后援会主任的黄子文，经中共陇东特委组织部长李铁轮批准，回到渭北家乡武字区后，立即投入地方抗日救亡活动。他与中共三原县委派驻武字区的谈国帆及中共党员王瑞琪商议后，利用在瓦窑堡兵工厂学到的技术，自筹经费，在自己家的旧窑洞里办起了地下兵工厂，为武装抗日修理枪枝，制造手榴弹。
在此期间，黄子文在武字区组织了一批青年农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针对这些青年农民年纪轻，无斗争经验，不懂游击战术的实际，黄子文建议中共三原县委与安吴青训班联系，把这些青年编为抗日农民连去安吴青训班学习军事知识，为开展抗日游击战培养军事力量。
中共三原县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全陕军民奋起保卫陕西、共赴国难”的号召，采纳了黄子文的建议，并组织所辖的临潼县栎阳和富平县淡村选派青年一块去学习。9月，黄子文带领武字区60余名青年农民，连同富平淡村、临潼栎阳选送的青年共90余人赴安吴青训班学习军事。
由于这些来自农村的青年文化程度低，安吴青训班专门将其编为农民连，即十三连，黄子文任连长，张戈任政治指导员。青训班对农民连的教学除党的基础知识外，主要讲军事知识。
2、农民连的学习培训
在安吴青训班，农民连重点学习开展游击战的军事知识，各种武器的构造、零件名称和安装，野外地形侦察，夜间攻击及如何打伏击战等。青训班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学练结合，注重提高学员的实战技能。当时的青训班的学习条件非常简陋，在野外培训时，选比较僻静的地方，架一块木板作黑板便是课堂。学习训练虽然很艰苦，但学员们学习、训练的热情却很高。
3、农民连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
3个月的学习、训练结束后，青训班在安吴堡街道召开了毕业典礼大会，学校负责人冯文彬、胡乔木亲自向每个学员颁发毕业证和安吴青训班纪念章，号召学员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用学到的知识和本领，拿起枪杆子保卫陕西，保卫党中央。
在中共渭北党组织的安排下，农民连的部分学员东渡黄河加入了八路军，在抗日战场浴血奋战，一部分深入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还有一部分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活动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1、八路军三原联络站的成立
1937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八路军主力分批开赴抗日前线。驻扎云阳镇的一一五师离开后，在云阳设立了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汪锋为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即以留守处的名义开展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鉴于三原是整个渭北地区的中心区域，也是西安到延安的必经之地，遂在三原县城南关东巷子的汽车站西侧设立了公开活动机关——第十八集团军三原联络站，时称“八路军三原联络站”，并以云阳后方留守处的名义开展工作。联络站除利用本院10余间房子外，又租用了马车店中的部分房屋，在临街的门房外，公开挂起了第十八集团军三原联络站的牌子。联络站对外是八路军云阳后方留守处的办事机构，实际归中共陕西省委直接管理，是省委与三原中心县委联系工作的主要枢纽。
2、八路军三原联络站的组织机构
193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董振国担任联络站站长。此后，为了加强联络站的工作，又相继调来王元一、张瑛等，王元一协助董振国处理联络站的日常事务，张瑛在联络站办起了书刊报纸发行部。
1938年4月，董振国调离，王元一继任站长。张瑛负责向关中、陕南各地邮售延安出版的革命书刊报纸，党内文件则以报刊之名邮寄到陕西各县党组织。在中共三原县委领导下，西北青年救国会渭北办事处（简称办事处）在联络站成立，办事处与中共陕西省委、中共三原县委的联系分别由方晨、何承华（何贵生）、杨帆负责。办事处的工作主要是组建渭北各县青救会和民先组织，广泛动员和团结渭北各地的青年和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恢复发展党组织做好各项准备工作。9月，王元一去延安学习，中共陕西省委又派史道（郗安民）任联络站站长。
1940年10月，史道调回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工作，张胡宣（张周勤）接任站长。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奉命将联络站的大部分干部转入照金，联络站的工作就此终止。
3、八路军三原联络站的主要活动
（1）传寄党的文件，发行党的刊物
八路军三原联络站是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北国统区的重要活动据点之一，其公开的工作是接待过往的八路军干部、战士，秘密的工作则是以联络站报刊销售部为掩护，传寄党内文件，发行党内刊物。对各类刊物、邮件，联络站采用近取、远邮的办法，向关中、陕南及关中东、西府各县发送有关文件及党内刊物。发行的刊物有《抗日游击战争论》《论持久战》《新中华日报》《解放》《西北》等。张瑛在发行工作还想出许多巧妙的办法，如给党内刊物包上古典小说书皮，在报刊中夹带党内文件等，把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等及时传递到了全省各地的党组织。
（2）广交各界人士，搞好统一战线
三原素为渭北重镇，社会各界人士常聚集于此。当时，国民党在三原设立的党、政、军、宪、警等机构相当庞杂，仅联络站附近就驻有十七路军十七师一〇一团、国民党西北行营检查站、国民党陕西公路检查站、马步芳暂编骑兵第二师部等。把他们争取到全民抗战行列是联络站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为此，联络站负责人常奔走于这些机构，以拉家常、交朋友、谈时局等方式，建立友好关系。同时，说服、鼓励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积极参与抗日。史道与时任国民党三原县长侯良弼在闲谈中拉成乡党后，从侯良弼处得知县党部准备查封联络站书店的消息，便主动找到县党部书记，追问原因，据理论争，使书店的工作得以正常开展。
（3）接待过境人员，迎送北上学生
中共的各级干部北上延安或从延安南下赴各地，大多都要经过三原。全面抗战后，接待、护送过境人员及物资均由中共三原党组织和联络站负责。
1936年，中共渭北党组织就在陵前、马额、洪水、嵯峨等地建立了东、西两条秘密交通线，并多次顺利完成了护送中央领导和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青年学生的光荣任务。1938年11月，林彪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后，路经三原时由联络站负责接待。1939年，刘少奇从西安到延安，也由联络站负责接待。联络站先后接待的还有李天佑、胡乔木、黄华、张德生、贾拓夫、汪锋、海伦？斯诺、欧阳钦等人。
1938年，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泾阳县参会代表谢秉成等到三原联络站后，由李润诚安排送往延安。联络站还先后介绍三原王沿平、屈斌、马宏智等人到安吴青训班学习，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三原各中学的师生经常到南关公路旁观看这些潮水般奔赴延安、安吴堡的进步青年、学生及各界人士，时趣称为“观潮”。
1939年春，延安用汽车送来18名伤残军人去旬邑坪坊抗日荣誉军人学校，由于交通不便，汽车无法前行，联络站多方联系马车，将这些伤残军人送达目的地。延安18兵站派人到三原做生意，出售石油、食盐，购买陕北急需的棉花、布匹、药物等，联络站为其提供了各种方便。
八路军三原联络站历时3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联络站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各项指示，加强了中共陕西省委与关中各县、陕南等地的党组织的联系，完成了中共陕西省委及云阳留守处、三原中心县委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三原县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1）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
1937年10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按照西安学委的做法，针对三原驻军十七师政训处及国民党党部，尤其是新驻三原的宪兵对三原民众救国运动一贯采取包办和阻止态度的局势，也准备开发民众运动，通过斗争取得合法的抗日救亡组织的地位，增强抗日力量，推进城乡抗日救亡工作。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利用文化界协会的名义，发动和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决定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并成立筹备会，由筹备会向县党部、宪兵、驻军、警察、县府、教育局等单位发出通知，并邀请讲演。10月18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奉令禁止后援会召集此会，亦不许各校长组织学生参加。”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结合三原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形势及群众斗争的情绪，分析认为县党部只是威吓，不敢用武力镇压救亡运动。于是，筹备会连夜召开三中、女中、工职三个学校的党支部会议进行讨论，并向学生公开宣布，征求意见。各校学生一致要求举行纪念大会。工职校长在学生强烈要求的压力下，只好答应全体学生参加纪念大会。
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如期举行，工职、女中、普育、中山女小及各界人士约1000多人参加纪念会。因有警察局、保卫团、驻军及各校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会场异常严肃。大会由陈静之主持，三原县长、保安队队副也讲了话。杨志杰、蒙荳分别代表文协、民先队讲话，严厉谴责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错误政策，会后举行了游行请愿。当日，向群众散发了文协纪念鲁迅特刊和传单，城内到处张贴着纪念鲁迅和抗日的标语。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这次纪念活动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及威胁，取得圆满成功，在社会各界中引起了广泛影响。
（2）营救进步教师
西安事变后，三原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特别是省立三中的学生运动在渭北地区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加之三原城区政治复杂，斗争尖锐，复兴与CC的对立，抗协、抗敌先锋团与民先的摩擦，三原县党部、宪兵、县府利用抗协极力破坏民先队、文协等救亡团体。1937年底，省立三中校长、进步人士冯一航被省教育厅撤职，国民党县党部多次欲将三中一些革命教师排挤出校。
1938年2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安民先队等13个救亡团体，遭到西安及全省各地爱国人士和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利用其操纵的“抗敌协会”也加紧活动，与民先队相对抗，采取威吓、拉拢等各种手段破坏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2月26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与CC分子30多人，深夜翻墙闯入省三中，将民先队组织者、进步教员原禾森、赵曼青、朱茂青、刘继曾等四人秘密绑架，并以汉奸的罪名押送三原县府扣押。
省三中“二二六”事件的消息传出后，三原各界议论哗然。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策划和指挥下，三中全校师生率先罢课、游行以示抗议，各校师生立即响应声援，纷纷罢课。三中、女中、工职等校派出代表党新民、袁杰、贺怀玉、蒙荳、郭长海等到县府请愿，质问县长侯良弼，并提出了不释放原禾森等老师就不复课的正义要求。学生代表王玉、冯永吉、郎瑞亭、韩红印、苗彦青等9人又找到当时驻三原的杨虎城部警二旅旅长孔从洲（中共党员），提出要求追查此事。党组织通过上层运作，国民党三原县当局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于一周后释放了被绑架的进步教师。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把握客观时局，有策略的领导广大师生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取得了胜利。
（3）下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三原女中民先队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二至三人的宣传小组，深入家户院落，与家庭妇女和老人们拉家常，给他们读报纸，讲时事，募捐军鞋、寒衣，收集废铜烂铁，动员适龄青年参军，支援抗日前线。他们还动员能走出家门、店门的家庭妇女和商店学徒读书识字，学习抗日救亡的文章，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
三原女中民先队每次去农村，同学们都背着行李，高唱《毕业上前线歌》——“……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让我们去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总会有留恋，学无止境，力求完善，要在工作中去锻炼……”。一次，在山东庄开展宣传，东北流亡同学刘镇元唱《松花江上》这支歌时声泪俱下，场内外哭声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声此起彼伏。1938年麦收后，在中共地下党员李屺阳的带领下，女中民先队到陵前宣传，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2、富平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富平旅省学生邵武轩、师源、刘茂坤、田仲廉、李指南等20多人响应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号召，利用寒假回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县保安大队附周公甫进行阻挠，邵、师等人慷慨陈词，与之进行说理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在县城民教馆召开会议，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富平县抗日救国总会，随后即有组织地分赴各地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华县咸林中学的富平籍学生刘华林、杨树森、董天佑、陈益勋、杨怡鲁等十多人，也利用寒假组成“咸中抗战救亡宣传队”，到富平东北乡一带，联络当地教师、学生开展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少林等40多名富平旅省学生于暑假期间组成“富平旅省同学回乡工作团”，分为4个队，奔赴美原、流曲、刘集、庄里，淡村等地进行宣传。在县城设立留守处，负责与各队联系，交流情况，并出刊登载抗战消息和各地宣传动态的墙报。宣传活动开展了一个多月，直到秋季开学时结束。
1937年寒假，西安和华县的富平籍学生响应陕西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的号召，在张少林、武梦名等人的联络和组织下，联合组成“富平旅外同学寒假抗战救亡工作团”，时有西安师范、西安一中、二中、玫瑰女中、尊德女中、华县咸林中学等校的富平籍学生30多人，在富平县城郊、庄里、觅子、留古、流曲、美原、老庙等地开展宣传活动，刷写标语，散发传单，演活报剧、小演唱等，前后历时一个多月。
1938年4月间，以富平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并吸收部分外县民先队员，组成了30多人的“咸林中学战时农村工作团”，到富平留古、到贤、流曲和临潼的田市、关山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慰问挖战壕的民工。当年夏，富平旅省学生又一次组成回乡工作团，在庄里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立诚学校民先队在校内出墙报，在校外贴标语、散传单，在街头和附近农村进行讲演，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民先队员还在庄里镇南场的华陀庙摆设书摊，经销的进步书刊达二百多种，颇受大众欢迎。影响所及，当时庄里镇的“二酉书局”也经销起这一类进步书刊。
1937年2月，红二方面军进驻富平后，把富平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驻各地的红军组织了许多小宣传队，在集镇街头和农村进行讲演，张贴布告，刷写标语，给小学生教唱革命歌曲，召开各种座谈会、联欢会，逢集时演出文艺节目等，大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这年上半年，红二方面军总部和驻庄里地区的红军同当地群众一起，先后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胡景翼逝世12周年、纪念“五一”、纪念“五卅”运动等军民大会。抗战爆发后，于7月上旬和下旬又先后两次在庄里镇召开军民大会，当会公审并处决了破坏抗战的汉奸。
3、耀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3月14日，耀县工委借药王山“二月二”古庙会之机，组织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号召，发动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组建了15个宣传工作队。在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和友军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许权中，共产党员）的配合下，宣传工作队在药王山和耀县城内采用演话剧，散布传单，张贴标语、漫画，演讲等方式向游山逛会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时间长达十天，受众达四万人之多。
1937年冬季，耀县籍在西安求学的青年学生任步文、文玉寅、魏智宏、邱射轸等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和西安学联组织下，结伴回到耀县，打起抗日救国会的旗帜，住进国民党县党部，上街刷写“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标语口号，召开群众动员大会，通过讲演会、座谈会、演唱会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八项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声讨日军侵华暴行。在耀县地下党组织的策应下，学生以“救国会”的名义面见国民党县长李书亭，要求立即召开市民大会，宣传张、杨二将军的“八项主张”，扩大抗日影响。
12月24日，在西大操场举行了“耀县抗日宣传大会”。市民扶老携幼，进城置办年货的四乡农民涌人会场，达五千余众。会上，县长、民运指导员（省委委派）及学生代表分别讲话，演讲。爱国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了台下数千民众的热烈掌声。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救国会的青年学生分别深入农村，继续开展抗日宣传，一直坚持到旧历年关，促进了耀县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1、开展统战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三原党组织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民族抗战的号召，加强了对社会各届的统战工作，把拥护统一战线政策的各界进步名流、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团结组织起来，使其在抗日救亡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年春，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农村工作团（队）分赴各地，与国民党当局商议，共同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三原民先队和青救会组织还与国民党当地驻军十七师政训处建立了良好关系，争取他们对民先队、青救会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支持下，十七师在三原建立了由安吴青训班培训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以及当地党组织动员的中共党员和先进青年200多人参加的教导大队。该大队先先后由黎子淦、李慕愚、胡振家等同志负责，并按照抗大的教育方针进行治学，他们学政治、学军事、练作风，充分显示了革命活力。教导大队在三原张贴标语，街头演戏，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帮助群众扫院挑水，三原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来访，老百姓交口称赞，“这才是真正的子弟兵”。教导大队在三原虽然不到两个月，但政治影响很大，西安《老百姓》报先后做了几次报道。6月26日，《老百姓》刊登题为《祝三原军队收麦运动》的诗歌，集中展现了军民间的鱼水之情。
“西安事变”后，中共党组织通过杨虎城主政西安绥靖公署之机，通缉潘士杰。潘士杰便逃离西安，隐蔽在临潼家中。
潘士杰，临潼县油坊人，原系中共党员，在三原中学上学时曾负责支部工作，曾先后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巡视员、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等职，对中共在渭北一带的组织情况了解较多。1933年7月，潘士杰秘密叛变中共，向国民党出卖了中共三原和高陵等地的地下党组织，致使许多中共党员被捕。因潘士杰反共有功，为国民党反动派所赏识，被吸收为国民党陕西省肃反委员会委员，并委以乾县、礼泉等五县肃反专员重任。
1936年12月19日，潘士杰从临潼去三原途经高陵，被高陵反日救国会的许宗岳、白文鳌发现后，于翌日晨被抓捕。西安学联会组织蒙念祖等为代表的公审团要求公审潘士杰。经渭北警备司令赵寿山批准，潘自力奉警备司令部命令，在高陵冬至古会上对潘士杰公审后执行了现场枪毙。
抗日战争时期，富平地下党组织在觅子、曹村、流曲等地区组织抗敌后援会和一些进步人士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发动群众做军鞋，搞募捐，支援抗日。
在中共渭北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共耀县县委引导和组织返耀爱国学生不断扩大抗日宣传，动员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为国效力；广大民众慷慨解囊，捐献钱物，支援抗战，在全县形成了全民抗战、共赴国难的浩大声势。
2、动员适龄青年参军，支持“陕军”抗日
为了支持“陕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三原、富平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慰问和欢送驻陕第三十八军和胡景铎部，动员青年参军，到抗日前线与日寇浴血作战，保家卫国。
1937年7月21日，由十七路军改编而成的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率万余将士在三原县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三原各界代表及数万群众、市民、学生热烈欢送。7月24日，十七师抵达河北省深县，与日军战于保定。8月28日，第三十八军第一七七师在三原县城举行欢送第五二九旅抗日参战大会。李兴中师长、许权中旅长、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及三原群众代表讲话。中共三原党组织动员数百名适龄青年参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1日，第五二九旅从三原出发，10日与日军激战于山西忻口。1938年5月8日，第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率直属部队及第五三〇旅东渡黄河，开赴抗日战场。第三十八军在三原人民的热情支持下，开赴抗日前线，屡建战功。因中共在三十八军曾长期开展团结抗日工作，部队中的广大中共党员在与日寇的作战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第三十八军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坚强的抗日部队之一，被卫立煌称赞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1938年3月，在中共富平县工委支持下，共产党员师源、刘茂坤在庄里镇招募青年组建抗日义勇军。4月下旬，经县工委书记邵武轩同意，由刘茂坤带领富平抗日义勇军约60人编入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胡景铎部。后来，在山西抗击日军的战斗中，12名抗日义勇军战士壮烈殉难。
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御国难。这一时期，中共渭北党组织领导各县抗日团体，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支前，渭北地区成为西北支援抗日的前沿阵地。
1、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发展变化
（1）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概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继续领导中共武字区委、西阳区委、城区区委、武字后区区委等4个区委以及中共高陵特支、2个直属支部和临潼栎阳地区的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37年10月，三原县中共党员发展到360余人。1938年4月，黄子祥、孙一君、李鸿儒调离，增补王玉（袁杰）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
（2）三原县各级党组织的发展
1937年7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指示刘继曾组建中共城区区委。10月，中共城区区委成立，刘继曾任书记，程颐醒任组织委员，许宗岳任宣传委员。下辖中共教员、三中、工职、女中、街道5个党支部，时有党员31人，机关驻省立三中。
1937年8月，中共岳华村支部成立，王振邦任书记，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支部成立后，发展党员20多人。11月，在樊霞生的指导下，中共崇皇小学党支部成立，莫应贤任书记，任维友任组织委员，吉振乾任宣传委员。该支部成立后，在崇皇地区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党员，为延安红军输送进步青年。1938年春，中共崇皇区委成立。3月，中共高陵特支改为中共高陵县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1937年10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派黄子祥、黄致信在马额一带发展党员。同月，中共武宇后区区委成立，邓子敬任书记，刘满年任组织委员，王巨英任宣传委员，刘克勤任青年委员，黄定江、刘春发为委员。下辖文龙、邓家、马额、郑家4个党支部，时有党员25人，机关设在邓家堡。
1938年春，中共栎阳特支的邢子舟、王臣等到临潼栎阳以教师为职业，秘密发展党员。1938年2月，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中共高李支部委员会在富平高李村成立，吴培根任书记。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
1938年3月，中共西阳区委书记胡志德在延安学习后返回三原途中牺牲，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调整了区委领导，李万峰接任区委书记。又因袁秀成调离，周新轩接任宣传委员，中共西阳区委时有党员105人。
2、中共三原县委的建立和发展
193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决定改变各地党的组织形式，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周芝轩任书记，陈元方（又名陈宏）任组织部长，薛振清任宣传部长，马志轩任军事委员，王玉、李屺阳为委员，王玉兼任学委书记。
中共三原县委下辖中共武字区委、武字后区委、城区区委、西阳区委、栎阳区委等5个区委和中共富平石桥村、石桥妇女、高李村3个支部。党员人数因泾阳、高陵划出而减少到290余人。
1938年4月，中共城区区委组织委员程颐醒病逝。10月，王玉继任组织委员。1939年8月，中共三原县委开始陆续将部分干部调往边区，刘继曾离开三原，区委活动受到影响。
1938年12月，中共栎阳特支书记邢子舟调离，郎瑞亭接任书记。1939年春，中共栎阳特支改称为中共栎阳区委，郎瑞亭任书记兼青年委员，王臣任组织委员，刘芳任宣传委员，杨明亮任农运委员；王知德调离。中共栎阳区委下辖中共栎阳学生、教工、义和村、尚寨农民、教员、朝邑村、新华小学、徐杨村、沟里村等9个支部。
1938年8月，中共高李支部书记吴培根调离，高元宽继任书记。11月，中共三原县委对中共武字区委领导进行了全面调整，任命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刘光远为区委书记，原区委书记、委员均调离。中共武字区委下辖蒙家、朱家、甘涝、油坊沟、官路西、柿树坡、口家庄、长坳、上河、双胜、西王、义和堡、石桥河等13个党支部，时有党员200余人。1939年3月，中共武字后区区委书记邓子敬和区委组织委员刘满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区委组织遭到破坏。
3、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恢复
1939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西府地委，实行特派员负责制，建立中心县委组织。中共三原县委又改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周芝轩任书记，陈元方任组织部长，薛振清任宣传部长，王玉任青年部长，李屺阳任妇女部长。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下辖中共高陵县委、泾阳县委、武字前区区委、中区区委、后区区委、西阳区委、栎阳区委等5个区委，时有党员370余人。同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肖江洪（肖蓼）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县委机关先后驻云阳镇、临潼栎阳区上寨小学。
1940年4月，肖江洪带职去延安学习。5月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三原地区国民党反共破坏日趋加剧的形势变化，先后将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周芝轩、组织部长陈元方、宣传部长薛振清、青年部长王玉调离三原，由刘光远、郎瑞亭分别接任组织和宣传部长职务。1941年春，刘光远、李屺阳、郭立三调往边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仅留肖江洪、郎瑞亭开展工作。
（1）三原县基层党组织的演变
1939年9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根据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治形势，决定将武字区化为小区管理。随即恢复成立了中共武字后区（又称武字第一区）区委，李志超任书记，下辖富平石桥、焦村、侯家、蒙家4个党支部，区委机关驻侯家堡，时有党员33人。1940年3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调杨顺玉接替李志超任书记。
同月，中共武字中区（又称武字第二区）区委成立，蔡家荣任书记，常庆绪任组织委员，下辖朱家、周家岭、陵前、官道窖、唐家、长坳、沟南7个党支部，机关驻陵前镇，时有党员67人。1940年3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调整区委成员，常庆春接替蔡家荣任书记；同时，常庆绪调离，李志超任宣传委员。
同月，中共武字前区（又称武字第三区）区委成立，康德宽任书记。下辖中共寇家庄、桃六、曹师凹、关路西4个支部，区委机关设在寇家庄，时有党员42人。1940年2月，区委组织作了调整，由侯新民接康德宽任书记。
同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对西阳区委成员进行了调整，杨顺玉任书记，景天佐任组织委员，周新轩任宣传委员，吴曰聪任保卫委员。1940年3月，杨顺玉调往武字后区，书记由周新轩接任。
（2）中共高陵县委
1939年9月，中共高陵县委改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下辖城关、崇皇、会泾3个区委和泾野小学、草市小学、古城小学、街道、崇皇寺小学、坡底任村、桑程村、姬家庄村、高刘村、徐吾村、船张村、米家岩、马渡村、东城坊村、贾家村、岳华等16个党支部，时有党员205人。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中共高陵县委书记段文义被通缉，代理县委书记古韦（张久安）、组织部长刘永端被捕。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政策，将高陵县部分党员骨干送往边区。中共高陵党组织从此处于“隐蔽”状态。
（3）中共泾阳县委
1939年3月，中共泾阳县委成立，徐洛克（罗克）任书记，谢鸣智任组织部长，白德全任宣传部长。中共泾阳县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关驻云阳镇。1940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撤离云阳后，中共泾阳县委改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下辖云阳高小、同州师范、泾干中学、西安高中等4个学校党支部和中共安吴区委。1941年9月，徐洛克等前往边区，泾阳县各级党组织进入“睡眠”状态。
（4）中共栎阳区委
1939年6月，刘芳调离栎阳，朱光荣接任中共栎阳区委宣传委员。12月，区委书记邢子舟调离，郎瑞亭接任书记，冯彦亭接任委员。1940春，郎瑞亭调离，朱光荣接任书记，江云接任宣传委员。6月，组织委员王臣调离，高树德接任组织委员。1942年12月，朱光荣、高树德、杨明亮、江云等前往边区，其他党员进入“睡眠”状态。1943年1月，贺仪接任书记，与区委委员冯彦亭继续工作。1944年，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中共栎阳区委改属中共临潼县委领导。
4、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发展党组织中的作用
（1）发展壮大党员队伍
1937年3月，三原有中共党员130多名。6月，党员发展到234名，其中工人占5%、农民占70%、学生占25%。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渭北地区的中共党员不断增加，至1939年9月，党员发展到370余人，党的队伍不断壮大。
（2）积极发展基层党组织
1937年，中共西阳区委、武字区委、栎阳区委、城区区委相继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派中共党员到高陵、富平等县发展党员。高陵县相继在岳华、崇皇小学成立了党的组织。富平县相继成立中共石桥妇女支部、高李支部。1938年春，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三原各校120多名外地学生党员派回当地发展党组织，白德全被派往泾阳云阳，邢子舟、王臣等到临潼栎阳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
（3）开办党员轮训班
为了提高党员素质，1937年7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陵前镇长坳堡举办支委轮训班，全县各党支部支委80余人参加了轮训。11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又选派30余名区委干部到延安学习。中共各县委、区委主要负责人赴边区中央党校学习，翌年7月结业后，分别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1、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团体的取缔和破坏
1937年11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成立西北青年抗敌协会（简称抗协）后，企图与抗日进步组织民先队、青救会争夺爱国青年。
三原时为陕西教育大县，是陕甘学生的云集之地，县内中等学校达5所之多，在中共党组织和进步教师的教育培养下，各校大多数学生都加入了学校民先队和青救会，仅有极少数学生被国民党引诱参加了抗协。
1938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为了控制地方行政人员的思想，举办了以“防共、反共”为主题的三期训练班，对县长以下的3500多名行政人员进行了培训。三原县百余名国民党行政人员参加了培训。10月，国民党复兴社在三原开始训练保长及社训助理员，欲将三原建成“反共”的第一模范区，并以民治中小学、县立高小为抗协大本营，在乡村仍然利用地主豪绅做联保主任，其派款、征兵无不从中渔利。
1938年2月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先后两次下令取缔各地民先队、青救会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三原的形势日趋恶化。
8月，民先西北大队队长李连壁在三原被捕。民先渭北队部队长李润成和西北青救会负责人方晨被县党部追捕，两人得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等人掩护而逃离，民先渭北队部和渭北青救会的工作被迫处于瘫痪状态。
1939年5月，三原的民先队、青救会等抗日进步组织均被迫停止了活动。6月，国民党在三原设立了后备军三青团陕西支部三原分团部，妄图引诱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进行反共活动，但遭到多数青年学生的拒绝，三原教育界一度出现混乱。
2、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
1939年1月，国民党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重新抛出了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从3月起，国民党秘密调兵遣将，沿边区各县挖战壕，筑修碉堡，在三原、泾阳、富平、耀县一线对陕甘宁边区筑起了一道封锁线。国民党密令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率部在三原北部的洪水、柏社及淳化方里、耀县小丘一线进行构筑工事，三原大部分地区成为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桥头堡。
此时，为了防止日寇西渡黄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与国民党驻陕军队共同担负起陕西境内716公里黄河防务的重任。国民党假借抗日名义，剥削人民，保甲长强令人民群众出钱出力，保甲人员任意指派民工构筑工事，地富豪绅把持着整个保甲系统，给淳化、三原、耀县等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12月，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兵退陕西，到达三原，驻东里堡；国民党第三十七集团军司令部进驻三原县城。随同迁到三原的有西北实业公司、棉纺厂、棉织厂、机械厂（驻鲁桥）、汽车队（驻起驾村）、军鞋厂（驻鲁桥镇）、制药厂（驻北城）等工厂。山西大学、铭贤中学亦随同迁来。三原人民的劳务、捐税负担加重，生活更加困难。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侵占淳化、旬邑等5座县城和边区6个区，掀起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国民党陕西当局以西安为反共中心，开始在陕西各地继续破坏中共党组织，捕杀中共党员和抗日志士。同月，因国统区的政治形势恶化，中共陕西省委从国统区的泾阳县云阳镇先后迁至淳耀县安社镇、照金镇及新正县马栏镇，在边区境内领导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为了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存党的力量，1940年5月4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加强了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对党员的“荫蔽”工作，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打入国民党的群团组织。如共产党员王德生、张庆发等，与抗协组织拉上关系后，加入抗协借以掩护；二是选送一批党员参军。如中共党员张维奇等去部队，党组织通过关系，将他们送到第三十八军；三是北上边区，对县区级主要干部和已暴露身份，无法在当地立足的党员，陆续调入边区开展工作；四是撤出原单位，继续坚持工作。如学委的王玉住在校外，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尚未暴露身份的陈元方等迁驻农村或外地，继续坚持党的工作。
3、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遭到破坏
1940年6月，三原中学学生、中共党员郭壬戊被国民党三原县党部逮捕，并押往西安劳动营。此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施行联保制，设置侦察网，搜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及其领导的各级党组织活动异常困难，三原城内中共党员也远离党组织的领导，中共的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中共三原组织的会议一般不公开，改为个别接头；秘密文件一律停止印发，改为口头传述。在这种形势下，黄子文在武字区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中共武字区委书记刘光远将此事告知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时，周指示说，“黄子文这个人太红了，他到谁家，敌人就怀疑谁家是共产党，现在敌人到处‘清共’，最好让他离开地方”。刘光远派交通员将黄子文送到了边区中共陕西省委驻地。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又送黄子文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又转入延安研究院学习，在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1940年7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和宣传委员薛振清被调往陕甘宁边区后，三原党组织负责人均离开县城，县委工作由陈元方负责。下旬，张维奇秘密去临潼栎阳上寨小学向荫蔽的陈元方汇报三原的严峻形势后，经研究决定，凡已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学生不参加期终考试，立即离开三原，并通知中共高陵县委负责人段文义等一批骨干相继进入边区。
8月初，贾拓夫来到三原检查工作。9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报告了三原党组织的现状。已经暴露身份的陈元方调往边区工作。陈元方临走时，调中共武字区委书记刘光远、中共栎阳区委书记朗瑞亭分别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临时负责中心县委的工作。10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肖江洪从延安回到三原后，负责中心县委的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三原的形势更加恶化。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刘光远和妇女部长李屺阳被调往中共陕西省委。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只有肖江洪、郎瑞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坚持以武字区为中心开展工作，而在武字区的大多数中共党员是农民，还能经常召开会议（大约一月左右一次），接头谈话也比较便利。刘光远回到省委所在地照金后，因与武字区关系比较密切，仍负责三原武字区、西阳区和富平庄里党组织的工作。
1942年10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肖江洪、中共西阳镇东寨支部书记周新轩及中共党员殷兆中、周鸿运等10人被国民党军十五师便衣队逮捕，关押于西安。随后，国民党三十八军集团军司令部在三原城内逮捕三中、女中、工职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多人。中共西阳区委的杨顺玉、吴曰聪、景天佐等北上边区。12月，中共陕西省委迫于形势严峻，撤销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但三原地区的基层党组织依然秘密开展活动。
至此，三原地下中共党员严格执行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全县党员转入“睡眠”状态，党的基层组织也暂时停止了活动，转入地下隐蔽。
中共三原党组织遭敌破坏后，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仍留在当地“荫蔽”。从1943年起，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关中地委决定对国统区处于“睡眠”状态的中共党员进行“唤醒”，在边区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并向国统区多次派出交通员，传达党的指示，实行异地领导，逐步开展党的工作。
1、单线联系，“唤醒”党员，秘密恢复活动
1942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精兵简政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关中地委，统一领导关中分区根据地和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从1943年开始，中共关中地委逐步恢复了与国统区党组织的联系。
1943年2月，刘光远根据中共关中地委的指示，在淳耀县境内前嘴村一带开展党的工作，争取非法武装。4月，黄子文回到西安，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长王俊安排刘光远了解黄子文情况，刘光远派吴子玉见黄子文，黄对吴说，“我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我爱人和孩子都在马栏，以全家人担保，对共产党永不变心。”此后，黄子文一直和刘光远保持联系。
1944年，刘光远对分布在三原的地下党员实行联络员制度，实施党组织对党员的异地领导，并派禾青（刘觐业）、吴子玉（刘光顺）等联络分散隐蔽在三原武字区等地“睡眠”的党员，互通情况，秘密恢复三原部分地区党的工作。
2、组建武工队
1943年初，刘光远根据关中地委的指示，在淳耀县境内，通过当地党组织，深入非法武装中做非法武装人员的思想工作。1945年1月，刘光远在边区高山槐一带组建起了一支10余人的武工队，刘光远任队长，朱龙江任副队长。当时，由于人员少，武器差，武工队主要活动于淳化、耀县一带，有时也南下到三原和富平交界地区的石桥，淳化方里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为了恢复、打通西安通往延安的交通线，武工队协助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于1944年下半年恢复和重建了由西安经三原坡子堡（今马额坡子村）通往延安的东路交通线，并在李怀西家设了联络站。同时，恢复了党组织以前建立的洪水、嵯峨西路的联络站、点。通过这两条交通线，三原党组织先后将几十名地方干部送往边区。这支武装活动于三原、富平、淳化、耀县一带，发展和壮大了党的力量，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3、渭北根据地人民迎接抗战胜利
1945年春，随着抗日战争局势逐渐走向明朗化，中共中央于4月提出了实现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
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取消军队和学校内的党部，实行宪政和地方自治，还政于民，以迷惑民心，并吸纳各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在全国各省、县分别设参议会。三原县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张警吾任临时议长。7月，三原县国民党民团副团长靳景云贪污壮丁款，被中共三原党组织发动的民众告发，后在西安被处决。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渭北三原，县城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纷纷涌上大街欢呼，奔走相告，广大民众欢欣雀跃，城内街道鞭炮齐鸣，处处锣鼓声震天。县参议会在东关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集会，军警朝天鸣枪助兴。县城连日夜间大耍社火，从早到晚庆贺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渭北地区不仅是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的出发点，也是西北支援抗日前线的前沿阵地。中共渭北党组织始终围绕抗日救亡大局，积极组建和发展群团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