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安事变”的爆发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东北军、十七路军领袖张学良和杨虎城，接受了中共和红军的联合抗日主张。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共集团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一再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停止内战。
1936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攻绥远，国民党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奋起抗战。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表示红军准备立刻开赴晋绥抗日前线。张学良、杨虎城也电请出兵抗日，但均遭蒋介石拒绝。相反，蒋介石调动大批中央军入陕，并于12月4日亲自飞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否则将对他们采取“措施”，双方矛盾骤趋激化。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及随行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大员10余人，随即宣布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和国际关注。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对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全面分析。为了争取实现举国抗日，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方针。12月16日，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代表团，飞赴西安，参加谋求和平解决的谈判。
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向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进行了深入的说服工作，进一步阐明“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主张。周恩来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亲自同蒋介石谈话。经过紧张的谈判斗争，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双方达成六项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2、西安事变中三原的战略位置
①十七路军的大后方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主战、主和各执一见。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维护“国统”、讨伐“叛逆”的旗号下，任命亲日派头目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进逼西安，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再度出现。“讨逆军”组成东西两路军向西安逼近，派飞机轰炸西安。与此同时，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调整军事部署，抽调十七路军部分人员转入三原，设立了“西安绥靖公署三原行营”，张平为三原行营参谋长，代为主持三原有关事宜。
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军10余架飞机轰炸渭南。17日，又派20余架飞机轰炸华县。同时，派8架飞机轰炸三原、富平，在三原北城投弹2枚，炸伤群众数人。三原人民通电抗议，指出“国家设置空军不去炸击日寇，保卫国土，而竟忍心加于我无辜同胞。如此举动，实堪痛心”。东北军、十七路军也积极做好应战准备，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为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协助解决“西安事变”。经协商，三方达成共识，一方面坚持和平主张，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地、各军、各界团结协作，推动南京政府放弃武力，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另一方面采取防御措施，集中兵力以应付突然事变。三方议定，以三原为核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8日，杨虎城将十七路军主力集中在三原一带，在三原县城设立渭北警备司令部，并委任赵寿山为渭北警备司令，统一指挥渭北地区的十七路军。一是准备防御战；二是联络红军，发动和武装渭北民众，以备万一。19日，赵寿山到达三原，巡视渭北十多个县，对部队做了动员，准备必要时与红军一起夹击国民党在潼关以西的四个师及一个教导总队。至此，渭北三原成为十七路军的战略中心与大后方。
②红军驻防的战略要地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为了稳固西北抗日局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按照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方针计划，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粉碎何应钦军“讨伐军”东西两路的进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主力南下。12月25日，红军进军庆阳、正宁地区时，蒋介石已被释放，国民党“讨伐军”由潼关东撤，红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做了应对国民党“讨伐军”进攻的准备，“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以国民党军队东面十个师，西面和北面十五个师逼进西安。中共一面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一面协同杨虎城从军事上积极作好应战准备。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主力迅即南下，1月上旬，红军主力集结于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的渭北一带布防，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于三原云阳镇。红军主力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努力维护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红军集结于以三原为中心的广大渭北地区，本着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不谋独异、和衷共济的态度，竭诚对待友军。
至此，地处西安近邻的渭北重镇三原县，不但成为红军的驻防地，亦成为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沿阵地和争取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桥头堡。
1、红军主力南下
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由环县、定边地区立即南下，在10天内到达长武、彬县，再在10天内到达咸阳、兴平，尔后抵达蓝田、商县以南地区，以防守敌东集团军左翼，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力在渭南等地的正面作战；以红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会同红三十二军组成追击军，在胡宗南军由大水坑等地南移时，由其翼侧平行追击，并协同陕甘宁独立师监视、牵制该部，配合固原、兰州等地的东北军第六十七、第五十一军牵制敌西集团军。红二十九、红三十军仍担负定边、盐池和吴起镇至保安一线的保卫任务，红八十一师东调延安，协同陕北地方红军保障西安北线安全。”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主力到达庆阳地区。鉴于国民党“讨逆军”开始后撤，红军主力遂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地区休整待命。此后，红军第十五军团回到庆阳地区，其余部队在原地休整。
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主力在渭北集结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监禁了张学良，并纵容何应钦再次调集大批国民党军队重新进逼西安，压迫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接受其“陕甘善后整理办法”。从1937年1月初起，内战阴云重新笼罩陕甘上空。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仍本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一方面致电蒋介石、南京政府和全国各党派团体，促蒋“履行诺言，撤兵释张”。另一方面经由中共代表协助杨虎城作好战争准备。按照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领导人商定的联合作战纲领，命令红军主力继续南下。
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等主力部队，在左权、聂荣臻的率领下于1月上旬抵达渭北的淳化、三原、耀县地区，准备打击由渭水以北向西安进攻的中央军；红十五军团经咸阳、蓝田，于16日开到商县地区，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陈先瑞部会合，配合当地十七路军一部，担负抗击由洛南方向进攻的中央军第八纵队李默庵部，保障渭南地区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的翼侧安全；由红八十一师和陕北部分地方武装新组建的红军第二十七军进驻洛川，牵制位于蒲城、白水等地已经叛杨投蒋的原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红军追击军跟踪监视胡宗南部，进至天水东北地区，配合东北军王以哲部作战。
红二方面军在总指挥贺龙的率领下，于1937年1月4日奉命南下，向淳化地区集结，准备迎击进逼西安的中央军。9日，到达三原以西的云阳镇驻扎。27日，奉命开往富平，进驻在庄里、华朱、肖华一带，总指挥部设在华朱村。2月6日，总指挥部向北移驻同官县陈炉镇，二军团的四师、六师移驻薛镇、底店，六军团由庄里镇移驻曹村一带。4月17日，总指挥部又由陈炉镇移驻富平庄里镇，四师、六师也向西移驻到觅子及觅子东南一带，六军团从曹村移驻流曲镇、到贤镇一带。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和第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奉命率领红军南下，“于1936年12月16日由盐池地区出发，22日抵庆阳，续经赤城镇，于1937年1月4日到达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淳化地区，驻扎布防。”
红军到达渭北之后，不驻县城，遍扎农村。其中，第一方面军由西向东驻扎于泾阳安吴堡至三原鲁桥、东里、孟店、山东庄、线马等村以及西阳、大程一带。1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于泾阳安吴堡。2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移驻云阳镇。2月上旬，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由泾阳县云阳镇移至淳化县。5月下旬，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又移驻云阳镇。
3、红军在三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①大力宣传抗日主张和政策
1937年1月，彭德怀、左权等率领红军进驻三原、泾阳一带。7日，在西安的周恩来派罗瑞卿到三原迎接红军。随后，周恩来到咸阳看望红军指战员，并筹划部队的装备、弹药问题。
当日晚，红军进驻东里堡，部队露宿于街道两边房檐下。翌日早晨，老百姓看见到处都是军人，经打听得知是红军。联想到以往经过的军队进村先抢占房屋，要粮要草要料，闹得百姓鸡犬不宁。再看看眼前的军队，宁可寒冬露宿街头，也不惊扰百姓。老百姓顿时对红军产生敬意，纷纷欢迎红军住进家里。于是，红军首长彭德怀、左权以及丁玲住刘宏家，军政治部驻刘述恒家，红一军团军部设在东里堡。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驻扎在鲁桥、西阳、大程一带；红十五军团一部分驻扎在咸阳。
当天，红军政治部在东里堡关帝庙召开群众大会，说明红军来意。第三天，在东里堡外北花园西边空地上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彭德怀、左权等红军将领同东里堡及邻村参加大会的群众见面，向与会群众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和政策，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行动和“八项主张”，宣讲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阐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抵御外侮。
在红军的指导帮助下，周围各村成立群众组织。东里堡成立了两个组织。一是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下设联络、文化宣传、生活改善等部，李芝惠任联络委员，刘善述任生活委员；二是成立了三原县北乡学生救国联合会，由东寨堡周希江，东里堡刘紫侠、刘善述、李凤英具体负责。两个群众组织经常和红军政治部主任刘晓同志联系，在靖国小学开会，商讨开展工作，并配合政治部的红小鬼剧团宣传联合抗日政策，演唱抗日救亡歌曲。
②加强友军的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杨虎城为了加强十七路军与红军的联络，任命杨法震（中共党员）为三原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长常汉山兼任。杨法震对三原的地方武装进行了整顿，惩办了一些中伤红军蓄意制造摩擦的恶霸。十七路军渭北警备司令赵寿山也派一个连驻守在三原县城北门，并指示，“见了红军要握手问好，表示欢迎；红军携带武器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检查；红军问路要热情作向导。”这些具体规定对密切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红军南下进驻渭北的泾阳、三原一带后，受到了十七路军渭北警备司令赵寿山等人的热烈欢迎。1937年1月11日，在三原举行了红军、十七路军、三原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约1000多人的盛大联欢会。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丁玲、王炳南等出席大会。彭德怀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党的政策，发表重要演讲，赵寿山等人也先后讲话。与会官兵士气高昂，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丁玲带领的文工队还演出了《丰收舞》《叮铃舞》和《秧歌舞》等文艺节目。
赵寿山驻防三原期间，同红军的接触、交往非常频繁，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十七路军与红军相互学习，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加强了备战。十七路军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购得大量粮食，并筹派150多辆马车将粮食运往陕北。在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方面也给陕北很大支援，还赠送银元30万。
1937年1月，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将领在陕西三原县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司令部（尊经阁）同友军及地方人士合影。前排左二为任弼时，中间为彭德怀，左四为赵寿山；后排左二为杨尚昆，左五马文彦。
③大力宣传联合抗日政策
1937年1月13日，陕西省学联等在三原县城内东关大操场召开欢迎红军大会，欢迎彭德怀率领红军到三原。三原县各界人士夹道迎接红军领导人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及丁玲等。大会由三原民运会主任委员张子敬主持，女中教务主任徐振化致欢迎词，彭德怀、丁玲在大会上向大家讲了中国革命形势，讲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八项主张”，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字字句句震动人心，博得群众阵阵掌声。
1月20日，三原民运会组织发动张卓儒、贾子明、马宏山及三原商会会长等20余人组成慰问团慰问红军。慰问团携带糕点等慰问品，到安吴堡慰问彭德怀部队。彭德怀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慰问团，并给慰问团的同志讲了当前革命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还询问了三原县城学校设置及教育情况，告诫慰问团的同志要办好教育，培养好青少年，让他们多学知识，为国家多做贡献。随后，慰问团到云阳镇慰问贺龙部队。红军指战员们精神焕发，态度和蔼可亲，鼓励慰问团的同志一定要做好工作，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有人还给慰问团讲述了贺龙两把菜刀劈开芭茅溪盐局，拉起一支农民武装闹革命，以及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领导南昌起义的故事。之后，慰问团又到斗口村慰问了肖克率领的部队。慰问团先后到20多个村庄，看到家家户户都住有红军，并遇见了很多红军指战员，深切感受到红军和老百姓亲似一家的鱼水之情。
红军还在三原县城南关东巷子设书报发行处，将大量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和马列主义的小册子等进步书刊赠发给三原人民群众。红军文艺宣传队常到中小学等处演出，对青少年进行抗日宣传教育。
3、红军在三原周边布防对稳固西北局势的重大作用
①审时度势，巩固西北抗日联合
红军进驻渭北一带后，中共中央十分关注时局形势变化。1937年1月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至三原后准备休息三天，情况许可再延至五天或七天，请规定工作日程，十五军团在咸阳亦然……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但目前争取在三原、咸阳多休息几天，不致和平被敌人破坏，一时不向东出动。”9日，张闻天、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复电《关于力主和平保持西北目前局面》中写道，“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商县方面加派杨部一团固守，但十五军团仍准备休息三天后开至商县待机。”
②维护“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争取了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联合抗日，并达成了共识。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由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不少官兵对释放蒋介石的做法迷惑不解，甚至一些重要将领也顾虑重重。1937年1月，红军进驻泾阳、三原后，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彭德怀与任弼时等亲往三原县渭北警备司令部作赵寿山的工作。赵寿山在彭德怀、任弼时的启发引导下，认识了释放蒋介石的必要性，顿时解除了疑虑，完全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维护了“三位一体”的共同联盟。
在“三位一体”的促动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重要基础，它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③宣传抗日政策，渭北青年踊跃参军
红军驻防渭北地区的泾阳、三原一带，严格执行革命纪律，与当地群众公平交易，秋毫无犯。红军开办的诸多报刊门市部，公开销售《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书籍，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帮助地方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促进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红军进驻渭北期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渭北各县积极开展了“扩红”活动，广大青年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临潼抗日义勇军的100多名青年集体参加红军；高陵先后组织近百名青年参加了红军；三原组织武字区、心字区、肃字区等地的6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富平的淡村、底店、薛镇等有500多人参加红军。同时，耀县、泾阳、淳化等县都积极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渭北地区的群众基础好，思想觉悟高。红军主力集结三原、泾阳等地后，推进了渭北根据地抗日宣传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成为渭北根据地人民的主要斗争，民族革命的阵营将空前扩大，抗日救亡的浪潮不断高涨。
1、东北军“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决定全面控制陕西及贯穿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并命令中央军大举西进，企图以武力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范，刚刚平息的内战烽火又重新笼罩西北大地。就在中共、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刚刚完成军事部署之时，在如何解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出现了严重分化。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军官铤而走险，枪杀了坚持主和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事后，周恩来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其枪杀王以哲的错误，力劝他们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另一方面，积极联系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在极端危险的形势下，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颇有说服力的谈话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力挽狂澜，维护了“西安事变”后的和平大局，赢得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士的尊重与信任。
周恩来为挽救危局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毕竟东北军内部的裂痕早已存在。“二二”事件的发生，加深了这种裂痕，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十师檀自新部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一〇六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一〇五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了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檀自新在蒲城叛变时，适逢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返回蒲城老家，当即被檀自新扣留作为人质，企图迫使杨虎城放弃抗日救国的主张。杨虎城委派驻防蒲城的高级将领韩世本、孙辅丞等赴檀自新部商议解救其母亲，未料也被檀自新扣留，这使杨虎城更加忧虑万分。
2、三原成为化解“二二”事变危局的重要基地
东北军“二二”事件发生当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告周恩来、博古等人，请“十分注意你们的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因西安局势紧张，为了确保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周恩来和博古等商议，决定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人员退撤到三原红军驻地。周恩来留在西安，坚持工作。
2月2日下午，博古、刘鼎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三原的红军驻地。周恩来和叶剑英及部分工作人员仍坚持在西安竭力做好友军的工作。6日，经周恩来请示，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三原、泾阳建立了办事处，并连接淳化、延安。叶剑英到三原后，在城内椽巷中段建立了秘密联络站，随时将西安动态向中共中央进行汇报。
3、周恩来在三原会晤杨虎城
为了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1937年1月5日，蒋介石在一天之内连续发布了八道命令，其中主要是对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职务均予撤职留任，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此后，顾祝同率领大军进驻潼关。
为了维护抗日大局，2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同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十五军团由商洛开赴三原进行整训。6日，杨虎城被迫辞职。7日，第十七路驻西安部队开往三原，杨虎城部由西安移驻三原县东里堡。8日，国民党三十六师宋希濂部进驻西安。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驻西安。
在西安的周恩来闻知杨虎城的处境后，在刘鼎、黄辉的陪同下，于2月11日专程赴三原东里堡看望杨虎城。杨虎城长叹说：“周先生，我今遭此危难真是一言难尽。”周恩来先生一如既往地对杨将军说，“在国家民族遭受极大灾难的时刻，你和张学良将军为国家民族建树的丰功伟绩人民不会忘记，共产党永远支持你们。”接着，又从当前形势谈到抗日前景，从个人处境谈到国家前途。周恩来诚恳的态度，精辟的分析，让杨虎城心情舒畅，精神顿爽。随后，周恩来、杨虎城、周梵伯三人站在杨虎城东里堡住宅大厅前院合影留念。
顾祝同进驻西安后，即会见周恩来、孙蔚如、于学忠等，并提出派员迎接杨虎城来西安，执行西安绥靖公署职责，处理善后交接事宜。遂议定派黄杰、王宗山、卢广绩分别代表西安行营、陕西省政府与东北军共同前往三原接杨虎城。杨虎城见顾祝同有诚意，于2月14日由三原返西安。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等就国共合作、中共的地位、红军改编、苏区改制、西路军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协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进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