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军，发动进攻，并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9月19日，日军侵占沈阳，此后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当时，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进行“剿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严厉谴责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以满腔热血，发出了正义之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反日救国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与广大民众和各界进步人士以各种形式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也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蓄谋对华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地区的侵略扩展，中国社会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始，它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序幕。此后，“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北三省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学生中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将反帝、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以及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根据省委的决议精神，渭北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救国宣传运动。
1、三原县的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1年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于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中号召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决议，9月下旬武字区反日救国会成立，侯守愚为主任兼武装委员，唐玉怀为副主任，马先民任组织委员，王瑞琪任宣传委员，王曲贤任经济委员。武字区反日救国会下设五个分会，第一分会辖陵前镇、西王堡一带，第二分会辖大寨堡一带，第三分会辖长坳堡一带，第四分会辖侯家堡、小寨堡一带，第五分会辖双槐树村、油坊沟一带。同时，各村设村反日救国会。三原县各界反日救国会也相继成立。在武字区反日会的组织下，广大青年和群众手持梭标，开展经常性的军事训练。10月，武字区教育促进会成立。黄子祥任会长，委员有唐玉怀、王曲贤、韩文禊、郭立三等。武字区教育促进会在学校师生中开展反日反蒋宣传，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群众同反动政府作斗争。当时各学校和农村到处都能听到抗日歌曲，抗日宣传热潮在三原武字区迅速掀起。
1932年1月15日，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利用三原县城的“腊八”古会，组织两千多名群众手持大刀长矛，在三原县城东关大操场举行集会，唐玉怀和工人代表讲话痛斥日本侵略东三省，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城乡互动的民众抗日游行示威，震动了三原县城及附近地区。武字区反日会还在春节期间组织区内各村堡以演出社火等形式，编写以抗日内容为主的歌曲、顺口溜等，进行抗日宣传。同时，反日会又把抗日宣传和争取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
2、富平县的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1年9月26日，富平民众在流曲镇举行反日大会，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10月，富平各界反日救国会相继成立。富平庄里镇立诚学校学生师源（继周）联络八九名同学组成宣传队，历时5天在县西北乡各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采取开群众会、学生会、发表演说、张贴标语、演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12月15日，富平反日救国会向南京政府发出通电称，“组织义勇队1500人，朝夕训练，待命前驱…，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誓非歼灭倭奴，永不休止！”表达了富平人民的抗日决心。
1932年1月25日，富平反日救国会又一次向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谴责南京政府在日本大举侵略面前，“前防不修，后援无继，既不免以弱国外交乞怜国联，内而又复意见分歧，中枢涣散，负责无人”、“奴颜婢膝，事事仰人，而不思应用民族自决之精神，合力自救”。吁请当局“速派劲旅，驰赴疆场，痛歼倭奴，还我河山。”通电言词痛切，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3、高陵县的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1年冬，在西安上学的高陵籍学生邢子舟、韩学理等人在寒假期间返回高陵，与高陵进步学生许宗岳、马怀功、张映涛、王步翰等人在组织草市小学学生上街游行，发动群众集会，驱逐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志笃，砸毁国民党高陵县党务指导处的牌子，查封了县党部的大门，在县城四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迫使当局同意成立高陵县各界反日救国委员会，高陵县反日救国委员会成立后，召开全县市民大会，号召各界人民共同努力，开展反日救国活动。
4、耀县的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1年9月26日，耀县各学校举行国难大会，控诉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的暴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12月，耀县成立各界反日救国会，张贴标语，开展反日救国宣传。1932年1月，耀县反日救国会组织外地寒假返乡学生，到县城周围的农村进行反日救国宣传，声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寇，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随着全国反日救国宣传运动的不断推进，在中共渭北党组织的领导下，渭北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青年学生以及工商等各界纷纷成立抗日群团组织，严厉谴责、声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33年4月26日，三原县各校学生成立了渭北学生抗日联合会，会员达三四百人。随后，又成立了前卫社和互济会。富平县也成立了互济会（1934年8月，互济会会员陈叔馨、陈伯馨等人遭到富平保卫团团长周公甫率兵逮捕，互济会的活动停顿），有四十多人。随着“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爆发，渭北地区掀起了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潮。
1、三原的“红五月”纪念与反日大示威
1933年5月3日~5日，在中共渭北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三原学生及群众举行了“红五月纪念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会及游行示威活动。
5月3日，渭北学生抗日联合会组织学生在县城张贴标语，在城内城隍庙召开“五卅纪念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大会，到会群众、学生达四五百人，渭北学生抗日联合会组织纠察队三四十人保护会场。大会上讲演人颇多，个个言辞激昂，质问国民党县党部为何卖国压制人民的革命运动，并高呼反日口号。会后即全体整队出发，举行大游行，出城隍庙，沿察巷前进，记者亦遂前往，沿途高呼口号。至国民党县党部门首，由纠察队入内提出质问，恰巧县党部委员吴子超未在县党部，职员从后门逃走，未见一人，遂将党部捣毁，并书字将党部永远封闭，群众高呼痛快，后又继续整队游行。经过县政府门口，过南大街至西渠岸而散。全城劳苦群众皆为之兴奋！
5月31日与6月1日，三原各校罢课，渭北学生反日联合会于三原县城关帝庙内举行反帝公演，政联会各分会担任演剧与宣传。当日武装纠察队戒备很严，保护会场，到场广大群众、市民、灾民及学生数百人，拥挤不堪，公演结果甚佳，促动渭北反日反国民党浪潮的开展。县城内各街巷，满贴着红红绿绿反日反国民党的标语及宣言，渭北学生反日联合会还张贴了《为反对日帝国主义进攻华北与封闭三原县党部告民众书》。
2、三原响应“一二九”爱国运动，举行示威游行
1935年12月，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空前严重的危急关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北平学生的这种爱国主义壮举，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渭北以三原为中心的学生首先组织起来，迅速地投入到了这一爱国行动之中。三原县城的省立三中、工职、女中等校爱国学生，冲破重重阻力，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各校纷纷举行罢课、下乡宣传等爱国活动，响应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
3、渭北其它各县抗日群团组织及反日爱国运动
1936年秋，在西安民运指导委员会工作的邢子舟与许永平等人，在西安组织建立了进步组织——西安人民协社。不久回到高陵，又联系本县许宗岳、段文义、聂景德、陈光舜、张贵林、刘永端、高尚文（高平）、雷致祥、白文鳌等进步学生，成立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亦称高陵分社），由许宗岳、段文义、白文鳌负责，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清算了反动县长陈家珍的罪行。高陵学生救国会成立初期，高陵人民协社的成员多是学生救国会的领导成员和进步学生，该组织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发挥了领导核心和骨干作用。
11月，绥远抗战爆发后，在中共渭北工委的领导下，蒲城尧山中学及县城各小学在学校自治会的基础上都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联合会，骨干多系尧中的学生党员，他们领导和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并开展援绥募捐活动。
1、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艰难恢复
1933年7月下旬，杜衡被捕叛变，渭北地区的中共党、团组织都受了严重破坏。陕西幸存的中共党组织仅有韩城、临潼两个县委。8月，国民党六县正规民团连续对渭北根据地进行围剿，根据地500多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或被杀，渭北根据地战略北移，革命形势又一次陷入低潮。
从1933年8月到1934年间，由刘映胜、雷振东、陈子敬、昝玉祥、余海丰、韩学亚、魏光波等中共党员多次组建的中共陕西临时党、团组织均被叛徒出卖或被特务破坏，许多党员被捕，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随之解体。
1935年5月，高克林、孙作宾、崔廷儒在西安成立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负责西安和东路工作；孙作宾任组织部长，负责杨虎城部队及地方民团中党的工作；崔廷儒任秘书长，负责西路工作，并负责与各地零星中共党员加强联系，重建中共党的组织。
1936年4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生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再次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临时省委书记高克林与孙作宾等又赴陕北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中央决定，高克林、孙作宾等在陕北工作。
在高克林、孙作宾到陕北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接到在十七路军从事地下工作的谢华的报告，立即亲自复信，对谢华等人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指示尽快重新建立陕西地方党组织，着重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至此，中共中央与陕西地下党的联系开始恢复。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出现了转机。
2、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1933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由于执行错误的“左倾”路线，渭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之后，渭北地区一些幸存的中共党员分散到云阳、临潼、高陵一带，继续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1934年6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周芝轩获释后，在云阳培英小学任教；8月，周芝轩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蒲城尧山中学任教。他一边从事教学，以革命思想影响学生；一边执行党的使命，与三原的黄子祥、唐玉怀，临潼的谈国帆，渭南的金子仪，高陵的孙一君以及王瑞琪、毛瑞甫等中共党员常秘密联系，商定恢复中共党组织，研究发展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1935年5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秘书长崔廷儒与周芝轩取得了联系。6月，在崔廷儒的主持下，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渭北工委）在临潼栎阳成立，周芝轩任书记，唐玉怀任组织委员，孙一君任宣传委员，谈国帆任军事委员，联络员为崔廷儒，工委机关无固定驻址。渭北工委成立后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后由中共关中特委领导，1936年12月，改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中共渭北工委成立后，其中心任务是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开辟渭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逐渐恢复和建立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等县的党组织。在中共渭北工委的领导下，三原地区疏散的党员开始秘密联系，并秘密联络周边各县的党员开展地下工作。同时，积极组织渭北各地的群团组织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中共渭北工委按照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指示，派谈国帆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渭北白区的工作。9日，谈国帆在武字区联络员王瑞琪的护送下，从三原武字区动身，经耀县照金、旬邑马栏到甘肃正宁湫头后，关中特委又派武装交通队队长黄罗斌护送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谈国帆向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汇报了渭北一带的工作情况，并参加了中共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会见了谈国帆。
中共渭北工委还顺利完成了护送刘少奇去华北的重要任务。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
1936年1月16日，谈国帆准备返回关中，张浩部长遂将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其他有关抗日的文件交给谈国帆带回关中转发，并指示要把地方武装搞起来，建立可靠的地下交通站。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商请刘少奇取道关中乘火车赴天津，并指示贾拓夫、张德生与谈国帆同行。
为了保证安全，刘少奇扮作商人，化名胡服，偕同夫人与随行五六人，沿山间小路步行，几天后到达富县。贾拓夫和张德生指示谈国帆先动身前边走，把交通线搞好，与沿途地下党组织一一联络，做好安全工作。谈国帆走了整整一个月，到临潼栎阳后，与地下党负责人唐玉怀取得联系，两人商量决定让刘少奇住在当地知名绅士杨宜瀚家里，并由唐玉怀事先做好杨宜瀚的工作。
2月5日，刘少奇在地下党组织护送下途经淳化县。2月16日，贾拓夫指示关中军分区供给科科长王瑞琪等人护送刘少奇等一行经三原心字区到达武字区太和堡（今陵前乡南塬）；17日，在中共渭北工委及上级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武字区地下党派刘成德护送刘少奇到达临潼徐阳后，唐玉怀将刘少奇安排在临潼栎阳镇徐杨村进步人士杨宜瀚家住了3天，后由杨宜瀚派许于华等人武装护送，刘少奇等人乘坐马拉轿车到达临潼新丰火车站，乘车东去，赴华北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