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包家寨会议召开前的陕甘边革命形势
1933年6月，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在敌军重兵“围剿”下，因孤军作战，在陕西省兰田县的张家坪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给陕甘边区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7月下旬，共产党人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遭强敌镇压而失败。8月初，王泰吉率起义余部百余人退入照金根据地，但照金根据地已处在敌重兵围攻之下，红军主力已丧失。因杜衡（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等人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敌人破坏，陕甘一些党的基层地下组织也受到很大损失。与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相连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在强敌的进攻下也严重受挫。10月间，敌人向照金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游击队被迫退出根据地的中心——薛家寨，照金根据地丢失，陕甘边革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从红二团南下失败到照金根据地的陷落，陕甘乃至西北地区的革命连遭挫折，形势不断恶化，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
2、包家寨会议的重大决策
在陕甘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为了研究解决陕甘边根据地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讨论了部队的改编、根据地的建设以及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并作出了三项重大决定，一是撤消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二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军事后方；三是大力开发游击区，分别建立三个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游击区以陕北安定县为中心，成立第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二游击区以庆阳南梁为中心，成立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三游击区以耀县照金为中心，成立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建立后，由红二十六军南北策应，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苏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3、包家寨会议的历史意义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召开的包家寨会议与同年8月14日召开的陈家坡会议都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陕甘边特委失去上级领导后独立自主召开的。这两次会议所作出的决定，解决了陕甘边革命斗争中根据地建设问题、战略发展问题、红军的组建以及游击队的组织领导等问题，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不仅都是正确的，而且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发挥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其一，陈家坡和包家寨会议充分认识到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明确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能离开桥山，特别是包家寨会议确定在南梁建立红二十六军后方基地，开辟南梁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的中心区域。
其二，统一军事指挥，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这正是坚持游击战的重要战略思想。包家寨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新建四十二师，既表明经过挫折西北红军依然存在，又为以后的扩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在不长的时间里，四十二师由原来的一个团发展到了三个团。
其三，包家寨会议关于开发和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决策，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史上具有独创性的意义，朱德总司令曾经给予“狡兔三窟”的高度评价。后来的发展事实也充分证明了，如果没有三路游击区的建立，也就很难顺利扩大发展为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与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其四，这两次会议在一定意义上反证了摆脱“左”倾错误领导干扰的重要性。陕甘边特委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只能面对实际，自己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最了解实际、最清楚在陕甘边应该怎样开展游击战、怎样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所以一切决策都是符合实情也深得民意的，必然能够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同时，也标志着陕甘边党和红军正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4、第三路游击区的开辟
包家寨会议结束后不久，第三路游击队即在原照金几个游击队和平子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并成立了指挥部，王安民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接着，三路游击队在红二十六军主力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时期，在三路游击队指挥部领导下，金理科在淳化、耀县，杜宛、李尚勤在正宁、旬邑、彬县，黄子文在中部、宜君、富县、甘泉、宁县等县，团结当地革命积极分子，宣传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赤卫军，建立青年、妇女组织和区、乡革命政权、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同时，周围地区一些不堪忍受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农民群众，揭竿造豪绅地主的反，参加了游击队；在敌军和保安团队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组织哗变，弃暗投明，加入了革命队伍。到1934年秋，耀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富县、甘泉、宁县等县，先后组建了十几支游击队，打击歼灭了众多敌人，拔掉了南邑、直罗、麻子掌、小石崖等地的民团据点，恢复了照金根据地，为建立陕甘边南区革命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渭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自1933年8月遭敌重兵围剿受挫后，由游击队升编的红四团转移至照金苏区，之后成为红二十六军主力，继续在陕甘边坚持战斗。而原渭北根据地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分别先后北移到陕甘边南部地区，投入到开辟建立陕甘边南区根据地的斗争中。所以，所谓渭北根据地战略北移，实际上是指原渭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转移到了陕甘边南区。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陕甘边南区归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辖的关中分区。由此可见，渭北革命根据地虽然其中心区域武字区和心字区于1933年8月失守，并不代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消失。我们认为，采用战略北移的表述，相对而言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原渭北根据地中心区域的三原陵马柏嵯一带，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中断过。
1、陕甘边南区党政组织的成立
根据包家寨会议的决议，1934年春，陕甘边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成立，张明吾任总指挥，黄子文任政委，下辖直属特务队和正宁、宁县、淳耀、中宜、富甘、旬邑等游击队。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成立后，在陕西的中部县（今黄陵县）、宜君、耀县、旬邑、淳化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区。5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为加强政权建设，派黄子文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代行政府职能。9月，陕甘边特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将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张邦英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黄子文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领导机关设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双龙镇上川小石崖附近的高窑子和灵湾，进一步发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加强建党建政工作。
2、陕甘边南区根据地的游击战和革命政权建设
陕甘边南区地处桥山山脉南段，陕甘两省的边界地带，包括现在的耀县、淳化、旬邑、彬县、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和甘肃正宁、宁县的一部或大部。这里山岭、川峪、高塬、沟壑甚多，地势险要。靠近深山的地方森林茂密，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这一区域，敌人的统治势力薄弱，有利于创建和扩大苏区。
1934年2月，总指挥张明吾、政委黄子文领导陕甘边第三路游击队，在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一带开展游击战。5月，黄子文带杜宛、蔡子伟、张静文（女）、许国琏、蔡春堂等到陕甘边区工作。途中，在三原武字区又集合了10余名游击队员携带枪支北上，被编为南区三路游击队十九支队。同年冬，按照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的指示，三路游击队抽出约两个连的兵力补充了红军主力部队，于1934年底前后又以指挥部所属的特务队和平子游击队为骨干，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第一团，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第一团成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南区的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第一团成立后，在南区开展游击战，同敌人进行周旋。这一时期，黄子文等指导湫头、三嘉、长舌头的当地干部建立了三个区级政权；同时，在新宁县设立了办事处，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刘永培兼任办事处主任。随着陕甘边南区革命武装斗争和区域的发展，一些地方建立了区、乡党政组织和部分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办事处。
1935年春，南区革命委员会正宁县办事处成立，黄子文、张邦英派郭廷藩任办事处主任，并派南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封正宝和杜宛协助郭廷藩筹建正宁县苏维埃政府。2月，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张仲良派宋飞到赤淳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同月底，黄子文与封正宝协助指导宋飞在赤淳西区成立了赤淳县苏维埃政府，宋飞任主席，封正宝任组织部长。同年3月，正当黄子文、张邦英等领导南区各地建党建政工作之际，蒋介石调集陕西井岳秀、杨虎城部、甘肃马鸿宾部、河南高桂滋部，向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因马鸿宾部围攻而遭破坏，张邦英、黄子文及机关干部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4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委派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寻找红一团和淳耀游击队，组织反“围剿”斗争。瓦扇子战斗中，红一团失利，团长陈国栋负伤，政委张仲良调离，陕甘边军委派黄子文为代理团长，张文华为政委。后因张文华腿部扭伤，黄子文率领红一团向礼泉和彬县出击。在礼泉泾河畔的北平镇，黄子文巧施“引蛇出洞”之计引诱叱干镇民团，将其一举歼灭，获长短枪30余支，弹药若干，取得胜利。此后，黄子文和张仲良率红一团挥师北上，配合中宜游击队袭击了柳林西峪民团。接着，红一团北上与杨森率领的骑兵团会合，继续转战歼敌。七、八月间，红一团和各县游击队积极向外活动，配合西北红军主力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南区各县继续建立健全党、政组织，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准备分配土地。这时，西北工委派唐洪澄任南区党委书记，惠碧海做团的工作，张邦英改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南区领导机关从中部县迁到了正宁县的三嘉塬和南邑等村。到1935年秋，陕甘边南区相继成立了新正（正宁）、赤水（旬邑）、淳耀（县）、新宁（宁县）、永红（彬县永乐等地，后大部被敌占领，改为一个区）、中宜、富西等县的革命委员会和党的领导机关。当时在这些县担任主要领导的有金理科、杜宛、杨伯伦、芦永财、郭廷藩、李尚勤、张积太、李积城等。
1935年10月，陕甘边区南区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陕甘边南区根据地全面形成。同年底，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正宁、宁县、旬邑、彬县、淳化、中部（今黄陵县）、富县、甘泉、洛川、耀县、宜君及同官部分地区。1936年1月，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
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对促进当地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同白区党的联系上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关中特区的设立和发展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重新调整了西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将西北苏区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并决定设立关中、神府和三边三个特区。
1936年1月，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贾拓夫等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隶属中共陕甘省委领导。关中特委机关驻地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三嘉原南邑村。同时，在原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关中特区下辖新正、新宁、淳耀、赤水、永红5个县19个区，106个乡。管辖地区北至宁县的盘克原，南至淳化的关庄，东至耀县的姚曲，西至彬县的泾河，东约100公里，南北约75公里，面积75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
1936年2月下旬，敌东北8个师对关中特区实行大规模“围剿”，大部分苏区被占，革命陷入低潮，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损失严重，关中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率大部武装奉命转移到陕北瓦窑堡参加西征，中共关中特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暂时撤销，汪锋、习仲勋、张凤岐等继续在关中开展游击战争。3月，汪锋受上级指示，在旬邑花家洞成立中共关中临时特委，汪锋任书记。临时特委成立后，领导当地干部、游击队在新正的南邑、三甲原，赤水的七届石、桐树庄等地坚持武装斗争，革命运动又出现新一轮高潮。5月，中共陕甘省委撤销，中共关中临时特委划归中共陕北省委领导。同年9月，中央派习仲勋、郭炳坤、张策、陈学鼎等来关中恢复特委工作，习仲勋任特委书记，并主持组建了党、政、军、群等组织机构。特委机关得到了恢复，机关驻地先后设在耀县槐庄子、淳化县桃渠河、旬邑马家堡，1936年5月至12月隶属陕北省委领导，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又隶属陕甘省委领导，1937年4月至9月隶属陕西省委领导。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1937年4月撤销）5个县苏维埃政府。
中共关中特委成立后，由渭北根据地共产党员周芝轩、唐玉怀、孙一君、黄子祥、谈国帆于1935年6月成立的中共渭北工委直属关中特委领导；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建立后，中共渭北工委改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至1937年1月，关中特委共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县1937年4月撤销）4个县委19个区委。9月，关中特委划归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
2、关中分区的设立和发展
关中分区地处乔山山脉南端，北与陕甘宁边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所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县和双龙中心区，分属陕西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宜君、黄陵和甘肃正宁、宁县各一部分，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为北宽南窄、狭长的囊形地带，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实行合作，由内战转为共同抗日。
1937年10月，习仲勋主持召开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将中共关中特委改为中共关中分委，并相应设立了政、军、统战、群众团体机构。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县和1940年秋建立的东行政区。关中分委机关驻地设在旬邑县马家堡，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1941年4月隶属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下辖淳耀（淳耀县包括淳化、耀县、三原县的各一部分地区）、赤水、新正、新宁4个县委，马栏中心区，旬邑、淳化两县的八路军办事处，共22个区委。
1942年底，中央西北局决定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与中共陕西省委合并为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此时机关驻地原新正县的马栏镇。关中分区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同宜耀5个县和1个中心区，19个区，131个乡，384个村。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中央西北局，机关驻地仍在新正县（今属旬邑县）马栏镇。至抗日战争胜利时，关中分区辖4个县，1个中心区。专署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驻地先后设在旬邑的马家堡、杨坡头、马栏等地。
1946年1月，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与中共陕西省委又分设。1949年5月，关中分区迁往三原县，改称中共三原县委。
3、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前沿阵地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1937年10月，关中分区设立后，不仅包括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后开辟的陕甘边南区，而且其下辖的淳耀县包括了淳化、耀县、三原县的各一部分地区，而三原和淳化、耀县部分地区均属渭北革命根据地所辖区域。因此，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处于关中分区的南部边沿，因而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右派实施反共，消极抗日，不断制造摩擦，南部前哨时刻处在敌人的进攻威胁之中，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解放战争时期，渭北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掩护中共淳耀县县委书记郭进亭及杜兴全、田志杰、任云峰、兰子敬、孙一君等许多干部突围到武字区隐蔽，护送大量革命青年进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黄子文、兰子敬、孙志正、孙一君等领导的渭北革命武装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配合渭北总队和西北野战军有力打击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为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