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
①南梁游击队
1931年9月，刘志丹偕同马锡五等来到甘肃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县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分为3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南梁游击队建立后．首战二将川，歼灭国民党军张廷芝部一个连，接着击溃合水县民团的进攻。此后，游击队在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逐渐发展壮大。
②晋西游击队
同时期，由于受到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围剿”，中共山西省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处境十分危险，在拓克宽、黄子文率领下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同中共安定县委和陕北特委取得联系，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10月初，陕北地方“保运武装”首领师储杰、杨琪、杨鼎等要求和晋西游击队一起活动。晋西游击队有条件地收编了两支“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杨重远。
③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10月下旬，阎红彦率领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在合水县林锦庙、东华池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为加强对两支队伍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部队。谢子长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一带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和甘肃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为委员。对于省委的指示，部队领导成员一致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着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应当整顿。但当务之急是解决指战员的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难，以稳定部队。此时，陈珪璋正在扩充势力，谋求发展，游击队便以陈部第十一旅的番号，驻防甘肃庆阳县新堡一带，得到了一批军需物资。
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并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1月初，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300余人，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队队长白锡林；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荣子卿。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开赴正宁县三嘉原，一边宣传群众，一边整训部队。
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召开大会，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下辖四个大队，并建立了游击队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队委会，高维翰任书记，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陕甘游击队成立当日，黄子祥受中共三原党组织委派参加大会，会上黄子祥以农民代表的身份发表了讲话。几日后，黄子祥从武字区带了几十个农民青年加上旬邑来的几十名青年农民共100多人参加了陕甘游击队，壮大了游击队力量。成为陕甘游击队的主要力量之一。
④杜衡的“左”倾错误指挥
改编后的陕甘游击队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向渭北的三原、富平、耀县一带游击，2月13日攻克旬邑县职田镇。15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获胜，接着袭击了耀县照金民团。随后，陕甘游击队在同官、宜君、中部一带活动，3月中旬，回师正宁县柴桥子。20日，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县寺村原，将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副总指挥巩世信。
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不切实际地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撤销了谢子长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将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由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他们不畏强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统一部队指挥，中共陕西省委于5月10日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治委员兼中共队委会书记，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
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陕甘游击队转战于富平、洛川、中部、宜君各县，半个月内作战9次，8次获胜，歼敌1400余人。5月底，陕甘游击队在甘泉县临镇战斗中失利，随后，东进韩城时再遭国民党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只得越子午岭再入陇东。
6月底，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先后在宁县麻子掌和梁掌堡召开会议，决定依托桥山山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推选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7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湫头原、南邑一带休整。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任游击队政治委员。李艮到职后，强调解决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声言“追查反革命”，并在中共队委会之外组织了“秘密队委”。
在游击队无休止地“开会讨论”期间，国民党驻山河镇的军队已乘机进占了从湫头原到寺村原的村庄要道，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后，李艮又严令部队死守，死守不成，又要求拼命强攻。虽然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结果使强攻王郎坡寨子、死守五顷原、三嘉原突围的三次战斗均告失败，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栏时，只剩下200多人。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李艮不得不离开部队。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命令谢子长重新返回游击队，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几个月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屡遭挫折，四易总指挥，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发展。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指示建立正式红军。
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成立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创建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按照省委的指示，陕甘游击队不断发展，力量逐渐增强。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镇获胜，击毙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歼敌400余人。11月，陕甘游击队返回照金时，附近的芋园、高山槐一带已组建了一批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群众斗争蓬勃兴起。
12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20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员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决定。他错误地指责谢子长、刘志丹等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严令谢、阎速赴上海中央“受训”。后来，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工作。22日，部队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团长。
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军政治委员杜衡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史克寿任共青团红二十六军委员会书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确定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2月26日，红二团挥师东进，直捣宜君县焦坪，首战告捷。之后，红二团南下照金香山一带，和渭北游击队一起，发动数万贫苦农民，没收并分配了香山寺囤积的大批粮食、布匹。接着，红二团歼灭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奔袭淳化，攻破铁王镇，横扫了照金周围的民团势力。随后，红二团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之后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在三原县心字区歼敌一个排。
1933年4月，红二团奇袭泾惠渠吊儿嘴民团，淳化县南村民团与彬县龙马、高村民团。经过这些战斗，到1933年秋，基本上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境的根据地。
2、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南下失败
①北梁会议与二台子会议
在红二团返回照金苏区之际，杜衡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回到照金，重新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
6月17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与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有杜衡、金理科、李妙斋、黄子文、刘志丹、李杰夫、汪锋等人。
北梁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红二十六军如何发展，如何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会上主要出现了两种意见，（一）刘志丹提出，应当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二）杜衡提出，红二团应当南下渭华，在渭华地区建立根据地。他认为那里党团组织力量强，群众觉悟高，又有秦岭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会议围绕这三种意见进行了讨论。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未参加会议，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了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
由于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采取个人专断的压制手段，北梁会议强行通过了杜衡提出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的错误决定。
6月21日，红二团离开照金地区，开始南下。第二天，红二团在三原县心字区嵯峨山二台子与渭北游击队会合。由于南下渭华的决定是在杜衡采用政治高压手段下做出的，所以，红二团大多数指挥员思想不通，普通战士更是茫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杜衡只得又在二台子召开红二团与渭北游击队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南下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王世泰、汪锋、李杰夫、黄子文和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黄子祥、政委张秀山等。王世泰回忆说，“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对此表示异议，劝阻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关于二台子会议，张秀山回忆说，“会上，我和黄子祥提出，红二团不应南下。理由是：红二团留下，可以帮助渭北游击队发展渭北苏区，壮大革命力量。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从路线的高度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预料不到南下会遭惨败，只是直觉地认为红二团留在渭北比南下更有利，更能把陕西的革命形势向前推进。但是，杜衡否定了我们的意见，继续强迫红二团南下，致使二台子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6月22日，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受到了黄子祥、张秀山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欢迎。23日拂晓，红二团在三原长坳堡配合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攻打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准备营救被捕的渭北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长孙平章。战斗开始后，张德润民团紧闭城门不出。
战斗进行到黄昏，因红二团急于执行南下命令，撤出战斗，长坳堡没有攻下，孙平章第二天即被民团杀害。红二团撤出后，即在口外村外场上休息吃饭。此时，杜衡突然提出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王世泰回忆说，杜衡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志丹和我感到意外；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表示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同志代理红二团政委。杜衡临走时，从经理处长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事后得知，杜衡并没有直接去西安，而是到了三原县境内。
②红二团南下失败
中共陕西省委得知红二团离开照金南下的消息后，省委书记袁岳栋从西安急赴三原，准备阻止红二团南下。袁岳栋到达三原后，恰巧碰见只身离队的杜衡，遂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原政委刘映胜以及黄子文等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首先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面对面批评及斗争，并由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提出批评帮助，杜衡本人承认了错误。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决定由赵伯平安排通知高陵特别支部，在境内拦截部队，赵一面向高陵传达省委阻截红二团南下的决定，一面安排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文科科长黄子文前往高陵阻止红二团南下。
当黄子文追赶红二团到达高陵时，红二团已渡过渭河。黄子文将这一情况汇报给袁岳栋、赵伯平后，立即化装成木匠只身进山。山里有人请他解木板，他却把工钱要的很高，老实的山民对这位不解木板，不做活的木匠难以理解，但对他也并未产生恶意，对他打听的事，总是诚实的给予回答。
几经周折，黄子文联系上了渭华县委书记赵应魁（赵系武字区人，曾在渭北武字区任过职），赵应魁派来数名党员和黄子文跑遍了渭华高塘、箭峪、宋家斜、弯子、黄口等地的山沟老林。为寻找刘志丹和红二团余部，黄子文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穿林过沟，寻找被冲散的红二团生存者的踪迹，与渭华党组织派的同志一起，历尽艰苦，终于在涧浴间找到了饥寒交加，病魔缠身的刘志丹同志。黄子文当年化装成木匠，用过的锛子至今还被华县文管所收藏在展览馆里。
6月25日，红二团与奉命追击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然后向东转移。进军途中，红二团又连续四次冲破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层层堵截，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到达蓝田县流峪口。
7月中旬，红二团与陕西警备第三旅及地方民团在蓝田激战整整一天，部队伤亡严重。刘志丹、汪锋、王世泰率领余部分路突围，在秦岭山中进行艰苦的斗争。
③王世泰、李盛云假扮夫妻巧渡渭河
黄子文在找到刘志丹后，又找到了红二团团长王世泰等人，在渭华地下党员王杰、李凌云、陈居义、宋金昌等协助下辗转到华县，1933年7月下旬又转到了渭南地下党员张文华、张我公、白思堂家隐蔽，以待时机过渭河回照金。
七、八月份，正是渭河河水暴涨的季节。大桥被敌人封锁，渡口亦被敌人控制。黄子文、刘志丹、王世泰等聚集在张文华家，正为北渡发愁，特别是团长王世泰不识水性，除从大桥上过，别无办法。大家的枪支，也不能各自带在身上。黄子文出主意说，“枪让我老婆带上，与世泰从桥上过，其余的人分头泅水过河。”刘志丹怕李盛云年轻，又有孩子，不愿让其冒险。子文笑道，“咱这老婆，坐过牢，造过手榴弹，会打枪，胆子大着哩，你放心吧！”子文望了望王世泰，又望了望抱着孩子的李盛云补充道，“至于他俩如何带枪过桥，我自有锦囊妙计，大家不必担心！”
8月上旬的一天，王世泰抱着李盛云两岁多的儿子，李盛云身着孝服提着一只篮子，里面盛着香裱纸钱、献食，两人扮成小两口过河去娘家上坟吊孝。哨兵也未发现疑端，顺利过了河，当王世泰、李盛云到达约定的集中点地下党员李毓章家里时，黄子文、刘志丹、黄罗斌已由渭南地下党员分头护送到了，李盛云从篮子里取出手枪交给了大家，便抱着孩子带着刘志丹的嘱托，去西安向省委汇报。
王世泰、李盛云装扮“夫妻”巧渡渭河已成为革命佳话，广泛传播在渭北地区。
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吴岱峰、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休、王兆湘、康健民、黄罗斌、杨林、曹士荣、牛钢、王有福、谭生彬、韩志成、王安民、赵清杰、魏武、芮四、赵铁娃、师八牛等20多名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先后辗转回到照金苏区。
红二团南下失败，是“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延缓了西北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程。
1933年7月中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失败后，中共陕甘边区特派工作委员会，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金理科、秦舞山、黄子祥、杨森等领导下，继续坚持陕甘边和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这一时期，国民党陕军集中力量在渭华地区“围剿”红二团，暂时放松了对三原、照金根据地的进攻，陕甘边特委利用了这一时机，在中共陕西省委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因而使陕甘边和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仍有一定的发展，成立了新的游击队。这时国民党报纸却大肆宣扬，“在陕西把红军消灭了”，中共陕西省委为了揭穿国民党当局迷惑人心的宣传，打击其嚣张气焰。采纳了中共三原县委的请求，便决定将在渭北地区经过多年锻炼成长起来，且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渭北游击队，升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把红二十六军的旗帜继续打了起来。
时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同志回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南下失败后，敌人夸大他们的‘胜利’”，“但是，渭北三原武字区、心字区等，特别是在耀县照金苏区活动的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都没有渡过渭河南下，不仅未受到损失，而且逐渐发展壮大”，“为了弥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南下的失败，周中（赵伯平）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几位领导研究后，向中共陕西省委提出建议，‘…可以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的建议，举起红二十六军的旗帜，继续战斗。’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采纳了三原中心县委的建议。”
7月24日，杜衡代表中共陕西省委来到三原宣布省委组建红四团的决定，会议在焦村崔德成家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渭北游击队、武字区党组织和武字区游击队的黄子祥、李鸿儒、周天福、李尚勤、李天赦等30多人。会议由黄子祥主持，杜衡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之后，杨森、杜衡讲了话，各支部及各分会派代表携带慰问品，参加了授旗典礼大会。当晚，召开了渭北游击队班长以上的干部会，传达省委决定和人事安排。
第二天下午部队开往小道口村整休。团武字区区委书记李文艺组织一批青年团员为第二天召开授旗典礼大会作筹备工作，书写布告和会场的标语。同时，中共武字区区委安排人去富平将民愤极大的于官狗逮捕押到武字区。
7月26日，在武字区小道口村口大场里召开了红四团成立授旗典礼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渭北游击队全体指战员外，各村代表约200多人带着慰问品参加了会议，会上首先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将三原武字区游击队与红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合并，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四团。任命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为政治委员，李天赦为参谋长，编制四个连，实际只编了两个连及骑兵班，第一连连长马志舟，政治指导员王柏栋；第二连连长高占胜，政治指导员王安民，全团共120余人，长短枪80余枝，会上由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向红四团授旗，最后黄子祥代表全体指战员讲了话，会后在大会旁的沟岸上杀了于官狗和一个国民党侦探，以此祭旗。
中共陕西省委在这时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体现红二十六军这面红旗仍然飘扬在陕甘边苏区，在政治上击破了红二十六军被消灭的谎言。
1、王泰吉与耀县起义
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期，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领导发动了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他只身前往河南南召，给一家富户当长工，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王泰吉被国民党当地政府察觉。当地政府派人将其逮捕，押在南京监狱。王泰吉在狱方的刑迅逼供下，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
1930年3月，时任国民党军陆军第十七师师长的杨虎城获悉王泰吉被关押在南京的消息后，出面将王泰吉具保出狱，接到河南南阳驻地。杨虎城任命王泰吉为第十七师第一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第十七路军回师陕西后，王泰吉先后任十七路军新兵训练处处长、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1933年4月上旬，率部驻防耀县的王泰吉曾一度被任命为“围剿”照金苏区的“剿共”总司令，指挥部队“围剿”照金苏区。由于红二团跳出包围圈，实行外线作战，寻机歼敌，照金苏区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坚壁清野，不断袭扰，加之王泰吉对“围剿”行动敷衍应付，使“围剿”草草收场。
此后，王泰吉派人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筹备组织骑兵团起义的行动。中共陕西省委指派曾担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刘映胜等参与领导起义。
刘映胜在1972年所写《四十年前见闻录——有关陕西省党组织的一些历史回忆》中记述道，接到陕西省委的指示后，“我带了省委介绍信，由武字区一个农民党员作交通，把我送到耀县。我先找到骑兵团里的党员王英（王泰吉的侄子，这时当班长），他领我去见王泰吉，住在王泰吉的团部里。王泰吉对我说了他起义的全部计划。我就和王泰吉进行准备工作。”
7月21日中午12时许，王泰吉率领十七路军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起义后，王泰吉宣布将骑兵团组编为第三路，由他兼任第三路总指挥。第三路下设五个大队（其中一个为特务大队），共1200余人。每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下设四个小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郑子明，第二大队大队长任建民，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韬，第四大队大队长董崇道（后由周德民任大队长），特务大队大队长谈国帆。
王泰吉起义后，对外发表了通电，并张贴布告、标语，进行宣传。起义部队收缴了驻耀县的三县（耀县、富平、三原）民团总指挥胡景铨所部的全部枪支和两门迫击炮，并收缴了耀县民团团总雷天一所部的枪支。由于雷天一信誓旦旦，向王泰吉表示自己愿意参加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遂将枪支发还雷天一，并将该部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雷天一以率部到耀县城外防守为名，开出耀县城。义勇军从耀县开拔时，雷天一没有跟随，仍任耀县民团团总。王泰吉还拟以第三路所属的特务大队为基础，组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但终未完成组建工作。
当天，起义部队扣押了耀县县长沈育成，收缴了县政府和警察局的全部枪支，控制了县城全境。起义部队根据中共耀县县委提供的名单，逮捕了耀县城内的一些大豪绅、大地主，勒令他们交出现款，作为义勇军军需，并没收了这些豪绅的财物、粮食，分发给贫农群众。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城内驻扎了七天后，向武字区转移。
2、义勇军辘辘把遭遇战
7月27日，王泰吉、刘映胜率领耀县起义后组建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到达武字区，当晚在陵前镇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28日晨，部队经心字区向淳化出发，约在上午10时到达心字区新城村一带。当地群众报告，有大批敌军上原。王泰吉闻讯，即将部队部署在三原通向心字区大路旁的辘轳把村、白家坡及翟家村原畔、樊家河等上原的路口处，在新城村部署了两个连兵力，配备两门迫击炮。并派杨声通知红四团从左侧塔凹村伏击，心字区游击队在丰王村配合，以便敌军进入凹地后发起伏击。上午11时左右，王泰吉部与敌孙友仁团，发生激战。由于敌众我寡，加之官兵辎负过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右翼支队溃退。左翼红四团也感不支，义勇军大部被冲散，且战且退。
这时，王泰吉、杨声已被敌从左翼包围。谈国帆率特务大队奋勇阻击，王泰吉才得以突围。王遂命令部队向北（小丘）撤退。第一大队作后卫掩护，但士兵疲劳，情绪不高，且战且走；第四大队周德民率部作战，大部被覆灭。王泰吉、杨声率指挥部仅百余人于黄昏时到达小丘镇，敌又紧追而来，部队绕道向照金一带继续撤退。王泰吉于8月上旬率义勇军到达照金苏区根据地，在照金薛家寨与习仲勋、李妙斋游击队会合。由于辘轳把战斗损失惨重，先后到达照金根据地的义勇军仅不足百人。
耀县起义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指出，“耀县起义意义很大。当时正是红二团南下失败，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王泰吉毅然率领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耀眼火光。它使照金根据地渡过了难关又有新的发展，这个历史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习仲勋还总结了耀县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起义部队内部而言，缺乏坚强的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原因。王泰吉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而又富有情感的人。他本人在一度脱党，部队中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与部属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上。他原想带出两三千人投奔革命，可是那些人在捞到了一笔钱，腰里装满银元、元宝、大烟土后就跑了。这件事再次证明，革命，特别是在那生死相搏，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只相信和依靠个人情感是维系不住的。”
3、红四团老虎沟伏击战
为了掩护王泰吉率领的义勇军北上照金，减轻国民党军给照金苏区的压力，同时，也为了给孙平章报仇，打击张德润民团的嚣张气焰，红四团决定在三原、富平交界的老户沟（三原武字区与富平淡村交界处一沟道）伏击张德润民团。
7月30日，红四团团长黄子祥安排参谋长李天赦和孙铭章装扮成土匪，趁淡村逢集进入集市，假装争吵放枪，以诱民团出窝。民团张德润闻报后，果然带了几十名团丁追击。黄子祥提前率部队在老户沟设埋伏。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红四团和游击队员一齐开火，打得敌人四散逃命，张德润被擒。这次伏击战共击毙和俘敌20余名，除将罪大恶极的张德润、蒋彦奎、宁景轩3人当场处决外，其余被俘团丁经教育后释放。红四团一连长马志舟，班长秦福善不幸阵亡。
老户沟战斗的胜利，回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武字区及淡村人民的革命斗志，增强了渭北苏区人民反“围剿”的信心和决心。黄子祥的指挥才能在老户沟战斗中得到充分发挥，赢得了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信任，从历史的角度看，黄氏兄弟的领导才能，是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和发挥出来的，逐渐形成的政治威信和在群众中的声望，最后得到大家的信任，进而得到人民的赞许和爱戴。
1、杜衡、袁岳栋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惨遭破坏
在红二团南下渭华、陷入绝境之际，杜衡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在西安被国民党陕西当局抓捕后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地区及甘肃境内的中共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7月28日，杜衡同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宣传委员贾拓夫及高岗4人，来到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作掩护，研究王泰吉率骑兵团耀县起义失败善后等问题。饭间，国民党特务尾随而来，贾拓夫、高岗寻机逃脱，袁岳栋、杜衡当场被捕。袁、杜二人被捕后即叛变投敌。侥幸脱险的贾拓夫，暂时隐蔽在西安，处理省委危局。高岗带着省委的介绍信赶赴照金，通报袁、杜被捕叛变事件。袁、杜被捕叛变后全部供出陕西地下党组织状况，供出了省委及其下属组织领导人姓名和活动据点，供出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和王泰吉起义来龙去脉，供出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和照金苏区有关党和红军、游击队等重大机密。
接着，杜、袁二人带着国民党军警、特务四处寻找并当场指认抓捕革命同志，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相继被捕入狱。陕西关中、甘肃陇东等地下党、团组织遭受空前的严重破坏。
中共陕西省委委员、三原中心县委巡视员潘士杰被捕叛变，带特务亲自到三原、高陵等县，指认逮捕中共党员。关中幸存的党组织，只剩下韩城、临潼两个县委，陕西革命形势又一次转入低潮。杜、袁二人叛变后，被国民党陕西当局一直视为芒刺在喉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首要“进剿”目标。
2、根据地再次遭敌残酷“围剿”
1933年8月，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六个团以上兵力，开始对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
国民党军队进入渭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武字区后，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原县民团李养民、马额镇民团王茂臣、陵前镇民团刘子茂、陵前乡联保主任景万里、心字区民团段金玉、大程镇民团孙耀南、西阳镇民团李保臣、富平县民团周公甫、淡村镇民团张德润（曾驻长坳堡）、王德五、田俊福和尚家堡民团尚德胜等，先后杀害了中共武字区委委员、渭北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王宏章、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姚万忠、中共三原县心字区委书记宋侍斌、武字区雇农工会主席顾先臣、中共武字区委委员张武、渭北游击队补充第一支队长周天福、中共武字区大寨堡支部书记邢志义、文龙堡支部书记靳生才、中共富平县淡村支部委员姚西茂、关中十九路军负责人李天赦、严克栋（共产党员）、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分会主席黄生源、武字区少先队长温春祥、红军游击队战士姚克勤、荆天荣、赤卫队员管正银、张钧德、周州之、农民联合会会员唐焕仁等数百名中共党、团员和进步人士。
据当年8月9日的《新秦日报》披露，仅杨竹荪团第一营在老户沟一带获嫌疑犯百余名。第二营在油房沟，第三营在太和堡获犯各七八十名。并正在对各该地区中之高窑、地洞继续搜查破坏。敌进入武字区后，见人就捕，肆意枪杀，许多村堡群众倾家逃离，人去房空。据一些健在的老人回忆，仅这一次被捕送县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赤色群众有四五百人之多，渭北革命斗争遭到严重挫折。
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红四团与渭北游击队于8月10日决定撤出渭北根据地，北上转移到耀县照金。中共三原县委书记赵伯平、秘书李俊藻等于中旬被铺。根据地被敌占领。
1、陈家坡会议
1933年8月上旬，随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相继进入照金苏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耀县游击队到达照金苏区后，被改编为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当时，照金苏区的地方游击队已发展到六七支，旬邑、淳化等地也活跃着十来支地方游击队。
为了加强对陕甘边根据地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坚持与扩大陕甘边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于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陕甘边特委委员张秀山，红四团领导人黄子祥、杨森、王伯栋，耀县第三支队领导人张邦英、陈学鼎、张仲良等。已恢复中共党籍的王泰吉和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高岗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围绕统一几支部队的领导、根据地向何处发展、红军的战略战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统一了思想。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因刘志丹当时南下尚未归来，会议没有宣布他的职务。习仲勋回忆说：“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大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
陈家坡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临危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严峻关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策，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会议制定的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陕甘边红军保存和发展自己，拖垮和消灭敌人的重要原则，为以后陕甘边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2、红军主力转战外线
陈家坡会议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下称总指挥部），统领中国工农红军26军第四团，渭北游击队、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西北抗日民众义勇军大队和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的各游击队，全军共计500余人，长短枪400余支。
总指挥部率部向东出击。8月18日消灭庙湾民团夏玉山一部，21日，在高山槐打败耀县雷天一民团；24日，攻占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27日袭击柳林镇，再歼耀县民团一部，随即返回照金休整。9月3日，转向西进，在彬县龙马、龙高、柏子沟一带，游击数日。即转北上，进入宁县，9月10日在林村庙消灭民团一部，缴枪十余支，并获一批物资，战后胜利返回根据地。9月17日，总指挥部决定，留下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游击队于照金根据地，率红四团及义勇军大队等主力部队向正宁、合水游击。
总指挥部成立以来，抓紧敌人“围剿”空隙的有利时机，率领红四团、义勇军大队及耀县游击队进行了许多巧妙的战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壮大了力量，武器逐步精良，战斗力增强，锻炼了部队，鼓舞了士气，为抗击反动势力进攻创造了条件，准备了力量，特别是部队到达合水县古城川与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会合，所部60余人，战马30余匹，两军会合后，全军战马达60余匹，组成临时骑兵队，为日后将英勇善战的红四团改为骑兵团奠定了基础。
两支部队会合，战斗力增强，部队士气高昂，准备攻打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张洪镇位于旬邑县城西南15公里处，城池坚固，不易强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用诱敌出城的办法歼灭守城之敌。
9月25日晨，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冒雨南下，设伏于彬县底庙一带。负责攻打张洪镇的旬邑游击队在中午发起猛攻后，遭到守敌反击。旬邑游击队遂佯败后退，大部守敌乘机出城追赶。旬邑游击队且战且退，诱敌进入红军主力部队伏击圈，将其全部歼灭。随后，十余名红军战士扮成民团团丁，由被俘的民团班长宋飞带路，骗开张洪镇城门。主力部队迅速攻进城内，击毙了旬邑县民团团总，消灭剩余民团十余人，并活捉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旬邑县县长谢骞及一批恶霸劣绅，还缴获了一部分物资和一万多块银元。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还召集群众大会，当众处决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旬邑县县长谢骞及恶霸劣绅等反动分子12人。张洪镇一战，陕甘边红军共歼敌100余人，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无一人伤亡。
10月初，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主力部队回到照金。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也在南下脱险后，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就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出任红四团第二连连长，黄子文则被派往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担任领导工作。刘志丹等脱险归来，极大地加强了陕甘边区红军的领导力量。
3、薛家寨失守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失败，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惊与不安。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限期攻克薛家寨。
1933年9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兼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又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向照金苏区发起进攻。
当时，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活动于甘肃合水、正宁一带。留在照金苏区的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阻击来犯之敌，照金苏区的大本营薛家寨仅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留守，兵力较为薄弱。9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向薛家寨发起猛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奋起还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紧急关头，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的干部、工人纷纷拿起武器，投人战斗。根据地军民凭险坚守，并巧布地雷阵，还用修械所制造的“麻辫手榴弹”投向敌群，给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获知敌军猛攻薛家寨的消息后，迅速率部从绣房沟返回薛家寨，与留守军民发起迅猛反击，敌人狼狈溃逃，根据地军民取得了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在这次激战中，李妙斋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10月12日，王泰吉、刘志丹、高岗等率领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离开照金，前往甘肃合水一带捕捉战机，寻机歼敌。
红军主力部队转至外线后，刘文伯指挥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数千人，向照金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10月13日，进攻之敌分别进占照金老爷岭、芋园等地。10月15日晚，在叛变投敌的原龙王寨游击队队长陈克敏的带领下，国民党军沿着后山腰畔旁边的一条石缝攀上薛家寨主峰。红军留守部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在此危急时刻，中共陕甘边特委一边组织根据地军民与进犯之敌展开殊死搏斗，一边迅速做出边区党政机关分路突围、以保存力量的决策。突围人员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率领，从黑田峪方向撤退。
10月16日，照金苏区薛家寨大本营失陷。国民党军攻占照金苏区后，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革命群众被残酷杀害。
照金苏区曾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它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照金苏区，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总结过，“照金苏区是西北党和红军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照金毕竟还是距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有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