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2年11月~12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渭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武字区先后六次遭到洗劫，中共渭北特委领导人被迫分散转移，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渭北根据地一时陷入困境。
为了恢复渭北根据地的党和政权组织，中共陕西省委指派省委委员贾拓夫作为渭北特派员，从1932年11月下旬起开始巡视渭北。
1932年12月1日省委委任贾拓夫为渭北特派员，恢复整顿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贾拓夫先到武字区，继而折向富平城。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撤销高维翰（即李杰夫）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的决定，中共渭北特委进行改组，新的渭北特委由李冲霄、郑彦青、汪锋、金理科、顾先臣五人组成，李冲霄任书记。新的渭北特委组建后，派渭北特委委员郑彦青前往白水巡视，贾拓夫与渭北特委书记李冲霄等回到武字区开展工作。
此后。“杜衡又从省委来到武字区，在武字区召开渭北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改组渭北特委的指示，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共渭北特委，金理科任书记。会议讨论了反攻武字区的计划及重建中共武字区区委等问题。此时，黄子文已由西安回到武字区，因在讨论红四方面军入陕后的革命形势中与杜衡等人发生分歧，杜衡以‘右倾机会主义’为由，以特委名义错误的停止了黄的‘一切工作’”。
1932年12月中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贾拓夫在武字区主持召开中共渭北特委扩大会议，宣布取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三原中心县委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侯补委员组成，刘林生为书记，孙金钩、曾楚川、赵应奎、王金彦为常委，马志舟、顾先臣为委员。此后，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成立，书记先后由李盛弟、习仲勋、李纪善、魏光波担任。
1933年1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调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由书记刘林生、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汪锋，宣传委员孙金钩、军事委员阎文必、秘书余海丰组成常委会。刘林生和孙金钩均系从农民中选拔的贫雇农党员，任职一段时间后即离开县委回家务农。3月29日，陕西省委再次调整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组成人员，刘映胜（杨声）任书记，赵伯平（周中）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并暂代军事委员，李俊藻任常委兼宣传委员，习仲勋、姚万忠、王仲云为委员，5月上旬，陕西省委任命赵伯平为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李俊藻、姚万忠为常委，周芝轩、黄子祥为委员。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加强了基层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2月中旬，三原中心县委决定，中共武字区委由5名正式委员和2名侯补委员组成，赵应奎任书记。1933年1月20日，三原中心县委改组了武字区委，马志舟任书记。在此期间，武字区委在全区恢复了18个党支部。3月，中共心字区委成立，宋士斌、韩学理先后任书记。
中共渭北特委和三原中心县委还为恢复中共渭北革命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武字区几个村堡农民联合会分会的组织得以恢复并开展了一定的工作。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从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挫这一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根据地是很难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所以，根据地革命武装的恢复被摆上了中心县委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
1、渭北游击队的重建
1932年12月中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曾楚川将冲散后返回武字区的游击队员集中起来，在武字区南原和武字区各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南原游击队有20多人，十七八支枪；武字区游击队有20多人，10多支枪。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指派金天华为特派员，到南原游击队做党的政治工作。同年12月底，金理科、金天华和黄子文在太和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整顿渭北游击队的方案，决定由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渭北游击队下设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各有20多名队员。第一中队队长李天保，由刘鸿儒（刘庚）暂代，指导员马志舟；第二中队队长赵立魁，指导员王瑞琪，改编后两中队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
2、渭北游击队的发展及其主要活动
1933年1月上旬，渭北游击队改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
在此之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苗家祥，副大队长姚德顺，全大队共50余人，下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侯振西，第二中队队长吴世昌，第三中队队长赵启民。三原中心县委还在第二大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并派黄埔第四期学员、中共党员刘清和担任书记。
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成立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指派汪锋前去巡视。汪锋于1月24日向三原中心县委递交了巡视工作报告，报告写道，第二大队“在最近帮助当地的贫民分了一次粮，有群众六十七人，群众在这一次分粮斗争中表现非常积极勇敢”，“他们对于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摧毁也是有相当的成绩，例如他们杀了七八个差人，杀了区长一人，民团团副一人，对国民党豪绅地主一切统治机关的摧毁，使统治阶级不敢向西北原一带去催款，豪绅地主不敢去讨账，群众非常的高兴，群众说，‘红军是我们的好军队’。”报告还提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应向三原武字区、泾阳、淳化发展，与武字区连成一片。
1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刘映胜与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召集武字区委成员开会，讨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行动去向。会议决定，第一中队在武字区和富平都村、淡村、盘龙一带活动；第二中队由心字区向西发展，与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相呼应。26日，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决定调整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领导成员，由马志舟任大队长，政委仍由金天华担任。此后，第一大队向耀县照金一带发展。2月4日，第一大队奉命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突围行动，在照金芋园一带阻击夏玉山民团，顺利完成了任务。
渭北游击队恢复以后，还积极帮助各地组建游击队。到1933年2月初，富平的都村、淡村一带建起一支游击队，其中有共产党员六七人，全队有三四支枪；三原武字区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共有40多名队员，其中共产党员七八名；耀县西原的游击队有30多人，七八支枪；耀县三条沟游击队，有灾民七八十人，30多支枪。3月中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金天华组建了三原心字区游击队，有队员10多人。心字区区委书记韩学理兼任政治指导员，李青云、安大元先后任队长。这些游击队成立后，有力地配合了渭北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3、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
3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对敌人‘围剿’做有计划的反攻。”
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积极开展游击运动，只有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区域（指陕甘边根据地）及附近的游击队的行动，才能保障根据地的巩固和创造。”指示信还指出，“你们提出把渭北游击队编成为二十六军的一个连，省委认为是不适合的，因渭北游击队恰在敌人围剿二十六军的后方上，保障渭北游击队的强有力的行动，是对红军有更大的帮助，是使红军更能迅速的有利的执行创造新苏区的任务。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支队的行动，并且为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更密切的配合起来，二十六军在渭北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名义用‘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于同年3月成立，总指挥刘捷三（李平），政委金天华，参谋长李天保。金天华离队后，政委由张培述接任。同年4月，武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浑部第一补充支队，心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二补充支队。
4月27日，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率第一大队，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全歼了驻守侯家堡的国民党军一个骑兵排。
同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委派黄子祥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映胜为政委，以接替离队的刘捷三和张培述。此后，刘映胜奉省委指派，前往耀县协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张秀山接任政委。
在此期间，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300余人，黄子祥率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100余人，与苗家祥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会合，在泾阳县西苗村召开军人大会。会上，刘志丹发表了讲话。大会正式授予苗家祥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队旗和“陕西渭北游击第二大队关防”。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渐恢复和发展，组织和支持根据地的农民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并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
1932年12月以来，渭北根据地的恢复工作已初见成效。党的基层组织、各地党支部开始恢复并有发展，革命武装开始建立，群众斗争初步在发动。但仍然存在问题，主要是由于前两次失败给群众所造成的疑惑尚未消除，基本群众多数还在观望；基层党组织仅在少数地方建立，乡和村基层政权普遍没有组织起来，整个组织工作还不能抓住群众。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下一步工作计划是，首先抓紧武装力量建设，广泛建立十人、八人的小游击队，在此基础上集中编成红军一个团。在武装斗争不断胜利的条件下进一步动员群众，尽快建立基层政权，以便普遍展开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相应地转入分配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