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三原地区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红色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反复“围剿”。
武字区分粮斗争的广泛开展，引起国民党政府和当地土豪地主的极大仇视和不满。1932年4月12日，当地豪绅雒彦福、侯雅堂、景万里、薛荫堂等指引三原、泾阳、高陵三县民团分路进剿武字区，共产党员周兴茂被杀害，中共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在大寨堡被捕，武字区赤卫队数百人持红缨枪愤怒追至墩台沟，但因缺乏枪支武器，未能将马先民救回。
5月31日，三原民团团长李养民乘三夏农忙之机，率部进剿武字区，中共武字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共产党员孙太章和进步群众张树宏被捕。是年冬，马先民、侯守愚、王曲贤、孙太章和张树宏五人被解往西安。
12月23日夜，马先民、侯守愚、王曲贤、孙太章在西安新城东北角被敌人杀害，推入枯井。张树宏负重伤从枯井中攀出，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张树宏回到武字区后，详述了四烈士遇难的悲壮情况，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决心誓与敌人斗争到底。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对渭北地区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引起了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端仇视。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红色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反复“围剿”。
从1932年9月中旬开始，敌调集三原、泾阳、高陵、富平、淳化、耀县六县民团和正规军两个连向武字区发起围攻。雷春伯率泾阳、高陵、淳化、三原民团，由南向北进攻武字区；胡景铨率富平、耀县民团进占马额，控制北部原区；正规军两个连为预备队进至北线之小丘待机。敌人采取南线主攻、北线堵截的方式，欲歼灭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
10月22日，驻守三原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向武字区南原进犯，并一度进入长坳堡。在游击队和赤卫队的合围下，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军撤回三原城。当天，驻富平庄里镇的胡景铨民团也派出八九十人，进犯武字区后区，随即被游击队击退。
10月23日，驻守耀县小丘的陕西警备师第一团三营派出一连兵力，在侯家堡进行短暂扰乱后，又退回小丘。在此期间，杨森率领陕甘游击队一部来到武字区，会同渭北游击队给进犯之敌以严厉惩戒。10月下旬，杨森率部北归，渭北游击队转至照金地区，以避敌锋芒。
渭北根据地军民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严重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和力量，再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连续“围剿”。
1932年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节，同时又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纪念日”，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运动。在武字区必须召集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的准备这一工作”。
10月7日，陕西省委又作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决议》提出，“在（陕甘）边区与原富耀游击区域，党必须公开的动员群众组织十一月七日广大群众的示威，大会通过各种议案与通电，并发动群众收秋分粮分土地的斗争。”
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渭北革命委员会党团于10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11月6日至8日，用3天时间，盛大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1周年。
11月6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在武字区前后区毗邻的朱家堡召开群众大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主持并致开幕词，中共三原县委书记金理科代表党、团组织讲话，继由农联会、妇联会、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和学生代表讲话，会议通过通电五则。会后，1400多名群众到文龙、坡子一带向武字区的马额民团示威。
11月7日，中共渭北特委在武字区再次组织有2000多人参加的集会。会后，整队游行。习仲勋等率领武字后区游击队，全副武装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队伍从武字区下原后，从距三原县城仅五六公里的西阳镇穿街而过，又经富平的瓦窑头、淡村等地，返回武字区。
11月8日，武字区举行游艺大会，有l000多人参加，共散发传单7000余份。中共渭北特委汪锋和武字区的妇女干部周凤鸣、俞世庄、李桂芳等化装演出了《可怜的秋香》等新剧，受到了热烈欢迎。
就在渭北根据地广大群众与游击队员积极准备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始向渭北根据地进行骚扰和进犯。从11月9日起，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个县的民团和三原、富平等地的驻军开始联合“围剿”武字区。国民党军以“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为口号，对武字区发动了疯狂进攻。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犯，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等严令当地游击队“死守阵地击而不游”，致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国民党军进占武字区后，进行了三天的大搜查，到处捕人、杀人。
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的家乡陵前镇甘涝池村遭到洗劫，留在村内的30多名群众被抓，群众的衣箱被褥被掠夺一空，连打麦场上的石碌碡也被推入井底。黄子文家的十余间大房被烧毁，农具被抢，骡马被牵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字区先后六次遭到洗劫。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下，渭北根据地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渭北游击队在难以实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带领第二支队急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转移途中，为了保证粮食补给，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还抓了几名地主豪绅作为人质带在队伍中。
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后，尚立足未稳，敌人又来心字区“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他们又回到心字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离开时，留下了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和两支老套筒。由于敌人残酷地捕杀根据地领导骨干和游击队队员，习仲勋和李杰夫在心字区一个洞穴内潜藏了十多天，幸免于难。过后，李杰夫提出要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勋便送其离开了心字区。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渭北根据地遭受装备精良、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之敌“围剿”洗劫后，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此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地区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踏上了更为艰苦的恢复根据地的斗争征程。
中共陕西省委自1931年3月第六次全委会议召开后，坚持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指导渭北游击战争中，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一再强调“反对富农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省委指示的消极怠工”。要求渭北党组织轰轰烈烈的大干，迅速组成强大的革命队伍，积极争取渭北革命早日胜利，直接导致了渭北游击战争受挫。其主要错误有以下两点：
其一，省委发动渭北游击战争，其出发点是“城市中心论”。希望在渭北和西路地区，迅速造成威胁关中，包围西安的态势，以此来动摇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根基，从而夺取整个陕西革命的胜利。“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敌人肯定会部署重兵，严加防范。在革命还不具备直接夺取城市的条件时，我们很难在渭北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当然，在渭北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是这种斗争的目的应该是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强大的外围条件，这里的群众斗争应采取缓进的策略，并尽可能争取合法斗争的形式，造成广泛的社会基础，以使其持久地坚持下去，并造成坚实的地位，成为支援山区根据地的外围基础。我们的根据地只能在距大中城市较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才能建立。
其二，省委在对形势分析时，盲目地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基于这一判断，省委便认为“革命高潮普遍增长”，“进攻形势迫在眉睫”。在党的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总是首先错误分析形势，才导致一系列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出台。
渭北根据地的领导人习仲勋在1945年7月召开的中共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总结渭北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发动了万余群众在三原的马路上游行示威。但在敌人‘围剿’时，则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都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