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从打土豪分粮食逐步发展到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拥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利，还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奋斗目标。
1、武字区的“三分五抗”运动
1928年~1930年的西北大旱灾，陕西受灾最重，而关中地区又是陕西的重灾区，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野草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时冯玉祥部统治陕甘地区，蒋、冯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卖儿卖女，逃荒要饭者不计其数，饿死者日有所见。由于灾情极为严重，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主要是打土豪，分粮食，以解救灾民为首要任务。
1929年5月，黄子文、唐玉怀领导灾民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发动了筹赈运动。1930年，黄子文根据渭北灾情和人民群众的期盼，在三原武字区成立灾民自救军，进行抗粮分粮斗争。1931年5月，武字区武装赤卫队在耀县西部、富平县石川河以西及三原县的心字、武字两区，领导和掩护群众收割地主豪绅的庄稼，抗粮、抗税、抗捐、抗债，增加灾民口粮，减轻农民负担。
2、孙家壕会议
孙家壕位于陵前镇以东，焦村以南，西与鲍四庙相连。孙家壕仅是一个独家独户的地窑院子，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当年孙平章父子从湖北逃荒到此落户，就住在这个地方，人们习惯称此地为孙家壕。
武字区农民协会被捣毁后，孙家壕就成为武字区党组织秘密活动的场所。中共渭北特委、渭北革命委员会、渭北游击队及中共武字区委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
1932年3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焦仲鸣召集中共武字区委成员和耀县张仲良、杨忠杰及淳化县代表共20多人，在武字区孙家壕召开会议。会议历时七天，主要讨论研究了根据地的分粮斗争以及成立渭北游击队、购置武器和游击队的脱产等问题。
会后，参加会议的中共耀县组织负责人张仲良和杨仲杰等，组织耀县西原2万多名农民群众“交农”围城，“交农”群众火烧了耀县县西城门楼，要求减免粮款。这次围城斗争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的残酷镇压。张仲良等人被捕，耀县“交农”围城斗争遂告失败。
3、渭北根据地分粮斗争的全面展开
孙家壕会议之后，分粮斗争在渭北地区掀起了高潮。
1932年4月4日，太和堡地主张玉泉殴打揪苜蓿的群众，引起群众的愤怒。黄子文指示王瑞琪等，组织农民分了武字区太和堡地主张玉泉家的粮食20多石。
此后，相继在武字区太和堡、曹家庄、长坳堡、双槐树、郭家窑、口外庄、沟南堡、甘涝池、西王堡、义和村、蒙家堡、上王堡、安家堡，西阳镇的刘家沟，富平县的石家堡、田家堡、新庄子、康家洞等地分了20多家豪绅地主的粮食。分粮人数由开始的几十个人发展到千余人。分粮斗争的普遍开展，引起了景万里、苟世英、薛荫堂等豪绅地主的恐慌和反动当局的震惊。4月12日，武字区的分粮斗争遭到泾阳、三原、高陵三县民团的镇压。
4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里写道，“最近在渭北一带的农民，已由普遍的抗粮抗租过渡到分配粮食和武装冲突，在三原武字区由五六十人发动，以至很快发展到1500人之多，整个分配活动达五六天之久，分了武字区20余家所存的粮食与财产。”“富平农民自动起来攻下美原城，抗捐，捣毁区公所，分配了区分所积下的粮食。”由于发动了广泛的分粮斗争，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民联合会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1500人，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
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得到陕甘游击队的大力支持。6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陕甘游击队五支队南下三原后对渭北农民斗争的发动情况，“渭北农民斗争，五支队南下时，形势是非常高涨的，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区、后区，西原兴字区（即心字区），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食粮分配，共分配粮食二百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队，武器是梭镖，增加十余支新式武器。国民党派军队一排去，被二百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
10月5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指示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和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游击，帮助建立地方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打击土豪劣绅，保护群众的分粮斗争。游击队在高山槐分粮3天，300多群众参加，分粮300多石。耀县西原的游击队杀豪绅，抗粮杀差人，使耀州县政府不敢在那里收款收粮。富平都村、淡村、盘龙一带的农民联合会，开展了群众分粮，杀豪绅的斗争，同武字区的区域接连了起来，富平国民党、地主豪绅的统治，也达不到那里。”
随着分粮斗争的深入发展，渭北地区的农民斗争逐步由分配粮食向分配土地发展。
1932年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革命委员会立即公布并实行苏维埃土地法令，没收豪绅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与中农。”
10月1日，共青团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冲锋季工作决定》，决定指出，“团要领导农村广大青年群众抗租抗债分粮吃大户的斗争，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领导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与红军战士，在分配土地中团要保障青年（18岁以上）、雇农、贫农利益的获得，建立苏维埃政权，普遍的成立革命委员会。”
10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三原县委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分粮斗争的开展已经深入到分土地的阶段，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非常迫切，认为分配土地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抗捐、抗债、分粮、分财产是引导广大劳苦群众走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过程，没收与分配土地必须鲜明地提到群众面前，在武字区必须立即实行。”“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号召之下，首先在武字区要立即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富农祠堂庙宇的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将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富农在他不反革命而且自己耕作的条件之下，可以按劳动力为标准分给坏地。残余地主，绝对不能以任何借口分给土地。”
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渭北新苏区的决议》中明确要求，“革委会立刻领导并实行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令及一切法令，依照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没收豪绅地生富农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与游击队队员，一切官田庙产务必分配给群众，把不好的劳动份土地，分给未反动的富农。党应进行广大解释工作，在农民自愿条件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此后，分配土地的斗争在渭北根据地逐步展开。
1、贯彻省委指示，开展分地试点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1932年10月10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决定在武字区南原进行分配土地试点。10月20日，中共渭北特委召开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南原土地分配中的经验教训，决定在有利于贫农雇农的原则下（如将麦苗地分给贫雇农），立即以农民联合会分会为单位分配土地。26日，中共渭北特委和三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武字区的分配土地问题，要求各党支部加强对土地分配工作的领导，决定由三原县委各委员分片负责指导土地分配工作。27日，中共渭北特委和共青团渭北特委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各支部用革命竞赛方式，集中五六天时间，在武字区进行土地分配。
2、总结试点经验，开展土地分配
10月28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召开武字区38个村堡的代表会议，总结南原土地分配经验，并进一步学习苏维埃土地法令。会议决定在全区各村堡立即开始土地分配工作。
在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武字区各村堡的群众迅速投入到分配土地斗争之中，掀起了分配土地的高潮。土地分配斗争在武字区38村堡的群众中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热情及斗争勇气。义和村农民自动组织起来没收了地主杨海清的土地。上河村党支部领导群众分私地200亩，公地20亩，李春发、耿文才、李文义、习大盈、徐振才、仲永春、仲永恩、李春明、李春贵等10多户农民分到了土地。口外庄由李寅三主持分地，常庆绪、杨德春拉尺丈量，共分配土地83亩，其中官地70亩，私地13亩，分到土地的农民有常玉昆、常庆绪、杨木斗、杨应本、李寅三等10户；其中常庆绪分到的5亩公地，一直耕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大寨堡党支部把人均不到五亩地的群众确定为分给土地的对象，分配卸坊村刘载福家的土地百余亩，刘家四个伙计每人分得土地5亩，李鸿儒分得20亩。武字区南原分地经验推广后，富平、耀县、高陵等县的斗争很快发展到土地革命阶段，群众要求分配土地的呼声不断高涨。
3、土地分配斗争的深远影响
从武字区开始的土地分配斗争，在渭北根据地掀起了巨大波澜，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在1932年11月19日给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分配土地过程中虽有错误，但党坚决领导和进行了这一工作，已经分了的有一个分会，其他在马上分配之中，差不多每人都能得到12亩至15亩土地。武字区群众分土地的积极性很高，街谈巷议中谈论的都是分地话题。
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贾拓夫在1933年1月向中共中央报送的《陕西渭北特派员报告》具体反映了渭北地区土地革命真实情景。报告中写道，“在渭北群众斗争突飞猛进发展下面，武字区已深入了土地革命的斗争，在革委领导之下，南原上已实行了分配土地，三天内依靠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刀阔斧的初步解决了分土地中一切困难的问题。在群众自愿条件下平分了豪绅地主的土地，给雇农分土地以优先权，给游击队战斗员也分了土地，其他许多地方都在群众会议上计划讨论解决了如何分地的一切问题，但因白军的围剿没有赶着执行。”
“这一土地革命的影响，一直深入到整个渭北群众中间去，在富平、耀州、高陵、白水许多地方的群众都知道武字区实行了分土地，以前在群众中，我们只能听到分粮抗粮等的呼声，现在分粮、杀豪绅、分土地差不多成了渭北群众普遍的呼声，而且在武字区周围，群众在武字区土地革命影响之下，实地动手起来了（如耀州西原）到处群众都说：‘分粮还不算，非分土地不可。’”
渭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而遇到了挫折，未能在大部分地区得以实施，但这一工作的开展，却集中体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崭新特点，也成为渭北根据地一段光辉而不可磨灭的奋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