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从恢复武字区的中共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进入1931年以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党军政群组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壮大时期。
1、渭北根据地党的工作基础
渭北地区是陕西党、团组织创建较早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在三原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于1927年2月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大寨支部，为武字区后来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根据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精神，决定取消党的地方委员会，三原地委遂改为中共三原县委，下辖中共高陵、富平、蒲城3个特支和5个支部。同年10月，旬邑区委划归三原县委领导。
1928年3月，中共三原县委下辖泾阳、高陵、富平、淳化、旬邑5个区委，2个支部。4月，中共三原县委发动了三原、泾阳的“交农”斗争。
清涧、渭华及渭北几县武装起义和“交农”运动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多次改组与调整。这一时期，国民党陕西当局向革命力量发动了疯狂的反扑。他们派出特务密探，侦查中共陕西各级机关驻址和领导人行踪，西安全城一度宵禁，军警到处搜捕，恐怖笼罩古城。街上行人，不准三五成群，不准交头接耳，违者以军法论处，中共组织屡遭破坏。1928年11月28日，省委书记潘自力在长安县太阳庙门被潜伏特务逮捕入监，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1929年2月初，共青团陕西省委两位负责人被捕叛变，致使党、团陕西省委多位负责人被捕，党团陕西省委遭受第一次大破坏，接着成立了党、团陕西临时省委。1930年10月8日，又由于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被捕和叛徒告密，党团陕西省委又遭受第二次大破坏。1931年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团省委多次进行了改组与调整，在破坏与调整中恢复与发展，在改组与调整中贯彻执行中央和临时中央的指示和任务，开展兵运工作，组织发动兵变与武装起义，开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农村苏维埃政权。
在异常严峻的革命形势下，1928年9月，中共三原县委也遭敌破坏，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三原县武字区的党组织在黄子文、唐玉怀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29年3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陆续派员赴各地恢复整顿基层组织。同年8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组建中共三原临时县委，领导三原和泾阳、淳化、旬邑、彬县及甘肃正宁等县的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三原临时县委未能成立。同年9月，中共三原特别支部正式成立，黄子文任书记，机关设在武字区鲍四庙。中共三原特别支部负责指导淳化、旬邑和甘肃正宁县党的工作，辖7个支部，时有党员35名。1930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子文去北方局工作，特支书记由孙平章接任。
2、渭北根据地党组织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1）渭北根据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武字区委（亦称三原区委）于1931年5月恢复成立，马先民任书记，黄子祥、侯守愚、孙平章、胡德润、孙铭章任委员，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辖七个党支部。
9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工作报告》中写道，“农村工作以蒲城、富平、三原为中心…三原工作完全在武字区一区，该区在过去本为党在三原最有基础的地方，去年六月灾民斗争失败后，党的组织亦塌台，现在党政组织已恢复，并有新的发展，在七月间领导群众反对水利借款斗争，已得到胜利，现在又发动了反区公所及地亩登记税的斗争”。
1931年冬季，三原武字区赤卫队镇压了富平县淡村区恶霸田顺之等，组建了淡村区党支部，姚万忠任支部书记。到1931年底，渭北根据地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员发展到200人以上。面对渭北地区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陕西省委从1932年2月至4月接连发出关于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苏维埃的指示或报告。2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报告第一号》中指出，“群众斗争与政治影响：在这些区域内[三水（旬邑）、淳化、三原、富平、耀县、宜君、同关（铜川）]群众斗争自去年秋收后，斗争是非常普遍的。”报告还指出，“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在三原、富平等地普遍深入。”
为了深入开展游击战争，使党员适应革命形势，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渭北巡视员焦仲鸣（焦维炽）和从北平回陕的黄子文在武字区长坳堡举办党员学习班，每期三到四天，历时一月多，共培训40多人。培训内容主要有开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分粮斗争和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等。在此期间，到渭北地区活动的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等也为党员训练班讲过课。
1932年3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的《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中指出，“党要集中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渭北农民斗争，立刻开始农民和灾民自动的分配豪绅地主粮食，焚毁一切契约账簿，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豪绅地主的国民党政府剥削的迫切斗争，普遍建立或加强各种群众组织（如同心会、穷人会、分粮会等），建立农民和灾民的武装组织，夺取豪绅地主的武装，武装自己。”决议还要求，“游击队新到的地方，党要动员农民起来，召集欢迎或慰劳大会，组织担挑队、做饭队、缝衣队、洗衣队等等，以提高游击队战斗员勇气和决心，以开展农民斗争，立刻号召广大农民参加游击队，以扩大或加强游击队的力量。”3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来的焦仲鸣在武字区鲍四庙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主要研究了在武字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函《通讯第三号》中汇报说，准备组建中共渭北特委，并由省委书记杜衡兼任渭北特委书记。
（2）渭北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充满了艰难曲折
中共武字区委成立后，多次遭到破坏。1932年4月12日，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被捕。5月31日，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孙太章及张树宏等被捕。6月初，在渭北地区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高维翰鉴于武字区委不健全，指定孙海章为中共武字区委书记。两个月之后，高维翰又以孙海章“右倾”，犯了“富农路线”、“尾巴主义”的错误为理由，将其撤职。根据高维翰的指示，武字区委选举孙铭章为区委书记，胡德润、赵应奎、邓万祥、孙平章为委员。
同年7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新的中共三原县委成立，金理科（李逵）任书记，黄子文、赵应奎、马宗德为委员。中共三原县委下辖武字区委及2个直属党支部。9月，中共陕西省委改组了中共三原县委，同时决定组建中共渭北特委。
10月8日至9日，中共陕西省委主持召开渭北各县联席会议，三原、富平、蒲城、耀县党组织负责人20余人参加，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渭北特委，创建渭北苏区，并任命高维翰为特委书记，常委李冲霄、黄子文、汪锋（王烈）、程建文，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渭北特委领导三原、富平、蒲城、耀县、白水等地的党组织，特委机关设在三原县武字区。会议还讨论了陕西省委10月6日作出的《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根据决议精神，会议研究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问题。
12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贾拓夫在富平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撤销高维翰渭北特委书记职务，由李冲霄（书记）、郑彦青、汪锋、金理科、顾先臣组成新的渭北特委的决定。后来，省委书记杜衡又宣布省委关于以金理科为书记组成渭北特委的决定。12月中旬，省委撤销中共渭北特委，组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刘林生为书记。
1933年，省委多次调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成员：1月16日增补汪锋为副书记；3月29日任命刘映胜为书记，赵伯平为副书记；5月上旬任命赵伯平为书记。三原中心县委辖耀县、富平县委和三原、高陵、白水等六个区委。
3、渭北根据地共青团组织的建立和演进
1932年10月，在中共渭北特委的领导下，共青团渭北特委成立，程建文任书记，奥天斗、金天华、习仲勋为委员。12月，团渭北特委撤销，团三原中心县委成立，李盛弟、习仲勋、李云波、魏光波先后任书记。团渭北特委和三原中心县委机关均驻武字区。同年冬，省委派魏光波到武字区开展团的工作。魏光波到任后，发展团员，扩大组织，很快建立了武字区团委，书记李文义，秘书魏光波。
1984年3月，习仲勋同志在接见三原县委党史工作人员时讲，在特定的时期，团县委领导的青年团员非常勇敢，天不怕，地不怕，初生牛犊不怕虎。
渭北根据地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为根据地内军事组织、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保障。
中共武字区委恢复后，首先抓武装工作，用军事力量创造苏维埃区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组织，是从武字区各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1、武字区赤卫队的建立及活动
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决定，各村都要组织赤卫队，并挑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中的积极勇敢分子30多人组成区武装赤卫队，由区委委员孙铭章兼任队长。7月，武字区委组织农民反对水利借款，取得胜利。8月间，发动了反区公所，反地亩契税和反豪绅的斗争。富平东北的农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赶跑收款委员，收缴了民团枪支，先后3次包围县城，火烧城门，反抗豪绅和国民党县政府派款，取得圆满胜利；中共武字区委又发动本区群众包围区公所，反对地亩登记税，赶走国民党区长。10月，斗争了区长薛荫堂，处决了企图反攻倒算的第四分区区长崔福成，烧了崔福成的“变天帐”。
在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成立前后，一些村堡也先后组建了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至1932年11月，在根据地内共组建了10个赤卫大队，约1500多人；少先队400余人；有的村成立了儿童团。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黄蛇尾，也有少量枪支。少先队的武器主要是红缨枪。赤卫队的任务主要是站岗、放哨、巡逻，保卫村堡安全、保护分粮、掩护群众抢收劣绅庄稼、配合区武装赤卫队、游击队和红军进行斗争。少先队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搞宣传、贴标语、收集情报、传递信件、监视土豪、配合游击队和赤卫队打土豪分粮食。
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成立后，在村少先队配合下，先是采取昼散夜聚的方法在耀县西塬、富平石川河以西及三原心、武两区发动群众打土豪，掩护群众收割豪绅地主的庄稼。后逐步发展至“三分”（分地、分粮、分牛羊）、“五抗”（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和杀恶差、官吏，惩治土豪劣绅，夺取民团豪绅武装的斗争。
渭北根据地的斗争不断高涨，国民党当局不敢到三原、耀县一些地区征粮派款，地主豪绅不敢去讨债。
1932年秋的一个拂晓，三原李养民民团100多人偷袭武字区，由于情报得到迟，来不及组织抵抗。为了迷惑民团，迟滞其行动，黄子文边派人在区外点起篝火，边集合赤卫队员。不多时区周围到处浓烟滚滚，还不时东放一枪，西放一枪，民团弄不清虚实，不敢贸然进攻，只是盲目射击。这样相持了一天，晚上民团驻下后，赤卫队又不断袭扰，天快亮时发现民团驻地没有炊烟了，判断其正在吃饭，赤卫队就集中力量攻击，民团慌忙撤退，退至楼底坡时，遭到游击队伏击，民团乱作一团，落荒而逃。
2、武字区游击大队的成立及活动
1932年3月中旬，在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焦维炽的主持下，武字区委在孙家壕连续召开七天会议，主要讨论在根据地开展分粮斗争等问题。为保证分粮斗争的顺利开展，会议决定建立武字区游击队，由孙铭章任队长。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高维翰（李杰夫）和武字区委决定，由武字区委委员黄子祥负责组建武字区游击大队。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武字区游击大队于5月上旬正式成立，孙铭章任大队长，共有队员40余名，长枪30余支、短枪4支。游击大队下设三个分队、邓万祥、康尚武、王化海分别担任分队长。
为了有效的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武字区的围剿，中共武字区委决定筹款买枪，壮大武装。孙铭章、韩文褉在焦村分粮中筹款和党员凑钱共2300元，由黄子祥、孙平章、孙海章等人去富平庄里、美原一带购回驳壳枪3支，手枪1支、步枪1支，又刨出灾民自救军埋藏的枪支，武装起游击队。武字区游击队主要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石川河、耀县西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保护群众抗粮抗租、分配粮食。
3、渭北游击队的建立及活动
1932年8月1日，中共武字区委在武字区游击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渭北游击队，队长马志舟，政委金天华。渭北游击队共60余人，30多支枪。渭北游击队先由中共武字区委领导，后由中共渭北特委、三原县委双重领导。渭北游击队成立的第二天，即在苗家祥领导的泾阳游击队的配合下攻打马额王茂臣民团，歼敌一个班，缴获步枪四支。
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被害，习仲勋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来到三原县武字区，特务队被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又称武字区第二游击队），队长陈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武字后区游击队主要活动在三原、富平、耀县交界地区。
4、武字区的“拥红扩红”活动
在积极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渭北根据地还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拥红扩红”活动。4月21日，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来到武字区。第二天，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在马额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大会。到会有3000多人，一律武装，梭镖如林似的排列起来。游击队各大队各去一个中队，骑兵中队、少年先锋队都去参加。会场警卫、各路口步哨完全由农民担任。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殷勤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父子团聚一样。
会议还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地红军武装、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工农劳苦群众以及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通电。会议召开的当晚，第五支队获悉国民党军进剿的消息，连夜撤至耀县上楼村（今坡头镇境内）。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的黄子文亦随部队撤离。
6月13日，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和谢宝含带领陕甘游击队一个班来到武字区扩红。中共武字区委立即分片动员，“三天之内，动员了马玉发、温春友、王化海、王建芳、王建章、王建林、习浩胜、李丁西、张玉川等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壮男子报名参军，在小道口村集中后，由黄子文、谢宝含、第五伯昌带领北上，加入了陕甘游击队。”此后，壮大的陕甘游击队连续在安子凹、艾蒿湾、照金坟滩、保安等地进行游击活动。在保安战斗中，谢宝涵同志（肃字区李家坟人）阵亡。9月12日，陕甘游击队在耀县照金坟滩打了胜仗，消灭了富平、耀县、同官（铜川）三县民团百余人。活捉了副总指挥党雪芳和耀县小丘民团柴子发，在这次战斗中武字区大寨堡的李丁酉同志阵亡。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建设，是在与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同步推进的，其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到革命委员会的演变过程。
1、武字区反日救国会的成立及活动
1931年6月，富平和三原交界的一些地方已建立起农民委员会、穷人会。7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北党组织加强农民运动，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全国反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中号召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于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根据省委的决议，9月下旬武字区反日救国会成立，侯守愚为主任兼武装委员，唐玉怀为副主任，马先民任组织委员，王瑞琪任宣传委员，王曲贤任经济委员。武字区反日救国会下设五个分会，第一分会辖陵前镇、西王堡一带，第二分会辖大寨堡一带，第三分会辖长坳堡一带，第四分会辖侯家堡、小寨堡一带，第五分会辖双槐树村、油坊沟一带。同时，各村设村反日救国会。反日救国会代行革命政权的职能，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同国民党的基层政权进行斗争。10月，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在大寨堡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斗争区长薛荫堂大会，群众大会上迫使其取消所摊派的款项。
1932年1月15日，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利用三原县城的“腊八”古会，组织两千多名群众手持长矛大刀，在三原县城东关大操场举行集会，唐玉怀和工人代表讲话痛斥日本侵略东三省，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城乡互动的民众抗日游行示威，震动了三原县城及附近地区。武字区反日会还在春节期间组织区内各村堡以演出社火等形式，编写以抗日内容为主的歌曲、顺口溜等，进行抗日宣传。
与此同时，中共武字区委为了使党员便于开展党的工作，1931年10月，由黄子祥、唐玉怀、王曲贤、韩文禊、郭立三等组成了武字区教育促进会，黄子祥任会长。武字区教育促进会在各村堡开办学校，普及基础教育，来提高当地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并安排共产党员王曲贤、孙海章、全应功（富平淡村人）、胡德润、马先民、刘明凤（富平淡村人）分别在武字区西岳庙、小道口村、杏树沟村、义和村、大寨堡、蒙家堡各小学任教，以教员身份掩护中共组织的工作。
2、武字区农民联合会的成立及活动
1932年3月上旬，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改为农民联合会，黄子祥为主任，成员有侯守愚、唐玉怀、王曲贤、王瑞琪、孙平章、韩鼎周等，会员200多人。农民联合会继续代行革命政权的职能，发动农民群众反捐税，分粮食，有力地领导了心字区、武字区11个村堡和富平、耀县等地灾民的分粮斗争。武字区区长薛荫堂明目张胆反对共产党，大肆侵吞赈济款，民愤极大。农民联合会召开群众大会，杀掉了武字区反动区长薛荫堂，并先后杀了十几个催粮委员和恶差，动摇了国民党在武字区的统治。
3、渭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932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夺取陕西政治经济中心之一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以三原武字区为苏维埃临时根据地。5月上旬，在中共陕西省委驻三原武字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的指导下，唐玉怀、黄子祥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渭北苏维埃政府，下设肃反、土地、粮食、武装、财政和雇农工会6个工作部，由孙平章任主席兼肃反部长，王宏章任土地部长，胡德润任粮食部长，黄子祥任武装部长，马志舟任财政部长（兼），马宗德任肃反兼政治保卫队队长，顾先臣任工会主席。机关设在武字区孙家壕。渭北苏维埃政府隶属中共三原区委领导，7月后隶属中共三原县委领导。武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肃反工作，摧毁了豪绅地主、国民党在当地的反动统治，基本廓清了地方反动势力，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932年10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三原县委的指示信》中记述，“由于武字区摧毁了豪绅地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县政府的一切命令等于废纸，往北路去的一条大道完全截断。在这里的政治不是国民党县政府或区公所，而是共产党和农联。武字区俨然是一个赤色区域。’群众放哨，群众守街，严密封锁消息，许多活动敌人很少知道。”黄罗斌在五十年后的回忆录中写道，“苏区还注意肃清内部的叛徒，使敌人缺少耳目，不摸咱们的底细。”
4、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32年4月，在武字区的分粮斗争中出现了有人假借游击队名义冒领粮食的现象，且影响极坏。武字区游击队到铁家庄分粮时，将冒充游击队分粮的不法分子就地处决，整顿了分粮秩序。为了有效解决分粮斗争中出现的问题，中共武字区委在鲍四庙召开会议，黄子祥、孙平章、孙铭章、孙海章、唐玉怀、康德宽、李宏儒、金理科、赵应魁等经过讨论，决定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分粮和肃匪斗争，游击队执行革委会的决定，维持分粮秩序。4月22日，武字区召开欢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群众大会，“大会上的决议主要是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由游击队、三原党（组织）、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代表七人组成，责成革命委员会颁布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和决议。”8月，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黄子祥任主席、唐玉怀任副主席，李鸿儒、康德宽等为委员。这是依照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成立的革命政府。同时，武字区革命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分粮委员会，由渭北苏维埃主席孙平章兼任分粮委员会主任。武字区革命委员会领导苏区人民开展肃反工作，严厉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使渭北苏区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促进了政权建设与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5、渭北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改组
1932年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也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武字区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三原县委代表、共青团三原代表、农民联合会代表（共11个分会，每个分会2名代表，由分会全体群众大会选举产生）、雇农工会代表、游击队代表、少年先锋队代表，共计28人。会议选举15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其中5人为主席团成员。
渭北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教育等五个部。会议选举黄子文为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马志舟为土地部部长，郑彦青为军事部部长，孙平章为财政部部长，马宗德为肃反部部长兼政治保卫队队长。渭北革命委员会设有中共党团，领导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中共党团由李冲霄（书记）、黄子文、孙平章组成。会议通过了立即公布和实行苏维埃土地法，改造与扩大游击队组织并向周围发展，各村堡成立少先队、赤卫队、雇农工会等组织，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禁止种植鸦片等12项决议。
会议通过了《革命委员会宣言》。《宣言》指出，“革命委员会明确的表白自己的主张与态度，是要站到工农穷苦群众的阶级利益上，在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与领导原富耀几十万劳苦群众，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立刻坚决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武装与组织广大的群众为创造原富耀苏维埃区域而斗争，创造陕甘新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给中华苏维埃政府暨红军全体战士的通电》表示，“我们热烈的拥护我们的苏维埃和我们的红军，我们希望你们坚决的与敌人作战，加快速度取得我们的胜利。我们要领导原富耀几十万劳苦群众，为拥护苏维埃红军而斗争，创造原富耀新苏区。”会议还通过了《给陕西共产党省委通电》《拥护东北义勇军通电》和《给陕甘红军的通电》等。
10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给三原县委发出指示信，明确要求，“巩固与加强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要绝对保障党在这临时政权的领导）。”
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创造原富耀新苏区是渭北党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战斗任务，党必须立刻加紧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要保证雇农苦力与党在革委中绝对领导的作用，千百倍的加强领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雇农苦力的斗争。目前最中心的是对秋收斗争的领导，在广大的开展群众斗争的当中，立刻实现扩大革委的工作，吸引后区、许字区、武字区、耀州、富平、高陵的斗争的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和中共渭北特委联席会议精神，10月18日，渭北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改组。主席团主席黄子文，马志舟为土地部部长，郑彦青为军事部部长，孙平章为财政部部长，邓万祥、郝祖义、马宗德为委员。渭北革命委员会中的中共党团改由黄子文、马志舟、郑彦青三人组成，郑彦青任书记。渭北革命委员会改组后，武字区有三个村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1931年2月，根据省委的决议案精神，在武字区西岳庙成立了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孙更升，一分队队长刘广茂，二分队队长赵子英，其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巡街守夜、张贴标语、收集情报、传递信件，配合赤卫队打土豪、分粮食，维护根据地内治安秩序。
1932年4月，武字区雇农工会举行会议，到会70余人，选举顾先臣任主席，同时选举执委7名，其中共产党员3名，共青团员1名。会议通过了经中共组织讨论的《雇农斗争纲领》。与此同时，武字区还成立了妇女联合会，由中共武字区委委员孙平章代理主任，领导雇农在区农民联合会中发挥骨干作用。武字区妇女联合会下辖2个分会，10多个村会，有会员600余人。之后，太和堡妇女联合会成立，由同凤云（金理科之妻）负责，马志舟代表武字区委在成立大会上讲话，要求“妇联会要团结广大妇女，与地主豪绅作斗争，提高革命警惕，发现敌情及时给游击队报告，要保守游击队活动的秘密等。”太和堡妇女联合会组织动员妇女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参加政治军事工作，为游击队做鞋、做衣服、做饭、送信；石桥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吴大新任队长，刘光远任副队长，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张贴标语，收集情报，传递信件，配合赤卫队打土豪，分粮食。
1932年10月下旬，共青团渭北特委成立后，在各村堡普遍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和近10个村的妇女联合会，并在青年雇农中成立了青年雇工小组。11月，武字区召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石桥赤卫队员、少先队员身背大刀，肩扛红缨枪，维持秩序，巡逻防范。在1932年9月22日举行的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各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参与了革命委员会的选举。
在艰苦的斗争中，渭北根据地党团军政群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