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渭北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

一、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与武装围城起义

1、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

中共陕西省委1928年1月12日《通告第二十六号》指出，“依据天然的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三区……又将关中道划分为五个重要区域：……（2）渭北区：泾、原、高、富、淳、旬等县，以泾、原作中心；……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以便沟通各县动作，很灵活的去指挥各区游击战争。”

按照省委的指示，中共三原县委管辖的旬邑、泾阳、淳化、三原、高陵等划为渭北暴动区，派从外地回陕的黄子文到武字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

3月13日，省委发出了“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暴动”的动员令（即三十九号通告）。中共陕西省委在部署和领导发动渭华起义的同时，还先后在关中地区领导发动了三原、旬邑、淳化等武装起义和围城斗争。

2、渭北地区的农民武装围城起义

①三原武装围城起义

1928年5月1日，渭华起义爆发。中共三原地委按照省委指示，决定组织三原等地农民，进行武装围攻三原县城斗争。三原组建了武装围城指挥部。黄子文任总指挥，杨致中任游击大队队长，共青团三原地委书记孟芳洲（又名士元，陕西洛川县人）也参与此次武装围城的组织领导工作。武装围城的队伍以武字区农民游击队为骨干力量，杨虎城部驻三原炮兵营第四军支参与配合行动，时任副营长、军支书记张汉民为游击队提供了十余支枪，并派军事干部参与了围城指挥。同时，又联络了富平庄里地方武装胡景铨部、泾阳的马仙舟部一起行动。

5月3日，武装围城爆发。胡景铨部由党谢芳团长率4个连的兵力，从富平出发到达武字区大寨堡，与黄子文接头后，连夜南下，经楼底、麦刘，从临履坡过清峪河到达三原南城东稍门外，杨致中率领游击大队和武字区农民武装亦到西城门外，围城指挥部设在城西申家堡。

天大亮后，攻城开始。由于三原驻军宋哲元部已有防备，重兵镇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城未破。中午时分，黄子文、孟芳洲和联络员雷展如等人带领部队来到申家堡指挥部时，马仙舟率部叛变，扣押了黄子文、孟芳洲、雷展如等，武装围城遂告失败。

习仲勋回忆讲，“当时我在三原县城监狱中就听到了武装围城的枪声，可以说是打响了渭北地区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三原武装围城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时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动摇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紧密地配合了渭华起义，拉开了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序幕。

②旬邑武装起义

旬邑起义是关中地区一系列武装起义和围城斗争中影响较大的一次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吕佑乾于1927年冬前往旬邑，整顿中共组织。1928年初，吕佑乾任中共旬邑区委书记。他和曾担任过中共旬邑特别支部书记的许才升等人一起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抗粮“交农”，准备发动旬邑农民暴动。

1928年春，中共三原县委指示中共旬邑区委，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加紧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5月初，吕佑乾在旬邑安仁村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九号《通告》精神，部署农民暴动计划。随后，许才升前往清水塬，在郝村药王庙召开中共郝村支部会议，决定以抗粮为导火线，发动全县农民暴动。

5月6日傍晚，许才升以击鼓为号，召集清水塬郝村、班村、蒲社等18个村庄的140多名农民，手持农具首先起义，并连夜向旬邑县城进发。在行进途中，队伍扩大到400多人，进逼旬邑城下。7日拂晓，在吕佑乾、吕凤岐等组织下，旬邑城内的学生和贫苦民众在城内共产党员崔维峻等策应下，砸开县城东城门，打开监狱，营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王廷碧、王日省及无辜群众后，攻占了国民党旬邑县粮秣局和县政府，处决了上任不久的国民党旬邑县县长李克宣等恶官，赶走了福音堂的神甫。随后，起义队伍控制了全城及附近村庄。

5月12日，吕佑乾和许才升等在县城宝塔小学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主席，吕佑乾为秘书主任。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程永盛任委员长；土地委员会，程百印为委员长；经济委员会，蒲玉阶任委员长；交通委员会，程国柱任委员长；宣传委员会，王浪波任委员长；外交委员会，王日省任委员长；革命裁判委员会，程雨顺任委员长。会议还宣布：将起义队伍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路，下辖三个连，程永盛任总指挥。会后，吕佑乾、许才升、程永盛等分别前往张家村、马家堡、职田、土桥、张洪等村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起义烈火迅速燃遍全县，并波及邻近的彬县、淳化、永寿以及甘肃省的宁县、灵台等地。

旬邑起义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彬乾区行政长官刘必达一面调动部队准备围攻起义队伍，一面指使逃亡豪绅在起义队伍内进行收买、瓦解活动，并任命李焕章代理旬邑县县长。5月30日拂晓，混入起义队伍内部的巡警刘兴汉和程振西、郭金科、连怀印等人被敌人收买，策动所掌握的两个连发动叛乱，逮捕了吕佑乾、吕凤岐等起义领导人。随后，刘兴汉等又窜至张家村，将许才升用长矛戳伤后逮捕。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将吕佑乾、许才升等人押至张洪镇。5月31日，旬邑县代理县长李焕章下令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王廷璧、王浪波、程永盛、程国柱七名起义领导人杀害于张洪镇。旬邑起义至此失败。

旬邑起义失败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等率领起义队伍余部，成立了旬邑游击队，转入石门山区坚持游击斗争。

旬邑起义是土地革命初期由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的一次较为重要的武装起义。旬邑起义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其影响深远。尤其是起义后宣布成立的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它是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而且政权内部机构较为健全，职能分工较为明确，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内县级红色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③淳化武装围城起义

1928年3月，三原县委派何维箴到淳化，向区委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发动农民起义的指示。淳化区委立即向全体党员传达，积极贯彻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时，共产党员赵新三、卜育生、杨昌俊、梁寿乾等，还开展了驱逐反动校长刘述璋的斗争。是年5月，在旬邑党组织领导农民举行“交农”围城中，派王廷碧来淳化县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

淳化地瘠民贫，1928年前又连年歉收，人民生活更加贫困。而这时国民党淳化县政府和豪绅地主的逼粮逼款，拉丁拉夫，却有增无减，农民走投无路，有些自发起来抗粮、抗捐、抗税、抗差。5月初，固贤村农民董世玉.董世才等奋起杀死搜刮民财的匪军排长。接着，县东北乡南村农民在第六团团绅刘世耀带领下，怒打并赶走三个恶差。刘世耀等深感形势严峻，势必大祸临头，随即进城与团总办负责人郭天有和赵新三等商议对策。于5月7日邀请全县各团绅10多人在西屯庄村开会，决定发动全县10个团的农民群众“交农”围城。

当晚，赵新三、刘世耀、田新升等人分头书写，发出鸡毛传帖。各团绅返乡后，挨门逐户通知动员，全县贫苦农民闻讯奔走相告，自动串联，广大农民围城“交农”的怒火随即四起。

5月9日清早，县城东北乡方里、南村一带，西北乡官庄、胡家庙一带，北乡十里原、铁王、秦河一带，以及县城周围的通润镇、屯庄、车坞、大店一带的农民群众肩扛农具，手执大刀、长矛，扛着土枪，抬着土炮，从四面八方向县城进发，沿途各村群众踊跃参加各路起义农民约万余人，包围了县城北门、南门和东门（西边靠山没有城门）。围城指挥部设在县城河东北的泰山庙内，总指挥由赵新三、郭天有担任。县城周围人山人海，吓得县长段桂田跑到南门、东门、北门，哆哆嗦嗦地向围城群众喊话：“你们都回去种庄稼去，民国十六年、十七年的粮款不向你们要了。”赵新三站在围城群众中反驳说：“我们不回去，百姓种的粮食叫你们刮走了，回去没啥吃”、“庄稼，农民种不成了，今天，我们把杈把扫帚都扛来了，交给你这个县长。”赵新三领着围城农民高呼“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群众斗争情绪一浪高过一浪。

围城斗争持续了两天，县城周围10多华里的群众源源不断地送水送饭积极支持“交农”大军。但是，由于县城周围住户较少，围城农民吃饭、喝水发生困难。围城第二天，部分群众情绪有所松懈。南城下和东河滩有些群众相继离去。这时，赵新三、郭天有等对围城农民一面进行宣传教育，一面具体解决吃饭、喝水问题，大多数群众仍斗志昂扬，紧紧地围在城下。群众的顽强斗争，迫使县长再次登城喊话，并派人到泰山庙与围城指挥部领导人谈判。赵新三等人提出放农民入城开仓放粮、救济贫民，县长段桂田和保安队必须撤离淳化等条件，段桂田拒不答应。

5月11日中午，围城指挥部决定，在继续围攻东门、南门的同时，重点对北门发动进攻。围城群众争先恐后搭起人梯攀登北城。农民麻志雄第一个从西北角攻上城墙，被国民党士兵推了下来。朱常接着又攻上城头，被国民党军排长开枪打伤，倒在城墙上。国民党县政府的残酷镇压，更激起了围城群众的满腔怒火，有的放火烧城门，有的挥镢挖城墙，东六团用土枪土炮向城内轰击。淳化县城，一时火光冲天，喊声、枪炮声响成一片。经过英勇奋战，终于将北城门攻开，起义群众占领了县城，县长段桂田带着部分亲信、随员从南门仓皇逃走。

当全县农民进行围城时，国民党淳化县政府还派出一名姓金的副官和一个恶差，于5月10日在十里原、蒙家、北城堡一带抓丁拉夫，将白家村的青年白兴才和北城堡王家村的王恩拉去当兵。11日，又在梁家庄殴打团头蒙振喜和于天才，扬言要将他两人枪毙示众。当晚，蒙振喜、于天才、蒙天林等人书写鸡毛传帖，动员十里原、北城堡、马家等村群众开展抗丁斗争，与围城农民相呼应。12日中午，十里原、马家等村数百名农民，手执铁杈、杆子、铡刀，将金副官和恶差赶跑，救回了被抓去的白兴才和王恩。

12日，远在富平县的田望秀得知淳化农民起义的消息后，率领40余人的农民武装赶来支援。田望秀和赵新三在三原渭北中学时是同窗好友，后又在国民二军田玉洁部一起当兵，革命志向一致。1928年春，二人离开田玉洁部。田望秀回到富平家乡，在老庙乡的兰山、尹家及附近县的乡村组建了一支农民武装，自任团长。田望秀到达淳化后，与赵新三、郭天有密切接触，张贴布告，安定人心，积极酝酿筹建县苏维埃政府。6月19日，起义农民代表500多人汇集润镇街药王洞，由田望秀主持成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府，公推赵新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与会代表掌声雷动，鸣放鞭炮，以示庆贺，高呼“苏维埃万岁！”。

淳化起义农民占领县城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十分震惊。急令田金凯部骑兵团长过梦成，伙同新委派的淳化县长石翊、保安队长张合宪及暗中收罗的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内奸、叛徒杜思聪，计700多人，于6月30日拂晓偷偷包围了淳化县城。守城军民在田望秀、赵新三的指挥下，英勇抗击，终因敌众我寡，县城被敌攻破。

为保存革命武装，田望秀立即下令。化整为零，能藏的藏起来，能冲的冲出去。他带了少数战士冲出县城，上了西坡。但不幸在向西退却时连中数弹，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还将他的头割下示众。当日，在城内战斗中，淳化苏维埃政府干部、战士、农民30多人壮烈捐躯，10多人负伤。国民党军进城后，大肆捕杀起义人员，全城戒严，逐户搜查。赵新三和苏维埃政府的几位同志，分别藏在群众家里。在被驱逐的一高反动校长刘述璋领路指认下赵新三遭逮捕，锁入囚笼，于7月6日在县城南门口被杀害，淳化农民武装围城起义失败。

二、三原农民游击队的成立

1927年11月，黄子文根据省委“在最短期间恢复农协或成立各种名称农民组织”的指示精神，便着手组织群众重新恢复农协工作。

1928年2月9日，黄子文按照省委、县委的指示精神，觉得组织建立群众组织时机已经成熟，遂和唐玉怀在武字区鲍四庙召开40余人参加的大会，决定成立“抗敌委员会”由孙志刚任主任，李天保任副主任；为了筹集经费，购买武器，黄子文卖掉家中土地，还自设“苦肉计”，让地下党假扮“土匪”，把自己绑在母亲面前拷打，逼母亲把家中藏的钱粮拿出来“救自己”。

同月22日，黄子文、唐玉怀在鲍四庙组建了武字区第一支农民武装——武字区游击队，唐辉智任队长、孙平章任副队长，黄子文任总指挥，队员30多人。

从此，三原有了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也是渭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在中共三原县委领导下，开始了三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历程。从2月到9月，这支队伍活跃于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石川河西的淡村、觅子一带，积极的开展了抗粮、抗捐和打土豪斗争，处决了曾勾结驻军捣毁武字区农民协会的前民团团总王厚安、敌武字区区长李致泰、武字后区民团团总王伯哲等土豪劣绅。

三原武字区游击队像星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以后组建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力量。虽然他们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出现过挫折和反复，但武装斗争的火焰在渭北却没有熄灭过，一直到全国解放。

三、三原武字区与富平淡村的“筹赈”运动

1928年9月，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通缉，无法在三原立足，被迫离开三原。张离开后，中共三原县委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三原武字区的党组织在黄子文、唐玉怀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1929年，关中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蝗灾，加之军阀、土匪的掠夺骚扰，渭北一带更是满目疮痍、赤地千里，广大灾民饥寒交迫，在生死线苦苦挣扎。

陕西三原饥民等候慈善团体施粥为了解决灾民的断炊断粮，1929年5月，由黄子文任主任、唐玉怀任副主任的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在陵前镇西王堡成立。在成立筹赈委员会的大会上，黄子文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地方行政人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筹赈工作。”黄子文自报出粮7石，不到1个月，共筹粮80余石。通过筹赈委员会，按大人每人3升，小孩每人2升，分等解决了3700多名无粮群众的燃眉之急。此举赢得了群众信任，是武字区人民最为称颂的一件大事情。

武字区和富平淡村等地开展的筹赈自救活动，使广大饥民暂时渡过了生死难关，但也引起了当地豪绅和反动当局恐慌和不满。1930年2月2日，三原驻军魏凤楼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黄子文、黄子祥逮捕，入狱第二天，敌人就将黄子文吊起严刑拷打，用炭铣烙烤，但黄子文始终宁死不屈。魏凤楼见多次审讯无果，遂先将其兄黄子祥释放，让筹钱作抵押，再释放黄子文。黄子祥向家里和组织说明了事由，党组织与群众立即筹集资金，黄子文的母亲也东借西凑了800银元，救出了黄子文、黄子祥。

在武字区筹赈行动的影响下，习仲勋等也在富平淡村周围开展了筹赈运动，先后四次筹粮3万多斤，分给了无粮群众。习仲勋积极投入了筹赈活动，他多次往返武字区和唐玉怀、黄子文进行联系。唐玉怀是习仲勋在立诚学校时的同学，此时担任中共武字区委宣传委员。

习仲勋真诚地向这位挚友叙说了自己被捕和出狱后的境况，希望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习仲勋和黄子文、黄子祥的友谊由这里开始，并保持了数十年。

1997年6月，习仲勋还致信中共三原县委，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

习仲勋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积极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先后动员发展了周冬至、胡振清（又名胡小有）、姚铭路、刘铭世等人入党。

周冬至参加革命后曾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后，被敌人杀害。胡振清参加了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1933年夏，在陕西耀县照金龙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习仲勋曾说，“我在一九三二年冬，所以能够带少数武装回到富平西区我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分粮斗争和开展游击活动。就是靠我一九二九年在家乡的一些活动而站住脚的。”

习仲勋他们还把筹赈斗争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1929年冬，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口号，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中心工作任务，国民党地方当局一面玩弄“赈济”骗术，一面却加紧了对灾民的剥削和掠夺。淡村反动民团团长张长庆乘机讹诈勒索，欺压乡邻。在群众生活难以为继之时，他还要乡民每晚轮流替民团“坐墩”（值夜），稍有不从，便动辄处罚，当地群众苦不堪言。淡村农民协会决定仿照武字区黄子文镇压民团团长的办法，给张长庆以武装打击。

习仲勋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策划，也还动员了自己的姨父党正学参加武装行动，收缴民团枪支。农民协会首先草拟了张长庆二十条罪状，随后利用一天黑夜，由郭效曾、秦悦文带党正学、李泗堂、冉四川、党德谦、石汉杰、常拴子等十多位农民，手执大刀长矛，以去值夜坐墩为名，迅速登上了民团盘踞的石家堡城门楼子，收缴了民团的长短枪二十多支。继而直奔张长庆家里，将张缚绑，关押在堡子城门楼上，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张长庆的罪状。在应群众要求准备将其处死时，遇到士绅求情。缺乏斗争经验的农民首领一时犹豫不决，致使张长庆乘隙脱逃。

国民党富平县政府遂派民团镇压农民武装。党正学与之进行说理斗争，愤怒斥责当局卑鄙无耻，欺压百姓的行径。民团将党正学无理扣押，关在城门楼上。习仲勋得知情况后即带一盘麻绳接近城门楼下，准备相机将绳递上楼去，营救党正学从楼上顺绳溜下脱离险境。但是由于民团看守严密，未能得手。后党正学被反动当局枪杀。许多年后，习仲勋还深为没有救出这位农民运动骨干而感到十分遗憾。

四、渭北灾民自救军的游击战争

1、中共党组织的决策

1929年，中央指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将领导灾民斗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并在灾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0年春，渭北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灾荒，夏秋无收，赤地千里，一些破产农民为了活命，加入土匪队伍，于是土匪横行，豪绅地主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又组织破产农民编练“民团”，富平一个区的民团竟有3000多支枪。更多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抢割地主豪绅的麦子，分配富农的粮食，以度难关，渭北斗争风起云涌。渭北贫苦农民寄希望于共产党，他们对党的领导人说，“你们干，咱就干。你们不干，我们就到土匪里面混去。”

1930年4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情况，认为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带党组织力量强，群众基础好，且有农民武装，正是进行革命游击战争，开创赤色区域的理想之地。

5月下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集渭北巡视员黄子文（三原特支书记）、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又名陈冠英、陕西兴平县人）开会，讨论渭北工作。会议详细讨论了渭北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的形势，研究开展游击战争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决定在渭北一带组织灾民开展游击战争，分粮分地，恢复农民协会，组织灾民自救军，以广大农民、灾民为基础，开展游击战争。

2、渭北灾民自救军的成立及战斗

1930年6月上旬，黄子文、陈云樵在三原武字区召开党员会议，向三原、富平党组织传达省委决定，会议确定，黄子文除负责武字区工作外，同时去高陵联系王学道领导的武装力量；陈云樵前往三原陂西镇联系王德修领导的武装力量，同时去富平开展工作。会议决定，6月中旬在武字区组建灾民自救军。

6月14日，黄子文率武字区武装力量11人和数十名群众，在陵前镇捣毁国民党武字区区公所，捕捉了豪绅侯延宾，并在鲍四庙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武字区四分区区长豪绅岳海州，后称鲍四庙起义。

6月16日，黄、陈所联系三原陂西王德修、高陵王学道、富平田裕国和武字区农民武装集汇于武字区，共100余人，50余支枪，当日在太和堡成立渭北灾民自救军。陈云樵为队长，黄子文为政委，下辖4个大队，200余人。每个大队编3个分队。第一大队队长王德修（由张成义代），政委李秉荣；第二大队队长王学道（由赵干甫代）；第三大队队长刘铁山，独立大队队长田裕国，副队长张振河。当时在灾民自救军里还成立了党的政治工作组织。灾民自救军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组织灾民，打击土豪劣绅，开展分粮、抗粮、抗捐的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

灾民自救军成立后，适逢宜君县前县长潘恩桐离任返回西安，途径武字区，遂将潘恩桐逮捕予以处决，缴获长、短枪7支。6月下旬，在长坳堡分了地主赵应科、牛振和、叶子清的粮食，又捣毁了武字后区马额乡公所。

这支武装力量主要在三原的武字区（陵前镇、马额镇一带）、心字区（孙村、洪水一带）、同字区（大程镇一带）、肃字区（西阳镇一带）、力字区（陂西镇一带）和富平的淡村区、觅子区一带活动。部队转移到三原心字区嵯峨山一带时，加入部队的人更多，声势浩大。

3、渭北灾民自救军的失败

1930年，冯玉祥部盘据三原县城，毕梅轩、王平盘据武字区马额镇一带，渭北灾民自救军的成立，引起了土匪武装的恐慌，不时跟踪追击。7月初，渭北灾民自救军遭当地驻军毕梅轩部、王平部围剿，灾民自救队活动困难，决定向东转移到富平县东北乡美原一带，以待时机。13日，部队路经富平县康家洞村时被民团阻击，周日安被俘，别远亭、吴廷玉被杀害，五支步枪被王平收去，孙平章负伤。行至瓦窑头附近的法华洞遇见前来渭北视察工作的省委常委王林（又名王芾南），指挥部决定就地休息，向王汇报工作。但一大队分队长张成义（又名张遂儿）突然叛变，打死了正在参加会议的独立大队分队长王笃，并收了大队的枪支，灾民自救军被冲散。14日，陈云樵、王林回省委汇报，黄子文联络失散人员在富平活动了一段时间，后被派往北方局工作，武字区革命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灾民自救军从成立到失败，虽然经历了短短一百多天，但这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在建军方面取得了经验，锻练出一些军事人才，为以后组织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干部，丰富了经验。

此后到1932年三原武字区游击队正式成立前，渭北灾民自救军的部分人员在中共武字区委黄子祥、马德禄、孙平章等的领导下，仍在三原武字区一带坚持着灵活机动的游击活动。

五、贯彻省委指示与组织开展兵运工作

1、中央和临时省委关于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的指示

以渭华为中心的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当时在陕西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为杨虎城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收兵买马。这些都说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存在着开展兵运工作的相对有利条件。从1929年下半年起，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高度重视兵运工作，把打入国民党军、瓦解国民党军，变国民党军为人民武装的革命兵变，作为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临时省委代表团的汇报，通过了《陕西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士兵运动不当限于已有线索的一部分，更不应倚靠下级军官干部去做士兵运动，要指导各级党部注意这一工作，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使他们从日常斗争中接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组成党的士兵支部，以备成为武装暴动中的主要力量之一。”《决议案》还指出，“积极参加一切贫农组成的土匪队伍与其他原始武装组织，并且注意在斗争中组织农民的武装，在他们中间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确立党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70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之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4月7日，临时省委发布第九号通告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的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开展兵运工作的总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装逐步改造为自己的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陆续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武装，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发动兵变或暴动。

2、中共三原特支组织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初，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领导的中共三原特支（机关设在三原武字区鲍四庙），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临时省委指示精神，决定派习仲勋、郭明效（三原武字区人）利用关系，一起打入驻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

该部一位支队长王德修他们早已熟识，在成立渭北灾民自救队军时，曾把王德修部编入渭北灾民自救军序列，王德修、李秉荣分别任第一大队长和政委，但实际并没有过多参加渭北灾民自救军活动，仅派其部下张成义带几十人参与，而该张后来叛变，导致灾民自救军失败。王德修的这支武装归属屡有变易，1930年6月，原国民军联军师长甄寿珊，因不满冯玉祥军队统辖，招收旧部和地方武装，正式成立了西北民军，甄被推为总司令，王德修支队又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任第二支队司令。之后又归属杨虎城部，被编为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王任营长。

1930年2月6日，年仅16岁的习仲勋和郭明效一起离开家乡，经过三四天时间长途跋涉，来到三百多里以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此时，该部正在扩充力量，他们便以与王德修同乡关系名义，与王顺利会面，并被暂时安排留在支队部待命，彼时已有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

习仲勋等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虽然该部归属与驻地多变，但是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坚持在该部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加之省委又派了吕剑人等一批党员干部进入该部，使该营的兵运出现了高涨局势，举行兵变拉出队伍、走向光明的条件日趋成熟，为日后的两当兵变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期，三原特支还选派了一些党员进入王德修部队参与兵运工作。

在灾民自救军活动失败以后，1930年10月，黄子文被省委派去天津北方局工作。到达之后，北方局又派黄子文去山西开展兵运活动。不久，黄子文即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政委，从此便开始了创建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的工作。

习仲勋同志在1945年7月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指出，“渭北三原武字区，除大革命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同志在那里开辟了群众基础以外，到红二十六军还未到达该地以前，这里就是半红半白的环境。1928年时，为了支援渭华暴动，曾发动过三万人的围城斗争。1930年成立灾民自救军，以后的游击队运动从未停止过活动，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杀土豪、反劣绅。另一方面也遭到国民党的捕杀镇压。这也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这也就是渭北苏区的准备时期”。

1926年至1931年5月期间的渭北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起初是农民在无以为继的生活状态下一种最低级生存权利的抗争。残酷的现实，使农民阶级日益觉醒，“交农”、“围城”等形式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向带有政治诉求的高级形态发展。

当时的中国国情是，农村远离城市，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受压迫深重，革命呼声更高，易于发动，农民本身也渴望着变革，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这就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为可能。这不单是一个理论总结，更是千百万农民和共产党人，用无数次的失败和无数条生命换来的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实践证明，农民运动必须由先进阶级来领导并融入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即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渭北农民紧紧依靠渭北中共党组织，成为党组织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红色政权的中坚力量，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