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召开了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主要就中国共产党应如何进行国民运动的问题进行了部署，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
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陕西地区国民党组织得以建立。特别是国民联军入陕和西安城解围，极大地推动了陕西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为农运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民国初期的渭北农民，因痛恨严重的军阀压迫，便以传统的“交农”方式进行反抗，此时期“交农”只有经济上的要求，即减租减税改良待遇等，随着先进书刊宣传及共产党人对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深入，渭北农民运动目标开始提高，激烈程度也日益加深。中共党团组织在渭北地区建立后，积极筹建各种农民组织，通过组织宣传教育农民，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组织起来反抗军阀和地主劣绅。
192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目前农运计划》，要求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并指示陕西“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注重关中道即渭水流域各县”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的渭北农民运动，在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的支持、组织、领导下，已开始由民初“交农”只为单纯经济目的向经济、政治目标并重的方向转化。正如1927年6月1日召开的全陕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宣言指出的那样，“目前的陕西农民并不与从前相同，我们从睡梦中觉醒起来，认清团结的力量是伟大的，更认清了迅速的获得幸福与自由惟有武装自卫。”这为日后中共在渭北开展武装斗争打好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西关农民俱乐部和西关农民协会的成立
三原地区的党、团组织建立比较早。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帮助建立了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党、团三原组织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以各种形式开展农民运动。
三原农民俱乐部在共青团员的多次宣传鼓动下，于1926年2月20日（农历腊月初八）在县城西关民治小学内成立。到会七八百人，会场高呼“反抗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争夺民众之自由权”、“农民团结万岁”等口号。
俱乐部成立后，每天有三四百农民到俱乐部活动，开讲演会、讨论会，商量组织农民协会和平民夜校。2月26日，三原平民学校（夜校）在农民俱乐部成立，上课农民三十余人。夜校授课的主要内容有，社会常识、时事讲话、唱歌、珠算等学科，主要是从实际出发对农民进行革命理论教育，使农民懂得“农民之痛苦，痛苦之来源”及“解决之方法”，懂得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之仇敌。农民夜校为农民协会的建立起到了思想准备和培训骨干的作用。
1926年4月20日，中共三原特支为了加强对农运工作的具体领导，决定以庞诚斋为书记的农运党团具体筹备三原西关农民协会。5月9日，三原第一个农民组织——三原西关农民协会成立，张振海任主席，会员60余人，协会地点在三原西关民治小学。
2、渭北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冬，时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史可轩，遵照省委加强农民运动指导的指示，趁冬季农闲和学校寒假之机，在渭北中学举办了渭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县8个区，选派50多名进步青年参加了培训学习。史可轩亲任讲习所所长，学习班实行军事编制管理，统一服装食宿。教官多数来自政治保卫部，授课教员有崔佚帆（北京人，由广州农民讲习所来）、魏野畴、庞诚斋、乔国桢、马文宪、马价人（时为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等，教材多是江西编写的油印件，教学内容有如何宣传教育组织农民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等。
据1927年2月7日《陕西国民日报》载，“渭北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之情形……这次听讲的大部分是初小教员及各农协委员，听讲者日渐增加达到100余人，于本月（本月指1927年1月）26日期满，因旧历年节关系，未延长讲演日期……”。此次讲习班，为三原农运培养了一批骨干，颇受广大农民欢迎。对于促进渭北地区的农民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3、武字区农民协会
1926年11月，从毛泽东在广东举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陕的共产党员乔国桢和亢维恪等人，因西安城尚被刘镇华军包围而来到了三原，乔国桢来到三原武字区，他以毛泽东农运思想为指导，走村串户，调查民情，传播真理，发动群众。他每到一村，便向大家宣传，“农民协会是咱们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我们就要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号召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1926年12月14日，在陵前镇大寨村汉圣母庙成立武字区农民协会。乔国桢任农协主席，唐玉怀（陕西三原陵前镇人）任副主席。大会上宣布撤销民愤极大的王厚安民团团总职务，解散民团，成立农民自卫队。之后，武字区36村堡中建起5个农协分会，会员达1000多人。从此，广大农民扬眉吐气，要求加入农协会的人越来越多。
4、云阳农民协会
1926年10月，西安解围之后，中共三原县委派共产党员崔贯一回云阳组建云阳农协会，并担任云阳农运指导员。此前，县委安排当地党员张振海、雷炳南在云阳红枪会的基础上改建农民自卫团。农民自卫团建有党小组，崔贯一任组长，成立农民协会，发展会员1000余人。农协会举办农民夜校、禁烟戒赌、治理农村秩序，深受农民支持和信赖。
5、陕西农民协会渭北办事处
1926年11月，农运工作完全转向公开活动，纷纷成立县、区、村农协组织，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迅速地走向高潮。三原成为陕西地区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出现了“农民的事情农民管”、“一切权利归农民协会”的政治局面。三原广大农村出现了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化，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志，推动了渭北地区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
1927年1月，由共产党组织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农民运动办事处成立，亢维恪任主任，办事处设在三原渭北中学，负责指导三原、泾阳、兴平、高陵、蒲城、耀县农运工作。1月14日~16日，渭北农运办事处在渭北中学召开了渭北各县农运人员及各团体联席会议。参加联席会议的有三原、泾阳、富平、蒲城做农运工作的人员及陕西青年社三原地方团、三原妇女协会等团体代表，共20余人。会议交流了三原武字区、西关、泾阳县云阳及富平县建立农民协会的经验。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民要求决议案》《整顿农民组织决议案》等文件。
6、三原县农民协会
中共三原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区委关于“陕西最重要的工作为农民运动，我们宜全力去做”，“党到农民中去”的指示精神，加强了对渭北特别是三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
1927年4月2日，三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渭北中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农协代表38人，农民群众及各学校师生3000余人。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代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驻渭北特派员，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代表，国民联军驻三原部队代表及泾阳、高陵等地代表，共60多人应邀到会祝贺。会议选举庞诚斋为县农民协会主席，乔国桢、唐亦民、马文宪、武纯智为委员。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由此可见，农友对农协之拥护与需要，社会各团体对农协之热烈与希望也，记者曾在北京、上海各地参加过许多大会，未有睹如此之盛况也。”
1927年5月11日，驻户县的第二集团军何经纬师捣毁农民协会，残杀农会会员和工作人员，打死11人，打伤40多人。“五一一”惨案的消息传到三原，县农协会按照《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为户县不法驻军何经纬屠杀农友宣言》的精神，在县城召开了群众声讨大会，愤怒声讨何经纬，声援和慰问了户县农友。为了坚决打击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宣布“地方旧有政治组织机关，如旧农会、乡治局、民团局、保卫团等，本为农村统治机关，应即取消”，出现了“由农民协会来管理地方一切、执行一切”的新格局。
三原县农民协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三原基层农民协会的建立。全县8个区中有6个区成立了区农民协会，620个村成立了村农民协会，会员达2万余人，其中武字区参加农协会的有1200余户，会员达1万余人。在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各区还建立了农协会直接领导的农民自卫团，发展和壮大了农民武装力量，在农民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7、纪念列宁万人大游行和反英等群众运动
1927年1月18日，三原党团组织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名义，召开了纪念革命导师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群众大会。三原县武字区农民协会、富平县石桥农民协会和泾阳县云阳、鲁桥农民自卫团等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开始，全体人员首先向三位革命导师遗像行三鞠躬礼，高唱国际歌。会上，进行“自由演说，有讲演三位导师史略，纪念三位导师意义，列宁与中国民族运动，列宁与农民等演说”。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这样有群众的大规模的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三位革命导师大会，不惟在三原、在陕西，即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2月中旬，三原县党部为了扩大反英运动，从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抽派50多名学员深入农村组织反英宣传队，向群众揭露英帝国侵华罪行。当月，武字前区农协会召开了反英运动大会，通过并印发了《武字区农民协会反英宣言》。
4月27日，由县党部、县农协发起，在渭北中学召开了成立红色五月纪念筹备会，到会的除县党部和县农协会外，还有三原各驻军及县府各部局、三原学联、妇协会、陕西青年社三原地方团等37个团体参加，会议决定在“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等纪念日集会活动。县上召开的“五一”纪念大会有万人参加。在红色五月活动中，三原地区广大农民反帝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
1926年5月9日，三原第一个农民组织——三原西关农民协会成立，张振海任主席，会员60余人。
1926年12月，乔国桢来到三原，成立了武字区农协会，在乔国桢领导下，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斗争，撤销地亩附加税和防灾之类的“麦米存”附加税，从而减轻人民负担；宣布禁烟查赌，劝喻农友不要沾染吸大烟，耍赌恶习，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同时，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放足剪发等新风尚。武字区农协会还为革命青年公开举行新式婚礼，对破除封建礼教和陈规陋俗，提倡新风尚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乔国桢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农运大王”。三原县农协会成立时，武字区参加农协会的有1200余户，会员达1万余人。
在武字区农协成立大会上，公开审理了统治一方达8年之久的王厚安收取贿赂、欺压农民案件，当众撤销其民团团长职务；此后，又捉拿了土豪赵某假借农协之名招摇撞骗之事后，扭送县农协惩办，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武字区土豪崔某霸占焦村胡老本土地10多亩，长达10多年之久，农协会以理公断，勒令把地退还原主；同字区农协会根据群众揭发劣绅胡某霸占公产苇子园取利一事后，经查访核实，召开了斗争会，并令胡赔退了私吞的300元苇子价款，当场宣布将苇子园收回，由县立高小管理。
1926年10月，军字区农民协会在鲁桥镇成立，设两个农协区分部。1927年2月15日，鲁桥镇农民自卫团成立并召开了成立大会。鲁桥镇经常驻扎国民党军队，“农民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多年来受军阀骚扰，早已感觉团结自卫之必要”。参加镇团成立大会者有武装团员1000余人，非武装农民2000余人。会上高呼“农民自卫团万岁”、“农民协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1926年冬，肃字区各地农民自卫团相继成立。1927年1月23日在西阳镇召开区团成立大会。到会者500余人，均执长矛，全体武装。
1927年1月24日，省党部渭北区农民办事处，为了加强对渭北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召集在富平、兴平、蒲城、耀县、高陵、三原、泾阳各地做农运工作的人员在三原渭北中学召开联席会议。并邀请三原县党部、共青团三原地委、三原妇女协进会等团体参加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民要求决议案》等。
1927年3月，在三原三姑庙（今三原大程老庙村）开会，成立同字区农民协会，到会会员一千五六百人，“四方老少男女都踊跃参加”，是该区“破天荒空前未有之盛会”。
4月2日，中共三原地委在渭北中学召开三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陕西国民日报》在1927年4月11日载，“自县筹备委员会事前函达各团体邀请参加大会后，各团体异常热烈，皆赠有各款式的祝词60余处”“渭中大操场设有讲台，讲台墙中央悬有总理遗像……场中竖立约二丈高杆，杆上悬有三原县县农协会会旗”“开会时雨乃渐大，会场全体民众衣帽俱湿未有一人走动，并且个个民众精神更为振奋，由此可见，农友对农协之拥护与需要，社会各团体对农协之热烈与希望也……”，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农协代表38人，农民群众、各校师生计3000余人，省农协筹备会代表侯启仁、省党部驻渭北特派员张性初、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代表王子新、郝梦九、国民党三原县县长徐惟烈、国民联军驻三原部队代表及泾阳、高陵等地代表，共60多人应邀到会祝贺。会议选举庞诚斋为县农协主席，乔国桢、唐玉怀、马文宪、武纯智为委员。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县农协在中共三原地委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
县农协会及区农协的相继建立，对促进三原地区的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2日报道，“该县农民运动之发起，为时不过两月之久，各乡农友纷纷要求组织，时经渭北办事处派员下乡指导及三原党部之热心提协。加之史可轩农民讲习所在三原举办，为各区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有力地推进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4月10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通电全国，宣布誓师东征，完成国民革命。三原县农民协会两次组织40辆小车运输队，把当地征集的给养送到军队驻地。
1927年5月20日，武字区召开区农协联席会议，要求县署减轻粮赋及为农友借贷等问题，并函呈救灾赈济会，对部分遭灾地方要求县署停征或减征赋税。武字区农协会组织农民和县、区当局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其撤销了“地亩附加税”和防灾费之类的苛捐杂税，并减轻农民的田赋粮负担。6月，三原县署奉令向农民加派烟款10000元，并命令用银币交纳，又规定农民除纳田赋正粮外，每两正银加征2升小麦，各区农友俱感困难。
县农协遂于7月1日，召集区农协联席会，做出抗款决议，并派出代表同县署交涉，据理斗争，县署不得不做出让步，减轻了农民负担。
由于军阀混战，土匪趁机拦路抢劫，搞得群众日夜不安。为此，农协会自卫团，开展了武装打击土匪恶霸斗争。军字区农协会逮捕了惯匪头子肖保清，提交县农协会转县公署严办；泾阳县云阳区农民协会捕获了罪大恶极的土匪3名解送到三原，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下令，在三原公开进行了处决，后又捕获土匪7名，缴枪8支。这些举动，有力地打击了土匪恶霸势力，维护了地方治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称赞。
1927年6月，武字区农协会副主席唐玉怀，出席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作农运的经验和目的》的发言。1927年夏，成立力字区农民自卫团，到会二三千人，“甚为严整热烈”。
这一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三原县农协组织的主要活动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各区农协培训骨干70余名；开办农民夜校，教农民学文化、学时事，提高觉悟；召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各地农协五六千人参加，参观群众亦不下五六千人，当时报载，“这样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不仅是在三原，在陕西即是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县农协还发布宣言，号召农民发展、巩固农协组织，与土豪劣绅算账，为自身而奋斗；通告各区协，严查破坏农协之徒，送县协惩办；成立红色五月纪念筹备会，分别举行‘五一’、‘五四’、‘五卅’等纪念活动，以继承先烈遗志，振奋革命精神。召开各区农协联席会议，要求并实施减轻粮赋，农友借贷及选举出席省农协会议代表诸问题”。农协为穷人办事，在宣传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以及防匪、治安、禁赌、惩办坏人、解放妇女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深得农民支持和拥护。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农村的封建势力、土豪劣绅和反动的衙门官吏。全县掀起轰轰烈烈，气势如虹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农民运动。
1、国民党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策举措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对农民运动高度重视，不但成立了中央农民部专责农民运动，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创办农民运动刊物宣传国民党的农民运动主张，而且成立了专门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农运特派员赴各地宣传、组织成立农民协会等，得到了政府武装力量的支持，有效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
2、农民协会的治理功能激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
“一切权力归农会”使农会一度成为乡村中重要的权力主体，它在武字区乡村创造了一种新的纠纷处理机制，这种纠纷调解既有农村调解传统的延续性，也体现了革命型乡村的现代治理模式，它将阶级矛盾纳入了治理视野中，农民能够从运动中得到实惠，从而焕发了农民的阶级情感，增强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即农民组织应维护农民（佃农）阶级的利益。
3、农民协会和土豪劣绅之间的对立日趋激化
农民协会成立的动机是夺取乡村政权，其改造乡村治理必然冲击到地主、绅士和民团的势力，地主和土豪劣绅往往有强大的民团武装作为确保自己权力的后盾，农会与地主、绅士和民团这些传统势力的冲突，使农会不得不组织起自己的武装与之对抗。在反动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农会与之冲突变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农会与其反对势力的冲突往往以武装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4、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农民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阶级斗争的早期尝试。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农民运动干部乔国桢率先在三原武字区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继而黄子文、唐玉怀等中共早期党员成为武字区农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在大城市中求学，开阔了革命视野，接受了革命思想，回乡之后开始组织农民运动，这些中共地方精英是渭北农民运动发生的关键，并发挥了革命的“催化剂”作用。
5、中国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赢得了民心
农民联合起来参加革命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不是出于远大目标，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渴望尽快解决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试图保护和追求他们个人生存及家庭具体的利益需求。中共的土地革命满足了贫苦农民的生存愿望，农民的政治境遇和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广大贫苦农民从革命中获益，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的真正朋友和引路人。他们在白色恐怖中看到了希望，革命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是他们支持中共并参与革命的重要原因。
冯玉祥公开反共后，陕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10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两次指示中共三原县委，“尽可能用其他比较革命的方式组织农民”，“对农村封建势力必要时须用非常手段对付”，“动员很能做农运的同志及可能做农运的同志前往乡村中去，在最短期间要恢复农协或成立其它各种农民组织”。
中共三原县委按照省委指示，以三原、泾阳为中心，领导了渭北农民暴动，特别是三原“交农”围城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1、偷袭招兵连夺取敌武器
1927年10月，中共三原县委通知云阳党支部做好武装暴动准备，并派张汉民担任云阳暴动总指挥。云阳党支部按照县委指示，为解决暴动的武器，利用国民党军在口镇招兵的机会，支部挑选农民自卫团员两名去招兵站报名当兵，与该部二连连长王立海（共产党员）做内应。又由农协会挑选200名自卫团员在张汉民统一指挥下，里应外合，利用晚上对招兵连进行偷袭，此次行动收缴枪支10余支，子弹2箱，大刀10余把，手榴弹若干。
12月，三原县委决定再搞一次武器，此次行动由县委书记张性初亲临指挥。在云阳镇南门外布置了近500人，准备收缴由汉堤洞一带溃退一部国民党军的武器，由于寡不敌众，这次缴枪遭到失败，共产党员卫志毅等人被俘，收缴枪支30余支。这次云阳武装活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打击了国民党军，为三原的武装斗争提供了部分武器。
2、三原农民“交农”围城斗争
1928年4月中旬，中共三原县委做出决定，以群众基础较好的武字区为中心，发动农民举行“交农”斗争，黄子文具体组织和领导此次斗争。黄子文、唐玉怀利用他们掌握武字区民团等有利条件，于4月20日开始联络心字、军字、力字区的群众准备开展“交农”斗争，当时的口号是：“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23日，以鸡毛传贴形式通知“交农”时间、集合地点以及各路负责人。24日，武字区、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以及石桥等地两三万多名农民群众扛着杈把扫帚，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的口号，从张家坳、陵前一线南下，沿途新庄一带的农民也纷纷加入，几路群众向三原县城进发，将三原县城团团围定。武字区、心字区、军字区的群众围攻北门和西门；同字区、力字区及富平石桥一带的群众围攻东门南门。25日，围城群众增加到三四万人，许多群众把杈把、扫帚烧毁，表示了不减免税赋再不种地的决心。附近村庄的老百姓不断给围城群众送馍、送水。在城内驻军赵寿山部当团副的黄子祥（黄子文之兄），黑夜从北城上将馍吊下来，支援围城老百姓。26日中午，国民党三原县县长马润昌见此状，便有妥协，对围城群众说：“你们后退一步，我给你们免粮、免款。如果不相信，马上出告示为证。”群众不肯后退，马润昌又让人从城里用竹笼吊下蒸馍，对围城群众表示“慰问”。27日，黄子文继续动员群众围城，直到县政府贴出免除当年粮款的告示。此时正值种棉季节，为了不耽误农时，党组织决定撤围，坚持4天的交农围城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富平、石桥等地农民，也随武字区农民队伍参加了三原的“交农”斗争。
3、泾阳农民“交农”围城斗争
泾阳县的“交农”围城斗争是和三原县的“交农”围城斗争互相配合、同时开展起来的。
1928年4月，中共三原县委派刘铁山到中共泾阳区委担任书记。中旬，中共泾阳区委和共青团泾阳区委在张家山召开会议，决定举行“交农”围城斗争。随后，区委又在千云乡三郎庙学校召开干部会议，确定起义时间、攻城方案，设立总指挥部，指定城内和围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指挥和联络人员，并发出鸡毛传帖，通告各乡农民按时参加。
4月26日，在起义总指挥共青团泾阳区委书记张焕文、副总指挥雷志学等人带领下，万余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农具，分别由崇文、永乐、梁宁、鲁桥、口镇、白王、兴隆等地向泾阳县城进发。沿途各村农民纷纷加入起义行列，队伍不断扩大。西北乡农民途经石桥时，烧毁烟膏局的账簿。下午3时，上万“交农”农民齐集汉堤洞。张焕文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后，由雷志学率领交农农民直逼泾阳县城。傍晚前，农民包围了县城。国民党泾阳县长杨增润和劣绅贾千秋、王觐臣等登城观望，“交农”农民纷纷找椽、绳索绑梯上城。因事先约定马仙舟率领的地方武装未到，除西门外其余各门未按时发出信号，已经攻上城墙的部分农民在守城军警的火力猛射下后撤。
4月27日黎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调集三原驻军马鸿宾部骑兵连镇压泾阳围城农民，围城指挥部当即下令解散。围城农民解散后，泾阳县警察局到处搜捕交农运动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并查封了城内姚家巷小学和桥底完小，泾阳党团区委遭到破坏，泾阳农民“交农”围城斗争失败。
4、高陵党组织“清算”恶绅的斗争
1928年3月，陕西省委派马文宪（三原西关人）到高陵调查并指导农运工作。同月，中共高陵特支改建为中共高陵区委，负责高陵党、团工作，马文宪担任区委书记，白文范任组织委员，黄承先任宣传委员，下设东街小学支部、教育局支部、桑家村支部、官路小学支部，党员发展到39人，中共高陵区委隶属三原县委领导。
根据中共三原县委指示，高陵党组织鉴于纪桢之父子继续在乡里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决定发动群众到马南村进行清算。
1928年端午节晚上，区委书记马文宪带领任家琛（药惠南任村人）、刘步青（姬家李张村人）、阎新年、桑三明、阎新四等农村党员，还带了一些农村武装力量，如构赵村的赵老十、黄塬村的周定邦等共二三十人赶往马南村。纪家父子闻风逃跑，未能抓获，只搜出了一些大烟土。参加的农民和群众群情激愤，在贴了“打倒纪桢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标语，临走时又放火烧了纪家的后楼。这次清算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在高陵产生了很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