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政治风云突变，一时乌云满天，使得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逆转，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迅速由高潮转入低潮。
5月初，冯玉祥在西安接受武汉政府命令将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并在西安红城（今新城）广场宣誓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随即率部东出潼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连克洛阳、郑州等地，与武汉北伐军会师。
1926年12月至1927年6月，是陕西农民运动的高潮阶段，在中共陕甘区委及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各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农民运动发展迅猛，气势磅礴。
革命形势胜利向前发展，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空前高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不满、恐惧和仇视，冯玉祥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在6月召开的徐州会议上接受了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主张，在豫陕两省开展清党反共活动，“礼送”苏联专家回国；赶走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强制解散了各级农民协会、工会和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缉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冯玉祥的“清党”反共，最终葬送了大革命在陕西的大好局面，使陕西和全国一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27年7月后，三原革命形势同样也遭到严重破坏和镇压。各级农民协会相继被捣毁或强制解散，停止了一切农民运动，禁止农民武装，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在此严峻的形势下，三原中共组织机关由繁华的南城转移到北城。随着革命形势逐渐恶化，党组织秘密转入农运基础好的武字区等地。
年轻的中共三原党团组织遭受到它成立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三原人民革命斗争的热潮，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走向低潮。
1、农民协会被捣毁，乔国桢、庞诚斋等同志被捕
1927年7月4日，武字区原民团团长王厚安勾结三原国民党冯玉祥部驻军的王少猷突然进攻武字区农民协会，击伤了农协委员肖德印，群众把肖德印连夜送富平庄里镇医院治疗。农协主席乔国桢和副主席唐玉怀（唐亦民）悄悄去庄里镇医院探望时，不幸被军阀胡景铨（胡三）逮捕，当即送往三原关押。乔国桢、唐玉怀被关押期间，武字区前去探望的群众络绎不绝，保状呈文送的不停，在群众的影响下，国民党当局对乔国桢、唐玉怀未敢下手。9月，经共产党员，国民联军住陕总司令部保卫部保卫队长许权中等的营救下，获得释放，回到武字区。不久，乔国桢接到省委通知，离开武字区接受新的任务，临行前他对前来与他话别的群众说，“我很感激武字区人民群众，是武字区人民救了我，是武字区这块宝地锻炼了我。我虽然离开了这里，党还会派人来，你们要继续好好干！”
7月23日，三原驻军田玉洁部又强制解散了三原县农民协会，逮捕县农协会主席庞诚斋和国民党三原县党部领导人张耀斗，捕杀了一批共产党员，三原及渭北各区农协会也相继遭到破坏，城乡恶势力开始猖狂活动，三原革命形势遭到严重破坏。
2、史可轩美原被害
史可轩，陕西兴平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夏，考入太原陆军学校，先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1914年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26年冬，时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史可轩，遵照省委加强对农民运动指导的指示，趁冬季农闲和学校寒假之机，在三原渭北中学举办了渭北农民运动讲习所，颇受广大农民欢迎，为三原农运培养了一批骨干，对于促进渭北地区的农民运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7年6月，冯玉祥公开反共后，即电令陕西省主席石敬亭，要把史可轩和他率领的政治保卫队、中山军事学校分别调往潼关、郑州，企图分而治之。
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不受损失，中共陕西省委接到史可轩的报告后，曾经考虑将其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也曾设想过，一是出关受冯节制，史可轩下野，军队由许权中统帅，保全实力；二是抗拒冯令，奔向北山独立发展或归邓宝珊由南路出关。陕西省委最后经反复权衡，决定让这支部队奔向北山独立发展。为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史可轩暂执行冯玉祥东开命令，先率部离开西安，观察形势的发展，争取时间，相机北上；同时派杨晓初随军行动，负责部队党的工作。
史可轩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当即召开了政治保卫部和中山军事学校的干部会议，决定军校停办，发给学员武器弹药，将政治保卫队改编为4个营，由许权中担任总指挥，向北开拔。7月15日，部队离开西安，到达草滩镇宿营。当晚，史可轩在草滩镇一个古庙里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部队的处境，决定由渭河乘船东行。第二天部队由草滩出发，3天走了45公里水路，到达临潼县交口镇，司令部设在交口小学里。史可轩一面派人去北山一带侦察情况，为部队暂时落脚寻找合适的地点；一面派张育生营长持信与国民军第二军驻陕的上层人物联系，以防发生不测。这时，邓宝珊来信联络，欲与史部合作组织一支“左派”力量，从南路入豫，与武汉国民革命军合作，抵制反动势力。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一计划也是可行的，是扭转西北形势的机会。
可是，汪精卫武汉叛变的消息很快传来，使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依据形势的新变化，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史可轩率部北上黄龙山区，与宜川、清涧一带由共产党掌握的武装石谦部靠近。省委派崔孟博（崔物齐，常委，负责宣传）来交口镇传达了这一指示。
当晚，史部召开了党的秘密会议，研究了总的形势和确定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和路线。第二天，史可轩又在交口小学召开了军事会议，传达了党的决定。7月30日，部队由交口镇出发，进至康桥镇宿营。再向前进，必经国民军第二军田生春师驻防的美原镇。史可轩想利用和田的旧交关系让部队顺利通过，遂以筹备粮草为名派营长张育生前去侦察田的态度。田生春对张很不友好，但张却并未在意，加上他怕伤害了史、田之间的“和气”，因而返回时没有对史如实汇报情况，反而说田生春的态度很好，没有发现意外情况。史可轩也过分信赖自己和田的旧交，遂带了数名警卫人员，身着便衣，乘马车前往美原镇会见田生春。不料，田生春在反共逆流之下，又受其上级指使，根本不念旧情。当史可轩和随员刚进入美原镇，田即令关闭城门，并派其参谋长前来“迎接”，将史带进司令部，假意设宴招待，先将史的警卫人员缴械，随即将史可轩捆绑，逼其投降。史可轩义正词严，坚贞不屈，大骂田生春忘恩负义，反共反人民绝无好下场。当夜，史可轩惨遭杀害，年37岁。
史可轩牺牲后，国民军第二军各部立即拉开合围的阵势，政治保卫队处境非常危险。部队在党的领导和许权中的带领下，迅速脱离了险境，到达临潼县关山镇。在保证由许权中旅长统率原旅人员不调动的条件下，接受了冯子明部的节制，部队改为暂编第三旅，军校改为教导营。在此期间，部队还吸收了许多在地方上站不住脚的党团员入伍，既保护了同志，又壮大了部队力量和改善了军队的成分。这支革命武装，后来成了1928年渭华起义的主力。
史可轩牺牲一年后，在靖国军故友的帮助下，将史可轩安葬于三原东里堡李靖花园内，并立石碑，上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之墓”。解放后，人民政府枪决了田春生。1957年，史可轩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题写了“史可轩烈士之墓”碑文。
1927年8月7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亦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陕西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政策，1927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亦称“九二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各县委负责人和青年团代表，共15人。省委常委李子洲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耿炳光代表省委做了《政治报告》。
1927年10月，黄子文辗转回到西安，与中共中陕西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省委鉴于三原系渭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之大革命时期三原的农民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即决定派黄子文回三原贯彻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重新组织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并任命黄子文为三原县委农运委员，负责全县农民运动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三原党组织积极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决定走武装革命道路，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为保存革命力量，在7月11日将中共三原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张性初任县委书记，贾志明（贾怀庚）、王之鼎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同时，共青团三原地委亦改为团三原县委。中共三原县委管辖泾阳区委、高陵、蒲城、淳化特支和6个支部，共有党员102人。
1928年3月，广大党员不畏白色恐怖，艰苦斗争，使党员发展到360余人，中共三原县委下辖泾阳、高陵、富平、淳化、旬邑5个区委。4月，中共三原县委派刘铁山（又名刘树模）担任中共泾阳区委书记，同年2月至8月，三原县委先后向淳化派去姜建平、第五伯昌恢复建立淳化区委。
1928年5月前后，三原、泾阳、旬邑、淳化等地爆发了渭北农民“交农”围城武装起义。6月，各地农民起义相继失败，党组织遭到破坏。
9月，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西安、三原中共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被迫离开三原，县委工作停止，处于瘫痪状态。11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遭破坏，各地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革命落入低潮。
1929年3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后，鉴于三原是陕西党的中心工作区域，为了恢复党的组织，逐与7月派人到三原寻找线索，联络党员，于8月成立了中共三原临时县委，管辖泾阳、淳化、三水（今旬邑）、正宁、彬县五县工作，直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
又据临时省委1929年10月9日《九月份工作报告》记载，“三原：组织在本月才恢复，城内还没有组织，只有同志数人，现在的特支还在城北三十里的乡村；淳化、三水的组织亦归其指导，泾阳等后亦归他负责整顿”。9月，在党群基础较好的武字区成立了中共三原特别支部，黄子文任特支书记。1930年7月，黄子文领导的渭北灾民自救军失败。省委安排黄子文赴天津北方局工作，不久被派到山西从事武装斗争。10月，三原特支重新进行了调整，孙平章任书记。
1931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在“红五月”工作中强调首先在陕西几个中心区域建立农村党的组织。5月，按照省委指示，取消三原特支，恢复中共武字区委（亦称三原区委），书记马先民，有党员35人，下辖7个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