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三原的广泛传播，逐渐引起三原人民思想领域里的变化。三原革命进步青年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同驱逐陕西军阀势力相结合，把反对地方封建军阀的斗争提高到全国性反帝反封建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这个任务。建立青年进步组织，是马克思主义和陕西青年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团结广大青年学生、传播新文化、从事进步思想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渭北的建立和发展，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在陕西的顺利进行，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力量配备方面奠定了基础。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11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是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并加入；凡是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要帮助建立。
1925年9月，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成立。临时省党部成立后，便通过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省党部的核心骨干作用，进一步加强党对国民党陕西地方党部的领导。
1925年12月13日，赵葆华、张秉仁成立了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三原党团组织负责人张安人、王之鼎、关中哲、蒉怀庚等均为县党部执委。自1926年8月起，西安党组织曾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名义，先后派赵葆华、方仲如、曹碧轩、张含辉、许才升、秋步月等分别到咸阳、乾县、兴平、旬邑、礼泉等地，一方面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动员进步学生、农民以及其它社会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参加国民党，筹备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另一方面，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宣传统一战线的意义，积极发展党团员，创建党团组织。
1927年2月前后，泾阳、乾县、礼泉、兴平、旬邑、咸阳都先后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县党部或临时县党部。国民党县党部的成立，标志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后，各地党团组织便以国民党县党部这种合法组织形式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各种活动。
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在1925年12月13日成立时，宣言明确提出，“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私有物而可以任意操纵的，中国的政权应当由人民来掌握，绝不是他们可以把持的。我们只有抖擞精神，团结起来，以热烈的心血，奋斗的精神，遵照中山先生指示我们的革命之路，并‘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才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使我们逃出火坑，走到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上。”
国民党泾阳县党部在筹备建立时就通过了《妇女运动》《农工运动》《学生运动》等5项决议案，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国民党礼泉县党部成立后，立即领导全县人民展开对恶绅县长陈钟秀的斗争，并发出《礼泉县党部为陈案告礼泉民众书》，揭露陈钟秀“草菅人命、胡摊滥派、纵吏殃民、敲骨吸髓、私养爪牙、拉票勒索、借公索贿”七大恶迹。县党部还成立了陈案委员会，一面组织群众清查其任内账项，一面派代表上诉其罪状。在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下，陈钟秀终被处以极刑，为民除了一大害。
1、三原进步学生组织的建立
①渭北青年社
1923年8月，共进社领导人李子洲等，毕业后来到三原渭北中学任教，成立了共进社三原分社，进行革命活动。1924年初，蒲克敏、严木三等人在省立第三师范秘密组建青年同志共进社，秘密联系进步学生，传阅进步书刊，研讨中国之前途。
1925年1月20日，李秉乾由上海大学毕业回到三原后，他利用在渭北中学和第三师范任教之机，广泛接触进步学生，灌输党团基本知识。
李秉乾了解了青年学生中一些情况后，从发展青年组织入手，认为“青年同志共进社”仅限于三师的同学，范围太小，不能适应青年学生追求进步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重组范围更大的青年组织，要向三原各校以至外县的学生中发展社员。
在他倡议和支持下，由第三师范的姚志哲、薛应选、杨纯德、蒲克敏、亢维恪、赵宗润、王之鼎、王鸿俊（陕西三原县人），渭北中学贾怀庚、马文宪、庞诚斋、田怀德、梁俊琪、郝义；第三职业学校的张安人、唐金满、倪定国；女子中学的王爱玉、于云秀等人参加，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青年同志共进社”基础上成立“渭北青年社”，并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为蓝本起草社章。
1925年2月19日，在渭北中学召开渭北青年社成立大会，通过了社章，选举产生渭北青年社中央执行委员会，赵宗润为书记，王之鼎为组织委员，贾怀庚（又名贾子明，陕西三原人）为宣传委员。下辖渭北中学、工职、女中、省立第三师范四个渭北青年社支部，社址设在渭北中学。到6月，渭北青年社书记由王鸿俊接任，社员发展到70人。渭北青年社主要活动是发展社员、推动各校组织学生会、发动和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活动，并于8月4日创办了《渭北青年》期刊。渭北青年社在渭北一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起到了共青团外围组织的作用。渭北青年社的建立为创建青年团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1926年12月后，随着党团组织日益壮大，渭北青年社职能弱化，逐步解体。
②渭北学生联合会
1925年2月，三原各中学学生会普遍成立，为了统一领导学生运动，共青团三原特支在各学校学生会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学生组织——渭北学生联合会，9月改名为三原学生联合会。
1926年6月，三原学生联合会因刘镇华围城，张仲实去上海大学学习，联合会工作终止。
为进一步发挥学生会的作用，三原和西安地区的团组织共同研究决定统一全省学生组织。7月7日至13日在三原召开了全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十余项反帝反封建议案，张含辉当选省学联主席。
2、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地区学生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三原县城各学校师生为声援北京，举行了反帝爱国大游行，同年，还举行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两周年活动，公开演出了《列宁传》等剧目。之后数年间，渭北周边各县学生运动在三原学生的感染和鼓动下，也纷纷开展起来，互为作用，蓬勃发展。
①三原通电全国，反对北洋政府接受“金佛朗案”
1925年4月11日，段祺瑞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5月4日，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以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名义，在三原城隍庙召开3000余人大会，散发传单4000余份，并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政府承认“金佛朗案”及善后会议所制定的国民会议条例，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②三原县纪念巴黎公社成立55周年大会和“三师学潮”
1926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成立55周年纪念日。3月15日，三原党团组织决定由渭北青年社发起，邀请三原各团体筹备成立“纪念巴黎公社成立55周年”纪念会，并由赵宗润、王鸿俊、关中哲等在纪念大会演讲。3月18日，纪念大会在渭北中学操场召开，各校学生一律停课前往参加。但是，三原省立第三师范校长程鼎臣却反对和阻挠学生停课参加，对该校学生、三原党团负责人赵宗润因带领学生参加了纪念会而被开除学籍，学校并贴出布告公示，布告一出，立即引起三师学生的强烈不满。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渭北学联、渭北青年社等团体决定：赵宗润不离校，驱逐程鼎臣。从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三师学潮”。为了取得“驱程”斗争的胜利，三原党团组织通过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通告各校学生会及各校渭北青年社支部，号召各校学生支援三师学生的革命行动，还成立了“驱程大同盟”和纠察队。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程鼎臣被罢免，终于取得“驱程”斗争的胜利。
③习仲勋在“三师学潮”中
1927年12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原城应用赤色恐怖以抵白色恐怖。渭中学潮要坚决的领导，作积极的斗争，对杨某应指定同志以非常的手段对付之，愈快愈好。”这个指示中所提到的“原城”就是三原县城的简称，“渭中”就是渭北中学的简称，“杨某”指的就是渭北中学反动校长杨少农。
1928年初，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广大学生在该校党组织负责人、三原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领导下，掀起了与该校反动势力斗争的大规模学潮。同时，渭北中学党组织为反对渭北中学反动校长杨少农迫害学生，也发动广大学生开展“驱杨”学潮。
习仲勋，1913年出生于陕西富平淡村。1928年1月底，14岁的习仲勋从富平庄里镇立诚学校考入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在富平读书时就参加了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并加入了共青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白恐怖中，身为共青团员的习仲勋一入学就积极参加学校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活动，每天晚上外出秘密散发标语，传单，采取多种方式向广大工农兵学商群众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久后，发生的“三师投毒案”，让少年习仲勋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磨难。
1928年3月，渭北中学党组织领导进步学生终于将杨少农赶出了渭北中学。杨少农气急败坏，勾结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和驻军包围了渭北中学，逮捕共产党员8名，共青团员3名，进步学生10余人。
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反动骨干分子到各学校担任校长、训导处主任等职，加强对学生的监视和控制。3月12日，在第三师范学校，以校训导处主任魏海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将习仲勋等九名进步学生和党团员列入黑名单，企图打击陷害。中共三原县委决定以“非常手段”对付第三师范学校反动训导主任魏海。
3月下旬，三原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召集宋文梅、习仲勋、程建文等开会，研究行动方案，决定实施毒杀魏海的行动，并指定由程建文负责实施，由于行动未成功，计划败露。三原地方政府和军警在事发后的第三天早晨，包围了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习仲勋、李彦仓等十余名党团骨干、进步学生以及第三师范学校党组织负责人、三原中心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和另一名负责人李少华被敌人逮捕，并带上镣铐关押于三原县看守所，两个月后转入西安军事裁判所。
在狱中，14岁的习仲勋没有丝毫的怯懦和屈服，他坚持革命信念，与其他同学一道积极开展机智的斗争。他们阅读党组织送进狱中的理论和文艺读物，互相鼓励要保持革命气节，决不出卖同志和组织。他们还组织了旨在改善伙食的说理和绝食斗争，并耐心启发同室关押的马鸿宾部逃兵提高觉悟，不为反动政府卖命、习仲勋对党的忠诚和坚贞信念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和赞誉。4月的一天，武廷俊单独与习仲勋谈话，郑重介绍他加人中国共产党，使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武廷俊并特别说明，因习仲勋年龄尚小，仍保留团籍，作为跨党分子参加活动。不久，武廷俊在狱中被敌人杀害。由于习仲勋等人的坚贞不屈，三原的党团组织没有因此遭到破坏。8月下旬，习仲勋等人经叔父习宗仁及党组织营救，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过问下，获释出狱。
习仲勋早年的革命活动，对于他后来的革命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活动使习仲勋懂得只有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才能摧毁旧世界，建立理想的社会。同时，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给习仲勋以深刻的启迪。他认识到，在敌人力量强大的条件下，革命不能单凭赤手空拳去进行，必须掌握枪杆子，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在这种认识引导下，尚未成年的习仲勋又投身兵运斗争的艰险之中，走上了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征程。
3、富平及渭北其它各县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1924年初，三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富平籍学生严木三（又名树森）与同学蒲克敏、亢维恪、王之鼎等人发起组织了进步学生团体——青年同志共进社，吸收了三师一批进步学生参加。
在三原上学的富平学生赵宗润、严木三、张卓亭（云汉）、朱章汉等均为最早的青年社成员，赵宗润并担任第一任执委会书记。数月后，李子洲、李秉乾在三原建立了团的组织，赵宗润、严木三等人都是最早的团员。
这一时期，富平旅省（西安）、旅原（三原）学生中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如王佛宗、党维榕、马冀云、赵宗润、严木三、何维箴、张卓亭等，经常在寒暑假时回到富平，在知识青年中秘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联络返乡同学，组织宣讲团或宣讲组，在街头进行讲演，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新文化，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富平的一些进步教师也开始传阅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青年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以及《湘江评论》《中州评论》和《西安评论》等进步刊物，学习和研究新思想、新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5年初，富平旅省（西安）、旅原（三原）学生中的一些党团员陆续毕业回到富平，分布到各校任教。这时，富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并逐渐在全县形成了两个中心——县城的第一高等小学（简称一高）和庄里镇立诚公学。一高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王佛宗。王是富平县城人，于西安求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冬从西安师范毕业，次年春到一高任教，即开始在教师和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秘密介绍苏家恩、孟维谦等多名学生加入青年团。一高校长刘恢侠思想守旧，对王佛宗宣传新思想极力反对，多方刁难。王佛宗毫不退让，坚持与刘恢侠进行斗争。
1925年下学期，王佛宗领导发动了“一高学潮”，学生罢课，要求撤换校长刘恢侠。王佛宗与教师武景轩联合印发《驱刘宣言》。“一高学潮”得到旅省、旅原进步学生的支持。刘恢侠随后亦在三原印发剖白书，进行辩解，当即被赵宗润、刘铁山（树谋）、刘焱（兢民）、陈崇信等几十名旅原学生质问得无言答对。省县当局为平息学潮，只得将教育局长汝筱荀、校长刘恢侠悉行撤职，汝、刘的后台、富平知事高耀东亦被撤换。当年《新秦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富平教育界近日亦发现小风潮，学生方面以校长教员诸多不合，遂罢课要求撤换校长，另聘教员，教育局长汝筱荀因此辞职。”
1926年1月1日和1月15日北京出版的《共进》杂志连续发表评论说富平学潮是“因学生不愿受恶教育的压迫”、“为要求解放而发生的”，“是一个很光荣而最有价值的学潮”。此即时人所谓之“王武之乱”。“一高学潮”后，王佛宗、武景轩亦离开学校。翌年秋，王佛宗应聘去旬邑教书。
富平立诚公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为严木三。严木三原籍朝邑，从少年时寓居富平。1925年春，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毕业的共青团员严木三受聘到立诚公学小学部任教。他遵照三原团组织指示，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向学生推荐《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启发青年的革命思想。这年三、四月间孙中山、胡景翼先后逝世。在严木三等人的鼓动下，立诚公学举行了追悼会，使革命思想在学生中得到进一步传播。是年夏，严木三等以立诚公学的一批进步学生为主体，发起建立了进步的学生组织——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通过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办壁报、开展文娱活动等形式，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员，为富平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1925年后半年，严木三根据共青团三原特支指示，将立诚公学学生中的优秀青年社成员唐玉怀、宋光龙、白振江、惠忠德、师守约、葛凤梧、贺廷璋、赵承琨等十多人发展为团员。9月，成立了立诚团小组，严木三任组长。团小组成立后，进一步发展组织，于当年年底时，又把表现积极的大部分青年社成员吸收为共青团员。翌年1月，根据共青团西安地委指示，在立诚团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共青团富平特别支部，严木三任书记。
1926年3月，中共三原特支通知严木三，由赵宗润、王之鼎介绍其转为共产党员，同月，习仲勋成为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社员。随后，严木三又介绍白振江、惠忠德、赵承琨、师守约等人入党。5月，习仲勋由宋文梅、武之缜介绍，经中共三原特支批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月，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和斗争形势的发展，由严木三主持在庄里镇东门外张九渊的柏树坟园里召开党员会，成立了立诚党小组，严木三任组长，是为富平最早的党组织。党小组成立后，又吸收了宋懿模、宋光涛、葛凤梧、宋文梅（金都）等一批党员，进一步壮大了党的组织。10月，根据中共地委指示，严木三、韩崇正、宋光龙三人在富平西北乡董家庄成立了中共富平特别支部。隶属西安地委领导。机关驻地董家庄。
1927年2月，严木三受聘任县立第一高小校长，中共富平特支领导机关亦转移至位于县城的一高学校。3月，富平特支改属三原地委领导。
1928年3月，中共三原县委指示将中共富平特支改建为中共富平区委，并派刘铁山回富平，以一高教员身份为掩护，担任区委书记，区委领导机关设在一高。不久，刘铁山因敌人搜捕不能立足又离开富平。4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蒲克敏来富平视察工作，召集一高教员中的党员马文彦、严木三、石林侯、陈仲馨、石岳嵩以及校外党员石仲伟等在一高开会，成立了中共富平县委，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指定马文彦为县委书记。
富平县委成立后，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和农民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从此富平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泾阳党、团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向旧教育制度发起进攻，迫使国民党泾阳县当局将县教育局长制改为教育委员会制，党、团组织负责人均为县教育委员会成员，各校校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县教育委员会改私塾为新型学校，经费由学区统筹安排，不再向学生收取。在教学的内容上，剔除了《三字经》之类的旧教材，选用了适合民意的新教材。
1927年3月18日，中共泾阳特支召开县一高、二高、女高和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团等两万多人参加的纪念“三一八”惨案一周年大会，悼念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罪行。
中共旬邑特支以宝塔高小为基地，领导学生开展新文化运动。特支书记许才升和共产党员宁克齐等鼓动宝塔高小学生会向旧势力做斗争，夺了校长蒲鼎伯的权，赶走守旧派教师，烧毁反动书刊，使学生获得看书、信仰、集会、结社、言论及择师的自由权。接着，成立了宝塔高小校务委员会，许才升任校务主任，宁克齐任教务主任，把这所宣扬反动复古思想的学校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阵地。
与此同时，渭北的高陵、耀县、淳化等县学生运动在三原、富平等地的影响下也开展起来，高潮迭起，使渭北一大批青年学生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理论的启迪，得到革命斗争的锻炼。
1、国民会议运动在三原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阀政权的号召。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电邀孙中山立即北上。中国共产党又于1924年11月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11月10日，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人邀请，决定北上，共商统一全国大计。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召集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统一与建设。
中国共产党号召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在全国形成了国民会议运动高潮。
1925年1月21日，魏野畴、王授金等在西安召集律师公会、报界公会、实业会等17个团体开会，决定发起建立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并发布启事，号召各团体加入。23日，筹备会举行第二次会议，36个团体的63名代表到会。经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将此次筹备会改为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推举俞嗣如为临时主席，魏野畴为临时书记。会议通过了《促成会宣言》和《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3月22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第四次大会，推举王授金为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
1925年1月，团中央派李秉乾回到三原，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工作，同月，孙中山派屈武、董汝诚回到陕西做国民议会促成会工作。此时，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已成立，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先后相继成立。2月，渭南赤水团组织负责人王尚德等发起成立了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有八九个群众团体参加，会议发表了成立宣言和通电。
2月4日，李秉乾等联络三原及渭北30多个团体发起召开了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在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发表宣言和通电。之后，渭北国民会议促成会、陕西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三原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相继成立。陕西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其活动主要是反对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陕西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和许多工农商学兵联合会、学生会、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学校等团体纷纷发出宣言、通电，召开群众集会，反对“善后会议”，主张召开真正的国民会议，建设真正的国民革命政府。
1925年3月中旬，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到三原，团三原特支立即发动学生、市民多次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李子健在悼念大会上作了《中山主义与实业救国》等专题演讲。4月21日，各校学生、市民共同召开追悼大会，其声势和影响很大。
12月，党团中央根据反帝、反封建策略需要，再次号召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指示各地党、团组织，恢复和重新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8日，团三原特支接到豫陕区委关于“十一月政变”的通告后，即于10日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区委通告精神，会议通过6项决议。14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
12月18日上午10时，5000多市民大会在三原城隍庙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言及七项议案，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免段祺瑞职权，组织真正国民政府，恢复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行动等自由权；停止关税会议，宣告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借地；法律上应给人民以经济平等权；无产阶级在法律上应受同一待遇与保障等。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散发了大量传单。19日，各校组织宣传队，到城乡进行宣传。20日，三原团组织召开14个团体代表会议，重新成立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执委会由郝梦九、张耀斗、赵葆华、程鼎臣、赵宗润、关中哲等7人组成。
三原党团组织通过开展国民会议活动和悼念孙中山活动，动员和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在全国人民反对段祺瑞北洋政府情绪高涨形势下，段祺瑞在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大会决定，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请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队伍来到段政府国务院门前时，遭到埋伏的军警排枪射击和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均被打伤。
北大三原籍学生、共产党员、共进社主要领导张仲超在惨案中遇害，迅速激起了三原人民的反段情绪，各校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
2、反军阀的斗争
①驱逐吴新田的斗争
1925年5月1日，段祺瑞政府任命吴新田为陕西军务督办，接替刘镇华代理陕西省督军、省长。吴部进驻西安后，骄横恣肆，继续欺压人民，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
5月4日，西安省立一中学生踢足球时，将球踢出校园，落入隔壁西仓院内，被驻在那里的吴新田部士兵捡去。学生前去讨还，反被士兵殴打。更有甚者，在吴部军官指使下，大批士兵闯入一中校园，用砖头、铁锨、刺刀、木棒等凶器追打学生，有的还追到学生宿舍行凶。结果40多名学生被打伤，4人伤势严重，生命垂危，这就是震惊陕西的“五四”惨案。
事件发生后，一中师生全体罢课并发表宣言，揭露吴军暴行。一时间，西安数十所学校闻声而起，声援一中，并召开学生代表会议，组织学生后援会，要求吴新田惩办凶手，保护学生。吴新田置若罔闻并袒护凶手。于是，西安团组织领导各校学生从5月10日起一律罢课，紧接着，西安学联代表张含辉根据魏野畴指示来到三原寻求杨虎城部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并同三原团组织及学联负责人李秉乾、张仲实、赵宗润、王云等同志一起研究，共同领导“驱吴”运动。
三原团组织多次召开驱吴大会，动员学生团结起来，组织演讲队，大力宣传动员各阶层革命群众，一致起来参加“驱吴”斗争；渭北青年社、渭北学联发表“驱吴”宣言，创办“驱吴”日刊——《血泪》；三原教职员工成立了渭北教职员联合会，支持学生开展“驱吴”斗争。
西安、三原团组织通过学联派出代表到各县去宣传。西安党组织魏野畴、方仲如等在三原召集了重要会议，把“驱吴”运动推向一个更高阶段。会议提出了“到农民中去”“到部队中去”的政治口号。会议动员党团员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宣传队、工作队赴三原、渭南和华县一带开展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农民积极参加“驱吴”斗争。同时，党组织还派人到陕军和国民军中，大力宣传统战工作。三原党组织派人赴河南与国民二、三军接洽，动员他们入关协助“驱吴”，并在沿途向驻陕各军进行宣传“驱吴”的重要意义，国民军和陕军抱着不同目的，也参加到“驱吴”运动行列。6月1日，各县学生一律罢课，投入“驱吴”斗争。
6月20日至7月15日，渭北学联、西安学联在三原省立渭北中学联合举办夏令讲学会。各校师生，学联代表约六七十人参加听讲，李子健、魏野畴、王尚德、耿炳光（陕西澄城县人）、赵葆华等分别讲授《社会进化论》《帝国主义与中国》《赤化煽惑与排外》《最近国际之时局》《最近中国之时局》《最近陕西之时局》等内容，此次讲学会为驱吴斗争培训了骨干。
7月7日，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代表会在三原召开，出席代表13人，分别代表陕北、陕南和关中等地学生联合会。在魏野畴主持下，选举了省学联负责人，成立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机关。代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谋求学生永久利益和“驱吴”斗争等决议案。会后，组织了5个宣传队，分赴蒲城、汉中和高陵等地进行宣传活动，使驱吴运动在全陕西迅速达到高潮。
7月上旬，国民军孙岳部和国民二军李虎臣（名云龙，字虎臣，陕西临潼人）部，先后从豫入陕直趋西安；杨虎城部的甄寿珊部亦由耀县南下向西安进发。15日，吴新田被迫率部撤离西安，逃往汉中，国民军进驻西安，驱吴运动取得胜利。
②三原军事会议
1925年8月，“驱吴”运动胜利后，北京政府任命孙岳为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为陕西军务帮办，由陕北南下的杨虎城部被孙岳编为国民第三军第三师。12月，孙岳离开陕西，李虎臣升任陕西军务督办，统管陕西军政大权。与此同时，吴佩孚、张作霖向国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河南督办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岳维峻（胡景翼已去世）指挥不当，在鲁西南作战失利，退守豫西。李虎臣派兵支援，后又亲自前往。但到达豫西时，国民二军和派去的援军已全军覆没。李虎臣遂与刘镇华开战，刘镇华在直系、奉系、阎锡山部队的支持下，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李虎臣部。李虎臣寡不敌众，率卫兵突围。1926年2月，李虎臣回到西安重新组织队伍，准备再次迎敌。
1926年4月，刘镇华被吴佩孚任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率领七万镇嵩军（号称十万）兵临西安城下。5月15日，刘镇华部攻占西安城西的三桥，完成了对西安的包围，一场惨烈的西安保卫战开始了。
当时，西安守军最初只有李虎臣部以及国民军第二军第十二混成旅卫定一部两个团，人数不到五千人，李虎臣准备请驻扎在三原的杨虎城（陕西蒲城人）部前来支援西安。3月29日，国民军二军、三军在陕将领李虎臣、杨虎城、朱子敏、田玉洁、卫定一、邓宝珊、冯子明、甄寿珊等在三原举行军事会议，史称“三原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李虎臣辞去陕西军务帮办职务，通电下野；推举陕西军务帮办兼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维持全省治安”、“并守中立”，并由杨虎城领衔发出通电。会后，杨虎城率领3个旅从三原进驻西安。
为了便于迎敌，统一指挥，军队统一改称为陕军，李虎臣被推为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反击刘镇华，保卫西安。守城期间，李虎臣和杨虎城几乎形影不离，平日互称“对点”（两人表字中均有“虎”字）。因此，被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保卫战又被称为“二虎守长安”。
③三原军民反击刘镇华围城的斗争
1926年5月初，刘镇华派梅发奎和投降刘的陕军缑章保（驻蒲城）、麻振武（驻大荔），分兵围困渭北重镇三原，遭到三原驻军国民军二军和杨虎城部下甄寿珊部的英勇抗击。西安党团地委多次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出城到三原及渭北一带参与反对刘镇华镇蒿军的斗争。
不久，围攻三原之敌全部被三原守城军击退。同年5月，由党团员领导的三原学生联合会发表《对陕局之宣言》，揭露北洋军阀残害陕西人民的罪行，号召全省军民从速组织联合起来，合力抗击北洋军阀，积极参与反对刘镇华的斗争。
8月上旬，刘镇华再次派兵围攻三原。三原守城指挥部派李子皋、王保民防守三原北城；甄寿珊之部姚振乾驻防西郊一线重点守卫西关；党玉琨、韩秃子镇守东关及东郊临履堡一带；王绍猷旅驻守南关及河漕一线。
在此情况下，三原党团负责人张仲实、贾怀庚、王鸿俊等积极组织城内市民、商人、学生及各界人士投入斗争。号召周边县的党团员学生回本县发展党团组织，支援三原守城斗争。针对城内驻军成份复杂、互不团结、军规军纪涣散的现象，学联组织学生宣传队到陕军士兵驻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深入营房慰劳伤兵，慰问战壕守城士兵，提高陕军官兵和群众的守城信心。同时，党组织还发动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协助守城士兵修工事，巡逻放哨，使守城将士深受感动。此时，西阳地区王永泰组织的“红枪会”也进入县城协助守城。
在党团组织领导下，三原守城军民紧密协作，同仇敌忾，同心协力与刘镇华围城之敌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使敌军一直未能破城。10月12日，刘镇华被迫从三原撤围。三原人民最终取得了反围城斗争的胜利。
平民教育运动是“五四”运动后，由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掀起的旨在对青年农民和青年工人进行文化、技能教育的运动。恽代英等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袖人物是这次运动的倡导者，其领导机关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实施者是各级学联，活动主体是青年学生。
平民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平民教育界的运动，现在有发展壮大的趋势，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工人接触的最好机会。
三原平民教育运动最早起源于三原西关民治学校，由青年学生中的团员主持成立平民夜校，学生60多人，多为青年农民。三原渭北青年社、青年共进社等。这些团体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是培养和选拔团员的场所，其主要领导人都是团员。
通过平民教育活动，给广大青年农民提供了很好革命教育和宣传平台，中共三原党团组织培养和选拔了一批积极优秀分子加入党团组织。
1、“非基”运动和“反奉”运动
1925年下半年，以学生为主体的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在全省各地掀起高潮。“非基”运动是一场揭露和打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争取民族平等的群众斗争。
三原在渭北地区是教会势力最为集中的地方，基督教势力依仗不平等条约，欺压人民群众，进行文化侵略活动。一些传教士还通过传教，极力散布迷信思想，毒害人民，并控制了一部分教育权。
三原共青团组织通过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发起成立了“非基”同盟，并组织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领导学生、群众，开展了对反动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斗争。
12月中旬，三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大游行，各校学生停课3日，组织讲演队，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唤醒民众起来参加反对基督教运动。
12月21日，三原又召开“非基”运动大会，到会的有20余校师生，还有反基督教大同盟、县党部及渭北青年社共约万余人。大会一致通过收回教育权，迫使县知事签字答应收回教育权，并不准当局保护教会教徒，教会学校同学应即日退出教会学校等决议。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群众包围了县府和基督教教主的私宅，要求答复学生的条件，并砸毁了县城南大街的天主教谈道所，许多教徒都宣布退教，有些教徒还发表了脱离教会宣言。12月25日圣诞节，“非基”同盟领导数千人举行游行示威，迫使县知事签字答应收回教育权。
1926年2月，三原成立了渭北非基督教大同盟。从2月23日起，党团组织以10余天时间，组织党团员和青年以渭北学联的名义，在腊八古会上进行讲演宣传，内容主要是反对日本出兵满洲，揭露基督教之罪恶等。同时，演讲“基督教之罪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怎样打倒帝国主义”、“日本出兵满洲对于中国之害”、“国民军与奉军阀战争之意义”、“五卅惨案”等内容。每次听讲者200余人，每日发传单2000余张。通过演讲宣传，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深恶痛绝，提高了反帝斗争的觉悟。
2、上海“五卅”惨案引发三原掀起反帝爱国浪潮
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工人、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三原后，三原团组织立即印发传单，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恶行径，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6月13日，三原和西安团组织负责人召开会议，决议由陕西学联与渭北学联分别通告各县，搞好“五卅”运动宣传，迅速掀起反帝爱国运动。渭北学联组织学生举行大会，进行示威游行，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罪行，学联主办的驱吴日刊《血泪》刊发关于沪案的《反帝特刊》。
6月14日，三原教职工召开紧急会，发表通电称“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存亡攸关，愿共同策励”。随后，学联组织了宣讲团，分赴乡村讲演。
9月，三原团组织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开展了“九七”国耻日纪念活动。渭北学联通告各校停课，组织宣传队伍到群众中进行反帝宣传，出版以反帝为主要内容的《三原学生》刊物，并通电反奉军阀，慰问上海总工会等。
3、渭北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在三原的成立
192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的通告。1926年1月5日，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提出开展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的群众运动。三原党、团特支1月8日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贯彻中央通告精神，部署开展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的群众运动。10日，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决定于13日召开三原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市民大会，成立渭北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选举出王之鼎、赵宗润、关中哲、贾怀庚和张耀斗5人为临时执行委员。同时，成立了以程鼎臣、郝梦九、张文生、张耀斗、关中哲、张仲实、赵宗润等7人为委员的反日行动委员会，以姚志哲、王鸿俊、杨培琪、马文宪及张宇霞（国民党二军三师司令部代表）、王西园（县农会会长）、何干臣（女校教员）等7人为委员的抵制日货委员会。
12日，团三原特支在书记赵宗润主持下召开会议，确定了讲演同学，拟定了5条提案。
13日，三原市民千余人冒雪召开大会，各团体各界代表登台演讲，愤怒声讨，谴责日本出兵东北，侵略中国的行径。大会一致通过了各项提案。大会以渭北青年社名义向日本各劳动团体发出了“请其抗议日本军阀出兵满洲”的通电。
1、三原妇女运动的兴起
清末时期，三原著名学者贺瑞麟订正的《改良女儿经》，在我国民间广为传播。改良后的《女儿经》有些内容还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比如在为人、处事、治家等方面，它提倡敬老爱幼、勤俭节约、珍惜粮食、讲究卫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举止得体、注意礼貌等，这些东西今天还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但是，受时代影响，《改良女儿经》仍具有浓厚封建色彩，宣传封建礼教，宣扬封建社会的清规戒律、“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男尊女卑”等，用以束缚压迫妇女，妇女除了同男子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外，还要受到神权、族权、夫权的压迫。
民国《续鲁桥镇志》记载，宣统元年（1909），东里堡绅士刘宗宴为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倡导在堡中李氏家庙内创办东里男女国民学校。这所新式学堂具有相当规模，设有6个教室和操场，各有简易体育用具、风琴、鼓、号等乐器，并请有三原名儒朱佛光等名人讲学。1910年，东里巨商刘昌显捐资在东里堡李靖花园创办私立女子高等学堂，这在当时全国乡村少有，在渭北各县一带可以说独一无二。同年，中国同盟会会员胡坪深受叔父胡子周及兄长胡均兴办教育和老师刘古愚实业救国的思想启迪，支岁银300两，在东关胡家花园创办起初等女学。这是三原县第一所初等女子学校，开创了三原办女校的先河。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三原，成为陕西靖国军辖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创办女子中学，使三原有了完整的女子中小学教育，为三原妇女接受新思想、新教育有了宽松的环境。
“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入三原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青年学生群起响应，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迅速在三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三原女中的学生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战胜了几千年来女性自轻自贱的心理障碍，也冲出校门参加游行队伍，高呼“外抗强权、内除奸贼”等口号，走上街头举行了空前的示威游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2、大革命时期的三原妇女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三原各学校开始传授新文化、新学说，一些进步教师在课堂上批判孔孟学说中的封建糟粕，马克思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也开始传播。许多学生在学校受到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开展妇女解放运动。
①发展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建立妇女民众组织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三原女子中学教育从无到有，女子上学逐渐增加。三原城内女子上学多于农村，三原女子走出家门，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教育。三原东关人康效英15岁入学，20多岁考入西安省立女子师范。她在西安女师入学后，深感女师被封建文化笼罩，教规苛刻，远不及三原维新后的女子学校。在她的带领下，与反动封建的校长康继尧展开说理斗争。在反对该校封建教规斗争中，她表现非常出色，在女师罢免校长斗争中，康效英得到了锻炼和考验。1925年10月，她成为女师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6年2月8日，西安妇女协进会成立，党组织派康效英、徐九龄（三原人）回三原指导三原妇女协进会的组建工作。回到三原，她们深入各校，给他们带来许多进步书刊，给进步青年讲西安学运斗争形势，并介绍三原女子中学王爱玉等进步青年入团。三原团特支干事会2月4日作出成立三原妇女协进会的决定，并指派康效英、徐九龄、王爱玉、于云秀为筹建三原妇进会的发起人。她们接受这一任务后，在三原女中、私立女子小学等学校，经过半个多月的积极宣传动员，发展会员23名。
2月18日，在三原私立女子小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由康效英担任执行主席。参加会议的有五六百人，应邀参加会议的有陕西学生总会、三原特支、县党部、共进社、三原学联、渭北青年社等社团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5名，候补委员4名，王爱玉任书记。
康效英在致词中讲到，“我们妇女受礼教压迫，也可以说叫中国的妇女是人的奴隶，是没有人权的，此等惨状在中国历史上已有数千年，现在处此文明时代我们再不能忍受。今天成立妇女协进会团体组织，就是领导我们妇女去争取自身解放，要走出家门，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真正独立与自由到位……”。她的激昂致词，赢得了与会妇女的好评，在三原造成了很好的影响。7月中旬，由于国民党开始大规模的“清党反共”，党组织也由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活动。根据组织安排，康效英回到三原，此时，她的肺结核病也越来越严重。康效英不能出门，就把家里作为党团干部秘密开会的地点。
1928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她的亲密战友徐九龄、方鉴昭等五位同志被捕，6月17日在西安惨遭杀害，康效英闻讯后，五内俱焚，病情日益恶化，7月，28岁的康效英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
康效英作为新女性在大革命时期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她是陕西较早从事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她以国家民族为己任，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品德将被后人所铭记。
从三原走出去的党的早期优秀干部王叔振（原名淑贞），1906年出生于三原东关，1920年考入省立西安女子师范，在学校经常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1927年4月，王叔振与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结婚。婚后，王叔振任联军总政治部秘书，随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根据党的指示，她赴上海从事济难会的工作，营救被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冒着极大危险日以继夜的工作。1930年秋，她奉命调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从事妇女工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王叔振任中央政府秘书，负责记录译电、保管文件等工作，并将各地送来的报告加以整理，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1935年3月，被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秘密杀害，时年不足29岁。
②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刘镇华围攻三原期间，她们组织妇协宣传会，深入大街小巷和守城军队驻地，揭露反动军阀刘镇华祸陕殃民的罪行，带领妇女参加反围城斗争。同时，女中党团组织派王爱玉等代表去西安，支援西安的反围城斗争。1925年12月，中共三原特别支部成立。1926年3月，共青团三原女中特支成立，徐九龄任书记。
1927年2月，中共三原特支派康效英和徐九龄去泾阳县林桂巷女子小学任教，发展党组织。结合讲课，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教唱《国际歌》，组织指导学生办壁报、画漫画，进行革命宣传，在县城推销《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3月，介绍武云绮等加入党组织，成立女子小学党小组，康效英任组长。5月，成立女子小学党支部，武云绮任支部书记。之后，徐九龄调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
③开办妇女平民学校，开展反封建礼教斗争
1925年3月，三原学联（渭北学联）成立，在三原女中成立支部。12月，国民党三原临时党部成立妇女部，徐九龄任部长。国民政府明令查禁妇女缠足，允许妇女改嫁，提倡女子上学等。
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也积极支持妇女解放运动，为三原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表率作用。
于右任在家中，对自己的长女于芝秀的教育非常重视，经常抽暇督导女儿习文功课，练习书法，并讲解天下大事，开阔其视野和见识。1925年，于芝秀在三原渭北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右任支持爱女与曾在“五四运动”时期名扬国内的学生领袖屈武完婚，在门第婚姻尤盛的旧时代，不能不认为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开明之举。
1926年秋，于右任访问苏联后回到三原，将自己女儿于芝秀、女婿屈武完婚后送往苏联学习。在当时，女子出国留学者屈指可数，特别是他能将自己的女儿送往时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留学，为三原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典范。
1927年2月，三原妇女协进会和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共同成立了三原妇女平民学校，开学时学生共有百余人，成年妇女占70余人，女生占30余人。周围墙壁上贴满了“妇女解放万岁、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国民革命成功万岁…等标语。”
三原妇女平民学校的成立，推动了三原及渭北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
1927年3月，中共三原地委成立，王爱玉担任了妇委书记，领导三原的妇女工作。三原妇协会依据《陕西暂行婚姻条例细则》调解和处理了许多婚姻纠纷，维护了广大妇女的利益。
1927年初春，在武字区郝家村戏楼上为黄侠仙（黄子文之姐，黄子祥之妹）、郝祖义举行了文明婚礼仪式，郝梦九代表家长讲话，号召大家破除封建婚姻，实行自由恋爱结婚，议程很简单，没有磕头，只有鞠躬，参加婚礼的群众很多，至今健在的一些老人，还清楚地记得戏台两旁书写有，“握手共行平等礼，同心合唱自由歌”的对联。在武字区轰动很大，为三原妇女婚姻自由、婚事新办、移风易俗做出了榜样。
大革命时期的三原妇女反帝反封建运动，是渭北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原妇女协进会是渭北地区最早的妇女团体组织，渭北党团组织成立后，三原妇女解放运动更加波澜壮阔，推动了渭北妇女运动的发展，为渭北妇女参加革命解放运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锻炼和培养出了一大批妇女优秀干部，在陕西妇运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