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占据中国思想界主导地位的是维新变法思想，经过1899年短暂沉寂之后，1900年再度兴起，到1903年后才逐渐衰落。
1、渭北地区是近代陕西从维新思想到反清思想的渊源和传播地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近代中国陷入沉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封建的清皇朝屈服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淫威，听任它们宰割，已经彻底沦为一个丧国辱权的腐败政权。就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862年，太平军和李蓝余部蓝大顺、邓天王、蔡昌龄、郭刀刀、曹灿章等先后进入陕西，推动了陕西回民起义的高潮，起义军逼近西安，攻克和占领渭南等地，摧毁清地方封建政权，惩办官吏和地主豪绅，消灭大批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清政权在陕西的统治，极大鼓舞了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点燃了回民起义的烽火。声援了东南太平天国北伐，太平天国运动裹挟着西方基督教带有平等观念的原始教义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及资产阶级某种新色彩的狂风，刮遍了大半个中国，而陕西随之而来的是空前的回民反清大起义。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国家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何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于是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
1895年5月2日，在北京发生了历史上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实行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挽救民族危机，在上书题名的603人中，就有陕籍举人常鼎馨等55人。1898年1月，陕籍京官宋伯鲁、李岳瑞成立关西学会，也叫陕学会。4月，康有为等又将陕学会、粤学会、闽学会合并扩大成立保国会，在会186人中，陕籍人士34人占到18%。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维新改良道路难以行通，但从另一方面激发了反清革命思潮在关中兴起。如果说泾阳各书院及刘古愚师生开维新先河，那么以三原宏道书院及朱佛光师生恰承其后，为反清革命思想在陕西孕育及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00年夏，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三原、渭南、延安、宁强等地群众开展反教会斗争。到1901年后，陕西关中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捐和“交农”斗争，斗争延续到1908年11月。一系列的斗争，严重打击了清朝陕西地方封建统治，为陕西辛亥革命做了前期准备。
1907年到1910年，陕西关中地区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学界风潮，其中，发生在渭北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的丙丁两班学生成立联合自治会因受到校方干涉、取缔，43名学生被开除记过，造成了1908年7月，高等学堂学生全体退学，教师罢课。这次学潮得到全省各地学界支援，陕西当局恐事态扩大，撤销了庶务员和监学2人，由学务议长和教育总会会长出面调停，当局基本答应了学生要求，罢课结束。辛亥革命前的学生反封建斗争，使青年学生受到了锻炼，给革命队伍造就了一批新生力量，为渭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刘古愚开维新先河
鸦片战争以后，清皇朝的黑暗统治，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逐步深入的形势下，其腐朽衰亡的本质已暴露无遗，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吸引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并为一些先进人士所接受。在渭北地区，首推爱国教育家刘光蕡，号古愚。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沉沦为半殖民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之时，他深感时艰，忧国忧民，呼吁教育救国。他认为救国必先从教育做起。他说，“今日中国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强，而在我国之贫弱。”而“国势之贫弱，唯学能救之”。他指出教育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培养“实心以求保种，实心以求保教，实心以求保国”的人才。
刘光蕡是推进陕西文化教育近代化的先驱，他提倡学以致用、学用结合、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大胆革新书院传统的教学内容，除学习经史之孙，增设以天文、地理和算学为主要的课程，兼学电、化、医、矿诸学。改变脱离生产实践的学风，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的人才。
戊戌变法运动中，刘光蕡在陕鼓桴响应，积极宣传和推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在陕成立味学会，创办时务斋，主张迁都备战，实行君主主宪，建立和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竭力推动陕西社会的维新改革，时有“南康”（康有为）“北刘”（刘光蕡）之称。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光蕡被以“康梁新党”的罪名，解除了味经、崇实书院山长的职务，归耕九嵕山下。后聘为甘肃大学堂总教习。
3、朱佛光反清革命思想的孕育和传播
朱佛光是主张彻底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体、实行民主政治的先驱人物。他继承陕西“关中三李”，即周至李二曲、富平李因笃、眉县李柏的学说，主张其治经应从小学入手，其治西学应从自然科学入手。朱自谓是明宗室秦王之后裔，不肯俯首事清，毕生从事教学，不求闻达。他对学生多讲述明朝遗老的反清精神，以励后进而深受青年学生们的欢迎与崇敬。
“甲午以后，外患日深，先生究心于经世之学，谓中国改革，非经学科学并重不为功。乃与孙芷沅于1895年发起天运会，又创设‘励学斋’，广购书籍报刊，以劝导有志之士，而西北之结社之风自此开，新学知识亦此日启。是时康派学说风靡天下，先生1898年乃著《康氏纠谬》，指斥康有为政治主张之错误，右康氏者疾之，复尽力与之争，先生提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采用革命手段’。戊戌后自信益坚，而倡导加励。及闻中国同盟会，见孙中山之演说，则劝学生加盟，以响应于西北，对于保皇主宪之演说，随时随地指斥其非，由此益定西北革命思潮”。
朱佛光的思想，在反清意识的基础上，吸收了资本主义思想新内容，虽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说，还不是很完备的，但却影响了一批富有革命热情的青年，辛亥革命中，关中地区一些激进人物，多出自其门下。于右任曾跟朱佛光学习过一个时期，在其自撰的《我的青年时期》里说，“我的青年时期的革命思想，受朱佛光的启沃为多”。
1918年于右任回陕任靖国军总司令，总司令部设于三原东里堡李靖花园。朱佛光在三原两中学授课期间，于右任还邀请其师每日到总部给一些靖国军将领授课讲解经史与政治。课毕，则在街头一饼一粥，而所事则风雨不避。其艰苦真挚之精神，当时军学文商各界，多为之感动。朱佛光先生常说，“昔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我则遇人言革命而已”。
朱先生容貌奇古，气宇轩昂，善演说，为人讲解经史疑义，科学新知，革命原理，常数小时不倦，议论风发，诙谐有趣。当时长安毛俊臣先生，亦以经术授学者，先生与之为昆弟交，故关内称朱毛二经师。
毛泽东在1942年3月30日《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1、同盟会与三原知识界的联系
中国革命同盟会，亦为中国同盟会，是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推翻清政府，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承载着里程碑的作用。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开端，为各种先进思潮探索与传播起到星火燎原的作用，也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此陕西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开始涌动。
三原宏道书院创办于明，鼎盛于清，为陕西著名书院之一。1905年9月，清政府眼见大势所趋，“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敦促下，决然下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从此废除，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早在1902年，陕西推行新政，改宏道书院为宏道大学堂。后将泾阳味经、崇实两书院并入，名宏道高等学堂。其后除习经学外，又新增西学，传播西方启蒙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等学说及孙中山反清兴中的民主革命思想，西北一批青年多受陶冶。1910年，学堂又聘专家，购进织染机器，聘请日本人设计修建西式教学楼，宏道学堂成为陕西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最高学府之一。青年学生在进步思想启迪下，许多学子断然与改良主义分道扬镳，成为用革命暴力推翻帝制的积极鼓吹者和践行者。
2、宏道书院为陕西辛亥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1905年，陕西派遣官费留日学生30名，其中宏道学堂占15人，而三原籍学生就有徐应庚（朗西）、茹欲立（卓亭）、姚伯麟（鑫震）、张秉钧（治平）、李寿熙（伯鱼）、另有非三原籍学生宋元愷（向宸）、李元鼎（子逸）、杨铭源（西堂）、张炽章（季鸾）、景志傅（岩征）、李述膺（龙门）、李鼎馨（陋吾）、马宗燧（勋丞）、安兆鼎（珍三）、张宗福（景秋）等。这批热血青年东渡日本后，适值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招集各方面革命势力组织同盟会。是年8月，同盟会正式成立。宏道学生茹欲进、张景秋、徐朗西等首批加入同盟会。三原在日本的其他留学生陈之硕、张立卿、邹炳炎、于伯行、田钟玉等也先后加入同盟会。
翌年，于右任为《神州日报》筹集资金，赴日本考察，得识孙中山，亦加入同盟会，被授予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会务。在陕西辛亥革命中，还有一批毕业于宏道书院的李异才、樊毓秀、吴聘儒、胡文骥、刘淦、杨鹤庆等曾为后来西北民主革命立下过赫赫战功。
1905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后，三原宏道学堂和清麓山正谊书院的学生在日本或国内从事革命活动者，据《陕西近代名人录》《辛亥革命在陕西》《咸阳百年革命志士》记载达30余人。其后，这些人分布在政界、军界、知识界、文艺界或工商界，或以武器拼杀疆场，或以笔带枪唤起民众而成为陕西人的骄傲。如著名烈士胡文骥、晁嵕毓都毕业于宏道学堂。宏道学堂为推动辛亥革命运动乃至以后推翻蒋家王朝都做出巨大贡献，当之无愧为时人称作“西北革命摇篮”。
3、以三原为核心的渭北地区是陕西同盟会筹划革命的重要基地
1905年，由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孙中山鼓吹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
从这时起，中国人们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后，会员井勿幕被孙中山指派回陕工作。回陕后，井勿幕首先介绍朋友高又明加入同盟会。当时陕西清廷统治者和农民之间矛盾激烈。到1906年春，仅发展各学堂学生七、八人和社会上赞成同盟会宣言、支持革命的共30余人，于是，决定召开同盟会第一次陕西支部会议，并以诗文约会的名义召开，会议地点设在三原城内北极宫柏筱余的大宅院内。
会议主要研究发展会员和推进会务的方法步骤。当时会场中出现两种主张，一部分人主张急进，认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陕西农民对地方官吏极为不满，反对盐斤加价和西潼路捐，斗争形势对发展会员壮大革命力量有利，应采取急进步骤。另一部分人主张缓进，认为清朝官吏耳目众多，同盟会在陕西工作开展较晚，基础薄弱，决定稳步前进，重新厘订发展会员的详细办法，要求老会员慎重介绍。会上井勿幕提出联络会党、刀客等反清力量，迅速扩大同盟会组织等重要意见，但因同盟会员多系读书人，认为会党“行为不良”，坚决反对与其联络，使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会后，井勿幕带领同盟会骨干邹志良等人赴宜君、黄陵、耀县等地筹建根据地。不久，井勿幕离开陕西再去日本，决心把陕西留日学生和出国考察人员引向革命，但学生中因派系问题，陕西分会而未能组织起来。此时井勿幕说服了三原籍学生赵世钰，二人分头活动，一方面征询同盟会员对组织陕西分会的意见，一方面积极发展同盟会员，融洽同志关系。
1906年初秋，陕西分会在日本成立。成员有井勿幕、赵世钰、宋元恺、曹澍、白秋陔、席丰、席梧轩、冠鸿恩、张崇基、张炽章、杨铭源、陈之硕、徐应庚、张庆豫、李鲁吾、张丙昌、茹欲进、张宗福等20余人，其中宏道学生和三原籍学生有10人之多。1908年冬，同盟会陕西分会在西安成立，选李仲特为会长。
1906年6月，《关中学报》在三原北城崇贤街创刊。《白话报》《训俗报》相继在三原胡家花园创刊。1908年，柏筱余、张立卿等在三原设立“勤工社”（同盟会秘密机关），运销各种新书报和教育用品，宣传革命。同年9月，蒲城知县李体仁迫害致死学生事件（蒲案）发生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全体师生率先罢课，声援“蒲案”受害师生，向陕西当局提出抗议。11月8日，李体仁被革职。1909年三原胡文豹、胡文骥与吴宓等在三原创办综合性刊物《陕西》杂志。1911年2月，柏筱余、高又明等经洛阳、武汉去上海，在洛阳购回大刀1000把，长矛1000支，来复抢100支运回三原、耀县等地，武装组织起来的民军。
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首义并实现独立的省份之一。三原是近代陕西从维新思想到反清思想的渊源和传播地，是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人才重要的培养基地，是陕西同盟会筹划辛亥起义的重要基地，又是保卫革命成果的坚强阵地。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的失败都在全国民众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恶。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
1911年，陕西同盟会员已发展至近千人，在思想上、组织上基本做好了起义准备。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特别是四川保路风波直接影响到西安、迅速波及陕西革命的爆发。西安城中，到处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等歌谣。并有8月15日举义的传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即领导新军在西安首先起义响应。虽然清政府在陕西统治者早有防备，修补城墙，增调旗军，为了分散新军力量，还把一部分新军调往外县，而另调一部分在外县的巡防队回省，加强城防力量。但起义军同仇敌忾，奋勇冲杀，很快攻占了城内鼓楼、钟楼、南门等制高点，并分路攻陷了巡抚、藩台各衙署，清朝官吏纷纷逃到商民家中隐匿起来，巡防队全部反正。市民学生、店员及哥老会众纷纷剪去辫子，臂缠白布，响应起义。西安驻防旗兵将军文瑞逃回满城，同时布防与起义军严阵对峙。23日，起义军向满城发动进攻。三原的党仲昭时任炮营中队队长，亲率张伯英、朱叙五、余永宽等各数10人，分两路进占军装局，三原邹志良组织敢死队与民军共同进攻满城，清军将领文瑞督率旗兵负隅顽抗。但在起义军强大攻势下，旗军纷纷弃城，或逃或降。文瑞见大势已去，投井自尽。当日下午3时许，起义军攻陷满城，西安全城光复。
10月24日，起义军将领开会，组成临时指挥部，确定起义军称“秦陇复汉军”。并贴出安民告示，晓谕全城绅商市民等，并发布檄文，历数清朝260年来的种种罪恶，号召各州县响应革命。10月27日，陕西军政府宣告成立，推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鼎、万炳南为副统领。至此，清朝在陕西的统治宣告终结。
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证明了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但并未结束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与掠夺，并没有改变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主要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担负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
但辛亥革命毕竟是国家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历史意义在于促进了全国人民民族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把革命推向更深更广的层面。另一方面，人民战胜了这个卖国的封建专制政府，标志着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一夜之间被打乱，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的革命斗争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西安光复后，消息传出，旬日之间、关中、陕北、陕南、六十余州县，接踵响应，全省很快光复。西安光复后第三天，即10月25日，哥老会首领陈坤山响应省城起义、率部队光复三原，为全省继临潼、富平光复之后的第三县。不久，陕北招讨使井勿幕率邹志良、胡景翼部千余人，从耀县进驻三原，县城成为革命党人会集的重镇。正如前所述，三原在思想上，组织上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做了充分准备，且一举成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中处在时代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