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四军卫生部，部队内部开始酝酿精兵简政的事。“四部一委”的人纷纷议论老弱病残者是精简复员的对象。可想而知，每个师、团的干部战士将精兵简政的事当成谈天论地的话题。接着，四军在临洮城里办了一个名叫福音堂的学校，专门培训老弱病残人员，学习政治、经济、土地法，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和党的民族政策。目的是便于参加学习的学员结业后，更好地适应地方工作。我记得第一批参加学习的人员都是上至连职干部，下至班长的病残者。我是第一批参加学习的，这一期的学员有120人。讲课的老师大都是师、团里的知识分子和首长，专职教师不多。在三个月的培训期间，我们学习得都很愉快，既开阔了视野，又学到了不少知识，也明确了今后工作、生活的方向。
学习结束后，四军政治部高部长给我们讲了话，号召我们做好准备，积极参加地方上的工作，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建设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要求我们做好去青海工作的思想准备。
我们还没有离开学校，军里果然分配我们120人去青海的格尔木。高部长专门给我们做了动员报告，讲了青海的情况，要求我们准备迎接更艰苦、更复杂、更危险的工作考验。
听说去格尔木，120名学员都心里一怔，纷纷议论。我们都清楚，青海是马步芳等长期肆意掠夺、实行独裁统治的地方，那些被打败的散兵游勇仍然横行霸道，肆虐农牧民，抢走了他们大量的牲畜，农牧民的生活十分贫穷，真是百业凋零，民不聊生。要我们去组织建立新政权，收拾这个烂摊子，谈何容易？我们也听到建国伊始，青海的党政军领导抽调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和师机关人员到各县任县委书记、县长。又抽调2000余名干部党员、老战士到地方工作。然而我军尚未站稳脚跟，不少地区尚未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巩固，马步芳手下那些投降的上层人物，死灰复燃，纷纷组织暴乱，使新生的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和破坏。比如以原马步芳的骑八师师长马英为首的残敌，组织起了一个5000多人的反动团伙，在大通县、桥头镇围困我县、区政府，冲击我驻地部队。与此同时，马成彪纠集1200余众在门源县大肆杀害我政府工作人员40多人。随后，反革命武装暴乱迅速蔓延，循化、华隆等地相继发生多股暴乱。他们围攻县城，袭击部队，捣毁党政机关，残杀我地方干部，甚至砍头剁脚，剖腹挖心，陈尸旷野，无所不用其极，令人发指。虽然我六十三军奋起反击，将马英击毙，歼灭了其组织的残匪，收复了门源县城。但循化、华隆等地，原青海马步芳十四旅旅长马成贤、一〇〇师师长谭呈祥、伪西宁市市长韩进禄等匪首密谋重新组建新编八十二军。我一军一师及六团连续作战，奋力清剿，才将马成贤股匪大部歼灭，迫使马忠义等人投降，仍有少数不死心的顽固分子与新生政权作对，企图卷土重来。
我们120人支援青海的工作队，士气不振地踏上了西行之路。到了西宁才知道，我们要去离西宁几百多公里的格尔木。
我们私下了解到格尔木是一个高原缺氧的地方，好人去了那里都受不了，像我们这些老弱病残的人去了，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但我们谁也不打退堂鼓，紧紧咬着牙，准备拼死一搏。
1951年11月，我们从西宁乘军车出发，踏上了去格尔木的路。十几辆蒙着帆布帐篷的车队，沿着唐古拉山的古老山路，风驰电掣地奔驰着。
我们120多人的工作队员，都是第一次坐车行军，不但感到自豪骄傲，而且感到非常新鲜。队员们有说有笑，有的甚至唱起了歌。
天高云淡，长空万里。白雪覆盖下的连绵群山，山下绿油油的草甸，天空里展翅飞翔的雄鹰，眼前的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新奇而又心旷神怡。
走了不足百里，道路越来越坎坷，汽车的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车里的队员话也说得少了，仿佛吃了什么东西被噎住似的。打开帆布车篷一看，除了头顶上的蓝天，就是道路两旁的皑皑白雪，远处巍峨的雪山好像一把利剑直插蓝天，四周白茫茫的，极少人烟。车内的队员们渐渐感到气不好出，脑袋感觉昏得很，肚子里也开始翻江倒海起来。
军用汽车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青藏高原上像牛一样地爬行着，剧烈的颠簸让我们这些闷在帆布帐篷里的队员感到非常不舒服，透过车篷的缝隙看到外面不再是西宁地方的景象，好像突然变了容颜似的，到处是荒凉的原野，偶尔遇到一两只黄羊飞快地奔跑着。
这时，我们这些受过伤的老兵，一个个垂头丧气，懒得说话。
“要到啥鬼地方去？又要我们干什么？”车内不知谁发了一句牢骚。
“肯定不是做客！当兵的人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分派。”队长张来顺尽量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不知道领导是怎么安排的，为什么不派身强力壮的士兵去格尔木，偏偏派我们这些老弱病残的人去？”副队长孙志强有点吃不消，喘着气说。
“咱是多余的人啦，不派你派谁？”李朋牢骚满腹地说。
排长余占东最讨厌说自己是弱者，听他这么一说，又不服气了，手里攥着步枪，眼睛瞪了起来，“咱们这些伤兵咋了？干什么不一样？战场上不分好兵和伤兵，只分英雄和狗熊！”
“哎！排长，听说剿匪和做地方工作比正规部队打仗还危险，死的人更惨！你是大名鼎鼎的侦察英雄，立过二等功的功臣，可你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吗？”
余占东仍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英雄也是人，咱不会就学嘛！队长，你说是不是？”他想借助张来顺的力量说服李朋。
“不要吵了！到了格尔木再说。”
气温急剧地下降，队员们的血液仿佛变得干涸、凝固。我看了一眼身边的几位队员，刚开始坐车的那种沾沾自喜、骄傲自豪的样子荡然无存，也没了观赏高原雪景的兴致，嘴上如同贴了封条。
这样走了五六个小时，到了一个小小的兵站，前面的车停了下来，后面的车都跟着停了下来。运输队的领导大声宣布：“都下车吃饭，司机同志一定要做好加油加水的工作！”我们纷纷跳下车，拍打着尘土，走进路旁的简易房子一看，桌子上放着脱水白菜熬成的菜，像干燥的破羊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青绿色的浆团，一股辛辣的腥气味充斥低矮的房子。燕麦、青稞面做的馍馍，黑得发亮，叫人反胃。平时爱说爱笑、打打闹闹的队员此时的话更少了，也不争着抢着吃了。
运输队的领导再三劝说：“吃！咬着牙坚持吃，好增加热量，唐古拉山的路长着哩！”
饭后，车队又出发了。我改乘一辆收尾车，跟收尾工作的领导一同坐在驾驶室里。
此时正是严冬，内地也已是冰天雪地，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唐古拉山的高原上，气温的寒冷是可想而知的。
刚刚嬉皮笑脸的太阳，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接着，纷纷扬扬铜钱般大小的雪片铺天盖地而来。雪片落在挡风的玻璃上，司机启动了玻璃上的雨刮子，呈扇形左右不停地驱刮雪花，渐渐地变得像我这个坐在车上的人一样，有气无力。没多久，我们三个人呼出的气体在玻璃上形成了一层薄冰，司机不得不停下车用抹布去擦。本来，驾驶室里是比较暖和的，然而我这个身穿皮衣、头戴皮帽、脚蹬皮鞋，又披着皮大衣的卫生员，团得像一个粽子。车厢里的队员都把帆布篷子堵得严严实实，不露一点缝隙。
我当时想不通，中国还有这么一块地方，而且还住着人，这些人在这里有生存的条件和环境吗？他们靠啥生活？难道他们是铁打的不成？除非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住着神奇的人，否则他们不会住在那里。
宿营了，雪也停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像盆地的地方，四周是雪山，山上生长着常年不落叶的松树，树上披着白雪。中间是一块平展展的土地，十几辆汽车齐刷刷地停在路旁的一个所谓的营地上，宿营地有几十间用松木搭起的简易房子。宿营地的四周没有村落，但却给人一种有生命气息的感觉。我们走进简易房子，桌子上的饭菜与第一次吃饭的兵站没有两样，人住的地方全铺着麦草，给人暖和的感觉。最让人舒服的是气比较好出，不像路上那样难受。
第二天吃过早饭，有一个藏族同胞用生硬的汉语说：“解放军同志们，翻过前面的高山就是格尔木了。翻越那座大山危险得很，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大家要做好各种准备！”
那是一座直插云霄的大山，名字就叫唐古拉山。大家顿时心惊胆战，昨天难受的感觉又一次在脑海里翻腾。我想起领队的同志说过，翻越这座山处处充满着死亡，有不小心睡过去的，有丧命天寒地冻的，有葬身雪崩的，有缺氧窒息死的，也有连车带人翻进山谷的……有的人说，到了格尔木，那里有美丽富饶的土地，有茂盛的原始森林，有打不完的野兽……对于前一点我深信不疑，对后一点我半信半疑。这里气候寒冷，空气稀薄，是不是有点故弄玄虚？究竟如何，今天下来就知道了。
在驾驶室里与我一块同坐的是一位30多岁的湖北人，连级干部，黑红的脸庞上布满了高原紫外线馈赠的雀斑。他是车队的负责人，这辆车是收容车。他对我非常热情，车一停下就招呼我吃住，一路上给我讲了很多关于缺氧的症状、防治办法和急救措施，我一一记在心里。汽车开始爬山了，速度慢得几乎跟牛拉车没两样，哼哼唧唧地前进。飞速转动的车轮胎上的防滑链，把路上的雪向后抛得老远。突然，车身一个趔趄，司机忙刹住车，惊慌失措地喊了一声：“遭了！半轴断了。”他打开车门跳下去一看，果然是半轴断了。
半轴断了，等于人断了一条腿。司机急得跺脚摇头。“彭连长呀！车没法行走了，你说咋办呀？”
“有没有备用的？”彭连长着急地问。
“没有啊！断半轴的事是极少见到的，真倒霉！”
车抛锚了，收容车变成了被收容的对象。我着急害怕地问：“车走不动咋办？”
“等呗！”司机泄气加失望地说。
那时，没有多少通信工具，路上行走的车辆极少，前后联系不上，只能等前面的车到了格尔木，然后倒转回来接我们。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山野岭里等车，无异于走到了离死亡不远的绝路上。
我头疼得昏昏沉沉，大口喘气，脖子上好像被绳子勒住一般。望着这辆孤零零拉粮食和副食的卡车，如同大海里的一艘小船随波逐流。司机打开了车门，扶着我钻进了驾驶室，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
突然，天空中刚才还光芒四射的太阳，一下子躲藏得不见了踪影，接着飘起了雪花。开始下得不紧不慢，飘飘洒洒，渐渐地漫天飞舞起来。
司机着急地说：“一下雪，这辆车就等于报废了。”
我问：“换一根半轴不就好了吗？”
司机给我解释说：“车不能动，水箱就会冻住，就发动不起来。车一直发动，汽油烧光了，到哪里加油……”
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猛地听到隆隆的声响。彭连长顿时变了脸色，“不好！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
司机绝望地说：“看来咱三个人的性命也难以保全了。”
我对高原的暴风雪没有体会，听到他这么一说，后悔得要死，不该坐这辆倒霉的汽车。紧张地问：“咋办呀？”
司机失望而无奈地说：“听天由命吧！”
狂风露出狰狞的面孔杀了过来，顿时天昏地暗，整个唐古拉山被暴风雪搅得恐怖不安起来。狂风“呜呜”地咆哮着，卷着大团大团的积雪抡起甩在车窗上，打得玻璃“啪啪”直响，这辆庞大断轴的汽车，就像大海里的一只小舢板，摆动了起来。我担心害怕汽车被狂风卷下山崖，跌下悬崖峭壁，车毁人亡。
我迷迷糊糊地问：“前面的车怎还不来？”
司机道：“大雪封路，车来得了吗？”
“看来我们得葬身在唐古拉山了——”我带着哭腔说。
“不要悲观泄气！他们会来接咱们的！”
地上的雪有二尺厚了，把轮胎都快埋没了。
我更是心惊肉跳，大骂这个鬼天气。
正在我们绝望的时候，听到了“哼哼哼”的汽车马达声。两辆像蜗牛似的汽车向我们慢慢爬过来。
我们得救了，天不灭曹！
十多个士兵铲雪的铲雪，装车的装车，把抛锚汽车上的东西不一会儿搬在了另一辆车上，把抛锚汽车挂牵在第二辆空车上。
此时暴风雪似乎小了，天空亮了起来。
我们又上路了。
走了没多久，我的头疼得要爆炸，呼吸更加紧促，鼻孔里不停地往出冒血。
彭连长听到我出气的声音如同拉风箱，“呼哧、呼哧”的，一边给我止血，一边命令司机说：“高原反应！快走！”
司机加快了速度。
彭连长埋怨之声不断：“开玩笑！兰州方面的领导太不够意思了！怎能派伤兵支援青海，太不负责了！”
我隐隐约约听连长这么一说，也觉得太不地道。好几万人的部队，为何派我们120个受过伤的人支援青海？我迷迷糊糊想起兰州刚解放，四军、六军争抢着要先入城，找好的地方住，要不是彭总出面调解，可能会引起械斗。唉——本位主义害死人啊！……
我的头越来越疼，脸白得像纸，身子软得没有一点力气。那种感觉比发高烧还难受。我当时想到死，与其这样受折磨，还不如死了算了。
连长一直抱着我不停地鼓励：“坚持一下！快到格尔木了，不足20里了，翻过山就到了。”
我昏了过去…
我不知道是怎样到格尔木的，也不知道昏睡了多长时间，等到我清醒过来时，已经躺在格尔木营地的病床上了。
司机告诉我，是彭连长用人工呼吸的方法，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的！
格尔木果然像彭连长说的那样，确实是个好地方。
格尔木是一座百年古城，城里面住着好几百户人家。这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住着藏族、回族、汉族同胞，生活风俗与内地的人大不相同。
我奇怪地问身边的副队长孙志强：“你们在路上有没有高原反应？”
“有啊！不过没你严重。”
“为什么？”
他解释说：“我们的车快，不像你坐的车慢吞吞，又在高山上蹲了好几个小时。”
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我躺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一会儿，没半个小时。”
一天的颠簸，比行军还劳累。
余占东既兴奋又疲劳，“老乡，你刚抬下车，脸白得像一张纸，把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会死的，没想到命大，没死。”
孙志强道：“别说不吉利的话！”
车队的同志们要返回西宁了，领路的藏族小伙子说：“同胞们，我们的任务顺利完成了，你们有什么要求提出来，我会帮你们解决的！”
“没有！谢谢！”工作队的人异口同声地说。
送走了运输队的人，张来顺大声吼道：“全体队员集合！”
没十分钟，我们整整齐齐地站好了队。
张来顺道：“刚才咱们清理出扎营的场地，现在我宣布：第一，以班为单位，迅速搭建行军帐篷。第二，从现在起，所有人员不得随便乱跑。第三，任何人不许随便开枪，即使有争端、冲突，也要集体讨论，听从地方领导的意见，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好，现在搭建帐篷！”
工作队员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战士们将一顶顶帐篷铺设完毕，天已经黑了，李朋靠在帐篷边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莫名其妙，今天感觉要比往常疲劳得多，两条腿像灌了铅一般，越来越沉重，头似乎也比往常大了许多，很重又有些胀晕的感觉。看看周围，远处的积雪也好像摆动起来。风也大，吹在人的脸上好像针扎一样的疼。
其余的战士也显得很疲惫，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
张来顺见了我，喘息着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感觉连头都抬不起来？自己的身体虽然负过伤，但完全好了，不至于这样软得拉不动腿，喘不过气啊？”
我经过路上的适应和体验，知道这是劳累的结果，加之搭建帐篷时，我没有出力，所以高原反应不是那么强烈，说：“这是高原反应，我已经死过一回了，过一段时间就适应了。”
开始吃晚饭了，工作队的人员以班为单位，打好饭菜回到了自己的帐篷。
余占东吃了几口，胸口好像压着一块石头，喉头堵得慌，每吃几口就得停下来喘几口气，憋得十分难受。其他的战士也好不到哪里。
张来顺一再鼓励战士们多吃一点，这里的晚上特别冷，要多补充热量。
休息了，战士们和衣躺在床上，盖着被子，仍旧感到很冷，胸口闷得慌，都睡不着。有的竟呕吐起来，惹得不少同志跟着呕吐。闹腾了两三个钟头，帐篷里面才安静下来，而帐篷外面呼啸的寒风，吹起冷冰冰的沙砾和雪粒，打在帐篷上发出令人战栗的声音。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走出帐篷一眼望去，格尔木的古城就在眼前，远处的雪山隐隐约约白茫茫的一片。不远处的草丛里有几只野狼，看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十分警觉地看了一会儿，仿佛我们侵占了它们的领地，一声长啸，极不情愿地转身离开，灰色的毛皮在晨光下闪闪发亮。
“风吹石头跑，氧气吸不饱”是高原气候的显著特征。在这里，仿佛一切的热量都已消散了，只有荒芜，只有冰冷，只有黑暗，阳光少得可怜。我想，一个人没经历过如此的苦，就永远体会不到什么叫甜，也不会去珍惜甜，就像当初自己在家里的时候，自由自在，任性玩乐，现在回想起来，那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的脑海里一直翻腾着乱七八糟的问题。来格尔木应该高兴还是后悔？是长期干，还是走走过场？突然，起床的号声响了，打断了我的思绪。猛地看到李朋流着鼻血跑出了帐篷，我急忙跑回帐篷，提着药箱，跑到他的身边给他止血。“队长拿毛巾，快！”
我接过队长递来的毛巾，让他帮我捂住李朋的鼻子，又吩咐其他人打热水。一阵子忙活，血终于止住了。一看他的枕头、被子上都被血染红了。“现在感觉怎样？”
“感觉浑身发冷！身体发软。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无力动弹。”
我一摸他的头很烫，害怕地说：“队长，得给部队打招呼，让他到野战医院治疗，我是无能为力了。”
好在我们工作队有电台，立即给司令部打了招呼，部队答应派车来接。
工作队当即决定，让他返回部队，不适合在这里工作。
李朋嚷着不走。“我不当逃兵，要走咱们都走！”
张队长一再做解释工作，他才不再吼叫了。
格尔木战地医院离这里不远，二三十里的样子。
张队长看到等车来不及了，命令抬担架送，路上让车接。七八个战士七手八脚，风风火火抬着就跑，我紧跟其后，一步不落。走出没十里，碰上了来接的汽车。到了野战医院，经检查，医生说，这是高原病，你们要是来得不及时，就会转化成肺水肿。我非常害怕，成了肺水肿，十个就有九个没命了，李朋算是很幸运的。
第二天，我们返回了格尔木。
我们这次去格尔木的工作队，都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也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青海的同志只给我们吩咐要发动农牧民，建立新政权，却没有直接领导我们的上级组织。他们同时也给我们介绍说城里有两个司令，一个姓黄，一个姓白。在青海解放时，他们带着40多个女兵投降了共产党，并欢迎共产党改组并领导他们。
我们进了格尔木城，两个司令非常不欢迎，冷如冰霜。尽管我们千方百计地宣传、讲解我党的政策，农牧民们根本不理睬，不是躲着走，就是不给好脸色看。
其实，黄、白两个司令，表面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内心却一万个不愿工作队干扰他们的生活，更不想让工作队发动农牧民夺他们的权，暗地里千方百计与工作队较劲，想方设法限制农牧民与工作队接触。最让工作队头疼的是马家军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那些散兵游勇与当地的土匪恶霸相互勾结，串通一气，伺机报复。暗地里抓住我工作人员不是砍头，就是剖腹挖心。跟共产党走、与工作队接触过的当地人，也同样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我们的一个工作队员单独在城里行走，就被活活打死，抛尸野外。
我们多次与黄、白司令交涉，他们抵死不承认。因此，工作队员如果进城，必须在五人以上。
张来顺额头宽大，身材魁梧，衣帽整洁，是个敢打敢冲、雷厉风行的小伙子，到了格尔木，工作却变得束手无策。
副队长孙志强年轻气盛，气得拍桌子。
余占东则看他二人的脸色行事。
半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取得一点实质性的进展。
这些天来，我最头疼的事就是开病假条子。有的不是说感冒，就说他的伤口又犯了老毛病，需要回部队治疗，搞得我左右为难。
张来顺、孙志强二位队长好像坐在火鏊上一样，叫苦连天。
张来顺看到孙志强、余占东一直往我的卫生所跑，似乎觉得我有一套好办法。他低头耷脑踏着积雪走进了卫生所，忧心忡忡地说：“小曹呀，为什么这几天有这么多的病号？”
我违心地说：“要说有就有，要说没有也说得过去。因为这里的环境不好，情况复杂，一怕掉脑袋，二是真的不适应这里的气候。”
他急切地说：“解放军历来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怎么来到这里都成了软蛋？”
“那是在战场上！现在新中国建立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不想在这里提心吊胆地工作啊！”
张队长的目光异常严肃，声音也有些悲壮。“这是革命意志薄弱的表现！唉——没想到我们这些在枪林弹雨中敢冲敢闯的战士，却在这里怯了场……”
我苦笑着说：“大话好说，但也要看看具体的环境和党的民族政策，我们的工作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马家军的残余势力不除，就没法开展工作。再说，我们没有直接的领导，具体的分工，只靠电台请示行吗？一句话，咱是没娘的孩子！”
“你说咱们如何才能打开工作局面？”
我没法回答他的问题，旁敲侧击地说：“有一个办法，就是向军部反映，咱们退出，让没有受过伤的同志来这里工作。”
“这不是当了逃兵吗？”
孙志强一进门便说：“你俩说的我都听到了。小曹说得对！退出并不是当逃兵，而是不能胜任此项工作。”
张队长急得搔头抓脸，瞥了我一眼说：“退出太丢人了！我输不下这口气啊！”
我对四军派老弱病残的队员支援青海的工作本来就有看法，加之青海方面也不派强有力的领导，便说：“四军派的都是老弱病残者，青海不派领导，现在我们连城里都进不去，怎么开展工作？搞工作讲的是发动群众，你看，凡是跟咱们接触过的农牧民，哪个有好下场？不是被活埋，就是被关了起来。要是咱们不退出，死的人更多。你不想退出，那就只能耗着。”
孙志强道：“耗着，还不如早早退出！”
他虽然同意了我的意见，但我的心情也特别沉重。
第二天，张队长通知召开全体队员工作会议。
我知道是征求讨论退与留的问题。
会上，张队长果然提出了退与留的问题。一百多人没一个发言，嘴上如同贴了封条，静悄悄的。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都怕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给自己引来麻烦。
炊事班的老班长钟得财是个老红军，见多识广。他首先开言：“咱们工作队一百多号人来支援青海，一个多月过去了，耗费了多少粮食、汽油？车队为给我们送东西，路上多次遭到敌人和暴风雪的袭击。可我们没有搞出一点成绩，咱们怎样向组织交代啊？既然提出来去与留的问题，我看不吃凉粉腾出板凳，咱没那本事早早退出，让别人来干！”
他讲了真话，几乎所有的队员随声附和道：“就是！应该退出。”
余占东叹息道：“退出，这口气难咽不说，丢人啊！”
最后，会议形成了统一意见：说明情况，把矛盾上交，由四军军部决定。
张队长无可奈何地说：“看来只能退了。”
不久，四军批准我们返回临洮，并与青海方面共同协商，重新组织起一个坚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一举拿下格尔木这块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