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西北野战军安排第四军十二师留守兰州，命令十师、十一师迅速向西进发，准备参加解放新疆的战斗。
我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卫生部队伍的前头。五天后到了永登，上面通知就地宿营，等待进军新疆的命令。
永登是河西走廊上的一座小城市，也是从兰州到新疆的必经之地，部队行军要面对八百里的火焰山。卫生部就驻扎在三道长城中间的一道长城下的一个小村子里。部队既没战斗任务，也没有剿匪的任务，正好整训学习。一开始，村里人很害怕我们，见了我们总是躲躲闪闪。渐渐地，他们觉得这支部队跟马步芳的部队不一样，战士们个个和蔼可亲，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后来胆子渐渐大些了，敢跟我们接近打招呼。
我每天忙过工作后，就到村子里这儿走走，那儿看看，觉得这里老百姓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与陕北大不一样。领导也一再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嘛，就应该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为他们做好事实事，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看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能满足。
一天，我刚走出卫生部小院，突然听到一声稚嫩响亮的童音。
“妈妈，爸爸在哪儿？”
我抬眼一看，远处的一间小房子里跑出一位年轻的妇女，她追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子，“别跑，你爸爸不在这里，不敢乱叫。”少妇使劲地追着，猛地向前一抓，一只手拉住了小孩子的胳膊，口里不知说着什么。少妇高挑个儿，细白的脸，衣着朴素，腰里系着一条艳丽的红色羊毛腰带，那腰带像一团火，随着少妇的走动而摆动。小姑娘长得非常漂亮，长长的眼睫毛，随着一阵接一阵的欢笑而上下闪动。同样她的身上穿着一身用羊毛线织的红上衣和绿线裤，如同一株出水的芙蓉。
小孩看清我穿一身军装，似乎证实某一种判断，挣扎开少妇的手，手舞足蹈地伸开双臂，冲到我的面前抱住我的大腿，毫无顾忌地叫：“爸爸，我想你，你咋老不回家？你抱抱我吧！”
我一头雾水，手足无措，望着小女孩看，不知是抱还是不抱，一瞬间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如何是好。
少妇满脸绯红，羞涩地跑到我的面前，拉着小女孩的手说：“对不起！孩子认错人了。”
“不！你不是说，爸爸就穿这样的衣服吗？”
我大胆地抱起了小女孩，在她的小脸蛋上吻了一下。“我不是你爸爸，是你叔叔。”
小女孩抱着我的脖子，还是不依不饶地说：“就是哩！”
“你爸爸一定跟我们穿一样的衣服，是解放军。”
少妇倏地低下了头，泪花儿在眼眶里直打转，几乎要流了出来。
我顿觉这里面有隐情，想听听少妇的解释。
她问：“同志，你是医生？我原来也在咱们的部队里当医生。”
我更感到蹊跷不解，“你怎么……”
“你知道红军西路军吗？”
我摇摇头。“估计你也不知道，我流落到这里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她给我讲起了红军西路军在甘肃阳泉峪一次战斗中被俘的情况。“我叫陆萍，在妇女团当医生。那一仗我们营全军覆没，除过战死的，全部被活捉。被捉前，我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那是半夜的事，马匪把我们妇女团一个营包围了，听到枪响的那会儿，我们都把自己装扮成了男兵，头发塞进帽子里，脸上擦了尘土。我们拼死突围，总算跑出包围圈，还没跑出二里路，可马匪是骑兵，一眨眼就追上了我们。天亮了，敌人围住了我们，我们也没打算活着出去，开枪还击，直到战死。我给自己留了一颗手榴弹，准备跟敌人同归于尽。当敌人靠近我时，我拉响了手榴弹，就是不冒烟，原来是一颗哑弹。马匪的骑兵轻而易举把我俘虏了，我一看别的战友，他们的命运几乎跟我一样做了俘虏。一个敌人狞笑着掀掉了我的帽子，露出了长发。一个惊呼：‘是个女的！哈哈哈……’一个不由分说把我拎起放在马身上，猛一加鞭赶回了他们的营地。”
我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同志呀，我们这些妇女团的女人受的罪可大了，凡是被捉的女兵都被丢进了一个羊圈，我一看全是妇女团的女兵，真是欲死不能，欲哭无泪。
马匪得胜回营，自然要庆贺一番，他们这些如同野兽一般的人一边喝酒吃肉，一边吹嘘自己的功劳，然后把我们一个一个地过堂。这些家伙其实不关心从我们的口里获得什么军事秘密，只是戏谑我们，把我们当作开心的对象，脏话、下流的话不堪入耳。他们的粗野举动像原始森林里的野兽，根本没有文明可谈，完全像失去人性的动物。动手动脚、调戏，往我们的口里塞羊肉，摸我们的脸蛋，抱起我们满地转圈子，我们仿佛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我们的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无济于事。这些失去人性的野兽，大都是光棍汉，见了女人就想享用，如同野狼见到弱小的猎物，就想一口吃到嘴里。调戏玩弄够了，他们开始分配我们这些妇女团的同志。这一群野兽根据职位高低，挑肥拣瘦地选择我们这些女俘。我被马老六选中了，他是个营长，两个卫兵架起我就走。我大骂不停，拼死挣扎，想让马老六开枪打死我，他就是不开枪，把我骂的脏话全当耳边风，还给我吃最好的饭，拿出最好的衣服。我抵死不吃不穿，进行绝食，思谋着逃跑或寻死的办法。结果，我的任何挣扎和想出的办法全是徒劳的。马老六派了两个兵监视得寸步难行，无计可施。后来，我的肚子里有了他的种，他仍然监视着我，直到我生下了孩子，他仍然不放心，怕我跑了。我整天以泪洗面，思谋着逃跑，寻找咱们的部队，寻找我的丈夫董欣，他在徐向前的部下当团长，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
她哽咽得说不下去了，不停地揩眼泪。她啜泣着，字字泪、句句血的控诉，仿佛把我带进了蛮荒时代。我不便打扰她控诉马家兵的罪恶，也没法儿同情她的遭遇，跟着唏嘘，忍不住流出了同情的泪水。
她接着又说：“跟我一块被俘的女同志，她们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我听马老六吹嘘说，红军西征全军覆没，只跑走了几个当官的人。没过两年，我生的那个孩子死了，这对我来说，既悲痛又高兴。我仍然思谋着找红军，然而，面对茫茫戈壁，我们这些举步艰难的女人，想走出大西北，到哪里去找咱们的部队？再说，即使一时逃出马匪的巢穴，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他们会骑着马把你追回来，自然免不了一顿皮开肉绽的毒打，很多天下不了地，有的女同志就因为这样的逃跑送了命。说起来，马老六对我也算有情，虽然对我粗野、强暴，但从没有打过我，好布料给我缝制成衣服穿。不管怎样，我的心就是平静不下来，不甘心一辈子跟他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她好像平静了许多，眉头皱了几皱，仰起头，目光向远处眺望了一会儿，转过来指着身边的孩子说：“六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盼，盼望咱们的队伍打回这里，可是没有一点音讯。这个孩子是我的第二个孩子，她的出生使我熄灭了去找红军的念头，马老六也不再监视我了。一天，他对我说，马步芳的部队要去打红军。我心里猛地一颤，这是我从西征以来第一次听到红军。问：在哪儿？远不远？他说远得很，骑马得走十多天。他在打榆林时死了，我也不知道榆林在哪儿，远不远。那时，这个孩子才两岁，我给她取名叫红利，就是红军一定会胜利的意思。从此，我天天给她讲红军的故事，说她的爸爸就是红军，也许是在她幼小的脑海里留下了红军的印象，所以一见到你们，就叫开了爸爸。”
我是一个年轻的军人，对红军西路军了解得甚少，也没有人给我讲关于红军西路军方面的故事，只有这次进军甘肃时，部队领导才提起红军长征路过甘肃时遭到了马匪袭击的事和红军西路军西征的事，对她说的话将信将疑，没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问：“现在谁能证明你的身份？”
她叹了一口气，仿佛是渺茫得如同隔了几个世纪的事。“十几年过去了，能证明我的人大约也不在了人世。不过，请你替我打问一下。”她停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吧，即使他活着，也不会要我了……”
我敷衍了事地答应道：“他叫什么名字？原来在哪个部队？”
她心有不甘，说了她原来的部队和丈夫的情况，然后犹犹豫豫，拉着沉重的双腿领着孩子走了，步子迈得很小很小。突然，她掉转头说：“我真想再一次回到红军的部队，当一名医生，不知道你们医院要我不要？”
我替她悲哀，也同情她，可有啥办法回答她提出的请求？便哭笑着说：“我是个小兵，这事我做不了主，得请示领导。”
“那麻烦你替我问问，我等你的消息！”
我身上仿佛背上了一副十字架，既同情又烦恼。心想：她成了马匪的老婆，身边又有一个马匪的孩子，要让她归队，麻烦的事肯定会很多。组织要审查，开会要讨论，还要调查，每天正干的事都忙不过来，部队马上又要出发，哪顾上管这事！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心事重重地把这事给卫生部的两位领导说了。不出所料，两位领导十分犯难。
张部长说：“这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正在打仗，顾不上管这事，何况她还带着一个孩子。再说，要让她归队，必须经过军部的批准。”
陈副部长道：“红军西路军西征，死了一万多人，她的丈夫肯定牺牲了，谁知道她变成了啥人，一时谁能说得清楚？”
张部长说：“是的，这事得调查，一时三刻说不清楚。”
我不由自主地说：“她太可怜了，还等着我给她回信儿哩。”
陈副部长道：“王军长不在，别的领导不拿事，唉！算了吧。”
我身上好像负了一笔沉重的债，心里老念叨这事，没法再给她答复，只好作罢。
第二天部队出发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从那以后，陆萍这位当年的红军女医生，变成马匪妻子的影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突然又想起了过六盘山时听到的几句顺口溜：
“兰州城，皋兰县，羊皮筏子当兵械。砂锅煮的洋芋蛋，灶火里烧的是驴粪蛋。炕上睡的死懒汉，婆姨女子抽水烟……”
皋兰县，自然是一野部队攻打的营盘岭一带的地方。“羊皮筏子当兵械”，廖汉生政委不就是用的羊皮筏子渡过黄河的吗？他们用羊皮筏子三天时间就将30000多人渡过黄河，去解放青海。“砂锅煮的洋芋蛋”，不用想就能盘算起杨家沟吃猪食的事。甘肃产的洋芋质量好、皮薄，再用砂锅一煮，味道更鲜。“灶火里烧的是驴粪蛋”，外面的煤炭没法运进来，群众烧火做饭，只好靠烧牛羊驴粪蛋子。“炕上睡的死懒汉”，大约说明这里的男人懒，爱睡大觉。“婆姨女子抽水烟”，确实如此，上了年纪的男女，大都抽水烟，因兰州产的水烟驰名国内外，自然把抽水烟作为一种享受。
我们四军在永登住了四天，突然，一个当地老百姓模样的人，心急火燎地跑到卫生部，上气不接下气地对陈副部长说：“报告首长，大事不好了！离永登不远处，有一股国民党反共残余势力，他们要偷袭你们卫生部，赶快做准备！”
陈副部长顿感不妙，问：“情况可靠吗？”
“可靠！绝对可靠！我的弟弟就跟他们混，是他亲口对妻子说的，被我老婆听见，她又给我说的。”
陈副部长忙找到我和张喜有，让我俩火速给军部送一封信。
“是！保证完成任务！”我是救护队副队长，知道此事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一口答应。忙接过陈副部长手里的信，慎重地揣进内衣口袋。
张喜有是甘肃庆阳人，在卫生部当护士。
我俩哪敢怠慢，不管三七二十一，各从槽头拉了一匹战马，跃身上马，猛加一鞭冲出院子。
饲养员跑出门，没有拦住我二人，老远扬手打招呼，嘴里不知说啥，我俩一句也没有听清楚，风驰电掣般冲向10里远的军部。
时间就是生命，我二人拼命加鞭。
八分钟后，我俩就到了军部。我跳下马，飞也似地跑到军部门口，气喘吁吁地喊了一声：“报告！”
“进来！”
我大汗淋漓，心急火燎地给高锦纯副军长敬了个礼，把信交给了他。
高副军长沉着稳重地接过信，看了后问：“这个情况可靠吗？”
“绝对可靠！我亲眼见有人向陈副部长汇报的。他说永登有一股国民党反共残余势力，要偷袭四军卫生部！”
“好！军部会考虑的。”高副军长立即做了部署安排。
我二人走出军部大门一看，两匹战马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我俩才明白饲养员给我俩打招呼，说战马刚吃过草料，又喝了一肚子水。结果我俩因情况紧急，把战马活活给挣死了。
我抚摸挣死的战马，心疼得直掉泪。从永丰镇起，这匹战马就一直没离开过我，一直骑它行军打仗。马死了，我今后行军咋办？我心里暗暗祈祷：大红马呀！你是为送紧急情报而挣死的，功不可没啊！
张喜有着急在地上胡转圈子。“小曹，咱怎么办呀？如何向卫生部交代？”
我更是着急，“挣死了，能有啥办法？准备挨批评吧！”
军部警卫员看到我二人狼狈的样子，关心地说：“事关重大，你两个冒失鬼，挣死了战马，一定要受处分的！你们快找军长，让他给你们做证明，免得说不清楚。”
我突然有了主意，挣死了战马，耍起了无赖，住在军部不走。“我们不走了，让军部给我们两个人赔战马！”
张喜有喜形于色地说：“对！让军部给咱赔马，省得咱二人在卫生部说不清楚！”
高锦纯军长在电话里部署好了作战计划，走出军部，问：“是你俩挣死了战马？”
我悲伤地说：“是的！我俩8分钟跑了10多里路，不知道马刚吃过料又饮了水，跑得太快挣死了，我们可没法儿向卫生部交代。”
“拉回去改善伙食！”
张喜有为难地说：“我两个哪能背得动？”
我忙插言道：“还是留给军委四部改善伙食吧！我们要的是活马，没有马，我们就没脸回去见卫生部的人。”
高军长看到我二人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浇的样子，开心一笑道：“你两个赖皮，还蛮有个性！是不是想让我给你们赔两匹马？”
我和张喜有嘿嘿嘿地笑了。
高军长命令警卫连的战士，从永登军马场拉来了两匹战马，交给了我们俩，我和张喜有才有说有笑地回到了卫生部。
由于情报送得及时，军部派出警卫营，一举将30多人的反共残余势力就地歼灭了。
我俩回到卫生部的第二天，接到上级命令要到武威集结。四军三个师的部队马不停蹄沿着河西走廊，浩浩荡荡继续翻越乌鞘岭，第四天到了武威。野战司令部又命令就地驻扎，我们又忙着安营扎寨。
武威有新旧两座城，旧城住的是老百姓，新城驻扎的是军队。四军军部驻扎在新城，卫生部和医院驻扎在旧城汽车站，这一住就是20多天。大家天天等待进军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解放大西北。
在武威，四军十一师派出一个团去凉州打了一次小仗，守城的两个敌骑兵连200多人，军心涣散，也许是他们早已得到了兰州解放、马步芳兵败逃跑的消息，树倒猢狲散，失去了靠山，没有了斗志，在我大军压境的强大威慑下，没打几枪，就乖乖举手投降。
武威比永登大得多，人口也比永登稠密得多。
在武威，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不断传到我们的耳朵里。首先听到杨得志的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接着又传来了王震率部一路向河西走廊挺进，攻关夺寨，势如破竹，兵进玉门关。1949年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先后通电起义。
青海已经解放，就在兰州解放的当天，彭德怀命令六十三军廖汉生政委、贺炳炎军长向青海进军。他们用牛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渡过了30000多人、2000多马匹、上百门重炮，以及全部辎重。
青海主要之敌，是打兰州之前返回的骑八师和兰州战役后逃回的残兵败将。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由军、师、团三级侦察人员组成骑兵先遣队，在军部侦察科长的带领下，先行查明沿途敌情，开辟道路。
先遣部队轻骑快马，日夜兼程，如尖刀，似利剑，铁流滚滚，浩浩荡荡直指西宁。西宁守敌在我大兵压境下，不战自溃，仓皇逃散。
9月5日，六十三军进入西宁，成立“西宁军制管理委员会”，廖汉生任军管会主任。
9月18日，举行庆祝西宁解放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