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的寒流，伴随着北风的怒吼声，穿过鄂尔多斯草原，到达陕北的崇山峻岭，黄土高原又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荒凉、冷清，掩饰不住的空旷与贫瘠。
这时候，天气变冷，战士没衣穿，没米下锅，部队里俘虏兵占到一半以上，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不时发生。我们卫生部的干部、护士几乎像流水一样，三五天就调换一次人。不是被调走，就是调来素不相识的新人，这些补充来的俘虏兵，人员混杂，身份不清，不服从管教等问题，使干部战士们着急上火。
呼呼的西北风裹挟着沙砾刮个不停，饥饿的折磨如同鬼影子一样伴随着每一个战士，唉声叹气的议论声充斥军营。
彭德怀端着一碗野菜粥，蹲在一家农户小院的门前，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呆呆地端详着远处光秃秃的山峦，仿佛忘记了一切。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碗里的野菜粥冻成了冰坨子。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1947年7、8月间和1948年11月两次攻打榆林未能成功的情景。这对他来说，是藏在心里一直难于解开的一个巨大的疙瘩，也是极为扫兴、极为难堪的事情，4300多人的伤亡，无论如何他是不能接受的。1948年的早春西花池一仗，伤亡了1300多人，他拍过桌子，骂过娘，两次打榆林损失4300多人，认定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急攻难下啊！尤其是部队在攻打榆林时，粮食极度困难，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的情景，仿佛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久久不肯散去。正如他曾经给中央军委电报里所说的，有的部队五天没吃一顿饱饭，只好杀吃骡马，十冬腊月有的战士还穿着单衣，冻得受不了，只好脱掉死人身上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
最让他着急的是各个军、师、旅、团的首长不断地向他汇报部队里出现的不良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使他坐卧不安、夜不能寐。从打西花池起，九个月的作战，各个部队几乎没有扩充地方上的兵员，补充的都是俘虏。只有四军补充了从山西接的800多新兵。有的部队俘虏补充兵员比例占到八成，最少的也在四成以上。由于俘虏的大量补充，部队的素质和阶级觉悟等问题让他寝食难安。“乌合之众”这个词突然在他的脑子里冒出，这支部队一半以上是国民党的俘虏兵，怎会不出问题呢？如果有一个国民党军官隐藏在内，只要串通俘虏，说不定会搞“兵变”？
仗，显然暂时不能再打了，战场也不能再设在陕北了，得进行长时间的整军，提高军队的素质和觉悟，才能保证最后推翻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对于那时在全军开展的“诉苦大会”“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活动，我这个毛毛兵是不知道上面的具体出发点和目的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展这些活动。后来听说是彭德怀司令员和三五八旅的旅长余秋里经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在师、旅、团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后问计于各级指战员后才开展起来的。
彭德怀撂下冻成了冰坨子的饭碗，心事重重地找到余秋里问：“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教育新编入的战士？”
“有！”余秋里响亮地回答：“我们三五八旅就有一些成功的经验。”
“快说！快说！”他迫不及待地催促道。
余秋里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七一四团二营的事。“在山西打下卓资后，这个营补充了一批被‘解放’了的战士，即国民党军被俘虏的士兵接受改编参加解放军。一开始，这些被‘解放’的士兵狂妄得很，被我们俘虏内心很不服气，说我军打仗不正规，偷偷摸摸地干，还说要是摆开战场，说不定谁是俘虏呢！他们很不和气，大吵大闹，甚至动手打架。营教导员夏伟很关心被‘解放’的战士，经常问寒问暖，行军中让老兵给被‘解放’的战士背东西，一个被‘解放’的战士大受感动，说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欺负，在国民党队伍里受长官的打骂，挨过拳头，也挨过鞭子。没想到共产党队伍里的长官这么好。虽然缺衣少吃，但心里舒坦。夏伟从中受到启发，立即在全营搞了一次诉苦活动，让大家把心里的苦、家里的苦、在国民党队伍里的苦说出来。一诉苦才知道，几乎所有战士都出身贫寒，在家里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负折磨。被‘解放’的战士大部分都是被国民党强行按壮丁抓来的，都挨过国民党军官的耳光和皮鞭。而在我们这里，不仅没挨过打，还经常受干部的照顾。这样一对比、一诉苦，效果就出来了。被‘解放’战士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和子弟兵关系也好了。后来，二营的经验在全团推开，效果非常好。在后来的历次战斗中，七一四团都冲锋在前，屡立战功。”
彭德怀听得津津有味，不断点头，连声说：“这个好，这个好！要在全军推广！”
这一天，彭德怀躺在床上反复思考，决定在全军搞一次长时间的整训。根据三五八旅的经验，从国共两军的对比入手，以诉苦的形式，引导战士挖掘造成他们苦难的根源，再结合土改，搞一次轰轰烈烈的整军运动。11月29日，他把旅长以上的指挥员叫到一起，把任务布置下去。
于是，一场使西北野战军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的整训运动，在这种“句句血，声声泪”的控诉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这场诉苦运动中，余占东起先不敢上台，如同一个大姑娘，扭扭捏捏。“我不敢说，让解放的同志们先说。”
我说：“你这个东西，是张士贵的马——一上战场就卧驮！国民党的士兵弄得你结不成婚，拉你当兵，要不是我们相救，你早当了炮灰！你的这个苦和参军的经历是典型的好教材，最鼓舞斗志和士气。”
在我的怂恿下，他迈上了台子，痛苦地诉说了保安城的国民党士兵砸了他的新婚宴席，拉他和另外的两个青年当兵，被教导旅后勤部的战士救下，以及自己参军的事，博得了一片掌声。
被“解放”的士兵吴政华，跳上台子，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他被迫当兵，父亲被打死，母亲改嫁的悲苦情景……
诉苦大会上，战士们被家破人亡的血泪仇恨所震撼、所激励，人人涕泗横流，个个摩拳擦掌。顿时，口号声响彻整个诉苦会场上空。
卫生部的女兵多，每一个女护士都有一本血泪账。
蔡晓梅护士是清涧人，她痛哭流涕地讲述了村里的地主老财以还不上欠债为名，要强娶她做小，她逃出地主老财的魔掌参了军。后来地主老财逼死了她的妈妈，拉走了家里的毛驴……
会场上又是一阵子惊天动地的口号声、表决心的声音。
同样的出身、大致的经历、相似的遭遇，通过诉苦，唤醒了埋在心灵深处的悲惨记忆，把子弟兵和被“解放”士兵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大家都明白了为谁打仗，为谁报仇的道理。
经过这次诉苦运动，四军内部士气空前高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局面。尤其是延安的收复，榆林国民党二十二军的起义，让我们每一个士兵都感到高兴。
1948年2月27日，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大获全胜后，只做了短暂的休整，便马不停蹄地挥师南下，直取宝鸡。
我军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
敌人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我经历了五次大的战役后，不但练就了一双飞毛腿，而且锻炼得浑身是胆。我觉得人民的力量大如天，只要站在人民的一边，部队就会无往而不胜。特别是那些支前的群众，他们是那么的积极踊跃，哪怕自己肚子受饿也要把粮食贡献给部队。我听到不论支前人员还是战士，他们唱得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歌仿佛是从心底里发出，也是沟通军队与人民的桥梁，无论在哪儿听到，都感到亲切，鼓舞斗志。
这时，卫生部调我到收容队。收容队由五人组成，我负责卫生部的人员住宿、收容工作，不再是专职护士了。但我这个卫生部的收容队员，只要一有空隙，好像上了瘾似地仍然背着药箱，跟在军部首长身边，给他们看个头疼脑热，做简单的包扎。
我每天接触的上层人物多，认识的首长也多，工作量也加大了，所以每天下来把人累得精疲力竭。搞收容工作最容易得罪人，有一点工作不到位，就怨声载道。我沾沾自喜，不以为然，搞工作哪有轻松的事。从此我有马骑，腰里有枪别，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人。
卫生部的康副部长出自武术世家，他最擅长武术，一有空隙就打起了拳路。我从小就爱舞拳弄棍，看到他练拳，好奇之心顿起，每天缠着他不放，让他给我教拳路。
康副部长20多岁，英姿勃发，平易近人。“你想学？”
“当然想学，就怕你不给我教。”
“练拳吃苦不说，还要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不行。”
“只要你教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你看我长得像个瘦猴，跟敌人打，没点真本事不行啊！”
他看我诚心实意的样子，愉快地说：“好！我教你。”
“谢谢康部长对我的抬爱！我拜你为师。”说着就要给他下跪。
他挡着我说：“咱部队不兴这一套，别给我装样子！”
我嘿嘿嘿地笑了，从此我就成了他的跟屁虫。他给我教“黑虎掏心”“野鸡钻膀”“金鸡独立”什么的，他教得认真，我学得刻苦，仿佛入了迷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