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雁冰
新世纪以来，民间性质的“口述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对个体历史记忆的发掘与整理也逐渐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内在原因不难推断，以前的历史叙事总是在一种宏大而整体的价值背景中展开，多关注历史行进中的主要矛盾与历史流程的总体走势，一定程度上将丰富而多元的历史肌理线性化、扁平化，也随之造成了对历史细节的无视与遮蔽。而口述史的出现，恰恰可以在传统历史叙事的严整框架中开启一个微妙的视窗，以历史个体的真实体验还原出历史场景的部分真实性，并因民间记忆的介入与民间视角的体察，使历史叙事呈现出一种动感与温暖的色彩。这样来看，口述历史应该是传统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口述史的热行也归于学界对历史本身的敬畏及历史整体观的自觉。吕达、陈高龄所著的《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老兵回忆录》便是这样一部十分精彩的口述史，书稿以安塞老兵曹生富从1946年正月入伍到1952年返回家园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从延安保卫战到解放大西北的历史全程，为我们重新认知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与足可感知的生动细节。其间，既有大战场的浓墨重染，又有小景致的轻拢细挑，疏密相间，开阖自如，堪称红色历史的鲜活呈现。
具体而言，我感觉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可读、可思、可感之处。
其一，本书以曹生富的口述为主线，通过其入伍后身份与工作岗位的不断变化，将上至部队上层、下至普通士兵的战斗生活连为一体，也将西北战场纷繁复杂的历史风云串联起来，较为宏阔地展示了整体战局与普通人事两个层面上的运动轨迹。这种大场景与小故事并置的叙事方式既保证了革命正史叙事的基本逻辑，又融入了战争背景下个体生命的独特感知，既体现出历史事实与个体记忆相互诠释的关系，同时也在紧张的叙事节奏中添加了柔和的音符，从而营造出一种严峻环境中的别样生活。如虽做了马匪妻子却依然心向部队的西路军女战士，部队医院中的风流韵事，战争间歇的逛庙会，以及老乡兵之间的调笑与捉弄等，这些生动的历史细节以其相对独立的美学意义佐证、补充着西北解放史的宏大画卷，为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其二，本书以亲历者的口吻对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事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叙述，在叙述过程中，讲述者并不刻意渲染历史的结果，也不回避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及部分战事的惨败，最大限度维护了历史场景的原生性。如西府战役中，在一连五天的浴血奋战中，因首长指挥失误，西北野战军的英雄团终因孤军奋战，几乎全团覆亡，5000多名战士或牺牲，或被俘打散，直至此番号在西北野战军中彻底消失。又如蟠龙攻坚战中，战争的血腥让幸存的士兵不寒而栗，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郑生喜，见了老乡也顾不上招呼，仿佛着魔一般，只是不断自语道：“不得了，不得了，太可怕了！”这些真实历史细节的呈现，不但使本书摆脱了传统历史叙事中重结果轻过程、重主流轻支脉的固有模式，而且为匡正历史叙述规范、丰富历史内在肌理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其三，本书克服了狭隘的敌我观与道德观，以人性的光芒烛照战争背景下普通士兵的情感与生活，颇富力度地展现了战争与个体、爱情与使命、正义与邪恶、国与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全书的最大亮点，也是本口述史有别于其他同类历史叙事的重要价值之所在。如“逃兵”一节，西北野战军新兵郑生喜被战争的残酷所吓倒，日思夜想逃跑，在摆脱了老班长的严密监视后，最终踏上逃亡之路，后在良心的谴责中幡然醒悟，回到部队。又如护士谢丽丽、祁铭铭对国民党伤兵的悉心救护，断无一般战争叙事中非友即敌的对立逻辑，更多是人之本性与职业精神的自然流露。还有疗养所小王与老尼姑的女儿康朗朗两情相悦，在爱情的召唤下，竟然不顾及组织纪律悍然私奔。即就是讲述者曹生富，也在新中国成立后，自愿脱下军装，回乡务农。主人公这种看似平常的生活选择，其实是对传统历史叙事中国与家之间主次关系的微妙翻转，也是所有厌倦了战争生活的普通士兵精神心理的真实呈现。
当然，细读文本的读者会发现，这部口述史也有一些非口述的元素存在：如在战争场景的描述中，作者以小说的笔法描摹了彭德怀的音容笑貌与心理活动，也推想了刘戡等国民党将领的所思所想，似与口述史的写作方法有悖。对此，我的理解是：口述者提供的仅仅是他所亲历的记忆生活，这些口述的内容因受时间、年龄、记忆等方面的影响，难免线索芜杂，缺乏逻辑。整理者面对这些口述内容时，有必要对之进行适当的梳理与整合，甚至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审美再创造。只要这种创造是在不违背口述历史内容的前提下进行，就可以认定为一种符合历史真实的再叙述。至于曹生富的口述是否就一定揭示了西北解放史的历史原貌，我想这个问题需理性对待，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叙事可以完全还原历史，我们只能尽可能地靠近历史。
是为序。
（作者简介：惠雁冰，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延安大学红色文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