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讨论的是关中三村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依旧依托着小农经济基础。在政府力量和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基于当地的地理气候等生态环境因素和区域文化特色因素，关中三村的经济结构一直处于调整适应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了当前的猕猴桃产业。因该产业务工方式的特殊性和家庭经济收入的优势性，形成了关中三村特殊的以农业为主导的“多半耕少半工”的生计模式，这种特殊的生计模式对村庄社会结构和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关中农业生产中存在着换工的传统，但由于经济作物各环节中市场作用明显，市场因素的进入促使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当前关中三村出现了农业雇工，但农业换工在猕猴桃经营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猕猴桃的种植和经营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因此农业技术推广就显得很有必要，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要求农民真正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现代生产技术，而关中三村的事实表明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依托的仍是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
在文化观念以及传统规范方面，关中三村的农民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他们又是非常开放的。作为农民，他们没有固守于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而是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引进新的经济作物，来获取更高的农业收益。因此，当地村庄的种植结构调整一直比较活跃。
以崇寿村为例，崇寿村在大集体时期，种植结构就比较灵活。起初，在行政命令的干预下村庄需要拿出1500亩土地种植棉花，但因为棉花收获时期当地的雨水多，虫害多，最终效益并不是很好。后来村集体又拿出了几十亩土地来发展副业种植苹果，当时的经营效果倒还可以，只是规模太小。分田到户后，村庄的种植结构调整活动一下子活跃起来。因为关中地区人们有吃辣椒的偏好，崇寿村就开始大规模种植辣椒，在20世纪90年代初规模达到最大，全村7046亩土地中有3600多亩土地用于种植辣椒，辣椒的产值比较高，每亩地的收益可达一千多元，比种粮收入要高出很多。因为当时陕北的苹果发展得很好，崇寿村又从陕北引进苹果，主要种植时间是在1983年到1990年左右，规模最大的时候达到500多亩，但关中地区是苹果的适生区，而非优生区，所以无法取得像陕北苹果那样的效益。1988年，县农业局的园艺站选了两个村庄作为试点种植猕猴桃，崇寿村是其中之一。当时崇寿村的十一组拿出了20多亩土地来搞实验，1991年猕猴桃挂果，每斤猕猴桃4元钱，亩产在7000斤左右，效益非常可观，经济效益促使当地种植规模扩大，而后来整个邰坞县也因为大面积种植猕猴桃成为“猕猴桃之乡”。对于猕猴桃产生的效益，当地农民并没有满足，他们一方面不断尝试引进猕猴桃新品种，另一方面又积极尝试种植新的经济作物。1998年左右，当地群众看到附近县的农民种植黑李子效益很好，就又自主引进黑李子，如今猕猴桃和黑李子成为崇寿村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型作物。
通过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过程可以发现，崇寿村农民在发展生产上是非常活跃的，他们不满足于单一的经济作物所带来的效益，而是通过不断引进和尝试，来优化经济作物种植结构。在起步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后来就发展成为农民的自主选择，因为在种植中看到了效益，在尝试中也经历了失败，他们对于新的经济作物种植和选择显得更加成熟和理性。当然个体的农民在发展生产方面还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或是为了规避风险而表露出保守性，不愿意尝试新事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崇寿村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结构调整过程中，村集体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引进新品种、开拓农民视野、调整种植结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努力。
20世纪90年代末是崇寿村经济作物调整的关键时期，当时传统的辣椒、苹果等经济作物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经济作物猕猴桃、黑李子刚刚展现出发展优势，村两委每年都会抽出一部分时间组织村组干部到周边地区考察、学习，他们从山凤市、秦观县、杨凌农业示范区等地引进了很多新的品种，李子、葡萄、猕猴桃以及樱桃等都在尝试之列。村组干部外出考察新品种，起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将外面的这些信息反馈到村庄内部，从而开阔农民的视野，为村庄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在一些比较有把握的新品种引进方面，他们也会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如在开始引进黑李子时，村集体专门拿出一部分钱给予农民补贴，一株树苗有三毛钱的补贴，如今黑李子在崇寿村的经济作物种植中发展非常成功，收益甚至比猕猴桃还要稳定，村集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除了引进新品种，村集体发挥的另外一个关键作用就是比较好地解决了村庄公共品供给方面的问题，种植李子、猕猴桃这样的经济作物，离开了配套的水源、道路、电力等方面的支持是很难发展起来的，而崇寿村依靠村组两级的集体经济和行动能力，保障了这些基本生产条件，这在很多地方是很难做到的。如果说，崇寿村发展经济作物最开始是因为偶然性机遇的话，那么后来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村庄各个层面的配合以及村集体的组织能力，没有集体作用的有效发挥，经济作物的发展是很难成功的。关于村集体力量在村庄经济发展上的作用，下文会有专门讨论。
讨论农业发展的分期时，一般可将其分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前三十年的关键词是大集体，后三十年的关键词是分田到户。如果将这种分期具体到某一个村庄，对于崇寿村来讲，崇寿村后三十年发展并不能一概而论，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83年到1990年，这个时期因为分田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农民在很短的时期内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并没有发生改变，新的农业产业也没有培育和开发。
第二个时期：1990年到2000年，这是发展期，种植结构的调整由混乱走向稳定，新的农业产业格局基本形成，果业得到快速发展，并且奠定了在崇寿村农业中的支柱地位，以小麦、玉米为代表的粮食作物逐渐退出农业结构，种植规模不断缩小。
第三个时期：2000年至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益逐步显现，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得到分流，村庄人均收入能够达到1.2万多元，村庄经济逐渐达到小康水平。
其实，崇寿村发展所经历的这三个阶段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不断调整与农民关系的几个阶段，崇寿村抓住了变革中的机遇，从而在发展中占领了先机。这几个阶段中，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经历了由紧张到缓和，再紧张再缓和的变化。对于第一个时期来讲，由于分田到户的激励作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非常高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也是最大的，这个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比较迅速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对于这种过渡时期来讲，温饱问题解决了之后又该如何，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这一时期的后半阶段村庄开始新的探索，辣椒等经济作物就是从这时开始大规模种植的。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向农民摊派的税费增多，农民和政府的对立情绪非常强烈，尤其是因为崇寿村种植了辣椒、苹果等经济作物，政府就在农业税费之外又征收较高的农业特产税，当时一亩辣椒需要缴纳40多元的特产税，而一亩猕猴桃的特产税则达到200多元，农民认为这些税费很不合理，加之相关部门收取税费时的工作态度又非常粗暴，双方的积怨加深，农民的进取心因而受到遏制。这个时期农业产业结构处于调整初期，经济效益未得到明显显现，农民得到的收益很少。而在2000年以后，随着税费改革的进行，农业税费减少，反哺农业政策增多，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农民向外发展、寻求机遇的进取心增强，在果园收入与打工收入的双重结合下，农民收入快速增长，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益也很快显现出来。
在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变革当中，村两委也学会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处理二者的关系，对自身也有了新的定位，他们在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处理与农民和上级关系过程中，结合自身接受的培训总结了一些经验。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农民从果业中获得较多收入，果业种植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但是他们的付出也是很多的，对于猕猴桃种植来说，不仅需要技术、资金上面的投入，还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猕猴桃从种到收，需要花费很多精力，而且还需要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在管理果园的过程中，种植者需要精耕细作，否则，同样是一亩猕猴桃，经营好的话，可以卖到两万多元，但是如果管理不到位则只能卖到几千元，中间的收益差距非常大。
猕猴桃种植前期的投入比较大，需要买树苗、栽杆、搭架，每亩地花费四五千元，而且猕猴桃栽种以后需要精细管理，往往三到五年才能挂果，管理不好的话，挂果时间更晚，可见其中风险很大，栽种猕猴桃的前几年是没有收益的，如果一开始选择的品种不好，那么几年后即使挂果，市场收益也是比较差的。种植猕猴桃的特殊性包括：
劳动力投入分散化、细碎化与持续性
每年猕猴桃大致在10月份采摘完毕，接着进入农闲时期。1月份开始就需要忙碌了，1月份的这道工序主要是剪枝，每亩地大概需要花两个工。3月份末尾的时候需要给猕猴桃树施肥，每亩地大概需要两个工。4月份的时候果树出芽，这个时候需要打尖，所谓的打尖就是去除顶芽，不让枝芽再生长，这需要花一个工。4月20日左右需要扶花蕾，就是将多余的花蕾剪掉，不让一个枝上长太多花蕾，这道工序大概需要花费三到四个工。5月上旬是猕猴桃开花的阶段，此时需要授粉，以往由于蜜蜂较多，可以依靠昆虫授粉，现在这些小昆虫少了，只能人工授粉，每亩地大概需要花费两个工。5月中下旬时，需要做的是扶小桃，就是将长得畸形的小桃摘掉，每亩地需要花费两个工。5月底的时候，有一道工序是点膨大剂，促进猕猴桃细胞分裂，从而使猕猴桃长得更大更快，如今虽然政府明令禁止使用膨大剂，但是由于市场偏好大个猕猴桃，农民为了提高产量，迎合市场需求也就照样做了，每亩地大概需要两个工。6月上旬还要上第二遍肥料，一亩地要花一个工。7月份的时候，要打二次尖，一亩地需要一个工。7月底的时候，还要再上三遍肥，要花一个工。9月份、10月份主要是采摘、贩卖猕猴桃。值得说明的是，从每年的3月到10月，其间一般需要打4次药防虫，每亩地半个工就可以做完，等到冬季的时候，需要将猕猴桃树之间的土壤翻一下，现在可以借助机械的力量，每亩地半个工就可以了，此外每亩地至少还需要花五六个工来浇地、除草，这样算下来，每亩猕猴桃的管理至少需要花费二十五六个工，这是从可量化的角度来看，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准备工作以及无法量化的工序，从4月份到8月份是最为繁忙的时间，中间要做的事情很多，尤其是到了天旱的时候，要注意给猕猴桃浇水。崇寿村的灌溉条件很好，都打有机井，但即使如此，天旱的时候，大家都要浇地，都是集中在那几天，就不得不排队等候，没日没夜地忙，这种密集性的劳动是需要农民在这五六个月里忙完的。
技术要求较高
从猕猴桃的整个种植过程来看，种植密度、搭支架、嫁接、人工授粉、防治病虫害等都需要一些技术，这些技术与农民以往的生产经验相分离，掌握这些技术需要一个重新学习和积累经验的长期过程。但猕猴桃种植的投入大，农民必须承担比较大的风险，如果不懂技术，生长了好几年的树苗可能会突然死去，又要等上好几年新猕猴桃才能挂果，投资大、见效慢的特点不能为农民提供长期学习和摸索经验的可能，大量的成本投入而无经济收益会使农民丧失继续投资的能力和信心，因此就需要政府或者其他外部力量对其进行技术培训，帮助农民快速掌握作物种植培育的关键技术。
收益明显
除了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外，每年每亩猕猴桃地里固定的农资花费也在1300元左右，包括购买膨大剂每亩要花120元到150元，购买农药每亩地总共需要花费150元左右，施肥大概需要花费1000元，这还不包括采摘时节的人工费用。猕猴桃种植的总体投入还是比较大的，在这样大的投入后面，还有很多精细管理的问题，因为越懂得技术和方法，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投入管理猕猴桃园子，最终获得的猕猴桃收益也越高。在所调查到的对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由于品种选择与管理工作等做得比较好，他们依靠家里四五亩猕猴桃果园，每年可获得10万元左右的收入。这部分农民因为外出打工的优势不大，而自己则懂得农业种植技术和方法，肯花工夫和心力，敢于尝试新的品种，所获得的收益相当可观，这在传统的农业粮食作物地区来说，是不可能的。
产业链形成
正是由于种植猕猴桃的收益相当可观，围绕着猕猴桃这一农业产业，村庄内外逐步形成了成熟的收购、仓储、加工、包装、流通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因为这些经济作物最终还是要面向市场，需要和市场紧密地对接起来，经过市场的选择，以价格的形式再反馈给农民，而农民根据市场的价格反馈，来调节自己的种植品种，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作物的种植收益。但农产品与市场之间不是直接来对接的，中间需要经过几个环节。村庄内部自发生成了一些经纪人，这些经纪人负责联系外面的客商，将客商带到村庄内，使客商和农户之间对接起来，他们则从客商收购的水果中抽取一部分佣金，每辆卡车抽取500元左右的佣金。因为不同品种的猕猴桃，成熟期不一样，并且成熟的猕猴桃并不能一下子都流通到市场上，中间还需要有一个存放增糖的过程，这就催生了冷藏产业。一些农民会将自己家宽大的宅院改造成冷库，如今能够储藏10万斤水果的冷库建造费用大概在七八万元，10万斤的冷库还需要3000个专门存放水果的箱子，每个箱子能够装30多斤，而这些箱子的价格是10多元钱，所以一个冷库的投入在十一二万元。这些冷库用来储藏采摘下来暂时不流通到市场上的李子、猕猴桃等，从而可以延长这些水果的销售期。一些农民将自家建好的冷库租赁出去，每斤水果收取两到三毛钱的租金。有的农户则是自己建造冷库或者租赁别人的冷库搞水果收购，他们会提前向农民收购水果，然后再转卖给更大的水果贩子。搞冷库贮藏猕猴桃也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把握得好，一年就能赚很多钱，如果收购价格虚高的话，则要赔上好多钱。2010年和2011年很多做冷库生意的人都大赚了一笔，在2012年收购猕猴桃的时候，这些人担心收购得少，价格遭到哄抬，结果最一般的猕猴桃品种的收购价也达到了每斤两元或者两元多，而等到这些搞冷库行业的人将猕猴桃卖到市场上的时候，市场的接受价仅有1元多一些，有的地方甚至不到1元钱，因此这些人仅在转手环节每斤就要赔将近1元，以10万斤的猕猴桃冷库来说，仅此一项就要赔10万元左右，这还不包括仓储所花费的电费、水果转运费等。至于一些比较畅销的品种，如徐香，其收购价在6元左右，结果到市场上只卖4元一斤，赔得就更多了。2013年猕猴桃收购价格则恢复了正常，二三元的收购价，在出手的时候能卖四五元。可见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要懂得判断市场的行情，不能盲目抢购，哄抬价格，形成价格泡沫。不过如今村庄中一些经历过这样起伏的人都能够较好地把握形势，这些年他们凭借冷库行业迅速跻身村庄经济收入的顶层。
关中三村的经济条件比较优越，主要得益于水果产业的发展，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果园，发展水果产业，人均年收入能够达到1.2万元左右。当地也形成了调整土地的传统，自分田到户以来，各个小组都是每三到五年就对土地进行一次小调整，做到了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因为大多数农户之间土地规模比较均衡，又都依赖于果业种植，因此，农民之间的收入分化并不是很明显，村庄的收入层次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
以豆文村为例，豆文村的经济分层呈现出一种少量的富人、少量的穷人和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的样态。从八组来看，102户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不超过6户，这类农户的家庭经济收入有两种实现途径，一种是依靠农业致富，通过办冷库，承包土地搞规模经营来获得比一般农民更多的收入。另外一种就是依靠外出经商、包工程等来实现。贫困群体人数也比较少，主要是因病致贫，且都是大病。八组比较明显的贫困户大概有3到4户，其中一户的户主儿子当兵回来后发现得了胃癌，每年吃进口药，一年要30多万元。另外一家是户主得了肺癌，定期化疗花费大。还有一家是两人都有残疾，加上户主死亡，其妻子也患有脑溢血，家庭的困难可想而知，两个儿子也有成为光棍的可能，大儿子29岁至今尚未结婚。除了第三个家庭，前两个家庭在家庭成员生病之前家庭条件都比较好，这一类农户主要是因为疾病造成家庭负担突然加重，耗损了以前的家庭积累，同时劳动力减少，甚至造成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导致家庭的生活和再生产都受到了影响。而村庄中90%的中间阶层，他们的年收入都在五六万元的样子，主要依靠农业收入，依托“多半耕少半工”的生计模式来实现。这些中间阶层的家庭首先依赖的是经济作物的种植，能够在村庄中获得稳定的相对粮食作物种植来说比较丰厚的收入，这份收入可以和选择外出务工的收入持平。因此农业收入是这一阶层的重要保证，由此农业收入的重要基础即土地资源则变得更加重要。而村庄稳定持续的土地调整，使得每个人都有获得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可能性，保证了土地占有的平均主义，这为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中间阶层提供了重要的生产资料。
在这种中间阶层占大多数、经济结构呈现出扁平化形态的村庄中，中间阶层对村庄各个方面的影响就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间阶层拥有独特的社会禀赋，在村庄社会结构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在村庄事务中释放着中农价值的角色，因此分析这个中间阶层的特点对分析乡村治理机制和村庄社会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杨华，2012）。
首先是中间阶层的在村性。在我们之前调查的沙洋农村，村庄也呈现出扁平化的结构，但中间阶层并不是依托村庄来获得稳定而丰厚的收入，因为种植粮食作物，大部分农民的农业收入十分微薄，农业的年收入平均只有5000元左右，和打工收入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差距，村庄中间阶层主要是依靠外出务工来保证自身的收入，因此沙洋农村的中间阶层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农村，他们的利益关注点也具有外向性，与村庄的关系并不紧密。而关中三村的中间阶层大部分都在村庄中生活，依托村庄，关心村庄，村庄的发展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作为村庄中的大多数，必定会对村庄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也是我们后面讨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其次是富人群体对中间阶层的依赖性。豆文村的富人群体是依托中农阶层的力量而产生的，因为大多数富人群体经营的都是和本地农业经济有关的行当，冷库是最明显的例子。冷库本身就是随着猕猴桃的种植应运而生，而且冷库的建立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以及收购等都依赖于村庄的中间阶层，因此大部分的冷库都是依托村庄的熟人关系进行经营，他们同样依托于中间阶层所凭借的经济作物获得家庭收入，农业收入作为他们资本积累的前提，也是他们成为富人群体的基础。比如那些在镇里经商的富人群体，农业收入在他们的收入结构中同样占据非常大的比重。而农业收入同样作为他们承担风险的大后方，给了他们东山再起的可能，也使他们拥有了可进可退的从容姿态。富人群体对于中间阶层的依赖性使得他们也很关心村庄，因为村庄的发展同样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而且相对于庞大而稳定的中间阶层，富人群体只是少数，他们对于村庄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也决定了他们在村庄中的依附性地位。此外，少数的贫困者其实往往也由中间阶层转化而来，在生病之前，或者家庭结构比较完整的时候，他们都和大部分家庭一样处于中间地位。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猕猴桃等经济作物的管理是一种高劳动力投入型劳作方式，因此对于单个家庭来讲，在农忙时节是无法集中足够的自家劳动力及时完成果园管理工作的，必须有外来劳动力的参与才能解决，一些地方主要靠花钱请工来做这些事情，而在我们调查的关中三村，这一问题则是依靠换工的方式来解决。换工的主要特征是双方之间存在着大体上同等工作量的劳动力和畜力交换，它可以细分为劳动力与劳动力相交换、劳动力与畜力相交换、劳动力与“劳动力+畜力”相交换等形式（张思，2010）。换工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这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传统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讲，过去由于生产条件比较落后，或多或少都存在换工的现象，而现在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闲置劳动力大量减少，同时个体对于自身利益的理性算计增加，换工的现象在全国很多农村地区都已经非常少了，但关中三村在农业生产中依然保持着换工的现象，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研究的事情。
传统的农业生产由于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等比较落后，劳动生产力比较低，往往需要很多的劳动力投入，因此在传统社会，男性作为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往往具有较高的地位，农村中很多地方的生男孩偏好与这都有一定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村中的很多农业劳作环节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尤其是对小麦、玉米、水稻这样的粮食作物来说，基本上都实现了机耕、机播、机收，如果土地连片、生产条件比较好的话，四五十岁的一对夫妇，种植100亩粮食作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水果这样的经济作物来讲，从最开始的栽种到最后的收获，中间的很多环节都非常琐碎，农业机械能够参与的环节很少，当前基本上只有耕地这一环节可以使用手扶拖拉机。因此，在这样的劳动力密集投入型的农业生产中，普通农户的生产规模比较难以扩大，一般的农户都是种植自己家中的四五亩土地，也有少部分人会种植亲戚家的土地。农忙时节，种植四五亩水果的农户仅仅依靠自己家的人是忙不过来的，如收李子的时候，往往会请人帮忙。
在大集体时期，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被集体作为任务分配了下去，农民依靠任务的完成来获得工分，从而获取生活资料。这种安排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生产队层面的统筹，考虑到了任务的轻重、男女劳动力的差异以及青壮年与老弱劳动力的差异，通过不同的工分值来换取相应的收益，不存在个体的小家庭内完不成生产任务的问题。作为个体的农户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相互之间的换工，换工主要出现在分田到户之后。最开始，农民分到土地之后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大都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农忙的时候，因为生产条件比较落后，家庭里人口比较少的农户，需要请家族内的其他人帮忙，有时也会请邻居，这个时期主要是家族内帮忙为主，邻居帮忙为辅，以互惠为原则的换工也就成为了农民生产上的习惯，但换工的圈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发现很多时候依靠亲戚的换工不如依靠邻里之间方便。相互之间进行换工解决了生产中的劳动力不足问题，通过你来我往的这种换工形式也加强了亲戚和邻里之间的来往，增强了感情，因此，换工不仅仅具有生产上的便利性，还成为了一种人情往来的仪式，毕竟请别人换工，自己总是要还的，别人给自己帮多少，自己也要还多少，有来有往，等价交换，方便的不仅是双方，还有情感的交流与互动，就像过年的时候必须要走亲戚一样，相互来往。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很多人开始种植经济作物来达到致富目的，在崇寿村也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辣椒产业，而辣椒的采摘环节需要比较多的劳动力，单家独户单干的劣势就是一些家庭内的劳动力不足，难以完成生产任务，因此农民对于换工的需求性非常高。这个时期由于地域上的接近性，换工圈子主要转向了邻里，在频繁的人情交流与互动下，换工的规模很大，采摘辣椒需要帮忙的时候，只要在邻里中间说一下，而农民只要家中无事，都会参与到帮忙的队伍中，这个时期形成的一个比较壮观的景象就是十几家人在一户的地里干活，干完活后这些人又转到下一家的地里去帮忙，有的时候，这些人一上午能到四五家地里去帮忙摘辣椒。
换工的规模庞大，对于农民来讲也逐渐成为了一种负担。虽然自家干活的时候有十几家人来帮忙，但是这些人情都是要还的，要遵循一种公平、互惠的原则，只有去给这十几家人帮忙还人情，有来有往，这样才能在一个人情关系联系紧密的圈子中生活下去。但是要给十几家人干活对于农民来讲，也成为了一种负担，农忙时节总是在地里劳动，忙完这家的活，紧接着要去忙另外一家，非常辛苦劳累。我们调查的一个农户就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丈夫在外教书，妻子在家仅种了一亩的辣椒，而别人家都种了5亩，她家的一亩辣椒收割时十几个人一下子就做完了，但她还要在这十几家需要她的时候去帮忙收割每家5亩的辣椒，所投入的时间和劳力的差距非常大。
这种换工表面看起来是我给你帮忙，你给我帮忙，我得到了多少帮助，就需要还出多少帮助，处处遵循着一种公平、互惠的原则。既然如此，换工还有什么意义呢？农民为何还要通过换工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呢？这是一个曾经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换工表面上是没有得到什么，但要是考虑到农业生产的特征以及劳动力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其中还有很多道理。
首先，农业生产的一大特色就是季节性，农忙的时候非常忙，农闲的时候无事可做，农忙的时候会发现劳动力不足，农闲的时候看到处处都是闲置劳动力，这种短时期内需要劳动力密集投入的农业生产特征成为了农业发展中的一个问题。对于一些家庭内劳动力不足、农业劳动力老弱的农户来讲，他们是无法完成农业生产中的一些季节性任务的，因为错过了这个时间，农业生产就要遭受到损失，播种的时候和收获的时候都是这样，而在大集体时期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生产队的劳动力是统一配置的，但是分田到户之后，这种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因此通过亲戚或者邻里之间的换工，解决了这样一个短时间内的紧急任务，使得生产上的困难户得以解决燃眉之急。而在人情上还这些欠下的工时，他们是有时间上的自由选择权的，他们不必在农业生产的最紧关头去还这些工，可以选择在其他阶段去还这些人情。因此，农业生产中的短期紧迫性问题就被这种换工的形式给解决了，同时也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
其次，可以看到，在这种公平、互惠原则下的换工，体现出的是对弱者的关怀。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中通过各种人情关系的往来塑造了一种情感上的共同体，在这种人情社会当中，通过长久的生活规范以及文化传承，形成了一种道德的规范，这种规范会对违背者以边缘和孤立，会对老弱者以同情和关怀，人际关系在其中是温暖的，而非陌生人社会中冷漠孤立的情况。农民的这种公平、互惠原则下的换工，表面上看起来是谁都没有得到便宜，是理性算计的，但实际上却解决了由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张力给弱者带来的困难，他们在熟人社会的这种人情保护机制下面，得以有效地开展农业生产，来保障自己的生活。换工不仅实现了生产资料、劳动力、劳动时间等其他物质形式的交换，人们之间还增强了信任感，实现了人的价值意义，即由村民塑造并作为其载体来承担的社会意识，在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通过换工，庄稼收获成为几个家庭的共同事务，而这反映出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依赖，以及对共同体资源的利用（任守云、叶敬忠，2011）。
农户之间的换工形式非常简单，不需要做太多工作，需要帮忙的时候只要通知一下别人就好。请别人来帮忙，甚至连中午饭都不需要管，到吃饭的时候，都是各回各家，随便吃完后就继续过去帮忙。因为，当地人觉得农忙时节原本就有很多事情要做了，如果还要主家管饭，等于是给人家添麻烦，就是帮倒忙。彼此之间对于这些也都很有默契，换工的形式变得简单明了，不用担心在面子上磨不开。这也是农民之间亲密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客气，不见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种植猕猴桃、李子的人越来越多，逐步替代了辣椒、苹果等经济作物，农村中的外出打工潮也开始兴起，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水果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比种植辣椒还要多，农民在果园中的投入也进一步增多，这种情况稀释了原本闲置的劳动力。而这一时期的农业换工，也有新的变化，就是换工的圈子缩小了一些，倒不是因为农民之间关系变得冷漠了，而是原来的换工圈子太大，所有人都觉得比较累，换工成为了负担，农民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默契，通过圈子的调整，忙不过来时只叫上一些够用的劳动力就可以了，还人情的时候，只还几家就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换工方面的负担。
到了2000年以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向外转移，崇寿村的换工现象依然明显，但是在年龄层次和性别结构上发生了变化，换工现象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中比较普遍存在，并且去换工的主要以家庭内的妇女为主，男性劳动力参与得则非常少。此外，换工的时候还出现了用货币还人情的现象。一些农户请了别人来帮忙后，觉得自己家的活比较多，别人来给自己帮几天忙，而自己往后又不一定有时间去给别人帮忙还人情，就索性给来帮忙的人一些钱。对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不愿意去给别人换工的，觉得换工非常麻烦，还要一来一回地还人情，所以他们就更加倾向于花钱请雇工，雇工现象逐渐显现。农业雇工是指被雇佣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现阶段中国的农业雇工是以短工为主，并主要受雇于农忙季节（鲁先凤，2008）。关中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雇工队，主要是没事情可做的中老年妇女，以及在外面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中老年男子，他们跳出了换工的圈子，开始面向雇工的市场，妇女雇工的价格是每天70—80元，男性的雇工价格则是每天100元左右，如果任务重的话还要另外加钱，任务轻的话可以雇半天的工，如果到了半天还没有做完，就需要给一天的工钱。这些雇工解决了换工过程中人情往来的长期性和琐碎性的麻烦，使得工作关系变得简单明了，只需要货币就可以解决，但是这种货币化方式使得原来换工的很多功能和影响都消失了。没有了人情上的往来，人们之间的紧密程度降低了，原本在换工中所蕴藏的对弱者的关怀也没有了，一切都呈现在市场面前。这种方式很受年轻人喜欢，他们觉得原来的方式太过于麻烦。其实在用工方式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年轻人和中老年人之间的差异及代沟。
但在关中地区所用的雇工仍是一些熟识的本村村民或是周边村庄的村民，而且这种雇工方式的出现也并不表示村民之间出现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其中仍有人情关系存在，这些雇工在劳动中会尽心尽力，因为他们觉得领了别人的钱就要给别人干好，况且这些别人并不是完全的陌生人，而是与自己存在着或近或远的关系。他们在工钱上不会过于计较，当然主家也不会显得太吝啬，而且主家出于面子上的考虑，即使对雇工队成员不太满意，一般也不会直接要求走人，这与我们在陕北地区看到的苹果农活中的雇工情况相似。因此尽管村庄内出现了雇工这样遵循市场逻辑和理性算计的人际交往互动，但其中仍存在着传统因素，仍会考虑到熟人社会的面子和人情（仇小玲、屈勇，2008）。从换工走向雇工，背后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农村中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去过密化过程，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地转移到城市之中，农村劳动力出现了相对不足，而留守在农村的中老年人依靠自身的劳动力优势，组织雇工队伍提供相应服务，从而开拓出乡土社会的劳动力市场，使他们的劳动服务与乡土社会的发展状况相对接。
正是由于种植经济作物，关中三村的村民能够在村庄内获得和进城务工相差无几的收入，依靠村庄内的农业生产就能够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并且留在村庄还能照顾家庭，保持家庭的完整性，因此村里外出务工的人比较少，全家外出务工的情况则几乎没有。再加上经济作物的种植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比较分散，而且与棉花等一年生的经济作物不同，果树种植培育期长，管理维护又具有连续性，农民没有办法集中时间进行长时段、远距离的外出务工，只能在周边打一些细碎零工，所以村民整体上以“多半耕少半工”来维持生计，这与其他农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中（贺雪峰，2015b）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不同的是，农业投入与农业收入所占比重都比较大。而且在这种“多半耕少半工”的生计模式下的劳动力配置也呈现出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特征，豆文村的年轻人和大多数中国农民工一样出外务工，但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大部分中年人留在村庄，和老年人一起进行农业生产，他们只在农闲时期才会就近打零工。这里的人们往往会这样算经济账，农业毛收入就是家庭的纯收入，因为年轻人在外打工，基本上只能维持自己的开支，中年人打零工的钱基本上就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投入，农业收入则成了整个家庭的收入。
而在这种以农业为主导的“多半耕少半工”的生计模式下，劳动力的配置与个体劳动的价值变得多元化。占主要地位的农业生产使得劳动力进入市场并不完全，劳动价值还在农业生产中和农村生活中被评判，劳动力不只是作为商品，还可以作为礼物和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以市场的逻辑来思考农村劳动力，那么农村劳动力的价值仅仅局限于经济价值，通过赚钱的多少来作为评判标准。在大部分农村，这种市场化的逻辑已经渐渐开始主导人们对于农村劳动力，进而对农民个体价值的思考与评价，将农民安放在市场中，而不是将农民安放在家庭中和村庄中来进行价值评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农村中的换工现象和积极投身于村庄公共事务的现象就变得难以理解了。我们在前面谈到关中三村的换工现象依然比较普遍，而且还有一大群村民愿意将自己的劳动力投入到村民的红白喜事以及村庄的公共事务中。其实，这种类型的劳动力投入遵循的依然是一种熟人社会的逻辑。
我们可以将村庄劳动力的配置分为市场性、社会性以及伦理性三种类型，这三种不同的类型使得农民通过劳动获得了不同层次的价值与意义。
市场性的劳动力配置是在市场中通过建立一种雇佣关系，用劳动来换取金钱以实现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换，实现其经济价值。在村庄中村民主要是通过外出务工或就地打零工，获得一定的工资来实现，村里从10年前才开始出现相对较大规模的外出务工，务工主要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城市接受教育，城市化程度比普通农民要高，比较能够适应城市的生活，但这一部分人在结婚之前的收入基本上只能维持自己的花销，并不能给家庭以支持，只有结婚之后，才开始通过赚钱来维系家庭再生产。在家务农的中年人则在农闲时间从事一些建筑业、果树修剪等临时性的工作。这些活动往往是在村庄之外进行的，与村庄的联系比较少，相对于村庄来说是一些个体性、私人性的行为。
相对于将劳动力投入市场，社会性的劳动力配置是在村庄中进行的，主要是因为依靠自家劳动力无法或者不能及时完成一些活动。这个过程中不支付货币，且不会经过理性计算，主要通过互助或者走人情的方式来进行，劳动力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礼物”来进行交换，这种做法遵从的是乡村社会中的人情互惠原则，有助于加强人们之间的社会性交往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编织（阎云翔，2000：125）。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上面讨论的农业换工，这些活动超越了个体，与村庄中的其他人建立起较多的联系，具有公共性。
伦理性的劳动力配置则主要是为了体现劳动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意义，使得农民通过劳动完成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在村庄场域中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来体现：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以及村庄层面。在村庄中，通过自我雇佣、自我剥削在土地上不断付出，收获成果，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实现农民作为个体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其次，为了完成家庭再生产，父代会对子代做出持续的付出，在子代身上实现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延续，而在子代赡养父代的过程中，子代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意义与价值，父代在得到赡养与尊重时也进一步感受到了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实现。最后，在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为村民的利益付出无偿劳动的过程中也可获得超越个人、超越家庭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即在村庄的公共层面进行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而这些活动本身也是农民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实现方式，本体性价值即意义归属性问题，指农民对个体有限的生命如何才能具有超越性意义所做的终极性思考，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民的意义归属在于从祖荫内找到自身的结构性位置，以“香火”继替来实现家族的延续性，而在本体性价值的基础上，其社会性价值就表现为较为强烈的伦理本位和现实指向，也就是家族甚至村庄对孝道秩序以及家庭和谐的推崇（韩鹏云，2015）。劳动力配置的多元化进而产生价值多元化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值得去分析，这在本书后面部分我们会进行论述。
关中地区农业生产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水利问题，如果农田灌溉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农业生产条件将得到极大改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也将大幅度提高。水利工程是农村最重要的公共品供给工程，但新中国成立后从人民公社时期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生产队，到分田到户后收取生产费用的村民小组，再到税费改革后自行安排农业生产供给的原子化的农户，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断降低，我国农田水利的产权性质也随之经历了由纯共享品、社会化财产、公域品直到私人品的质变（袁松，2011）。农田水利条件不断恶化，农村中“分水”“争水”的水利纠纷日益增多，甚至出现只能依靠“混混”解决纠纷的乡村社会失序情况（焦长权，2011）。在基层组织力减弱，农民合作互助行动难以形成时，就需要国家的适度介入，增加对农田水利的财政投入，做好日常维护工作，并依托基层组织或其他村民组织，统筹和协调整个用水过程。
近些年来，关中三村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在豆文村，自从项目进入村庄开始，村庄水利状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表现在机井数量上面，拿二组来说，组里现在有9口机井，其中有两口是2006年依靠农发项目打的，2013年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又打了两口井，另外两口分别是在1976年和1990年小组出钱打的，还有两口私人的井。机井不仅数量增多，还出现了智能化管理的趋势，依靠2014年申请到的扶贫项目，村里将机井全部更新，之后不再需要管水员去控制开关，而是给每家每户发张水卡，刷卡出水。现在村里各户基本上都能够被一到两口井所覆盖，而且以后用水将更加方便。除了水利灌溉条件的改善，其他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道路硬化后，生产路通向田间地头，不仅方便了猕猴桃与李子的运输，而且也有利于农业机械的应用和推广，机械化程度增加。
经济作物对农业科学技术的需求比较大，农业科技推广也就具有了必要性，而且经济作物中先进技术的应用可以达到明显的提质增效效果，能够帮助农户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农业科技推广指的是将先进、现代、实用的农业科技推广到农村，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使农民家庭增产增收，改善农户福利水平。陕西邰坞县的农业科技推广主要存在四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以政府为主导，以项目的形式运行。邰坞县科技局通过立项提供资金，再由农业科技中心来实施。先在村庄收集土壤，对土壤进行质性分析，配置出适宜的肥料后，通过村级组织将肥料发放给科技员，然后售卖给农民。此外，县农技站也会通过村级组织对农民进行作物技术培训来进行技术的推广。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政府与高校进行校县共建的合作项目来实现。20世纪90年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经在邰坞县主导开展了科技培训，其形式包括在村部会议室进行技术授课，在田间地头进行操作示范，或者组织农民外出参观培养职业农民。他们还在镇上建立了农技示范站，农民在农作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可以直接到示范站请专家到田间地头进行无偿服务和指导。
第三种方式是政府与企业合作，通过成立合作社来实现。政府通过投资龙头企业，将拥有冷库的个体户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为他们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同时这些企业也要承担一些义务，首先是向农民提供农业技术的服务，它们从果业局请专家来向农民教授修剪、病虫防治等技术；其次是免费向农户提供有机肥，如油渣；再就是通过与农民建立合作关系，对有机猕猴桃进行定向且保价收购。
第四种方式就是通过企业自主进行，主要是通过销售产品来推广技术。企业通过在村里开展推销活动，吸引农民来购买，获利之后进一步进行技术研究，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种方式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因而农民对这种方式有一定的防备心理。我们在村里调研时，就多次被误认为是农药推销员而被拒访，进一步了解才知道他们曾经被骗过。之前有一家自称为“天猫元素”的公司来村里推销肥料，打着买十送一的口号吸引村民，并开车将吸引来的村民带到厂里参观，免费提供餐饮。因为他们的农业展示效果很好，很多村民参观完当场就订了货，一家至少10包，并送货上门，有些村民后来也想订时，竟然发现厂里的电话打不通了，而已经购买的这些肥料的施用效果并不好，这才发现上了当。这种肥料每一包将近100元，比平常的要贵几十元，整个村里至少购买了30吨，损失巨大，此后农民对此类的推销活动戒备心增强。因此，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化的农业科技推广和政府主导的或者有政府参与的以服务为目的的农业科技推广不同，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除了市场化的农业科技推广本身存在风险以外，科技推广过程中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农业科技推广本身主要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食品安全问题，比如猕猴桃生产中膨大剂和农药化肥等的过度使用、冷冻环节保鲜剂的过量使用等。我们所调查的村庄就有10天打一次农药的情况，村民或是不吃自家种的李子，或是采用“一家两种”的模式，单种一片不打或少打农药的果子供自家食用。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土壤板结酸化等生态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政府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尝试治理，鼓励农民种植有机猕猴桃，施农家肥并且少打农药，但按照这种方式种植出来的果子果品质量不行，不受市场欢迎，市场偏好大个猕猴桃，用这种方法种出来的猕猴桃体积小卖不出去，因而这一尝试就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涉及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即市场。食品安全与生态问题不只是技术的问题，它与农民的生存、市场的需求都要进行对接。传统的农耕文明下日积月累形成的农业经验与技术已经与现代化的农业不相适应了。在食品安全与生态问题面前，农民是无力的、盲目的、短视的，作为农业技术的使用者，他关心的是农业技术能否保证他的收成。因此食品安全与生态问题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尤其是技术层面的推动来改善，而且农业技术的改善也同样要回应市场的需求，但农民对市场是陌生的，他只能通过什么卖得好，什么赚钱来做出自己的市场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具有一种从众性，而不具有自主性。因此政府在解决技术问题时，既要考虑生态效应，又要考虑农民的经济效应，同时还要考虑市场的需求。正如上面所说，农民关注经济效应，关注收成；市场关注的是消费者的需求，并最终获得利益，而自然环境虽然不能作为主体，它也会回应人类的改造，然而这种回应不会及时地发出，需要长时间来反应。自然环境的延时性反应给了这种即时性的经济效益以空间。因此这些不同主体效益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这三方自主的对话来实现，因为每一方作为主体思考逻辑都不一样，利益关注点也不一样。
要实现他们之间的对接，政府作为权力主体有能力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对话，因此政府应该加强自身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主导位置。只有政府在其中做中间人，高校的技术研究与农民的技术需求才能对接，生态、农民和市场的效益之间的兼顾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当然也需要在消费者中宣传生态健康的消费理念，并引导消费者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培育全方位、多层级的农产品销售市场，以激活市场潜力为抓手，引导农民不断采用新技术、淘汰旧传统，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
农业科技进步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从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为50%左右，这与发达国家65%—85%的转化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难以满足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求（王利清，2013）。这一方面是因为科研机构重科研成绩，轻转化绩效，另一方面则因为我国原有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存在“线断、网破、人散”等体制难题，使农业科技推广很难走完“最后一公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都积极探索创新改制新举措，部分地区采取“以钱养事”改革（王甲云、陈诗波，2013），部分地区则利用多个主体互动合作解决原有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创建的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孙武学，2013），而关中三村正是受益于这种科技推广模式才能发展出成功的水果产业。200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服务区域主导产业发展为基本宗旨，在邰坞县大道镇建立猕猴桃试验站，开始以“校县合作”的形式研发推广猕猴桃生产种植技术。经过10年来的迅猛发展，邰坞县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猕猴桃生产基地，猕猴桃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程度显著提升，并成为邰坞县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邰坞县共有耕地35.8万亩，2006年猕猴桃种植面积6.2万亩，产量10万吨，产值1.97亿元，人均产业纯收入797元，而到2014年，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29.4万亩，产量42.3万斤，产值24亿元，人均产业纯收入9400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猕猴桃试验站与邰坞县党委、政府联合实施科技示范与入户工程时探索创建了“1+2+2”的合作推广模式，它具体是指由学校1名专家带2名县乡技术人员和2名乡村技术骨干（俗称“土专家”）共同从事农业科技推广的实践模式。它通过构建“高校+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三方联动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调动了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积极性，既使农业科技研发更接地气，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又提高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切实支撑“三农”发展。在这个合作推广模式中，三方利益主体，各有其优势和特征。
首先，高校拥有绝对的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优势，现代农业中的科学技术绝大部分都源于这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将试验站建立在农业生产一线，客观上使科教人员更容易与农民打成一片，了解农民的技术需要，从而研发出更具推广价值的农业技术。但是高校研发的农业技术依托的依旧主要是实验室，注重的仍是技术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仍具有理想化的技术特征，很难直接转化成实用技术。因此，现代农业科技要想从高校实验室与试验田走进农民的田间地头，还需一个技术转化的过程。
其次，一直以来，县乡基层农技推广机构都是农业科技推广的核心力量，但当前这种力量多数陷于维持性发展状态，而“1+2+2”合作推广模式激活了县乡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活力，使成为推广猕猴桃新技术的中坚力量，发挥出了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他们一方面能够理解科教专家研发的新技术，便于将这种新技术传入村庄，另一方面，他们与村组干部建立有组织对接关系，对乡村技术骨干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有利于发挥组织动员的作用。但县乡技术人员数量和力量毕竟有限，难以承担起将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到千家万户的任务。
最后，乡村技术骨干在这个推广模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拥有丰富的务农经验，对各种新技术保持有高度的敏感性，是村落中农民普遍认可的农技土专家，也是地方政府扶持的示范户，因而能够对农民的技术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农民接受的农业科技知识源于专家教授和县乡技术骨干，但这种技术知识是不可能立刻被农民吸收的，罗吉斯（1988：268—269）认为如果信息源和受者是同质的，那么交流的成效就比较大，所以新技术交流推广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信息源和受者是异质的。如果将现代农业科技视作普遍性知识，小农耕作传统则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农业科技推广即是要用普遍性知识来替代地方性知识（滕瀚、孙超，2012）。而由于乡村技术骨干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员，他们熟悉农民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与理解能力，懂得如何将推广进来的农业技术转化为农民看得懂的操作技巧，这就决定了他们成为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至为关键的一环。
关中三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大力发展水果产业，这一产业的特殊性促进了当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不断深入农业生产环节，这一过程中整个农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促进到村庄结构和农民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但从调查中，我们发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内而外的全方位质变，它是有其特殊性的，即这种农业现代化依旧依托着小农经济基础。
首先从农业科技推广入村的接点来看，现代农业科技知识是由专家教授等一些高学历的知识人才掌握的，是由他们推广到农村，传播到农户中的，这种作为科学性知识的现代农业科技相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外来的理论性知识，而农民们熟悉的是土生土长的作为经验性知识的小农耕作传统，因而在将外来的理论性知识推广到农户中，让农民完全掌握，单靠这些专家教授的力量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这就需要在现代农业科技与小农耕作传统之间构建起一套精巧的承接与转换机制，而村落是乡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费孝通，1998：9），所以就需要以村庄中的原生要素为接点完成技术转化。在关中农村这个接点是由当地的“土专家”来扮演的，也就是上面分析的乡村技术骨干。土专家一方面充当着高校和地方政府在乡村社会中的“代理人”角色，负责承接自上而下、自外而内输入的现代农业科技，另一方面他们也扮演着普通农民的“保护人”角色，承担着现代农业科技不能匹配地方农业生产条件所带来的农田经营风险。他们可以将理想化的现代农业科技转换成农民可以接受的技术形式以推广到千家万户，并在这一过程中过滤掉不适用的现代农业科技。通过“土专家”这个衔接桥梁，作为科学性知识的现代农业科技得以翻译、转录并输出为农民易于接受的经验性知识，以此也重构了小农耕作传统的构成要素，这也为农业科技的推广提供了较为畅通的渠道（陈辉等，2016）。
其次，在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依靠的依然是熟人社会的力量，并受到“差序”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是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由此形成的差序格局是对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经典概括。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1998：27）。这种格局在当前的农村仍然具有解释力，这就自然会对“土专家”在村庄里的农业科技推广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普通农民学技术的主要途径是跟着“土专家”“学样子”，而技术真谛往往是隐藏在“样子”背后难以被人察觉的。在差序有别的社会关系影响下，“土专家”更倾向于优先向关系亲近的邻里亲朋传播新技术，而那些与他们关系相对较远的普通农户却很难获得技术的密码，仅是模仿到形式上的技术。这样技术推广在村落内部并不是等距离扩散，而是以“土专家”和示范户为中心，形成愈推愈远而愈推愈不明显的推广效果。真正习得技术真谛的农户依靠的正是熟人社会的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处于差序格局的内核位置，离技术中心最近，才能不仅学到形式，更学到技术内核。
再次，农业现代化对接的仍是小农生产方式。由于果树生长的特殊性，果园中无法做到类似于粮食作物的机耕、机播、机种，不能实现完全的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同时不同消费者对水果品质口感的私人性、特殊性要求也需要果业生产的分级化、精细化、特殊化管理，这也是“新农业”的特征，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健康生态消费理念的形成，对果业生产的要求就更高，这就决定了在农业科技推广的基础上依靠农户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仍有其存在价值。
关中三村农业结构经过多次尝试调整后，最后形成了当前高产值的果业种植结构，这种种植结构在代替玉米、小麦等粮食种植结构的同时，也缓解了传统农业产业的过密化现象。由于耕地面积有限，而人口数量庞大，中国传统农业种植中一直存在着过密化现象，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过多，很多劳动力都处于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而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则具有劳动、资本双密集化的特征，这正是“新农业”的特色（黄宗智，2013：102）。以猕猴桃种植为例，种植猕猴桃，每年只有11、12月两个月属于农闲时期，其他时间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劳作，剪枝、打尖、扶花蕾、人工授粉等一系列细碎又极耗时间的农活需要足够多的劳动力投入，在下果子等部分环节甚至需要换工或雇工的参与以弥补劳动力不足。另外，果业种植也是一种资金密集型产业，种植猕猴桃需要在果园里栽杆，这不仅需要劳动力还需要资金，农药、化肥也是一项资金投入，此外，人工费、贮藏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水果等一类对劳动力需求量大的新农业保证了农民可以充分就业，而随着“三大历史性巨变”的发生，随着人们食物消费结构的转型，也即“隐性农业革命”（黄宗智，2013：107—108）的推进，人们对主食的消费需求将逐步降低，而对水果、蔬菜以及肉蛋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这也是符合小农变迁方向的，这种过程的推进必定促进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传统农业中的过密化现象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关中农村的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刺激和推动，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豆文村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大宗粮食作物，部分农户种有辣椒，而到90年代以后，开始有农户种植猕猴桃。到目前为止，全村5500亩土地，其中3700亩都种上了猕猴桃，剩下土地大部分种了李子，还有部分栽种了提子和苗木等经济作物，近几年，粮食作物除了塬上以外，在塬下基本上很难看到。农户对种植作物的选择，一方面是受到政府引导和自身技术掌握程度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市场效益的驱动。如上面所提，在产业发展方面，政府会引导和鼓励村庄中的一些思想先进，眼界开阔，有一定种植经验的农户（包括科技员、党员等）以建立示范户的形式进行产业推广。由于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特别是在一个自然村中，村民居住联系紧密，土地分布相对集中，每户对本自然村内其他农户的家庭状况和农业生产都比较清楚，一旦个别农户种植了新品种，并获得了较高收益，信息很快就会在本自然村传播开来，而其他农户也会根据经济效益和市场情况来决定自家的农业种植结构。从这种情况来看，农户是根据市场收益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产业调整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为农户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而已。因此，即使产业调整失败，农户也不会去埋怨政府，更不会形成干群关系紧张的态势，而是汲取经验与教训为下一步产业发展打基础。而我们在山东调查时则是另一种情况，在90年代，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力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造成部分地区农村产业过密化，而由于市场不稳定，农户与村集体损失惨重，90年代以来，大部分地区村集体负债累累也是与当时政府强制推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密切关系，这不仅影响了干群关系，更造成了农户对地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政府公信力和形象严重受损，村庄长远发展受到威胁，所以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经济优化升级时，政府不能全权代理，需要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尊重农民意愿，刺激农民主动调整结构。
调研时我们发现农资市场极度混乱的问题，当前我国农资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销售方即信息占有优势方容易做出“败德行为”，而消费者即信息占有劣势方则要承担风险，从而使自己面临交易中的“逆向选择”（董丹、田千喜，2010）。由于农资是中间投入品，它需要一段时间的使用才能看到效果，而我国农户经营规模很小，单个农户对农资的购买次数少，购买数量有限，这就使他们难以获得相关产品的信息，而且农资产品的科技含量相对高，新品种、新配方层出不穷，产品更新换代快，其质量性能缺乏稳定性也加大了信息收集难度，即使存在质量问题如果差别并不显著，农民使用后单靠直觉也难以判断伪劣（杨在军，2008）。除此之外，在经济作物种植中还存在一个问题，以猕猴桃为例，猕猴桃种植对技术要求较高，这些村庄经常请专家教授到村里讲课、到田间地头示范，而农民在接受这些科学知识后也愿意按新方法生产，根据自家果园的情况，购买特定的肥料，比如磷肥、钾肥，但由于复合肥利润大，市场提供更多的是复合肥，很难购买到适合自家果园的肥料，在购买农药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要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转型升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农业进行投资，同时不仅要向农业物质生产要素投资，也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舒尔茨，1999：162），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在这一过程中也要让农民受到刺激和鼓励（舒尔茨，1999：175）。而如果农民学到了科学知识，懂得根据自己果园土质、果树情况选择特定的肥料，但却无法在市场上购买到，这将打击农民的积极性。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来说，农药化肥的选购非常重要，尤其是测土配方后确定的农药化肥就更具有针对性，对技术效益具有重大影响。如果无法获得相应的化肥农药，无法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将会影响果农对技术知识的信心和期望，影响到农业科技推广的推进，进而也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在农技推广的过程中，做到技术和物资的配套非常重要。
在农资市场混乱的情况下，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规范农资市场。首先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存在建设主体缺位的现实制度安排（党国英，2005），就需要以法律形式明确我国农村市场建设主体，否则即使采取各种严厉的打击措施，地方政府与厂商之间也可能设租寻租，导致政策失灵，而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管，是所有政策得以有效贯彻和执行的前提和基础（杨在军，2008）。其次，要聚合多元利益主体的力量共同推动小农经济的优化升级。在生产环节，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鼓励农药化肥的研究，增强农药化肥的多样性；在农资供应环节，针对单个农户力量薄弱，甄别能力低，维权能力弱，则可以发挥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由于农民合作社扎根在村落社区中，与农民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最近，了解农民所需，又能够承担批量提供农资的成本，所以可以支持合作社以农技与农资相配套的方式推广农业新技术，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