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至宋初金银泥经考释及其他

武玉秀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敦煌研究院)

一、金银泥技术的兴起

金银泥制品,根据考古发掘的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1972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夫人辛追墓,史称马王堆汉墓。当考古人员打开棺材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具沉睡了两千多年却显得十分新鲜的女尸,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湿尸,出土之后震惊了世界。更令人震惊的是,墓中衣物和纺织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质量之高,都是过去罕见的。据说,沈从文先生一见到这批织物,激动得当场跪下。仅一号墓内出土的纺织品和服饰品就多达二百余种,且都色彩绚丽、工艺精湛。其中,就有金银泥印花纱。

(一)金银泥在服饰上的应用

这件金银泥印花纱,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金银泥织物,也是金银泥应用在服饰上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冉万里先生认为,这件金银泥印花纱是“用三套色型版印制的金银泥印花纱。”根据这件金银泥制品,很多考古学家认为,中国的雕版印刷甚至彩色套版技术,应该是从西汉时期或更早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而不是后来根据藏经洞文物推知的隋唐时期。

那么,金银泥工艺指的是什么呢?

金银泥是用金银粉制作而成的,金银粉是指用金、银研磨而成的粉屑(它一般加上黏合剂制成金银泥使用)。用金银泥绘制或装饰衣着,可使织物获得金光闪闪,色泽艳丽的华贵效果。这种装饰织物的方法,自汉以来一直被广泛应用。在出土的历代纺织品中,也常常可以见到应用金银色涂画和印制的织物。金银泥技艺是古代“画缋”手绘艺术之一种,是指运用毛笔等绘画工具,沾金银泥,直接在织物、成衣或家具、纸张等材质上,以金银泥为线条而形成各种纹样或笔法的工艺手段。西汉金银泥印花纱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了金银泥最早的技法。

汉文化影响了后代,三国文化承袭汉文化而来。汉魏三国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周边几个国家,这种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设有官营的朝霞房(专织朝霞绸)、染宫、红典、苏芳典、攒(扎)染典、漂典、锦典、绮(一作缟)典、机概典等丝绸生产专业工场,其生产的品种有朝霞绸、鱼牙绸、野草罗、乘天罗、小文绫、二色绫、纱、等,装饰手法已有染缬、刺绣、金银泥、金银丝、孔雀羽等,染色色彩亦十分丰富。其中,如红花染、扎染和夹缬、锦绫织、金银泥等装饰方法均来自中国。”金银泥制品在新罗国及以后几个王朝陆续都有发现,金银泥工艺这一小的技艺,是汉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之一斑,窥此一斑,可类推其他。关于金银泥技艺在新罗国及以后几个王朝佛教信仰上的影响方面,详见下文韩国金银泥写经部分,兹不赘述。

金银泥这一小工艺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传承,让我们看到了汉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汉文化对承袭而来的几个朝代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降及隋唐,金银泥在服饰上使用更为普遍,隋炀帝宫中有云鹤金银泥披袄子,武则天以赭黄罗上银泥袄子以燕居。

(二)金银泥在家具器物上的应用

除了在服饰上,金银泥工艺也大量地应用在家具上,唐代家具在用材、制作工艺和装饰方面,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木箱、首饰盒、棋盒和屏风等家具,常用紫檀木、黄杨木做材料,采用金银泥或象牙、鹿角等做装饰图案。房玄龄有《金匮议》记载“登配之策,盛以金匮,归格艺祖之庙室。今请长短令容玉策,高广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玺。”他又有《玉玺议》“谨详前载方石缄封,玉检金泥,必资印玺,以为秘固。”这里的金泥,即是唐代宫廷玉玺等物件封闭的标志,也是金泥在器具上使用之一斑。

唐代的家具,从各地出土的壁画及其他文物中,都发现了使用金银泥的痕迹。唐时外流的家具,如周边的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收藏品中,也都有使用金银泥的痕迹。

以日本为例,正仓院藏有不少唐代遗物,其中就有金银泥装饰的家具:“三棚之外,别陈马鞍四具,内‘桑木金银绘鞍’,形同中国旧式之鞍,而华丽无匹,鞍桥木质,有金银泥绘之花卉。”金银泥家具在宋元明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或部分加漆,或全部加漆。康、雍时制作常是底盖一部分用木涂漆,盖上用金银泥仿恽南田蒋南沙画法,描绘折枝花果。四川、福建和江浙的湖州、杭州、扬州,都有作得极精美的。”

唐代的金银泥技艺还影响了周边的几个国家,对日本影响尤巨。日本的金银泥制品,在唐王朝的影响下逐步兴起,且发展迅速,延续至今。“奈良时代的工艺美术虽然盛行唐朝样式,但印度、伊朗的风格,也可以在供宫廷和寺院使用的工艺品中见到,这一时期较为发达的工艺门类有金属、漆木、纺织印染、陶瓷等,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金属工采上,多采用唐朝先进技术,常见的器物有八角灯笼、香炉等,漆木工艺广泛用于各种器皿、武器、乐器,加饰法有金银泥绘、螺钿、金银平脱、密陀绘、平纹、末金镂等。在纺织印染中,蜡缬、夹缬、绞缬等,可以染出各色纹样。在陶瓷工艺上,仿照中国唐三彩而产生了奈良三彩。”关于日本的金银泥实物,详见下文,兹不赘述。

二、金银泥在佛教信仰上的应用

随着佛教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统治者的提倡,信徒崇信佛教越来越走向奢华,金银泥技术也随之应用到了佛教的造幡、造像、绘画、写经,以及装饰佛菩萨衣饰、佛教器具等等领域,兹着重从写经方面进行论述。

金银泥用在抄写佛教经文,通常是绀纸配金泥,笔沾金泥书写经文或绘佛菩萨等像于绀纸上。其材料,或以银泥代替金泥。绀纸为青而含赤色之纸。除绀纸外,尚有紫、黄、珠、白等色之纸。此类以金泥书写经文、绘制佛像的做法,尽管起源不详,但与梁武帝有很大的关系。史载,他曾推崇金字经。依《佛祖统纪》卷三十七,梁朝中大通三年(531)、五年(533)及中大同元年(546)等条,皆有金字经,故可知以金泥写经的时代颇早,而当时所用之纸虽不详,然或依金字的对照而选配颜色。此法乃为表现庄严华丽,故非应用于一般的写经,而多用于为祈愿而写(愿经)之类。北魏时期,河间王“琛以肃宗始学,献金字孝经”。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泥写经的实物缺乏考古实证,我们不能得知其具体面貌如何,仅可据后代金银泥写经实物,遥想一二。

(一)唐代金银泥写经

唐代以后,文献资料中屡见以金银泥写经之举,这种风气首先从社会上层刮起。裴漼《少林寺碑》记载咸亨年间(670—674),高宗到访少林寺,“乘舆戾止,御飞白书,题金字波若碑,留幡像及施物。”皇帝的金字题字,对少林寺而言,是无上的荣耀。张说《鄎国长公主神道碑铭》也记载了长公主金字写经事,其文略曰:

皇唐鄎国长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贵妃,构累圣而成门,合济美而为室,蕴干坤纯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诞灵,常言所绝,免怀之岁,天夺圣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

自先朝彻扆之辰,迄公主成笄之日,外除过制,内疚余哀,手写金字梵经三部,躬绣彩线佛像二铺,贝叶真偈,现心相于银钩,莲花妙容,呈意生于玉指。孝思惟则,道远乎哉。开元继明,推恩由己,进封鄎国长公主。

鄎国长公主神道碑,位于陕西省蒲城县城西六公里三合乡东贾家村东“鄎国长公主墓”前,在桥陵陵园内,为桥陵陪葬墓之一。是碑立于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碑文记载了鄎国长公主的事迹,鄎国长公主,睿宗(李旦)第七女,崔贵妃所生,开元十二年(724)二月薨,春秋三十有七。此碑身首一体,碑首浮雕六螭精美完好,碑两侧线刻卷缦草已漫漶无存。碑身高两千九百毫米,宽一千五百毫米。碑额篆书“大唐故鄎国长公主神道之碑”,张说撰文,玄宗李隆基隶书,书法宏伟壮丽,遒劲生动,是保存较完好的名刻之一。

鄎国长公主,生于永昌元年(689),据《新唐书》记载,“鄎国公主,崔贵妃所生。三岁而妃薨,哭泣不食三日,如成人。”公主如此年幼,其母就去世,到其及笄之年(15岁),这当中的十几年内,如上文所言,她亲为其母崔贵妃手写三部金泥佛经并亲自刺绣了两幅佛像经变,长公主可谓纯孝之至!

张说又有《集贤院谢示道经状》:

右臣伏见圣札金字八分写《道经》两卷,以为惠文太子三七追福,天毫发彩,宸翰腾辉,色丽风云,光逾日月。伏惟陛下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俯念天伦,用资幽赞,当兹炎暑,服此勤劳。事绝古今,感深名教,臣忝司右职,载考前王。未有亲亲之至。楷隶之美,如此之备也。足以作则贻范,垂之无穷,伏望宣付史馆,以光典策。无任诚恳惭惶之至。

这里的惠文太子即太子太傅岐王范,玄宗弟,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十九日卒,赠谥惠文太子。玄宗为之不食十余日,百官上表固请,始复食。从其卒后至三七,正值炎夏,玄宗皇帝虽贵为天子,然亲自沾金泥以八分书体抄写《道经》两卷,玄宗皇帝顾念兄弟之情而为此举,古今帝王中绝无仅有!

唐代每国有庆,多有金泥刻字之举。《集贤注记》载“开元十二年(724)五月,沙门一行,于书院造黄道游仪成,以进。……御制游仪铭并八分书题于轮上,学士陆去泰奉勅,题制造年月及工匠姓名于盘下,填以银字;御书,填以金字。灵台用以测候,至今存焉。”宪宗皇帝《上尊号赦文》“……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各加一阶,仍赐勋两转,镌造玉册并填金字”与皇室关系亲密的高僧大德,在国有庆之时,亦有向皇室进贡金泥写经之举。

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记载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冬十月,“中宫方妊,请法师加祐,既诞,神光满院,则中宗孝和皇帝也。请号为佛光王,受三归,服袈裟,度七人。请法师为王剃发,及满月,法师进金字《般若心经》及道具等。”

玄奘《庆皇太子弥月并进法服表》详细记载了此事,文略曰:“……实切怀抱,辄敢进金字《般若心经》一卷并函,《报恩经变》一部,袈裟法服一具,香炉宝字香案澡瓶经架数珠锡杖澡豆榼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欢……”

1978年,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这件盛金泥《妙法莲华经》的经函,为我们想象玄奘金字《般若心经》经函的样子提供了可能。

玄宗年间,岑勋《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也记载了楚金禅师造金字经事,文略曰:

有禅师法号楚金,姓程,广平人也。祖父并信著释门,庆归法胤。……禅师无我观身,了空求法,先刺血写《法华经》一部、《菩萨戒》一卷、《观普贤行经》一卷,乃取舍利三千粒,盛以石函,兼造自身石影,跪而戴之,同置塔下。……又奉为主上及苍生写《妙法莲华经》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