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中，有P.3446v、P.3376、P.2654v、P.2763v、P.2352v、P.2626（P.2862v）等6个题名“佛法东流传”的卷子。王重民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8—274页。、田中良昭〔日〕田中良昭：《禅籍解题》（一）《敦煌禅籍补遗》，《俗语言研究》1996年第3期，第213页。分别对之题录介绍，钟书林、张磊做了内容校录钟书林、张磊：《敦煌文研究与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613页。有关《佛法东流传》的作者，法国学者梅弘理（Paul Magnin）考证为唐玄宗朝释智升梅弘理（Paul Magnin）：《〈佛法东流传〉的最古代版本》，选自《敦煌学论文集续编》（Nouvelles

contributionsauxétudes de Touen-houang），1981年版，第51—123页。拙作《敦煌本〈佛法东流传〉及其作者考》，考证其成书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内容可能为法琳《释道宗源》之佛教部分，题名为智升撰录的《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实际抄录的是贞观年间流传的《佛法东流传》刘林魁：《敦煌本〈佛法东流传〉及其作者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6期，第97—101页。然，限于篇幅，前文有未尽意者，今特就敦煌本《佛法东流传》的学术价值发覆一二，以求教与方家焉。

一、《佛法东流传》与佛教伪史著作

《佛法东流传》以节录佛教伪史著作为主。这些著作，常常在附会中土文献的基础上渲染、演绎，甚至夸张、虚构，构成一条真伪掺杂、线索清晰的佛教发展历史链，成为佛教徒心目中弘扬佛教、排斥儒道的确凿证据。

《佛法东流传》第一部分节录《周书异记》。该书记述佛陀降诞、处世、涅槃之天象感应及其对应的中土时间，着力宣扬周代中土已知佛教，当是依托佛传类经典并附会《竹书纪年》而成刘林魁：《〈广弘明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188页。

第二部分节录《汉法本内传》。该书叙述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入华及佛道争斗，着力宣扬佛教受汉代帝王之迎请进入入华，既是对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汉明帝感梦求法传说的夸张与演绎，又在叙事结构上借鉴了《贤愚经·降六师品》刘林魁：《佛教伪史〈汉法本内传〉与佛道论争》，《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22—126页。

第三部分节录了五份文献：引《玄通记》，叙述汉代安清、支迦楼国、竺佛朔等至洛阳翻译佛经事；引《魏书》，叙述黄初年间昙摩迦罗至许都译出戒律事；引《吴书》，叙述康僧会弘法江南事；引《后凉书》，叙述鸠摩罗什长安译经事，以及昙无谶译《戒品》事；引《论营记》，叙述北魏正光年间昙无最与道士姜斌论辩事。《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在“安（当作‘案’）玄通记”前，有“传法记一卷”。

此五字，虽不见于此部分内容完整的敦煌卷子P.2352v、P.2626，然《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之记载定非空穴来风。据此或可说明，第三部分节录之五份文献，可能出自一卷本之《传法记》。《传法记》中的五份文献，虽然大多自明出自史书，然康僧会事、昙无最事多神迹异能，其中当有佛教徒夸张、宣扬的成分，故而《传法记》也应是佛教徒附会、繁衍某些记载整理成的佛教伪史著作。

《佛法东流传》编纂者法琳在节录文献过程中，加入自己的叙述，建构起自己的佛教历史观。：

案《世传记》……记从仏入涅槃，计至汉明帝永平十年（67），凡一千廿年。从汉明帝永平十年至唐武德七年（624）甲申岁，五百五十八年，合得一千五百七十八年。计吴赤乌四年（241）康僧会将仏法至江东，至武德七年（624）甲申岁得四百十二年。（见《周书异记》引文末，据P.3446v）

案法师言：言仏甲寅年生，依周书异记，此间当周昭王廿四年甲寅岁。云癸酉年廿出家，当昭王卌四年癸酉岁。云癸未年卅成道，即同周穆王癸未岁。壬申年灭度者，当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岁。（见《汉法本内传》第二品末，据P.3376）

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合得一百五十五年。（见《传法记》征引《魏书》后，据P.2352v）

从这三处编纂者的叙述文字来看，《佛法东流传》意在建立佛教的源流及其传入中土、发展壮大的历史。立足于佛教伪史著作的《佛法东流传》，又在适应时代的需求，建构佛教宗源流变的新体系，形成一部具有汇总性的新的佛教伪史著作。

《佛法东流传》节录、汇集的这些佛教伪史，已经不是原初面貌，其中许多内容相互引证，出现了融合、统一的趋势。虽然如此，从中仍可见附会同一文献、传说的一类伪史著作，及其发展演变的部分痕迹。例如，两个卷首完整的卷子，题名并不相同。P.3446v卷首题作“佛法东流传”，P.3376作“法王本记东流传录”。题名下有双行小字：P.3376字迹较清晰，为“明仏法兴□，外道定其优劣，从兹建寺度僧，仏法流通，然识仏法焉”；P.3446v虽不太清晰，但大致可以识读出，基本与P.3376同。题名下的双行小字，正与第二部分讲述汉明帝感梦求法、佛道长安城内焚经斗法的内容对应。第二部分《汉法本内传》目录前，P.3376、P.3446v都有“佛法初东流传记”题名。这说明，《佛法东流传》以《汉法本内传》为核心内容，是对此一佛教伪史著作的继承与拓展。

敦煌卷子《佛法东流传》中，还可以看到以汉明帝感梦求法为题材的一类佛教伪史著作。P.3376卷首作“法王本记东流传录”，卷子第二部分起始为：

佛法初东流传记

出后汉书列传七十八，明西域天竺国王本记传五品

第一明帝得梦求法品

第二问法师佛生灭品

第三与道士比较度脱品

第四明帝大臣等称扬品

第五广通流布品

“王本记传五品”，P.3446v作“王本记内传五品”。至于此下五品题名，P.3376、P.3446v则完全相同。此即说明，“王本记传”即“王本记内传”。P.3376卷首有“法王本记东流传录”。“法王本记”应该就是“王本记传”“王本记内传”。其内容，是记述汉明帝感梦求法、佛教东来、佛道斗法，以及建寺度僧等事，此即对《后汉书》列传七十八《西域传·天竺国》所载汉明帝感梦的依附、繁衍。又，《王本记传》五品，《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作“五卷”，卷目与敦煌卷子所见品目基本吻合，但对这五卷著作却题名为“《汉法本内传》，凡有五卷”。法琳《破邪论》卷一对《汉法本内传》卷次、卷数的记载，与《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相同法琳：《破邪论》，选自《大正藏》第5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80页。是则，《汉法本内传》与《法王本记》《王本记内传》《王本记传》可能是同一种著作了，都是记载汉明帝弘法的传说。

不过，《汉法本内传》与《法王本记》可能并非同一部著作的两个名称。法琳《辩正论》云：“《长谦纪》云：佛是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岁生……与《周书异记》并《汉法本内传》及《法王本记》，与吴尚书令阚泽、魏昙谟最法师等，所记不差。”法琳：《辩正论》，选自《大正藏》第5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521页。此处所记，《法王本记》与《汉法本内传》就是两部著作。又，道世《法苑珠林》云：“《后汉法本内传》及傅毅《法王本记》、吴尚书令阚泽等众书……”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899页。《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二与《法苑珠林》相同，也记载《法王本记》为傅毅之作。更早关于傅毅著《法王本记》的记载，出自法琳《破邪论》。其中云：“侍中傅毅《汉法王异记》云：‘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岁，佛生。’”［8］（P480下）从题名上来看，《破邪论》中所提到的《汉法王异记》，可能就是《法苑珠林》《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中的《法王本记》。所谓“法王”，并不是诸法之王如来，而是“汉法王”汉明帝刘庄。因其中记述汉明帝求法时有傅毅的活动，《汉法王异记》遂附会为傅毅之作。现在可以肯定，《汉法王异记》《法王本记》，实际在内容上与《汉法本内传》一样，是对汉明帝求法传说的依附和演绎。

但是，《汉法王异记》与《法王本记》有差异。在佛陀降诞时间的记载上，《汉法王异记》为“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岁”，《法王本记》或为“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岁”，《汉法本内传》（《王本记传》《王本记内传》）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后两种说法有密切关联：《辩正论》明确说《汉法本内传》与《法王本记》有关佛诞时间的记载是一致的，两者说法都说佛陀降诞为“甲寅岁”。

据此做一大胆推测：以汉明帝求法传说为核心形成的这几部佛教著作，应该有继承和扬弃；《汉法王异记》可能要早一些，其中的“周昭王二十七年”佛诞说，已经在佛教史籍中很难找到呼应的痕迹；《法王本纪》的“周昭王二十六年”佛诞说，也逐渐被改造为“周昭王二十四年”，以至于最后被佛教徒接受并保存下来的就是《汉法本内传》的“周昭王二十四年”佛诞的记载了。南北朝至隋唐初期，儒释道三教论辩激烈，佛教界编撰伪史之风兴盛。敦煌本《佛法东流传》对于深入了解此一时期佛教伪史著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佛法东流传》与南北朝道教经目

佛教的弘法，有部分原因来自道教的攻击。《佛法东流传》节录之《汉法本内传》，就有佛道论争、斗法的情节。尤其是第三品“与道士比较度脱品”，道士持506卷道经、245卷诸子经书参与佛教斗法。道教经书为火焚毁证明，道经虚妄不实、道教低劣而佛教优胜。506卷道经中，题录经名者有31部。如此详细的道教经目，当有一定的依据。

南北朝时期的道书经目，虽著述极多，然而现在逸失严重。南朝宋明帝泰始七年（471）陆修静奉敕撰写《三洞经书目录》，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学士阮孝绪编撰《七录·仙道录》，北周武帝天和五年（570）玄都观道士编纂《玄都经目》，隋开皇年间秘书监牛弘撰《隋朝道书总目》，这些道书经目都已逸失。所喜者，敦煌文献中有两个卷子与南朝道教经目有关，即P.2861、P.2256。根据大渊忍尔的研究，P.2256是P.2861的继续，两个卷子为南朝梁代道士宋文明所撰写的《通门论》。《通门论》中的《灵宝经目》是根据南朝宋代陆修静的《灵宝经目》撰写的，据敦煌卷子可推知，陆修静《灵宝经目》的状况大渊忍尔撰，刘波译，王承文校：《论古灵宝经》，选自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5—506页。此《灵宝经目》，共录40部道经，前五部经目残缺。小林正美根据《灵宝中盟经目》（P.2337，《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和《斋坛安镇经目》（《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一，《道藏》508），补全了陆修静的《灵宝经目》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135页。现参照小林正美研究成果，考察《佛法东流传》之《汉法本内传》所引道经名目与敦煌陆修静《灵宝经目》之关系。

第一，《汉法本内传》中有21部道经名目与《灵宝经目》相同。相同者见下表。表中的序号，敦煌《灵宝经目》为小林正美研究成果，《汉法本内传》按文献中叙述次第由编者添加。

道教经书名录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按照道经题名习惯，《汉法本内传》所引上列21部道经，与陆修静《灵宝经目》应该基本吻合。这种吻合，甚至还可以起到相互校正的作用。比如：参照《灵宝经目》得知，《汉法本内传》“太上左右仙人请问一部”，“右”可能为衍文；“法科罪福一部”，“科”可能为“轮”之讹；“九天神章一部”，“天”下可能脱“生”；“太上说太极太虚自然一部”，“说”可能为衍文；“太极左公神仙本起内传一部”，“左”下可能脱“仙”。

第二，《汉法本内传》中有四部道经名目可能与《灵宝经目》对应。

这四部道经中，有两部还可以与敦煌《灵宝经目》对应：“宝真文一部”，可能在“宝”上脱“灵”；“上灵宝玉诀一部”，可能在“灵”上脱“清”。另外两部，“度自然处仪一部”“神仙药法一部”似乎就是敦煌《灵宝经目》的“洞玄灵宝天地运度自然妙经”“药品”。

第三，《汉法本内传》中有六部道经名目前无法与《灵宝经目》对应：

“明真科斋仪”，未知与《汉法本内传》所引第十一部道经“明真科”是何关系；“服御五牙立成一部”，未知与陆修静撰《服御五芽导引元精经》是否为同一道书。这六部道经，似不能从敦煌陆修静《灵宝经目》中找到对应经名。

从《汉法本内传》与敦煌《灵宝经目》的对应关系来看，《汉法本内传》所引道经题名中，约68%可以断定曾收录在敦煌文献所见陆修静《灵宝经目》中，约13%大致断定收在《灵宝经目》中，约19%似乎无法判断其与《灵宝经目》的关系。根据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大致推断出，《佛法东流传》之《汉法本内传》所引道书名录，来自与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联的某一种道教经录中。

《汉法本内传》所见道教经目，与陆修静《灵宝经目》的分类不同。《灵宝经目》分为元始系和仙公系，前者36卷中21卷已出、15卷未出，后者11卷全部已出，两类共计47卷。《汉法本内传》似乎按照五岳十八山观分道经为六类。其中，南岳道士持经103卷，华岳道士持经62卷，恒岳道士持经80卷，岱岳道士持经85卷，嵩岳道士吕惠通持经95卷，十八山诸山观道士持经84卷、诸子经书总245卷，合计754卷。诸子经书进入道书目录始于北周《玄都经目》。据甄鸾《笑道论》，《玄都经目》录道书2040卷，其中诸子论884卷。依照上文推断，法琳于武德年间撰成《释老宗源》，则《汉法本内传》所引道经当来自北周至唐初的某部道经目录。这一时期道教经目，以《玄都经目》《隋朝道书总目》影响较大。《汉法本内传》所见道教经目，或许出自其中。

三、《佛法东流传》与唐初佛道论衡

《佛法东流传》成书于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辑录之文献，多保存原作撰写者的宗教态度，如《汉法本内传》等对南朝灵宝道派的抨击。但三部分文献的汇集，本身就体现了编纂者的宗教态度。更何况，编纂者法琳在辑录原作时，还可能按照自己的宗教态度对原有文献进行了增删修改。因此，《佛法东流传》在一定程度展现了唐代高祖一朝佛道论衡的大致面貌。

首先，是关于佛陀与老子早晚的争论。《佛法东流传》中，北魏道士姜斌与僧人昙谟最就这一问题展开面对面的争论。姜斌引《老子开天经》证明，老子诞于周定王三年（前604）九月十四日，昙谟最引《周书异记》《汉法师本内传》（即《汉法本内传》）证明，佛陀诞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陀周昭王二十四降诞说，《佛法东流传》中以《周书异记》所载为最早，《汉法本内传》也转引《周书异记》。除了直接表明佛陀降诞于周昭王时代外，《佛法东流传》还有间接表述者。《周书异记》中说，佛教将在佛诞一千年后传入中土，即“一千年外声教被及此土”。“一千年”有时具体为“一千廿年”，即从佛陀涅槃至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入华的时间跨度。这一信息，在《周书异记》《世传记》《汉法本内传》共出现五次。《佛法东流传》中佛教伪书相互印证、佛陀降诞传说与入华传说相互支撑，诸种说法得到统一。这当为法琳适应唐初佛道论衡形势，整理编纂的结果。

其次，是关于佛、道二教优越性的争论。关于佛教优越性的论证，必然与其源自外域的身份、中土夷夏之辨的观念相联系。《汉法本内传》中，明帝就问：“大慈法王当时出世，何以化不及此土？”表面来看，这里是问佛教缘何形成于天竺，实则包含异域宗教怎及中土佛道文化的质疑。迦摄摩腾回答说：“迦毗罗卫者，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之中心，三世诸佛皆从彼生。”此天竺世界中心说，是针对中土夷夏之辨的华夏中心说提出的刘林魁:《两〈唐志〉所见道宣〈通惑决疑论〉考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年第10期，第82—86页。佛陀诞生地中天竺为世界中心的说法，在魏晋南北朝的汉译佛经中屡屡提及谭世宝:《印度中天竺为世界和佛教中心的观念产生与改变新探》，《法音》2008年第2期，第39—44页。《牟子理惑论》中也有了这种思想，如“（佛）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处其中和也”，“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释僧祐：《弘明集》，选自《大正藏》第5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3页。但有关天竺中心说的论述，《牟子理惑论》之后，两晋南北朝很少有中土人士提及。这种观念为佛教徒重视，恰恰在唐初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的佛道论衡中。

有关佛教优越性的论证，还涉及佛教在印度宗教中的地位。如果佛教在印度都不具有权威性和超越性，何以来统一中国的儒道二教？因此，汉明帝问：“当时值仏应悟正，云何不舍诸见，仍有此（九十五种外道）。”竺法兰回答说：

仏生难遇，百劫一仏出世。仏未出已前，造化之始，或有大力诸天，或有自在圣人，恐世无训，降生在俗。或作帝王，或作师儒，各举正见，或教梵行，或教礼拜，或教事天，或教事日月神，或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诸山神，或教事水火神，或教事社稷神，或教事先圣先师神。如是等种种神明，悉教事之众生。从劫初已来，学习久远。虽值仏出世，有钝根者咸言，我之事从元皇已来世所尊仰，仏虽神异，其教近耳，我何能舍本从今。尔时执见者在，其道不灭。

这里肯定了天竺九十五种外道与佛教同时存在的事实，按照佛教的宗教关系学说，将非佛教徒归入“钝根者”与“执（邪）见者”，说他们正是佛陀教化的对象。这里的叙述，有汉译佛经的依据，但更有改造的痕迹，如“或作师儒”“或教事社稷神”“或教事先圣先师神”，明显是针对儒家的，绝不见于汉译佛经。即使像汉译佛经中出现过的“或教事天，或教事日月神，或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诸山神，或教事水火神”等宗教崇拜，似乎也有佛经汉译过程中对道教的借鉴痕迹。

关于佛教优越性最直接的论述，《佛法东流传》中，吴尚书令阚泽对答孙权之语：“若将孔、老二教造方仏法，远则远矣。所以然者，孔老设教，法天奉行，不敢违天；诸仏设教，天法奉行，不敢违仏。以此言之，实非比对，明矣。”这一佛教优于儒道的论述方式、观点，也不见于两晋南北朝的三教论衡，有可能就是法琳编纂的结果。

最后，是佛道二教对帝王皈依宗教的争取。依托帝王弘扬宗教，至隋唐时期已经成为宗教发展再明显不过的路子。《佛法东流传》也在宣扬这一弘法路径。其中，提到的周昭王、周穆王、汉明帝、吴大帝、北魏明帝等，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接受佛教信仰。至于叙事过程中，对于帝王的迎合，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汉法本内传》第三品中，迦摄摩腾法师表述自己对道士之挑战毫无惧意时，做一譬喻反问明帝，“辟如帝子爵位封王，帝即命王将敕巡省，革易风俗，其王见有州郡官人，有惧以不？”这是间接对皇帝威严的尊崇歌颂。

又如，《汉法本内传》第四品中，司空公杨城侯刘善峻表明出家意图时：

法师曰：“诸大众发心出家，是解脱因缘。仁者各有王难所系，非我能许。”帝即前出，启法师曰：“弟子比来常为假法所乱，无惠能辩。得蒙法镜垂光，始知实相有归。今此会中有道士、官人、庶人及妇女等，若能出家，弟子自与剃发，三衣瓶钵，并悉施与。别立精舍供奉，使人得孝道。”

这里则通过伪书，直接表达皇帝支持佛教发展、大量剃度僧尼的愿望。这应是唐初佛教界共同的心声。

综上所述，《佛法东流传》不仅提供了中古时期佛教伪史著作的诸多信息，保存中古道教经目的部分面貌，体现了唐初佛道争衡的一些内容。此外，其中讲述佛陀有生身、报身、化身、应身等四种法身，以及九十五种外道的八种梵行，都有中古佛教俗讲的痕迹。其按照弘扬佛法的需求辑录同类佛教文献的做法，上承僧佑《弘明集》，下启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此类问题，尚待来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