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法师（774—835）日本赞歧国多度郡人，幼名真鱼，俗姓左伯直。十五岁赴京城，随其舅父阿刀大足（桓武天皇之皇子伊予亲王的经学老师）读书习问，学习《论语》《孝经》及各种中国史传，兼习文章。十八岁入大学明经科，广览《毛诗》《左传》《尚书》等经史子集著作，有着深厚的汉学基础。二十岁在和泉槇尾山寺剃度出家，法名空海。两年后在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立志入唐求法，意欲建宗立派。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延历二十三年），经其师勤操奏请敕准，三十一岁的空海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乘船入唐。其年八月，一行四船在福建长溪县赤岸镇靠岸，至十一月奔赴长安（亦有人认为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初住西明寺，继而“周游诸寺，访择师依”。翌年六月，在青龙寺东塔院拜惠果为师，入灌顶坛，受胎藏法，七月受金刚界法，八月得传法阿阇梨位，并得到两部曼荼罗及道具、法物。空海在唐尽得纯密菁华，传承唐朝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所开创的“中国纯密教”系统。其间，还交游同门师友、文人墨客。空海入唐一年有半，唐顺宗永贞年（805年）十二月，惠果圆寂。在弥留之际，惠果赠空海《金刚顶经》及其他密教典籍、法器等，并嘱咐他：“早归乡土，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

于是，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即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三月，空海艺业学成，辞别大唐，与留学生橘逸势一道，搭乘遣唐使判官高阶远成的船回归日本。空海从大唐求得大量的经籍文书及道法器道具，其中经论疏章达216部、461卷之多，大都为唐密经典，其中新译经等142部、247卷，梵字真言赞等42部、44卷，论典章疏等32部、170卷，曼荼罗图及祖师道影等10部，法器道具9种、惠果等咐嘱物13种，还带回国许多经传、诗文、杂书等，为日后日本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空海法师回国后开始弘扬真言密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作为根本经典，以《释摩诃衍论》《菩提心论》以及《大日经疏》作为辅助论释，又参照其他各种经论及仪轨，建立自己完善特有的教义与判教理论体系，使真言密教在日本独立于显教，开创了兼重理论与实践的佛教新宗派“真言宗”，成为日本“东密”的开山祖师。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日本承和二年）空海圆寂于高野山真言堂，时年六十二岁，法号为遍照金刚。公元921年（日本延喜二十一年）追封为弘法大师。其主要著作有：《真言付法传》2卷，《御请来目录》1卷，《即身成佛》1卷，《秘藏宝钥》3卷，《秘密曼陀罗十住心论》10卷，《辨显密二教论》2卷，《三教指归》3卷，《声字实相义》《吽字义》与《大日经》《金刚顶经》《仁王经》《心经》等开题讲义。这些著作被收入1910年日本祖风宣扬会汇编成《弘法大师全集》（共15卷），不仅在中日佛教史上，而且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千多年来，中日学者倾力于对空海法师在宗教文化等方面贡献的关注与研究，成果颇丰，却忽略了对他入唐学法前后，日本与大唐社会政治背景及文化情结的深层次探讨。

众所周知，古印度是世界佛教的发源地，许多国家的僧人包括大唐在内都到印度去取经求法，空海法师为何把他求法的目的地选在大唐长安？又为何在众多教派中只选择密宗？

值空海诞辰1235周年之际，笔者就此问题查找了诸多资料，试图通过公元九世纪前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的比较分析，解析空海法师长安求密法的主客观因素，以期对大唐文化的先进性、引领力，以及佛教在中外文化交流及政治统治中的作用，有更广泛更深入的认识。

背景之一：大唐长安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

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的时代，开放、融合、创新、变动是这个时代的特点。随着全国的统一，将二三百年民族冲突与融合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带到全国，使南北的经学、文学、佛教、道教，乃至音乐、绘画、书法相互融汇并出现新的创造。隋唐文化就是混合交融的成果的体现：对内的民族融合给唐文化打下了深深烙印，分判汉胡、华夷的观念已大大削弱；对外则敞开国门，积极促进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联系。如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地来到唐朝访问、求学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以及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也许是由于有民族融合的背景存在，有强大国力的凭借，有首屈一指的文化成就为恃，唐人对外来的一切，表现得雍容大度且充满自信。既非夜郎自大，盲目拒外，也不是急功近利，盲目选择，而是保持了他们特有的世界主义和宏大气魄，对外来文化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广泛容纳，使大唐一直保持在世界文化中心的领先地位。尤其是对外来佛教文化的广泛吸收和兼容。随着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教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吸收与消纳，渐渐与中国的儒、道文化融为一体，至隋唐之际已进入了它的中国化创新时期，而且使这个时代最富于创造性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被顾敦柔先生称之为“三教一家新文化”（儒、佛、道混合兼容状态）。这是一种包容个性、尊重共性、有着极强中和性的三教一体化的伟大文化。这种文化，自隋以来，因地理的接近和交通便利的优势，向东迅速传布，对周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东亚、韩、日地区形成了所谓“汉文化圈”。空海法师生活的日本，早存在中国儒家的基本文化，“大化改新”之后，他们采取与中国近似的政治制度，接受儒家和佛教思想，衣食住行的方式、读汉书、兴学校、定律令、建寺院都取法中国，乃至以汉字和汉文体作为交际的手段。

空海法师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对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却心仪已久。他从小就学习汉文文章、史传和儒家经典，十八岁时入京都大学辽明经科研修儒学，从而打下了汉学修养的坚实基础。由于佛教兴味的驱使，中途退学，到深山密林中苦修“忏悔”之法。游历大泷岳、室户崎等地，遁入原始密教世界之中。二十四岁时著有《三教指归》（可谓皈依佛教的宣言书）。在此书中，空海就儒、释、道三教相互比较优劣，认为孔子的儒教是俗世之微风，老子的道教乃神仙之小术，唯有释迦的佛教才是不二的法门。为了解明深奥的佛教教义，掌握普度众生的佛教真谛，于是立志入唐求法。而此时的中国政府更以平等的方式对待所有入唐求学、求法之人。来自日本、新罗的一些学者、僧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也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政治、宗教、文学艺术活动。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在中国为官几十年，深受朝廷器重。尤其是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日本遣唐使，对十分仰慕大唐文化的空海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背景之二：大唐长安是当时东亚密教的中心

密教（秘密教的省称）是唐代佛教的八大宗派之一，又称密宗（即秘密宗）、瑜伽宗或金刚宗，在日本则统称为真言宗。它是一种以陀罗尼为法门，修五相、三密之行，把即身成佛作为最终目标的一个佛教宗派，发端于古印度吠陀典籍，其内容原本主要是对神的赞歌、祭词、咒术等。^〔P4477〕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这种民间信仰，并加以改造，形成佛教中的真言咒语，称为杂密。直到七世纪中叶前后，杂密教义才逐渐被整理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系统，并作为大乘佛教的最后一个派别，在印度广泛流行起来。七世纪以后，又出现了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主要经典的大乘密教，称为纯密。纯密主张世间一切皆为大日如来所显现，其智德方面的显现称为金刚界，理性方面的显现称为胎藏界，金刚界与胎藏界合称金胎两部。杂密在东晋初即传入中国，并汉译了《大灌顶经》《孔雀王经》《陀邻钵咒经》《摩尼罗直神咒经》《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经》等重要经典。唐初以来，尽管持明密教不断传译，渐趋兴盛，但尚未形成一个宗派体系。到了唐玄宗开元初年，代表新派密教（纯密）的大师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先后来到大唐长安，译经传法，标立门庭，后来又有不空（705—774）、惠果等代相传承、延续法脉。

纯密一方面由于适应了唐帝国中兴君主玄宗等人复兴王室权力的需要；另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儒、释、道三教正在融合的趋势，因而得到急剧发展，并且形成了一个以修持密法为主的中国佛教宗派，跻身于各教诸宗各派之列。再加上印度—中国密教的僧侣们不但宣传《仁王经》的镇法护国思想，而且在修行时间上力图攀附、融合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以及道教的成仙、咒术、房中术等，所以，在诸宗诸派中尤受重视。

据文献记载，密宗从它的第一代起就深刻影响着皇室信仰，玄宗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礼敬如佛”，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使得“此宗遂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并使其位列三公（待遇与太尉、司徒、司空相同的名誉官职），史称“冠绝今古，首出僧伦”。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后宫以及主要权臣几乎都崇信密宗。由于皇室的大力扶持，使得密宗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诸宗。深得皇室信仰的法门寺真身舍利就反映出与密宗的一定关系。唐代一共有七次公开隆重地迎奉法门寺佛舍利的活动，其中四次与密宗相关。这从侧面反映了唐代密宗活动的历史情况，反映了密宗在当时的皇室信仰和佛教界具有的地位和影响。

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到德宗贞元年间（742—805），密宗迅速达到了鼎盛阶段，不仅在首都长安形成了以大兴善寺、青龙寺为主的中心，而且遍布全国名山名寺，如吴越南岭、巴蜀河西、燕晋五台、洛京汴州，都有密宗僧人活动。海外各国，近者如朝鲜、日本，远者如爪哇、天竺（古印度）也都有僧人前来求法。

《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记载，惠果的重要弟子诃陵国僧辨弘，在德宗建中年初（公元781年左右）来到了唐长安，为了求授胎藏毗卢遮那大法，便以该国铜钹一具供养圣佛院，以螺两具等供养惠果大师。据传，他在本国修如意轮瑜伽法，稍得法力之后，即向南印度求学胎藏法，途中听说胎藏法已被善无畏传到大唐国，有弟子惠果阿阇梨在青龙寺传授，便转向唐国来求法。这件事足以表明，当时唐密之著称，远闻于南洋、印度诸国。大唐不仅接受周边国家的求法者，而且密宗僧人也有前往东南亚诸国及天竺等地传法者。《宋高僧传》云，开元二十九年（741），不空和弟子含光、慧辩等同往师子国，中途在诃陵国遇大黑风，诵大随求陀罗尼一遍，即时风平浪静。（卷一）也就是说，唐都长安，在当时实际上已是东亚密教中心所在地。

对于倾心研究密教学说的空海法师而言，地理的优势、文字的贯通、丰富的文化，以及繁荣的佛教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唐作为自己求法的目的地。经过国中多方努力和路途中的千辛万苦，公元804年，空海法师毅然加入遣唐使的行列，实现他入唐的愿望。

背景之三：空海法师对密宗妙义的执着与追求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寺院兴盛的巅峰时期，宗派林立，新义迭出。其中，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等有极强的实力，其传播之广，不仅在国内，而且对国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对当时的新罗、日本佛教界影响极大。而空海入唐后为何却求学选择兴起不久的密教，笔者认为，主要是空海对密宗妙义的执着追求。

从文献上看，唐代密宗东传日本，主要是在中晚唐时期，也就是日本的奈良朝末、平安朝初这一时期，而此时正是空海对佛法教义困惑之时。在此之前，天台宗已由鉴真、法进等人传进日本，行贺僧也到唐朝学过。真言宗也由玄昉及三论僧道慈等人于开元初入唐，问道过善无畏。后来取回《虚空藏求闻持法》（全名为《虚空藏菩萨能满所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及《大日经义释》等，但这些经文经意并没有在日本发生多少影响。空海法师出家后于大和国久米寺中得到《大日经》，并听寺中和尚讲《大日经》是佛法之根本，他便翻经阅览，发现经内多说些梵字之真言、印契及三摩耶形（诸佛随本誓所现之种种现象）等秘事，难以读懂。后来，他持此经向南都七大寺的高僧请教，那些高僧亦不知所云。

于是，他决意亲自入唐学法，学习《大日经》之深旨。实际上，空海法师在出家前对密宗已有接触，同时，也产生了极大兴趣。据知，他在上大学期间，曾出游四国各地灵山大川，访佛求法，路上遇到一位沙门（有一说是石渊寺勤操律师），向他传授道慈所传得善无畏之《虚空藏求闻持法》，这是一本密教经典，意谓念诵虚空藏菩萨名而求得成就无比记忆力的方法。空海法师听罢，非常感兴趣，便倾心佛道，矢志密乘。对于真言密教的妙处，空海法师在他的《三教指归序》中这样论述：“若人依法诵此真言一百万遍，即得一切教法文义暗记。”由此推断，他遁入佛门、倾心真言密教的最初因缘，与他感兴趣于《求闻持法》有重要关系。

为了达到求正法的目的，入唐后，空海法师用六个月时间在长安及周围访求名师，最终拜青龙寺灌顶阿阇梨惠果为师。惠果是不空三藏的衣钵弟子，中国真言密教的第七代嫡传，曾为唐朝代宗、德宗、顺宗三帝授过灌顶仪式。他知识渊博、学问高深，尤其精通“真言大教”，在密教宗派中享有崇高的声望，是当时名扬四海的大和尚。空海师从惠果之后，惠果对他厚爱有加，为他授胎藏界、金刚界灌顶，接受密教的洗礼，并赠他以“第八祖遍照金刚”的法号，从而使空海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的最高荣誉，其意义深远。空海受戒后，每日在青龙寺苦学真言秘密之教，修习诸宗的规则、仪式，研读《大日经》《金刚顶经》等二百余种经卷，对新译的经论，对照梵文原书与译书进行比较研究。在日本时，理解不了的《大日经》中的梵字、印契、三摩耶、真言灯，经惠果的指导已完全领悟。空海天资聪慧，再加之勤奋好学，仅用了八个月就掌握了惠果所传密宗的一切大法。

当然，他不只满足惠果所传，在唐期间，还拜谒醴泉寺般若三藏和牟尼室利三藏，接受他们的新译经法。按他的话说，就是把大唐所有与密教有关的东西都要学到手或拿到手。在他带回日本的数百部内典、外典中，密教经典最多。据空海的《御请来目录》所记，当时进献给天皇朝廷的有“纪律论疏章传记、佛菩萨金刚天等像、三昧耶曼陀罗、法曼陀罗、传法阿阇梨等之形象及道具、阿阇梨付嘱物等”，并称这些物品皆“诸物之肝要，成佛之路径”。在空海心目中，其他宗派与密宗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空海法师认为，他这次入唐求法，对大唐密教而言是“拔根竭源”。因为唐朝密教之兴，其功全在于不空；不空、惠果、空海法师一脉相承的密教，才是究根溯源的正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佛教学者村上专精也说：平安时期入唐求法者有所谓八家，“但其中专修密教而且得到正统秘诀的归国者却只有弘法大师空海。并且大师与其他密教家不同，为密教作了教相判释，说明了整个佛教对密教的关系，阐明了整个佛教的终极妙义在于密教。弘法大师的真言宗在日本传播的盛况，不能不说是在印度、中国前所未有的。”^〔P64〕事实的确如此，空海法师回国后，依据密宗之教义，结合日本的具体情况，开创了日本真言密宗，建立了独特的密宗理论与体系。使密宗的辉煌时期，由本土大唐转移到了日本，并且一直兴盛到近代。这一切，不能不归结于他对密教极度的执着与追求。

背景之四：奈良佛教颓败与日本政治的需要

从日本当时的情况看，奈良时代佛教已成为了国教，各个郡都建立了官方性质的佛学院，而且每个佛学院都建造有佛寺。奈良时代佛教受到很大的欢迎，佛教最早的传播者采用中国的建筑、习惯、仪式，甚至用汉语进行传教，他们没有努力使佛教适应日本文化和普通民众的需求。因此，在宫廷之外，他们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整个奈良城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佛教中心长安的翻版。当时的佛教由于受皇室显贵的崇敬，受到过分优厚的待遇和保护，结果是僧尼的行为日益堕落，制度日益颓废。“有的假托佛验制造邪说，诖误愚民，至于蓄妻养子从事生产的，则不可胜计。还有不少寺院专擅山林水泽之利，放债牟利，兼并土地。”为了使佛教流传下去，天皇便向唐朝派遣遣唐使，邀请中国的高僧将教徒戒律带来日本，建立必要的秩序，规范僧徒的生活，并在京都建立一套佛教僧众授职纲领。当时，鉴真和尚的东渡，也未能挽救其衰败的命运。到奈良末期，佛教与政治脱离关系，政权移到藤原氏，佛教又一次倾向于对现世的祈祷方面。这个过渡时期，可以说，是从政教合一转变到政教并立，并且在桓武天皇迁都平安（公元794年）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移动，奈良时代传入的三论、成实、俱舍、华严、律等宗，均陷于绝境。在奈良佛教颓堕和远离政治中心、失去地利的时候，空海、最澄开始了对密教的探索，他们认识到，有必要进行宗教改革和从奈良的正统中把佛教解放出来，这也可以看成是新佛教在新都平安兴隆的开端。这两位大师开始都在南都（京都）研究性相之学，后来，最澄在东大寺得到鉴真和尚带来的天台宗的教籍，此后深深皈依三谛一如的妙教；空海则尝试将佛教神只确定为国家之神。这些都是与密教有关的理论，在日本十分缺乏，而此时在中国恰恰是密教势力逐渐扩张的时候，其潮流也波及日本。于是，他们便决定入唐求法。最澄和徒弟义真一起来唐，求取天台宗没传到日本的经释典籍，回国后，又将在唐学习的天台教义有机地融会于密宗之中，从而在日本开创了台密的先河。

空海法师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求得真言密教的奥义，由唐归国。回到日本后，将从中国带来的大量新译佛经、密教经典、法器目录和奏表献给平城天皇，受到天皇的极大赏识，并恩准在京都北部的高野山寺创设灌顶法坛，开设了第一个密宗道场，为日本真言宗之肇始。空海的真言密宗实际上就是将日本的佛教与神道相统一，提倡神只信仰，提倡持法护国思想，为镇护国家进行祈祷，体现了神道教和佛教思想的结合。这一切与平安初期佛教以政教并立、镇护国家、除灾消厄的宗旨恰好相适应；加之密教宣称他们与以往的佛教诸派修行方式相比较，方法简便、易行，如一篇短短的经文、一句数字的神咒，可以消除多生几世的深重罪孽，又依一定的仪轨行法，可以免去三劫长途的修行，即身便成佛果等优点，因此得到当时朝野的归仰。同时，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正是藤原氏得势的时期，社会风气颓废，人情流于柔弱淫猥，地方豪族则逐渐扩张势力，而密教的盛行，正与这种贵族风气互成因果。弘仁二年（811）六月，空海法师又将从中国带回的大量物品呈献给嵯峨天皇，彼此建立了师友般的友谊；弘仁七年（816），他在高野山创设金刚峰寺；弘仁十四年（823），嵯峨天皇把位于京都的东寺（即教王护国寺）赐予空海，遂与金刚峰寺同为此宗之根本道场，从而奠定了空海在日本密教中的领袖地位。空海法师成为日本真言宗的缔造者，与嵯峨天皇对他的赏识与支持是分不开的，真言宗也因此作为一个独立的教派而活跃于日本的佛教界。空海法师圆寂后，又有不少日本僧相继入唐求取密教，致使平安佛教成为密教时代。平安以后日本的佛教，几乎全根据密教加以变革。当时的朝野都信仰此教的灵验，从宽平（889—898年）、昌泰（898—901年）年间到长和（1012—1017）、宽仁（1017—1021）年间，密教兴盛到了顶点。由此可见，空海法师所创立的日本真言宗，相对于奈良时期的南都六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等传统佛教而言，是一大改革，在日本真言史上占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其间政治上改朝换代后，新朝的政治需要，也是促成此次宗教改革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空海法师的入唐学法不只是单纯的个人喜好与简单的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与大唐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所处的先导地位及日本政治的需求有关。当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空海法师入唐学法的结果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丰富了世界宗教史的内容。特别是他创立的日本真言宗，使唐王朝在“会昌法难”（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中行将灭顶的密教，延续到了日本，并使其繁荣发展，成为日本人民最普遍信仰的宗教。直到今日，真言宗的教理与仪轨对日本佛教诸宗派及传统神道信仰仍有重大影响，甚至成为日本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欣慰的是，日本民间僧团与西安的法门寺、青龙寺、大兴善寺等有着密教渊源的寺院，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宗教文化交流，但愿这种虔诚的宗教仪式能够把人们对世界和平、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望，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或许就是著名高僧空海法师入唐学法的现实意义所在。

日本高僧空海法师入唐学法文化背景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