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耕原
（西安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岑参边塞诗无论在盛唐，还是在有唐一代，或是在整个诗史上，都像一片摇曳奇花异草的原野，开凿出前所未有的冰冷而沸腾、火热而豪迈的壮烈境界。不仅展现了盛唐边塞诗最后的耀眼光芒，而且也昭示了后盛唐向中唐诗之审美的变革轨迹。在边塞诗的题材与诗体融合上，是对唐诗集成性的继承，也是独具个性的创新。从纵与横多维度的拓展性探索，或许会提供新的启迪与发现。
一、岑参在初盛唐边塞诗史上的地位
岑参先后两次出塞，一是自天宝八载（749）冬，至十载六月还京；二是自十三载（754）四月，至肃宗至德二载（757）夏至行在凤翔。先后随从名将高仙芝与封常清，前后两次包括往返将近五年。初出塞不到两年，凡作边塞诗31首，再出塞三年稍多，有边塞诗45首。加上两次出塞之间隙与再次出塞归来后，所作五首送人赴边，以及与之相关的赤骠马歌与芦管歌，共计83首，占其诗402首的20%，数量不能说不多。
逐人逐篇检点初唐边塞诗，凡得87首，加上唐太宗的三首，不过90首。也就是说，岑参边塞诗数量接近初唐诗人同题材的总和。就每人数量而言，初唐袁郎、窦成、杨师道、李义府、孔绍安、王宏、庾抱、陈子良、辛常伯、来济、郭元震、张敬忠、张易之、张昌宗、乔知之、员半千、张宣明，人各一首而已；刘希夷有两首、郑愔四首；虞世南、崔湜、沈佺期各五首，崔融、卢照邻、杨炯各六首，骆宾王九首；陈子昂十一首。其中，以陈子昂与骆宾王数量最多，他们都曾身历边塞，吃过风沙之苦，故其多可谓事出有因。岑的数量是两家平均数的八倍还多。
再从诗体来看，初唐边塞诗除过七律外，其他诸体具备。其中数量多者，五律和五言长律40多首，相当总数的一半。即就是数量不少的五古，其中往往充斥着连续性的偶句。其中六首歌行体更不例外。可以说，初唐边塞诗是主要用对偶组织起来的。就题目看，只有唐太宗、骆宾王、陈子昂全部或者主要因事制题，其余绝大多数人全部或者主要采用乐府旧题，自制题者不过偶尔可见。乐府旧题多见者，如《饮马长城窟行》《出塞曲》《从军行》《出塞》《陇头水》《战城南》等。
然而，岑参之83首边塞诗竟无一首旧题，在将近五年的边塞阅历，且正值35至40岁出头的年龄，他怀着“今王道休明，噫世业沦替”的反差感，以及“出入二郡，蹉跎十秋”的仕途阻滞感，还有“国家六叶，吾门三相”与“昔一何荣矣，今一何悴矣”的家庭责任感，以及此前天宝二载（744）进士及第而在内率府兵曹参军之微职，而滋发急于建功立业的迫切感，奔赴西域，乃至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
奇异的地理风光，酷冷酷热的反常气候，紧张而又激烈的战斗岁月，往返长途的寂寞跋涉，无不焕发热烈奋发、艰苦卓绝或者念乡思家的种种情感，遇地而发，随事生题，而且综合了初盛唐边塞诗与长于抒发感情的歌行体，创制出适宜于边塞题材的许多成功的新题目。我们看他题目中，“初过陇山”“经陇头分水”“过燕支”“过酒泉”“经火山”“宿铁关西馆”“碛中作”“早发焉耆”“题苜蓿峰”“武威春暮”等，犹如一部西行日记。
题目中涉及的地名，也就是该诗所作地。除以上外，还有敦煌、银山碛西、碛外、碛西头、安西、凉州、河西、临洮，此为首次出塞。见于再次出塞不复见者，如金城、贺延碛、轮台、走马川、北庭西郊交河郡、瀚海亭、玉门关、天山、热海等，至于诗中的地名，以上还未涉及。
他几乎走遍了西域的军事要地，地经足至，景由目见，事则身历，有多少新奇事物为之激发，使他成为大漠、雪海、火山、热海的歌手。而初唐边塞诗，绝大部分为想象之词，只有极少数地名点缀诗中，只是作为一种流行题材而偶尔点染而已。
再看盛唐边塞诗。其中，名家，高适有42首，其中以五古与五律为主，七绝五首，七言歌行仅有二首，仅及岑的十分之一，总数不及岑之一半。就诗体看，还是顺着初唐的路子。但是，题目只有三首属于乐府旧题，且首创的《蓟门行》与《九曲词》成为新乐府题，而被后人沿用。
李白边塞诗有28首，其中五古18首，七言歌行六首，五绝三首，五律一首。七言歌行明显增加，五律急剧下降。自制题五篇八首，绝大部分则为乐府旧题。在安史之乱前曾到幽燕，探察安禄山活动，而有几篇写实之作，其余亦为关注性的想象之作，此亦属合乎他的创作个性。
王维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秋天出使塞上，并留在河西为节度判官，将近一年。有20首边塞诗，其中有四分之一写于边地，其余为少年之想象与后来送人赴边、应制、挽歌。其中五古二首，七言歌行四首，五律八首，五言排律一首，七绝五首。他本是五律与歌行诗的高手，这在边塞诗里得到同样的反映。
王昌龄曾漫游过西北，由萧关出塞外。有边塞诗24首，其中五古11首，七言歌行、五律、五绝各一首，七绝多到10首。他以七绝边塞诗赢得世人的注目，是具有艺术个性的边塞诗人。
崔颢边塞诗共七首，五古四首，五律二首，七言歌行一首。在进士及第后的开元十年左右至天宝初，漫游南北，最后到了东北，他和高适都是雁门、辽西边塞的歌手。
李颀往往被视为边塞诗人，而其实只有四首。另外，《古塞下曲》与于鹄互见，宋人和明人则定于于鹄。但《古从军行》与《古意》均为七言歌行，思想深刻，影响甚大。
此外，著名者如王翰，有七言歌行《饮马长城窟行》与七绝《凉州词二首》，尤以后者著名而传遍人口。王之涣存诗仅六首，而七绝《凉州词二首》其一，亦为经典之作。
张谓有边塞诗三首，其中七言歌行二首，七绝一首。祖咏虽只有《望蓟门》一首，然其声价甚响。以隐士出名的孟浩然，用世之心并不弱于人，有边塞诗六首，其中五古、七绝各两首，均为送人赴边之作。对于其中七绝《凉州词二首》，因他一生未过邠宁，其集亦无其他乐府旧题之作，故似非其作。储光羲边塞诗四首，三首自制题均为五古，《关山月》为五绝。陶翰边塞诗四首，全为五古，乐府旧题和自制题各半。常建有边塞诗六首，其中七绝《军城早秋》颇为引人注目。贾至边塞诗两首，歌行体与七绝各一首，均为乐府旧题。唐玄宗有边塞诗四首，均为自制题目，其中两首为送大臣赴边。张说边塞诗六首，均为自制题目，其中五古四首，五律与七言歌行各一首。
总上除岑参外的唐代诗人18家，边塞诗凡181首。另外，胡皓、刘庭琦、张明宣、殷遥、贺朝、万齐融、孙逊、崔国辅、李昂、杜危、万楚人各一首，共12首，连前共计193首。合共是岑参诗的2.2倍。或者说，在盛唐边塞诗总数275首中，岑诗83首占到将近三分之一，又是高适42首的两倍。
如此数据，如此比例，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惊讶，岑参边塞诗的数量在初盛唐诗中居然占有如此显赫的位置。即就是与之并称的高适，也要瞠目其后。或者把王昌龄、李颀、崔颢、王翰、王之涣与高适合在一起总数84首，才抵得上岑之数量。盛唐边塞诗精华集中在七言歌行与七绝上，七言歌行除过岑参凡20首，而岑之七言歌行共19首，而且绝大部分代表作都聚集于此一体中。盛唐诗人五绝边塞诗5首，七绝23首，其中最多者为七绝圣手王昌龄10首；岑之五绝8首，七绝17首，合共25首，与盛唐边塞诗的总数恰好相等。
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岑参边塞诗数量在盛唐中最多，即就是仅次于岑的高适，数量仅及岑的一半。初、中、晚唐亦作如是观，则不用赘言；二是在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七言歌行与七绝边塞诗中，盛唐其他诗人总和方能与岑参相等；三是在七绝边塞诗中，岑参虽远远不及王昌龄，甚至没有王翰、王之涣的名声响亮，但他的七言歌行边塞大篇，迥出于盛唐诸大家、名家之上，即就是和他并称的高适，也仅有两首歌行边塞诗，只有《燕歌行》一首和岑参大篇相媲美。
岑参如此突出地挺拔于边塞诗中，未尝不是一种奇迹。他所浇灌的这片奇花异草，自然滋生于特定的时代土壤之中。初唐自贞观之治后国势强盛，文治武功骎骎乎超越西汉。贞观四年大破突厥，生擒颉利可汗，自此西北诸藩咸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九年五月，大破进犯的吐谷浑，十四年平西昌而置安西都护府，国威大震。虽自十九年伐高丽而不克，然大局稳定。文治上以《秦王破阵乐》为宫廷音乐。又亲自作了边塞诗三首：《饮马长城窟行》《执契静三边》《伤辽东阵亡》，其佚句尚有“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在国家选拔官员的大考中，试题亦有《出试》。沈佺期集中有《被试出塞》（一作“出塞被试”）或许是他在高宗上元二年（675）考进士的题目。初唐已显示了尚武精神的流行。影响所致，初唐近百年，宫廷诗人始终把边塞诗作为不可忽略的题材，像虞世南这样的宫廷重臣都有五首边塞诗。即就是武后的面首不识文墨的张易之、张昌宗，也要请上官婉儿代作《出塞》与《少年行》。杨师道《陇头水》的“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虞世南《拟饮马长城窟》的“前逢锦车使，都护在楼兰”，“云昏无复影，冰合不闻湍”，《出塞》的“雾锋暗无色，霜旗冻不翻”，崔融《西征军行遇风》的“北风卷尘沙，左右不相识。飒飒吹万里，昏昏同一色”，都给盛唐诗人留下了不可忽略的借鉴，对岑参、王维、高适的影响尤巨。
在强大国威激发下的豪言壮语，亦为可观。辛常伯《军中行路难》的“昔时闻道从军乐，今日方知行路难”，“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发为悲壮之音者，有孔绍安《结客少年场》的“若使三边定，当封万户侯”，然亦有王宏《从军行》的“从来战斗不求勋，杀身为君君不闻”的慷慨，这还是来自隐士的声音。乔知之《苦寒行》的“由来从军行，赏存不赏亡。亡者诚已矣，徒令存者伤”，刘希夷《将军行》的“将军辟辕门，耿介当风立。诸将欲言事，逡巡不敢入”，思想之深刻，则显而易见。至于骆宾王《宿温城望军营》的“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则把建功立勋的理想与捍卫边疆忠君报国的壮志结合起来；为人熟知的杨炯《从军行》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已先发盛唐之宏响。
到了盛唐，玄宗前期重视边备，开元六年（718）张说以右羽军检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相见，玄宗大喜。开元十年（722）遣兵部尚书张说巡边朔方，玄宗率百官饯别并亲撰《送张说巡边》诗，当时官员能诗而应和者，有源干曜、张嘉贞、宋璟、卢从愿、许景光、韩休、徐知仁、崔禹锡、王翰、苏晋、王光庭、袁晖、席豫、张九龄、徐坚、崔日用、贺知章、胡皓、王丘，并结集。命贾曾作序，其序说：“朝倾多士，巷无居人。接盖阴衢，扬袂风野。羽觞遽进，列坐酣而不哗；清铙间发，将士激而愈厉。……景列穹都，风腾汉野。西域轻郅支之使，东胡息冒顿之虞。”像如此由皇帝亲自率领的庞大“军事文学沙龙”，本身就已接近边塞诗，而对边塞诗以及送人赴边的影响，就异常明显了。玄宗还有《饯王晙巡边》《旋师喜捷》，又在《平胡》中不无自负地说：“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推崇武功的雄心并不逊于唐太宗。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盛唐半个世纪向来从上到下笼罩激昂慷慨的尚武重侠精神。连士子们都怀有一种英雄情结，漫游东北、西北，赴边从军、建功立业，成了不亚于进士及第的另一条康庄大道，弃文尚武呈现了多样化的理想选择。开元前期陇西有壮士常言：“大丈夫不继（似当为‘系’）单于颈，不碎颜良军，曷以答圣朝之休美，绍先人之鸿业。”这正是盛唐恢宏昂扬气象与热烈的社会思潮所形成的流行观念之一。循循守儒的杜甫，在《前出塞》其三不是也说过：“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斗当速朽。”即使隐士孟浩然，也在《送告八从军》中说：“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情绪温和的王维，在《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说：“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少年行》其二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无不体现英雄精神的鼓荡，建功立业理想的激发，浪漫情调的澎湃。
就是在这种昂扬慷慨的时代思潮中，岑参两次奔赴西域，由此也发现了他“好奇”的审美趋向的用武之地。在“飒飒胡沙迸人面”的银山碛西馆，发出“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在武威则高唱“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以及“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这是建功立业与英雄精神的焕发。在此地欢呼：“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在轮台则喊出“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故人”，无不激荡豪迈慷慨的兴致与自信；在“平沙莽莽黄入天”的边陲，他说自己由一介书生，锤炼成“并州儿”式的英雄：“何辛一书生，忽蒙国士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逐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在从军的前后五年生涯中，特别是首次出塞中，他也反复地想家，想得流泪，甚至连做梦都在思念家园。在大漠像军人一样奔驰，又像一般人一样想家流泪，这并不矛盾，反而真实，把人人共有的多重情怀逼真而尽意地宣泄出来。正是这种真情实感，加上尚奇而敏感的审美眼光与出色的描写与记录，使他展现了西域万里一幅又一幅奇异的画面，达到边塞诗史上豪迈慷慨热烈悲壮的顶峰。
二、先唐边塞诗的发展
回顾边塞诗史，自《诗经》以来，《秦风·无衣》与《小雅·采薇》就以第一人称发轫。前者“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已发同仇敌忾英壮迈往之先声，而被视为“边塞诗之祖”，初现西北秦俗尚武之精神；后者既有“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日三捷”的紧张战斗，又有“曰归曰归，岁亦莫止”的思家之念，以及“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御敌卫国之呼声。还有《小雅·何草不黄》是对“经营四方”而发“哀我征夫，独为匪民”的反战情绪，虽然简略笼统，然已涉及边塞诗重要主题内容。特别是都以第一人称发出呼吁与哀叹，还是真切感人的。汉乐府的《战城南》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换的手法，显然比先秦初民描写逼真得多。这首战争诗，不一定属于边塞诗，然而却为后之边塞诗留下母体性的原型。
三、四、五、七言杂用，本是汉乐府普遍特点，以及景色描写，均对以后影响甚大。《饮马长城窟行》原本秦时民歌，见于文人之作者以蔡邕为早，属于闺怨诗。建安时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汲取民歌而有“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的描写，同样形成边塞诗的另一母题。“君独不见”引发鲍照的“君不见”的出现，而成为后来歌行体与边塞诗的常用语。曹植《白马篇》叙写“幽并游侠儿”的“扬声沙漠垂”的事迹，把游侠题材渗入边塞诗，以叙事手法与铺排描写结合刻画人物，是最早的边塞人物诗的范型。结尾的壮语“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发抒的捐躯报国的忠勇精神，成为以后边塞诗经典性的话语。而且大多单数句与偶数句用韵，应当视为最早乐府五言歌行体边塞诗。最早的乐府七言歌行体见于曹丕《燕歌行》，原本正如《乐府解题》说：“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属于闺怨诗，中经魏晋、刘宋、萧梁而未变，然由南入北的王褒、庾信因南北诗风的融合，渗入边塞诗的成分。到了盛唐高适、陶翰、贾至的手里，再变为俨然的边塞诗，虽然在高诗里还能看到“玉箸应啼”“少妇断肠”两句蜕变的痕迹。边塞诗最常见的题目是《从军行》，最早于王粲《从军行五首》，此为边塞诗最早的组诗，主要歌颂曹操征伐的武功，其五也反映了当时军阀割据造成的社会灾难：“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魏文帝黄初中，左延年《从军行》凡两首，一为五言六句的“从军苦”，一为五言四句的“从军乐”，二诗发端即是主旨“苦哉边地人”“从军何等乐”，形成显明对比。以后此题即成为边塞诗经典题目，而最为常见。阮籍《咏怀》其六一有言：“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垧。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亦可视为边塞之作。边塞诗在建安邺下与曹魏形成第一个小小高潮，但他们所写或带有类型化，如曹植《白马篇》，或在军阀的卵翼下以颂美为主，如王粲《从军行》。然抒发的豪情壮志与战乱荒凉，包括所采用的乐府题目，均对后世有很大的感发作用。西晋末年刘琨《扶风歌》以奔赴国难抗御外敌的经历，发为凄戾感恨之词，酸楚动人。其中“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等语，无不一一为身之所历，如笳声嘹戾，使人感慨呜咽。自此后“扶风”便成为边塞诗专有名词，后来鲍照亦有同题之作。
到了刘宋，出现了第一个边塞诗大家鲍照。他的《代东武吟》讲述了一个退役老军人今不如昔的故事，用第一人称“仆”，实则是代言体。故事本身则启发了王维少作《老将行》。代表作《代出自蓟门行》为边塞诗名作，题目来自曹植《艳歌行》首句“出自蓟北门”。《乐府解题》谓“其致与《从军行》同，而兼言燕蓟风物及突骑勇悍之状”。行军与气候酷冷的峻健遒劲的描写，为唐人所祖，尤对岑参影响甚巨。结尾的壮语取法曹植。《扶风歌》明显受刘琨启发。七言歌行《行路难》其十三叙写从军者念家之情怀，属于“边思”主题。其十四以“君不见”发端，以少年从军白首不归的感慨为主，诗体与发端给唐人边塞歌行提供了范式。《拟古》其三叙写朝游雁门，暮宿楼烦，与上诗同样笼括。又创建了《建除诗》，单数句首以“建除”等12字领头，凡24句，以写“建旗出敦煌，西讨属国羌”的边塞战事，然内容无甚可取，属于文字游戏。《代陈思王白马篇》结末言：“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写景如“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在边塞诗中亦有可取之处。《代苦热行》主要渲染南方炎热，结言对将士赏轻恩薄，亦属于边塞诗。鲍照凡有边塞之作九首，属于此前产量最多者，这与刘宋一度强盛有关。
南齐谢朓《隋王鼓吹曲十首》其七《从戎曲》五言十句，萧衍《边戍诗》五言四句，齐梁之际的虞羲《咏霍将军北伐》，后二者当为最早的自制题，但就内容来说，仍然与此前乐府边塞诗想象之作没有区别。沈约《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以上三诗分别出现了“瀚海”“交河”“轮台”地名。沈约后者为五言六句，似为残诗；《白马篇》则径直模拟曹植同题之作，《出重围和傅昭诗》为五言六句，亦似残诗。何逊《学古诗三首》其一“阵云横塞起，赤日下城圆”，当为王维“长河落日圆”所本。其三“日隐龙城雾，尘起玉关风”，偶对整饬，已接近唐人边塞律句。《边城思》为五言四句小诗，言因边城春动思家。其二为一般送别诗。萧梁王训《度关山》为乐府旧题，诗中点缀陇阪、关山、秦川、上郡、云中、辽水、榆关等地名。多用散句，语气流畅。结言“谁知出塞处，独有汉飞名”，亦引人深思，作者年二十六而卒，诗亦为想象之词。吴均诗尚奇而清拔，在《赠别新林》言“仆本幽并儿”，少年仗气任侠，以功业自诩。齐明帝建武中，曾到过当时前线寿阳八公山一带。梁武帝天监四年从军北伐，为此留下不少边塞诗，成为鲍照之后又一边塞名家。有《战城南》三首，《入关》《从军行》《胡无人行》《渡易水》，均为乐府五言边塞诗。还有自制题《答柳恽》《赠别新体》与组诗《边城将》四首。另有《古意》其一亦为边塞之作，凡14首，是南朝边塞诗最多的诗人。刘峻《出塞》五言八句，已属准律诗。王僧儒《白马篇》《古意》，徐悱《白马篇》《古意酬别长史溉登琅玡城》，均多排句。萧子显《燕歌行》《从军行》均为七言或五、七杂言。褚翔有乐府五言《雁门太守行》，属于此题最早转入边塞之作。刘孝威《陇头水》《骢马行》《结客少年场行》《骢马驱》，均为乐府五言边塞之篇什，亦多偶句。刘孝仪有《从军行》五言。简文帝萧纲《从军行》两首，一为五言，一为五、七杂言。《陇西行》三首，《雁门太守行》五言三首，《渡关山》五、七杂言一首，这位宫体诗的主帅，而在边塞诗上居然有九首之多。其中，虽不乏“沙飞朝似暮，云起夜疑城”（《陇西行》其三）、“风急旍旗断，涂长铠马疲”（《雁门太守行》其一）的描写，然均为想象之辞，缺乏完整之佳制。梁元帝萧绎多乐府题诗，《关山月》《紫骝马》《燕歌行》本可写成边塞诗，却处之闺怨、离别之类。另有《骢马行》单写白雪黄云之景，勉强可视为边塞之作。同时的戴暠《从军行》为五言，《度关山》为五、七杂言。后者发端：“昔听陇头吟，平居已流涕。今上关山望，长安树如荠。”结尾的“且决雌雄眼前利，谁道功名身后事。丈夫意气本自然，来时辞第已闻天，但令此身与命在，不交烽火照甘泉”，都对唐人边塞诗与山水诗影响甚大。车（喿支——这是一个字的左偏旁与右偏旁）《陇头水》五言八句边叙边议，末四句“雪冻弓弦断，风鼓旗杆折。独有孤雄剑，龙泉字不灭。”已发唐人之先声。
北魏刘昶为宋文帝之子，兵败奔魏，在道慷慨，发为断句：“白云满障来，黄尘暗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颇近边塞之作。王肃仕南齐，亦奔魏，有《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长晦雪，荒松无罢风。”亦有慷慨悲凉之气。北魏名士温子升有《敦煌乐》《凉州乐歌二首》，均言边城之乐。北齐祖珽《从北征》言：“祁山敛雰雾，瀚海息波澜”，“方系单于头，歌舞入长安。”豪迈之气亦开唐人先声。由南入北的王褒，是北齐第一个边塞诗大家。多用乐府旧题，如《军行二首》《饮马长城窟行》《出塞》《关山月》，以及《关山篇》均为五言，《燕歌行》则为七言，作于萧梁，引发梁元帝与诸文士和之，凡八首，多能“妙尽塞北苦寒之言”，“而竟为凄切”（《北史》本传语），史家认为是不祥的亡国之音。北周宇文招，诗法庾信，其《从军行》为七言四句，全然写边塞之景：“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障接燕然。水冻菖蒲未生节，关寒榆荚不成钱。”似乎是一首七言歌行的开头。庾信入北后，有边塞诗十首。《出自蓟北门行》的“关山连汉月，陇水向秦城。笳寒芦叶脆，弓冻纻弦鸣”，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似从前两句透出消息，末句对岑参似有启发。歌行体《燕歌行》前为边塞之风光，后为闺妇之思怨，实为南北诗风之结合，高适同题当有所取法。与人酬和的《军行》《从军》诗均以写塞外之景为主。著名的《拟咏怀》的其八、十二、十三、十五、十七、二十六等均为边塞之作，其十七堪称名作：“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都护楼兰返，将军疏勒归。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闻道楼船战，今年不解围。”苍凉悲壮，沉郁顿挫，对初盛唐均有影响。庾信是融合南北朝诗风的大家，也是北朝边塞诗一大家。
到了南朝陈代，沈炯《赋得边马有归心》与《咏老马》，均以咏物为边塞之词，已开杜甫写战马之先河。顾野王仅有《陇头水》，纯为写凄凉之景。诗风奇巧的张正见，其五古《关山月》的“马倦思衔草，人疲屡看城”颇有情致。《战城南》的“旗交无复影，角愤有余声”，为人所未言。另有五古《君马黄》二首，其一的“唯胜渥洼水，不饮长城窟”，亦善言情。《陇头》的“惊风起嘶马，苦雾杂尘飞”，《陇头水》其二“落叶时惊沫，移沙屡拥空”，《关山月》其二“寒光带岫徙，冷色含山峭”，虽为想象之词，然写景精致与张正见风格相近。另有《雨雪曲》《饮马长城窟行》，凡八首。宫体诗作手徐陵，亦不乏边塞之制。有《骢马驱》《陇头水》二首、《关山月》二首。特别是《出自蓟北门行》发端的‘蓟北聊长望，黄昏心独愁’，结尾的‘渍土泥函谷，挼绳缚凉州。平生燕颔相，会自得封侯’，悲凉豪壮，竟与其宫体诗如出二手。观陈叔宝、张正见与徐陵的边塞诗，题目多有相同，可能出于君臣同题之共作。傅縡的《走马引》，陆琼《关山月》，陈暄《紫骝马》，谢燮《陇头水》《雨雪曲》，阮卓《关山月》，均为五言，而不足观，所存诗亦无多。江总为陈后主之狎客，善为艳情之制。有《关山月》《陇头水》二首、《骢马驱》，过于修饰。《雨雪曲》的“天寒旗彩坏，地暗鼓声低”，可称名句。苏子卿《紫骝马》的“嘶从风处断，骨住水中寒。飞尘暗金勒，落泪洒银鞍。抽鞭上关路，谁念客衣单”，所言无人恤念从军之苦，在南朝边塞之制中颇不多见。贺力牧五律《关山月》的“雾暗迷旗影，霜浓湿剑莲”，把霜雾与剑旗交错刻画，凝重而精练。伏知道《从军五更转》五首，首次以五言四句组诗写边塞。其四云：“四更星汉低，落月与云齐。依稀北风里，胡笳杂马嘶。”写军营之夜听觉的异样特别真切，作者可能有营垒生涯的经历。独孤嗣宗与李燮各有《紫骝马》，均为超出前人。江晖《雨雪曲》颇值一观：“边城风雪至，游子自心悲。风哀笳弄断，雪暗马行迟。轻生本为国，重气不关私。恐君犹不信，抚剑一扬眉。”前景后情，意气豪迈，疏朗高亢。陈代只有32年，但边塞诗得到陈后主自作的导向，数量可观，名家篇数亦多。
至隋，卢思道有七言歌行《从军行》，以偶对为主，末了，出之“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夹一三言句一变，气局开张，为唐人歌行开一法门。何妥《入塞》言战胜归来：“回旌引流电，归盖转行云。待任苍龙杰，方当论次勋”，与卢诗都显示了隋初对国势强大的自信，而与南朝之作显然有别。杨广《饮马长城窟行》为五言大篇，以示从征群臣。其中，“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乎。摐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首句为杜甫《北征》“岩谷互出没”所本。《白马篇》格局则追摹曹植同题之作。杨素曾带重兵平定北齐，诗多风霜之气，他的《出塞二首》颇见自己感慨。其二的“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以感慨发端，中言行军所见，结言“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均以气势悲凉见长。薛道衡亦有和杨素《出塞二首》，其一云：“高秋白露团，上将出长安。尘沙塞下暗，风月陇头寒。转蓬随马足，飞霜落剑端。凝云迷代郡，流水冻桑干。”偶对整饬，气力充足。结尾言：“受降今更筑，燕然已重刊。还嗤傅介子，辛苦刺楼兰。”宏拔豪迈，而有别于杨素。《渡北河》结末的“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亦出之同一声气。另一名家王胄《白马篇》亦追摹曹植，然迈出杨广。虞世基酬和杨素《出塞二首》其二后半言：“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雾烽黯无色，霜旗冻不翻。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其中，“霜旗”句即为岑参名句“风掣红旗冻不翻”所本。隋祚运短，边塞诗数量不多，但多佳制，非南朝面壁虚构可比，且多河朔阳刚之气，对唐人影响更为直接。
综上可见，从《诗经》到晋代，边塞诗共21首；宋齐10首，萧梁50首，北朝25首，陈代50首，隋代12首，以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合总168首。从先秦至魏晋可视为缓慢的萌芽期，宋齐为过渡期，梁陈隋为发展期，为112首，加上北朝一部分，至少在120首以上。萌芽期边塞诗题目出现《战城南》《从军行》《白马篇》《扶风歌》等，过渡期主要是鲍照的《出自蓟北门行》《行路难》《东武吟》《代苦热行》，发展期有转入边塞之苦的《饮马长城窟行》《燕歌行》，以及《度关山》《出塞》《雁门太守行》《陇头水》《陇西行》《骢马行》《结客少年场》《骢马驱》《雨雪曲》《走马行》《紫骝马》《入塞》等。绝大多数为乐府题目。从诗体看，以五言古诗为主，鲍照《拟行路难》其十三、十四采取七言歌行，以后还有萧子显《燕歌行》，以及五、七杂言的《从军行》，萧纲亦有与后者同题同体之作与《度关山》，总共八首。萧衍《边戍》属于最早的五言古绝，还有何逊《边城思》；最早使用组诗者，萧梁萧纲《陇西行》《雁门太守行》各为三首，吴均有《战城南》三首，陈代伏知道有《从军五更转》五言古绝五首。张正见有两篇各由两首组成，隋代由两首为一组的有杨素、薛道衡、虞世基，均为《出塞》，属于同题共作。从内容来看，绝大多数为想象之词，以备言边塞艰苦为主，主题比较单纯。创作数量多者，鲍照9首，吴均14首，萧纲9首，王褒8首，庾信、张正见各10首，陈叔宝8首。梁陈隋三代都有皇帝参与，作品总数之多与此亦有重要原因。
三、岑参首次出塞诗的个性特色
岑参的出塞诗其所以能在大家、名家林立的盛唐展现奇光异彩，而跨越中国边塞诗的顶峰，首先，在于以满怀的理想与热情投入了荒漠广阔的西域，把自己的汗水与泪水洒向蒸沙砾石乱飘扬的大沙漠，把一己之我全方位融入“三军大呼阴山动”的多年军人生涯中。他用第一人称热情洋溢悲壮慷慨地记录了五年多的战斗生涯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构筑了又一部崭新而热情激昂的“大唐西域记”。他像一位随军记者，忠实地报道了前线的一切！不，在行军中奔驰的自己也是记录的对象。或者准确地说，更像一部军人的自传，或如西域的战斗史，包括奇异风光与特殊民俗的地域史，她是大唐西域战争与人文及地理的总和。在唐诗千花怒放的大苑林中，他开辟了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的艺术领域，弥补除了政治、经济、军事进展的诗歌艺术的不足，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心情澎湃，壮烈激昂！在唐代边塞诗中大放异彩，给盛唐气象带来了奇特的激奋人心的浓墨重彩的耀眼光华。
其次，岑参两次出塞，前后五年多，他的八十多首边塞诗，犹如随军日记，一时一地，一草一木，无论火山热海，还是大漠雪山，或者轮台、北庭、交河、酒泉、玉门关，或是敦煌、银山、铁门关、碛中、安西、临洮，均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无不具有切肤的感触。这和初唐以前绝大多数的“纸上谈兵”的边塞诗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即就诗中所涉及的地名，远要比前此的总和要多。不仅迈越了此前想象的“备言边塞之艰苦”，而且展现出前人匪夷所思的种种奇异风光，豪情壮志亦超逸前人。
再次，盛唐在传统上全面汲取了建安风骨与齐梁的清丽，形成宏阔时代审美气度。岑参在对传统双向选择上，与高适一味取法建安慷慨悲凉之一途相较，显然高出一筹。清人何焯曾言：“嘉州五言宗仰鲍照，不屑为齐梁衰飒之语。若时无李、杜，则碧海鲸鱼，当归巨手。”岑参山水、送别之作的描写景物拟人手法，即受大、小谢的启发。至于梁陈边塞诗之众多，潜在引发当不在鲍照影响之下。岑诗虽缺乏高适边塞诗在思想内容上的深沉，然而往往获得更多青睐。特别值得注意的，岑参在诗学审美上追求尚奇缒险，倾向于壮丽一面。这在一般的山水诗上容易在修辞或动词选择上出现模式，而在西域奇异地理环境中，不仅激发了旺盛创作热情，因而留下了大量篇章，而且使尚奇壮丽审美理念焕发出耀眼的光辉。
岑参边塞诗的创新与贡献，首先闪烁在西域特异风光的真实而不无夸张的描写上。从《诗经》以至盛唐的边塞诗大约五百多首，其中先唐为168首，初唐83首。除岑参外，盛唐193首，合共约446首。岑参几近五分之一。如果加上高适，则几近三分之一。高适边塞诗主理尚质，思想深刻，以描写壮丽峭拔的奇异风光见长。加上乐观、豪迈的精神，使他的边塞诗充斥浪漫热烈的精神。所以，岑参的边塞诗贡献主要见于对于边塞诗奇异风光的描写上。他的出塞抱着建功立业的目的，正如《初过陇山……》所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如有所求，则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所说的“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这正是盛唐英雄主义思潮的涌动。当然，进取中亦挟带像李颀、李白那样对追求功名富贵坦率的自白，《银山碛西馆》说：“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不讳言追求富贵，如同尚武精神一样，正使唐人少却了多少拘囿。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荡下，上诗把边塞艰苦——“银山峡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乐观精神与迸面沙如箭风所带来的“愁泪”形成相反相成互为因果的价值理念，热血可以融化西域冰雪，激情可以化解无休无止的风沙之苦，酷冬可以绽放暖春的鲜花，于冰天雪地里看到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理智的中唐想象中含泪的杨贵妃，就像“一枝梨花春带雨”；盛唐人气魄要大得多，可以把悬隔极大而相反对立的物像熔化一体。盛唐如此滚烫的激情，真能把可怖可畏的事物变得可亲可爱，这种浪漫而激荡的热情，正是盛唐气象形成的原因之一。岑参所写的似箭刺骨的“风”，飒飒迸打人面的“胡沙”，是在“银山峡口”感受到的，包括“泪沾马毛”，是那么真切而不隔，就像刀箭扑打在身上与脸上。逼真生动，不是“看出来的”，而是具有“亲身感受到的”穿透力。“月如练”本来亮丽柔和，但一进入“铁门关西”，却又是那样的惨白，甚至冷寂阴森，而三十功名富贵的炎炎大言，又是那么自信，甚至是眼前的必然，而非漫无边际的将然。而这种决然正是追求奇异而又具有乐观甚至浪漫精神的岑参风格，亦是盛唐气象蓬勃精神的鼓荡，也是盛唐气象一道瑰奇的风景线。这时正值35岁，未退却的少年幻想，青年澎湃的冲动，将届中年的进取，全都跳荡在冷风劲沙的军旅憧憬中。
首次出塞在高仙芝军幕并不如意，所作32首边塞诗充斥浓厚的思家情绪。当他刚进入陇西，就在《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说：“平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春。”伤心的《逢入京使》即作于赴安西途中：“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宿铁门关西》说夜晚见月别是一番念家情怀：“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过酒泉忆杜陵别业》说：“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诸如此类思家、思长安，几乎贯穿于首次出塞的三十多首诗里。这些话是真切的，然而说得多了，便成了“思家模式”。还有“思京模式”，《过燕支寄杜位》说：“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忆长安曲二章……》其一说：“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只要看到东出“长安日”，就好像回家一趟，黯然之伤神则不消说。其二说：“长安在何处，只在马蹄下。明日归长安，为君急走马。”“明日”犹言他日。后两句为假设之词，预支回家的“空头支票”，设想归京的兴奋，亦见思念的深切。就是飘来一阵东风，似乎都可满足思家忆京的愿望，《安西馆中思长安》发端即言：“家在日出处，朝来喜东风。风从帝乡来，不异家信通。”末尾则以夸张式的幻想说：“乡路眇天外，归期如梦中。遥凭长房术，为缩天山东。”他在杜陵有别业，故乡与京华对他来说是合二为一的，“帝乡”有双重价值，思家念京属于同一想往。西域的艰苦环境，对首次出塞更有强烈的刺激。加上军幕中的“寂寞不得意”，使他对地理物候的异样更增加特别的敏感。还有尚奇的审美追求，使他边塞诗的内容、题材、诗体、语言都有新的巨变。几乎把所有耳目所见异样的事物都付诸诗中。举凡风、沙、草、石、雪、月、日、阴晴，以及雪海、火山、烽火、行军、战争、舞蹈、风俗，全面地都展现在他的边塞诗中。在他入塞后第一首诗《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说：“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流血。”这是途中听人所述，尚非目之直接，不歇止的风与无休止的碎石使马蹄流血，已给人留下刀刻斧凿般的深刻印象，以后的风沙则为自己所亲见。到了武威西北的燕支山（今甘肃山丹），他看到了一切都在大动：“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过燕支寄杜位》）这是迎面吹来的。《过酒泉……》则感到静得让人惶恐：“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过碛》说置身于茫茫无际的沙海就好像比天尽头还远：“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沙远、天低、地尽，成为好多天的感觉：“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碛西头……》）到了酒泉则成了白草的世界：“酒泉西望玉关道，千山万碛皆白草”（《赠酒泉韩太守》）。黄沙、白草，望不到天边；还有吹沙卷草的北风，扑迸人面。
第一次经火山，看到一种让人惊骇的奇异景观。《经火山》说：“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他诗中的黄沙、白草、北风，过去的边塞诗写得很多，但没有他那样使人身临其境，就像读者自己看到感到那样逼真，压抑人，刺激人！而他所写的火山，却未经人道。火焰能“烧”红白云，腾热的空气“蒸”熟了天空。时为严冬，犹且炎风汗流，反差与对比充斥对自然造化的惊讶！简直是用“炭”烧红的山！让人可异可畏，可惊可奇。加上“火山今始见”“我来严冬时”，以第一人称目睹的亲见亲感与“意亦造奇”的反问与感叹，尚奇的审美在此特殊题材上最为突出。火山简直成了西域的象征，在其他诗里也往往提到，如《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的“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急如鸟”，《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以及《武威送刘判官赴安西……》的“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而且三诗都置于发端。火焰山只是热得出奇，无草无木无鸟，也不可能提供更多的遐想，故不能成为岑参边塞诗一流之作，但毕竟打开了奇异的窗口，扩大了边塞诗的题材与内容，新人耳目，为前此边塞诗所未有。他在边塞诗创作上的贡献与创新，与凿空西域的张骞同样具有可歌可泣的探险精神，打开了边塞诗域的宽广奇异的通道。
长年的军旅生涯，又地处遥远的西域，在他的边塞诗反映了这些早晚朝夕，日日夜夜。《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说：“一身虏云外，万里胡天西。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寄宇文判官》的“终日风与雪，连天沙复山”，《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的“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军营每天的开始，是从相当于军号的拂晓角声就紧张起来。而《安西馆中思长安》所说的“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日复一日都在行军之中。看到无多的春光都笼罩着杀伐与郁懑：“片云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丝毫没有春意宜人的喜悦。《河西春梦忆秦州》说“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春草春花只是带来季节的错位的不悦。至于秋天，《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说“白草磨天涯，胡沙莽茫茫”，即使夏天，《临洮客舍留别祁四》说“三年绝乡信，六月未春衣”。这种季节晚到的诸种错位，始终具有强烈的异样刺激。
他的《题铁门关楼》并非名作，而一下子带入特异处境：“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没有他善于使用的奇巧的动词，白描式的描写亦极为简朴，然而苍凉冷寂的铁门关如在眼前，就像处在“终日对石壁”环境中，我们心里枯寂得也有了“一望头欲白”的弥天之愁。有次乘车翻越秦岭，中经一加油站小憩，抬头高山面壁，环视丛岭围聚。虽然树葱山绿，空气清爽，然而小小一片空地，没有一户人家。心想：终年处此，那又是一种何等境况！读岑参此诗不由得想起那个小地方，而铁门关不知又要冷寂到多少！
岑参首次出塞诗，以五律与五七绝为主，大篇无多。七言歌行仅两首，一为《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只有八句；另有《敦煌太守后庭歌》，先言太守使民沙里种田的政绩，以下铺写了一个场面：“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这里只叙写“藏钩”猜寻的游戏。置酒张筵，男女杂坐，无论猜中与否，都是一片欢笑。这大概是“后庭歌”以后的节目，此前则可能是“侧垂高髻”红装美女的歌舞。发型与游戏方式都具有西域风情的民俗特色，为岑参诗平添了一道亮丽的异域风采，亦为前此边塞诗所无有。此诗体格峻奇，句句用韵，最后以散行三句收束。刘开扬先生说：“此诗每句用韵，凡十五句，三句一段，共分五段。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凡二十二句，每段三、三、四句不等。亦用先韵，不详作年。北宋黄庭坚有《武昌松风阁》诗，凡二十句，每句用韵，亦用先韵，似有意效岑、杜之诗。陈师道有《答黄生》诗十九句，《寄滕县李奉议》诗十六句，亦同。”若从句意看，三句一段则有损上下句之联系，分作五层更显零碎。其余所言甚是。可以看出岑参特意尝试用峻奇之体来打锻特异之题材。诗中的“若个边”表何人处，以“偏”表多义，以及上文提及的“白草磨天涯”与“边柳挂乡愁”等，都体现在语言与诗体、结构与押韵创奇求变的趋向。《八仙歌》一般认为作于天宝五年，早于岑诗三年。亦见杜、岑在尚奇求变上互为声气，影响至中唐尚奇诗风的大变。写于首次出塞最长的诗——《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尚奇求险之趋向更为明显：
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傍。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
此诗五十句，先把热海、铁关、火山特异风光与同事行历、送别融在一起，其中“白草磨天涯，胡沙莽茫茫”，“孟夏边侯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劲削的“磨”，朴狠的“长”，“马疾”与“天穷”两句的夸张，则与“扬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出师之盛况，形成显明对比。特别是交河古城的冷寂与夜鬼白骨的阴森景象，以及远驿如点，飘风鼓怒，沙石飞扬，措辞奇峻，意亦造奇。接着却别出一境况：“置酒高馆夕，边城月苍苍。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红泪金烛盘，娇歌艳新妆”，热烈的酣歌醉舞，又与交河城的冷森形成对比。多层次对比，多次的大跌宕，以及语言的奇峭、狠猛的夸张与极意的铺叙，充分显示岑参在边塞诗上求奇创变。而这种尚奇求变的审美趋向，在二次出塞诗作中显得更为瑰奇，更为雄劲，更为亮丽耀眼，更为激动人心！
四、再次出塞诗的新奇瑰丽的巨变
如果说，岑参首次出塞诗苍凉，在不断思家情绪中，流露出低沉的悲凉，那么，二次出塞的幕主则是首次出塞的同事，关系的融洽使他建功立业的抱负得到鼓舞，诗风趋向热烈雄壮、豪丽瑰奇，大放异彩，名作佳制络绎不绝，特别是七言歌行大量出现，而成为盛唐气象中一道璀璨亮丽的奇特风景线；奇情壮彩成为后盛唐诗高峰的标志之一。
再次出塞为时三年多，时间是前者的二倍，有诗46首，比前者多出14首。其中，七言歌行12首，为前次的六倍，另外，出现七言绝句组诗，均属诗体上的新变。《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可以看出此番出塞的处境与情绪的高涨：“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显然与前次出塞的“寂寞不得意”有别。虽然在乍出塞时的几首诗里还是有思家情绪，诸如《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的“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临洮泛舟……》看到别人归京，而有“醉眠乡梦罢，东望羡归程”的想法；甚至在《日没贺延碛西作》说：“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但很快就被昂扬激烈建功立业的自信所代替。他在《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中说：“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士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逐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这在前次出塞诗中是看不到的，他把自己融入了敛衽走马军营骑士之中。《北庭贻宗学士道别》：“君有贤主将，何谓泣途穷？时来整六翮，一举凌苍穹！”励人亦是励己，岑参犹如大漠苍穹上的雄鹰将要展翅高飞了，要在事业上，起码在边塞诗的用武之地上飞翔了。
他为封常清作了一系列的七言歌行，均为精品，集中展现了这位大漠歌手的才华。《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先写战事乍起，战争一触即发。接言：“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鼓声、呼喊声振动阴山，连雪海也涌动起来，热血沸腾的高昂斗志融化了奇寒酷冷。“誓将报主静边尘”与“今见功名胜古人”的乐观精神与英雄意志充斥全诗。此诗分三层，首层六句言战事将起，中层八句叙写出师，末尾四句预先祝捷。“前十四句，句句用韵，两韵一换，节拍甚紧。后一韵衍作四句，以舒其气，声调悠扬有余音矣”，显然在上次出塞的《后庭歌》的尝试基础上，变化更大，押韵与内容结合更为紧密，格法森严，为七言歌行创一变格。而且结构严整，节短势险，语言壮健。时距安史之乱只有两年，唐军在西北还持有强大之势，岑参的诗正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可谓光焰照人。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可视为上诗的姊妹篇，尤称名作。三句一转，又句句押韵，节节换韵，声促语紧，更是诗格上一大变，奇格奇调，奇情奇景，“奇才奇气，风发泉涌”（方树东语），大军急行之情景如在眼前。发端“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以呼告长句莽莽荡荡奔来，把静景写得极有动态；而“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则字字飞动，飞沙走石迎面扑来。势险节短，精悍逼人，于边塞诗中独辟一大特异景观。然后再点明出师，接言夜行：“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拔，风头如刀面如割”，“戈相拔”的细节，如“刀”似“割”的感觉，没有军旅经历者很难想出。双层比喻迸发出间不容发的“割”，真有刺骨切肤之痛！特别是日间行军：“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急行军时汗气蒸腾的“热马”，一会儿变成雪与汗冻结的“冰马”，又是非目睹而不能见之于笔端，不，简直是匪夷所思！末节的祝捷语，虽与上诗无异，却是送师出征少不了的。但格调之奇创却超乎其上，最能见出创变求奇之风格。
岑参诗把歌行体与送行结合起来，可能受到李颀歌行体送别诗的影响，但李颀重在叙述刻画人物的经历与形象，岑参一旦施入边塞诗，犹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旗帜一新，精彩顿出。
他的送别诗亦以描写边地风光精悍动人，脍炙人口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描写大雪：“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真是冬天里的春天，而且应是热烫的激情化冬为春，这是岑诗最亮丽的音符，不仅跳动英雄主义精神，也是盛唐昂扬奋发精神的体现！其中跳荡着一种憧憬，绽放着灿烂的希望，宣泄着乐观的豪情壮志！“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饯别只有这两句，军乐合奏的热烈，似乎是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回响，都不需要动词，而这里只有乐器的排列，无须动词，也不需再作任何修饰渲染，乐声顿出，这是盛唐人才能具有的气魄，它的旋律豪迈而热烈，昂扬而激烈。军营帐外，“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当他们携手出帐，冰冻的红旗一点儿也不翻动，此固然出自虞世基《出塞》“霜旗冰不翻”，但看上诗的“冰马”，则“冰旗”则固为亲见目睹，比虞诗更为摇撼人心。结尾四句为送别：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这俨然是一首七绝，即在盛唐绝句中亦可视为上品。顶真与反复使四句环环相扣，一气流转，而又一往情深。把七绝渗入歌行，李颀诗常用此法，他的《古从军行》似由三绝句组成，《送刘昱》则由五绝和七绝各一首构成，《送郝判官》前八句为五言，后四句犹如七绝。岑诗更具出蓝之色，而且两“雪”字以景带情，“天山路”的拆合，更与前之飞雪绾合一片，奇情逸发。末两句悠然不尽，可与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媲美，而浑然一体，不露痕迹。他的《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同样为七言歌行，末尾四句说：“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雪中何以赠君别，惟有青青松树枝。”寄寓岁寒后凋而饶有风骨情韵。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可以看作一首绝句。
这类歌行送别诗，是岑参热衷的题材与最佳选择。《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似乎由四首七绝组成。特别是前半写得奇异可骇：“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云遥相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有疏有密，有散有骈。其水“如煮”，鸟不敢飞，鱼却“长且肥”，其旁草色常绿，其上云不常有。动词“蒸”“烁”“燃”“煎”，做形容词用的“沸”与“炎”，一经与沙、石、云、浪、波、月组合，一片热浪翻滚沸腾的热海如在目前。观首句知岑参并未足及热海，凭借“阴山胡儿”所言，加上想象与夸张，把寒而不冻的热海写得像火山一样，可畏可爱，瑰丽雄奇，填补了“古今传记所不载”（许顗《彦周诗话》语）的空白。岑参不仅是大漠、飘风、飞雪、白草的写生高手，而且开凿了热海、火山的奇异世界。《火山云歌送别》与《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亦属此类，都具有一种新奇风格。以歌行体描写西域歌舞风情，岑参前次出塞的句句押韵《敦煌太守后后庭歌》，已可见出他边塞诗题材的广泛，以及审美尚奇求变的趋向。
二次出塞有两首大篇，写得更为精彩。《玉门关盖将军歌》意不在刻画人物，酣畅淋漓地铺写异域歌舞场面：“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紫绂金章左右趋，问著只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矑。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谩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镂马对樗蒱。玉盘纤手撒作卢，众中夸道不曾输。”无论地炉、壁衣、野酡酥，还是男奴女婢与歌妓的服饰，无不带有异域风俗，都是过去没有上过诗的，为我们打开了异域风情的窗口。以赞美的情怀描写，显示出盛唐人宏阔的审美眼光。
另首《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描写由胡转入唐的如莲花舞，谓此曲“世人有眼应未见”，“诸客见之惊且叹”，显示了两种文化的融合。形容靓妆妙舞的变化多姿：“回裙转袖若飞雪，左旋右旋生旋风。琵琶横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合。忽作出塞入塞声，白草胡沙寒飒飒。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旋转甚急，看来是一种健舞，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对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与白居易《胡旋舞》当会带来一定启发。
还有《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如果与首次出塞诗相比，明显看出诗人以融入西域日常生活观念留下了这些可贵记录，也给边塞诗带来了鲜活的内容。
除了歌行体以外，在五律、五古、七绝中，也有异域风物习俗的描写。《轮台即事》谓其地“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蓄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节候、植物与口语、文字都很异样。《北庭贻宗学士》说：“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四月犹自寒，天山雪蒙蒙。”单调的大漠，无多的飞鸟，节候的迟到，处处都有异样之感。甚至于在《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看到“大漠无飞鸟，但见白龙塠”，《奉陪封大夫宴》的“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不同民族的语言与音乐融合在同一宴会上。《首秋轮台》说：“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雨拂毡毛湿，风摇毳幕膻。”作此诗在“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之时，熟悉西域民族住居，故对蒙古包的帐篷风摇雨湿描写逼真。汉武帝时乌孙公主歌有：“庐为室兮毡为墙，肉为食兮酪为浆”，故论者谓岑参“毡墙”出自此歌，“不得为新语”（纪昀语）。其实，乌孙公主是出于闻听，岑诗生活于斯，战斗于斯，因有此如在其中的逼真生动的写法，一片全新。就像前诗以西域酒器“金叵罗”入诗一样。此外，还有《北庭西郊……》的“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这些都是新语言，展现了边塞诗的新面貌。他还有首很特殊的咏物歌行《优钵罗花歌》，其花生于天山，异香袭人。其序说：“亦何异于怀才之士，未会明主，摈于林薮耶？”诗之发端两用三三七句式，过去论者谓此诗作于西域，以为这种句式可能受敦煌俗曲的影响。此诗作于天宝景申，即丙申十五载，此前李白《襄阳歌》《白云歌》等诗曾多次用过这种句式，对岑参自会有影响，《盖将军歌》亦用同样句式发端。诗中说：“夜掩朝闻多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吾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杂用散文句式，风格亦与李白诗相近，其中亦有寄托。花名是梵语的音译，意谓青莲花或红莲花，佛典中多用来喻佛。无论题材和内容与形式，都显示了岑参尚奇的趋向。
在诗体上，岑参边塞诗还采用组诗的形式。以组诗作边塞之词，王昌龄有七绝《从军行七首》、五古《塞下曲四首》等，高适有五言六行古诗《蓟门行五首》、七绝《九曲词三首》等。这些组诗大多各首之间内容不相连属。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凡“六章”，一作“六首”，或因此组诗内容相互衔接，故称之为“六章”。前四首后两句对结，风格沉雄壮丽，遒劲瑰奇。如其三：“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傍临月窟寒。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以七律凝重的偶句对结，似与杜甫七绝手法接近。胡应麟说：“自少陵绝句对结，诗家率以半律讥之。然绝句自有此体，特杜非当行耳。如岑参《凯歌》：‘丈夫鹊印摇边月，大将龙旗掣海云’‘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等句，皆雄浑高华，后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伤？”其实，这种“半律”式的七绝，正是杜甫七绝的一种新变，犹如他所擅长的七律，自天宝后期逐渐出现白话七律。岑参往往与杜甫同声相求，互相呼应，在创新求变上的联袂追求变革，所以后世“咸所取法”。
总之，岑参边塞诗在前后两次出塞中呈现明显区别。
首先，前者以写实为主，以简略而逼真的描写，体现耳目所见，几乎是一地一诗，如实道来，很少有过分的夸张铺叙；后者描写往往采用铺张扬厉的渲染，而且尽量予以热情洋溢的夸张与瑰奇峻峭的铺叙描写。前后相较，前质实而后超迈。
其次，从情感上看，前者意绪悲凉，每有思家念京之言，几乎见于每诗的结尾，这与在军幕的冷凉与寂寞有关，故呈幕主高仙芝仅有一首《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后者因与封常清关系融洽，而送出师、候迎、奉献、祝捷、陪侍的诗多至十二首。二者相较，前冷后热，有如意与否之区别。
再次，从题材看，前次诗依西进历程排列，呈现陇头——渭州——燕支——敦煌——火山——银山——铁门山——安西——焉耆，然后又是返回路城，一地一诗，或一地数诗；后者只有前六首为沿路所作，其余大部分作于北庭。随地而咏的诗主要是地理风光之描写，题材比较单纯；而北庭与轮台诗则题材多样。如《轮台歌》《走马川行》为送师出征，《白雪歌》《天山雪歌》《热海行》《火山云歌》为送人归京。另外，还有描写的歌舞、异域风情与人物诗，题材之丰富远远超过前者。
最后，从诗体看，前者多为五古、五律与七绝；后者除此几体外，更以长篇七言歌行为主，押韵上或句句押韵，或一韵到底，或两句、四句一换，或二者分置于首尾。在分节上或三句一节，或四句一节，极尽变化之能事。而且名篇集中于斯。由上可见，再次出塞不仅时间长而且诗篇数量多，而且诸体具备，题材广泛，质量显著提高。其原因大概主要在于再次出塞的情绪高昂，以积极乐观的精神投入边塞诗创作，并且始终持以健旺豪迈而浪漫情调。当然，首次边塞诗也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创作经验。
综上合观，岑参边塞诗的贡献创新，一是全部使用第一人称，全为两次赴西域的所见所闻所经，故而真实感人，而与一般的使用第三人称的想象之词缺乏真切的体会有别。二是高适、王昌龄、李颀、王翰、崔颢等人的边塞诗，大多是对边事的概括叙述，如高适《燕歌行》与李颀的《古从军行》、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与《辽西作》等莫不如此。而岑诗则就一时一事，或某地某人具体描写叙述。诗中地名，在他人是象征性或标志性，带有泛化性质。而岑参则是具体的真实的，而且感人的。三是盛唐边塞诗大多采用五古、五律与七绝，叙述描写一般简略，不作过多刻画铺叙，即使七言歌行亦是如此。岑参则诸体具备，而以七言歌行与五古大篇为主，极意铺张渲染，加上尚奇的追求与想象的张力，使他的边塞诗精神百倍，神采焕发，淋漓尽致，而在异域的艰苦荒漠中绽放出一片又一片的奇葩！四是此前及盛唐边塞诗是习见的传统的，题材与内容具有一定的限度；而岑诗题材不仅丰富多样，而且是新鲜的、广泛的，带有边地生活的原汁原味，散发诱人的魅力；五是他人边塞诗的语言是规范的、传统的、常见的；岑参则尽量汲纳新的词汇，是鲜活的、异样的，具有陌生美的吸引力。
总之，在大家、名家林立的盛唐，岑参以他边塞诗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地位，不仅与高适并称，且有骎骎乎其前之势，凌凌超越前此诗人，为盛唐气象增加了耀眼的光彩，而且与杜甫连手共同担负起创奇求变的导向作用，影响深远，不止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