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
（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
“丝绸之路”的开通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从现在所掌握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来看，中原与西域一带文化间彼此的交往联系，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产生，当时称之为“玉石之路”“皮毛之路”“珠宝之路”“茶叶之路”和“香料之路”，等等。为与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所区别，这段时期可称之为“前丝绸之路时期”，所形成的道路可称之为“前丝绸之路”。公元前5世纪，巴泽雷克（今俄罗斯乌拉干河畔）古墓群和公元前4世纪前后在中亚、印度等国的古墓中，都曾发现有精美的中国丝绸残片，甚至出土了刺绣着凤凰图案的中国丝绸。1976年，在河南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了756件随葬玉器，其玉料大部分就是新疆的和田玉。这些都是“前丝绸之路”存在的实物佐证。
公元前2世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正式开通了中国与亚欧大陆间的贸易通道，建立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地中海沿岸的丝绸贸易关系，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丝绸之路也从此正式成为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在其后漫长的一千七百多年间，经由这条道路输出的商品中，数量最多的是当时唯独中国能够生产而且最为西方人所欣赏的丝绸，所以这条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最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是德国历史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他在1877年首先使用了这一地理概念，逐渐演化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丝绸之路”最初是指以两汉时期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随着文献梳理、考辨和考古资料的发掘、解读和研究范式的一些变化，而使其内涵不断得以扩充，逐步形成了东段、中段、西段三条线路等不同路线的说法。在时代断限上也有了往前的推展和往后的延伸，视角转向历朝历代。
从地域来看，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汉代开辟）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汉代开辟）
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唐代开辟）
一、丝绸之路南线长安至陇山段主干线路
2008年初，笔者与陕西考古研究院田亚岐研究员参加了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段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具体负责丝绸之路东段南线长安至陇山段的路线考察与研究工作。这段丝绸之路也是陕西境内最繁忙、最著名的一段。通过考察，对此段路线有了一个比较系统全面和清晰的认识。
丝绸之路南线长安至陇山段有两大天堑，一为汧（汧同千）河，二为陇山。由于这两大屏障的阻隔，也相应地制约与影响了两条主干道的走向，一条为汧渭谷道，即水上通道；另一条则为长安—雍城—陇州道，即陆上通道。
1.汧渭谷道
汧渭谷道渭河段走向很清楚，本文不再赘述，重点探讨研究汧河谷道。汧河谷道又称汧水道，即利用水道与河谷并用的通道。因陇山山地路径陡险，相比之下，汧河河谷至渭河平原、渭北台原的通道比较平坦和便利，应为古人开辟最早的西行通道之一。从交通角度讲，以河谷作为交通要道是我们祖先的发明，因为沿河要比翻山容易，而且可随时取水捕鱼，补充给养。古代先民们进行交流迁徙，没有水是不行的。逐水而行，择水而栖，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
汧河谷道为水陆并用通道，具体路线走向为从长安溯渭河西行至汧河口，沿汧河河谷向西北行进，经今凤翔境内的长青镇孙家南头村一带至千阳境内，北行至陇县，再西行经陇关到今甘肃境内汧河谷道的开辟与秦人东迁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商周之际，秦人就在陇山以西先后为商周王朝“在西戎，保西垂”。西周孝王时，非子被封召于汧渭之间，为周王室牧马，这是秦人第一次越过陇山东行的记载。虽然秦人为周人创建并管理畜牧业基地，但当时秦文化的重心仍在西垂旧地。周宣王时，“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文献的记载也印证了此时秦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在汧河上游及其以西的戎人聚居区。年代当于公元前820年左右的不其簋，就记载了西周末年，秦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同西戎作战的事实。不其簋盖铭文曰：“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朔）方严允广伐西俞（隅），王命我羞追于西。……弗以我车函（陷）于艰，汝多擒，折首执讯……”周王朝西部受到严允侵扰，周王命伯氏不其抗击，追至于西。西，当指“西垂”一带，秦汉时为陇西郡西县，地当今甘肃天水附近的礼县、西河等地。不其随伯氏对严允作战得胜，伯氏回朝献俘，命不其率兵车继续追击，博战之中，多有斩获。李学勤先生认为，“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簋铭的不其很可能便是文献里的秦庄公”，“不其弟兄追戎于西，而《本纪》云秦庄公任西垂大夫，从地理上看也是符合的”。
秦庄公驾崩之后，子襄公代立。是时西戎、犬戎与申侯攻伐西周，杀周幽王于郦山下，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周王朝赠其“岐以西之地”，秦襄公在今陇县东南建立“汧邑”，公元前770年受封享国后的秦襄公，又“备其甲兵，以讨西戎，伐戎而至岐”。此后，秦文公逾陇攘夷狄，“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建立了“汧渭之会”，“汧邑”和“汧渭之会”两处都邑均在汧河之畔。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陇山一带自然植被很好，到处是大片原始森林，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开辟一条在原始森林中行进的山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利用天然的汧河河谷不但平缓，而且沿途都是“周余民”和部分秦人先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但地形地貌比较熟悉，军队在行进中不容易迷失方向，而且经过长期经营，生活给养有保障。选择这条道路行进，应是最明智和最便捷的选择。秦人自非子为周王畜，秦仲为大夫到襄公始国，直至文公东猎，这个逐步壮大的部族往复活动于西垂与汧渭之间，正是经由汧河谷道完成了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跃进。
著名的石鼓文《汧繄》和《霝雨》就描述了秦君在汧河流域渔猎游乐之事。《汧繄》中写道：“汧繄（也）沔沔，烝皮（彼）淖渊。”《霝雨》则直接写道，“舫舟自廓”“隹（唯）舟以行”，郭沫若认为，上述诗所记就是“追叙（秦君）初由汧源出发攻救周之时事”。由此推测，此前文献中记载的周穆王西巡，也可能就是沿此道西行。汧河西北岸有黄梅山，位于今凤翔与陈仓区交界处，俗称黄米山，又称马迹山、马脊山。山下有马迹泉，相传为周穆王西巡马死所葬之处。今陇县原子头、店子、千阳冉家沟等地的考古发掘也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开始，经仰韶文化及周秦，汧河流域与渭河流域的古文化面貌毫无二致，表明陇山与关中一带的沟通早已存在。
汧河谷道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利用漕运作为辎重及后勤保障。秦文公初到“汧渭之会”时，其后勤的给养补充当有一部分就来自西垂，而通过汧河漕运则是最好的方式。古时汧河水量较大，大多季节可以行船，其上游今陇县境内蒲峪川古时称“弦蒲薮”，就是有名的大湖泊。《禹贡》载：“天下九薮，此其一也。”隋代《九域志》载：汧源县有弦蒲薮，经长期淤积，决口变湖为川。上游有大湖泊，可见，当时汧河水量不小。
另据《陇县志》载，唐武德八年（625年）十二月十八日，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于陇州汧源县修五节堰，许之。后遂引汧水通漕灌田，并始行水运。《新唐书地理志》亦载：“汧源（今陇县）有五节堰，引陇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开，后废。”唐代许棠《题千湖》诗云：“偶得湖中趣，都忘陇坻愁。边声风下雁，楚思浪舟移。静极亭连寺，凉多岛近楼。吟游终不厌，还似曲江头。”可见，汧河在唐时水量较丰，可以形成湖泊，且已有行船历史。宋代仍以汧河筏运陇山木材。《陇县新志》载：“宋初，市木秦陇，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汧）河达渭，历砥柱以集京，设官监市，其利甚溥。陇河渠在唐、宋固有益于国，非只利民田也。”今汧河河谷建有冯家山、王家崖和段家峡三座水库。其中，冯家山水库库容达3.89亿立方米，至今水量亦不小。
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宝鸡市考古队联合组队，在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发现了一处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大型漕运码头仓储建筑基址，为研究凤翔境内古丝绸之路和汉代漕运、仓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该仓储建筑基址建于汧河东岸300米处的台地上，由三组南北相连的仓储建筑组成，东西宽33米、南北长216米，建筑总面积7000多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墙垣、柱础石、道路等遗迹。仓储建筑基址东约600米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蕲年宫遗址。此宫是秦汉国君、天子祭祀五畤或先王的斋宿之宫，秦始皇的加冕典礼就在蕲年宫举行，汉代也有多位帝王来蕲年宫举行过祭祀等活动。此大型仓储设施可能为蕲年宫举行盛大国事活动时的重要物资储备库，也是东西水上运输的中转站。这一处大型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汧河当时水运能力很大，也证明孙家南头一带曾经是一处重要的交通要塞，这在当时尤其是夏秋两季，从西部东去长安时，此道当为首选之路。过去曾有人在此处发现过有“百万石仓”字样的文字瓦当，由此推断，这处仓储设施极有可能就是该瓦当所指的“百万石仓”。
关于大型漕运最早的文献记载当属秦穆公时期的“泛舟之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这一历史事件史称“泛舟之役”。当晋遭到粮荒时，秦向晋两次输粟以解饥荒，雍城附近只有利用今凤翔孙家南头的汧河码头作为渡口，再进入渭河东去经黄河入汾河直达山西新绛，才能体现“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的景象。
北宋时，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负责“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苏轼《凤翔到任谢执政启》）”苏轼到凤翔后了解到，当地百姓最为沉重的差役之一是负责押运官物的衙前之役。他曾说：“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衙前之役是根据户等高下轮流当差，为了降低户等，逃避此役，许多地区的农民不敢多植一株桑，不敢多养一头牛，不敢多织一匹绢。服役的老百姓职责是替官府押送纲运、保管财物，如果被盗或者水毁，是要赔偿损失的。凤翔一带百姓每年都要在西山砍伐上好竹木，然后编成竹筏、木筏，从汧河、渭河入黄河，给京城开封送去。官府考虑借大水之力好放筏，所以规定，每年衙前运竹木的时间，恰巧就在河水暴涨期间，谁如果不在规定时间运到就要受罚。但是，正因为河水暴涨，经常发生竹木筏颠覆事故，衙前水工被淹死无数，而且造成的损失还要由他们来赔偿。每年因此而致许多服役百姓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于是苏轼就主持重新修订了衙规，规定衙前之役可“自择水工，以时进止”。此项改革实施之后，取得了“衙前之害减半”的效果，受到凤翔官民称赞，他的改革也得到了朝廷的默许。苏轼改革衙前之役再次表明，在凤翔境内有大型漕运码头，也印证了秦穆公“泛舟之役”事件的真实性。可见，至少在宋代以前，汧河流域水流较大，漕运发达，汧河谷道也成为陇西至长安乃至东方货物运输的首选要道。在眉县境内的斜峪谷，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处古代大型造船厂遗址，这两处遗址证明，汧河与渭河在古代同为重要的漕运要道。
此外，孙家南头村南相邻的“马道口村”，村南亦有村名“官路沟”，也正好位于汧河谷道内。从村名来看，此道可能就是古时官道，孙家南头村和马道口村一带，极有可能为古代一个重要的交通道口。与此道有关联的还有地处太昌村汧河西岸的“通天河”与“晾经寺”，晾经寺侧有一片空地，相传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回京时晾晒经书之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后传》就曾在此取景拍摄。千阳境内的汧河北岸也有一处“晾经台”，传说亦为唐僧晾晒经书处，南岸还有九妖十八洞，为传说中的妖精住处，与《西游记》中的故事接近。凤翔县田家庄镇寺头村境内也有一处“晾经寺”，《丝绸之路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300年前，唐玄奘西行取经，也真是在天水僧人孝达陪同下，离长安，翻陇山，抵达秦州的。”玄奘是不是真的从此经过，就无法考证了，但这些晾经寺的存在，与玄奘取经的路线必然有着某种的联系。
2.长安—雍城—陇州道
长安—雍城—陇州道（陆路）较汧河谷道开通稍后。具体走向为：由长安出发，经今咸阳、礼泉、乾县、扶风、岐山、今凤翔、千阳、陇县，之后入甘肃境。该陆路道路在西周时称西方干道、西方大道，西汉称长安高平道。从周秦至明清，长安—陇州道是历朝京都通往陇西、西域的主干道之一，在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久负盛名的丝绸之路的溯渭道。秦穆公伐戎、秦始皇加冕和秦汉多位帝王至雍祭畤、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和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就行经此道。这条道路为沟通世界东西方两大文明的重要路段和加强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通道，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历史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
长安—雍城—陇州道的兴盛与秦汉时代帝王西行效祀有关。所以，这条道路沿途建有多处的帝王行宫，如乾县的梁山宫、扶风的美阳宫，凤翔县横水镇的凹里行宫、长青镇蕲年宫、橐泉宫、来谷宫、竹泉宫，千阳南寨走马棱行宫和尚家岭行宫，陇县汧邑行宫和史书中记载的回中宫等，均分布于此道沿途各地。此道开通后，长安、雍城与陇西一带的商贸往来也日渐频繁，《史记·货殖列传》载：“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唐宋时代，长安—雍城—陇州道兴盛与驿路有关。这条道沿途建有多处驿站，如长安临皋驿（今西安市莲湖区潘家村乡枣园村东南）、咸阳陶化驿、兴平槐里驿、武功县驿、美阳驿（今扶风法门镇），岐山石猪驿、龙尾驿，凤翔岐阳驿、凤鸣驿，千阳驿、陇县在城驿。1986年出版的《公路交通编史研究》第4期，对唐蕃古道的走向说：“其主干道大致是：从长安出发西行，越陇山经今天水、陇西、临夏，在炳灵寺附近渡黄河入青海。”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亲率大臣送到距长安百里（50公里）的兴平，其行色必壮，所经道路进一步开拓无疑。唐两公主进藏，使“丝绸之路”的使吏往来更加频繁。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记叙了唐代长安—雍城—陇州道的繁忙与兴盛。
长安—雍城—陇州道在今陇县境内因陇山天堑阻隔，而称为陇阪道，又称为陇关道、陇道、逾陇道、陇山道、秦汧道。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南北走向，是关中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线，在古代也曾是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界线。《通典·天水郡》载：“郡有大坂，名曰陇坂，亦曰陇山”，《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载，陇坂“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千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陇山为六盘山南延之余脉，海拔高度约在2000米左右，自宁夏南部向南延伸经甘肃平凉地区，直至陕西宝鸡以西的渭河北岸，与秦岭西段群峰夹渭对峙，闭合了八百里秦川的平原旷野，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东汉初，此段道路已明确称陇道。《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六年夏四月，“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位于道中的固关镇，古名新关集，汉唐时置有关隘，驻兵把守。后在该镇置大寨巡检司、关山营，设游击都司、把总驻守。固关镇西南就是著名的大震关。唐大历年间（766—779年），为防御吐蕃东进，朝廷令马燧在陇州西部的通道上立石植树，陇关道一度阻塞。元和二年（807年），局势缓和，疏于防御，林木被伐，陇关道又开通。大中（849年），秦州复归唐朝统治，陇关道重新畅通。宋元时期，陇关道仍为驿路，明代时因驿路改在萧关道上，陇关道通行渐少。
二、长安溯渭水至陇山段古丝绸之路支线便道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它不单是一条单纯贸易运输的道路，而且是一条东西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的大动脉，它也不只是一条路线，而是由一个庞大的交通运输网构成。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走向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走向或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而一些新的区段，道路会逐步形成。《后汉书·隗嚣传》记载了陇山防线的攻守“（建武）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隗）器出不意，惧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嚣自悉其大众转来歙。公孙述亦遣其将李育、田弇助嚣攻略阳，连月不下。帝乃率诸将西征之，数道上陇。”可见，当时克服陇山天险确有“数道”相通。长安溯渭水至陇山段，较常通行的丝绸之路支线便道有以下七条：
1.陈仓狭道
又称渭水狭道，主要指宝鸡以西、天水以东渭河流域的狭长古道。即从今宝鸡市沿渭河南岸西行，经硖石、六川河、车辙至城隍庙，或从今宝鸡市出发，经太寅、甘峪、晁峪、坪头或码头，到城隍庙，然后再经灵宝、香泉、赤沙、通河、拓石到三岔城（吴砦），渡东岔河直通上邽。此段道路为水陆并用，但由于水道数段狭窄，两岸山崖险峻，导致其通行能力效果不佳。渭河峡谷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八千年以前，古代先民就在陇山腹地的渭河两岸生活和居住，直至宋、元、明的各个历史时期，代表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存未曾间断过。既然有人类活动，就必然有交通。当然，这条通道虽然险峻，但从军事上考虑，却较隐蔽，而且是捷径。拓石村东西两端的古代栈道就是这种交通背景的证明。文献记载，最早在东汉后期的建安十九年（214年），当时，占据北方的曹操曾派关中的夏侯渊讨伐马超，平复氐、羌、胡的反叛，其先锋张郃，就是从该道急入陇右的。《三国志·夏侯渊传》载：“十九年，赵衢、尹奉等谋讨（马）超，姜叙起兵卤城以应之。衢等谲说超，使出击叙，于后尽杀超妻子。超奔汉中，还围祁山。叙等急求救，诸将议者欲须太祖节使。渊曰：‘公在邺，反复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救急也。’遂行，使张郃督步骑五千在前，从陈仓狭道入，渊自督粮在后。郃至渭水上，超将氐羌数千逆郃。未战，超走，郃进军收超军器械。渊到，诸县皆已降。”上述记载表明，魏军的取胜就是利用了陈仓狭道的便捷，这一点与关陇干线“陇山道”颇有些不同，所以，马超“未战”而走。所谓“狭道者”，是相对于“陇山道”而言。
位于陈仓狭道西端的吴砦，地势比较开阔，山势较缓，从这里南行可达麦积山，往西直至天水。因此，河对岸的小镇又称三岔镇。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著名的松木板地图把这一带叫“燔史关”。此地分布着较为密集的石器时代、两周和汉代的文化遗存。1978年，村民在火车站北的坡地上耕地时发现了青铜器，其中有蒜头壶、二十六年戈等。二十六年戈上有铭文“廿六年，□□守□造，西工室阉，工□。武库。”从此戈形制看，当作于秦昭王二十六年，“守”前二字当为“陇栖”，“西工室”当是秦都西犬丘的工官所造，隶属中央。此地附近还曾出土了一枚“魏归义氐侯”的金质魏印。这些出土实物证明，“陈仓渭水道”是一条往来于关陇之间的重要交通线，并且不断被后代加以利用。《宝鸡县志》卷二“西武当，北连吴山，洞开陡壁，飞阁悬楼，实为奇丽。”这处被称为“千佛山”的石窟遗迹，地处方唐铺附近，“铺”的地名往往与驿站有关，说明此处曾有道路相通。
宋代著名的抗金英雄吴璘也曾屯兵于此，以阻挡金人入陇进川，所以，后人称之为“吴砦”。清初还曾在此设置“三岔厅”，驻以300军卒，备守要口。今拓石镇西侧的黄土台塬被称为官道塬，为古时官道从此经过而得名。此外，在这里发现的道路遗迹中，从密集的车辙痕迹地判断出曾有古代车行道路的情境，与官道塬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相联系，则不难理解，此道曾为历史上重要的官道。
2.凤翔—平凉道
即由今凤翔县城西北方向经董家河乡张家店村，沿枣子河越老爷岭，入麟游县麻夫镇，北经酒房、中湖、花花庙入今甘肃灵台县境内百里镇，经盘口（今甘肃泾川县境内）到泾川，沿泾河至平凉。今麟游县酒房乡以北的山巅上仍有古代烽火台遗迹，麻夫镇唐时建有南北二寺，残留古钟一口，毁于1958年“大跃进”中。或越老爷岭经千阳境内沈家十字、高涯、双庙、四十里铺达平凉，与丝绸之路北线相接。两线均长约160公里。凤翔—平凉道为凤翔通泾（今甘肃泾川）、原（今宁夏固原）主要道路。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年），关陇农民起义军首领万俟丑奴率军围岐州（今凤翔），左大都督贺拔岳率军迎击，万俟仇奴弃岐州，北走安定（今泾川）时行此道。唐末李茂贞在凤翔称岐王时，此道为通泾、原两地之主要道路。清代和民国时，商旅西来驮运皮毛、青盐、大麻、药材等在凤翔落庄，换驮京、津杂货和棉花、土布、白酒运至平凉，向陇东地区销售，行经此道。
3.凤翔—灵台道
即自今凤翔县城东北过狼沟桥，经萧史宫、竹园、上石佛寺顶，沿五曲湾到汤房庙，穿骆驼巷、大峡、越羊引关（古称羊峪关），经麟游县两亭、水磨沟过天堂到达甘肃灵台，皆沿河觅道，线型适顺。此道为古时甘肃陇东地区与凤翔相通的一条便道，与丝绸之路北线相接。麟游县天堂镇唐时建有规模宏大的佛殿，残留三尊金身佛像，现迁于河西“西台山”。羊引关曾建防卫设施，有楼名“望蜀”。道中凤翔境内北部山区有石佛寺和宝玉山庙，古时碑石颇多，今无存，为古时商旅停靠和求佛祈祷之处。凤翔北去灵台的古道上，1976年灵台县中台镇康家沟村枣树坪村民曾发现274枚波斯铅饼（货币），铅饼正面有似龙非龙形状像蟠螭的浮雕，头有触角，背面阳铸外文一周，中有方形印记。这些外文铅饼为汉王朝时期中亚、西亚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货币，属古丝绸之路货币体系，可见，汉代西域与西方联系频繁，商贸交流畅通，此物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佐证。
4.回中道
回中道为逾陇通道中早期通道之一，为秦代修筑，因秦始皇曾行经此道而闻名，全线正式开通则在汉武帝时期。回中道南起汧水河谷，经汧县（今陇县），北出萧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东南），因道中有回中宫而得名，为关中平原与陇东高原间的交通要道。回中宫在萧关与雍县之间，其具体位置，史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回中道沿途有多处烽火台遗址。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巡陇西（今甘肃省南部）、北地（今宁夏），出鸡头山（今甘肃省平凉崆峒山），过回中道，此路得到较好的修治。《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汉书·武帝纪》更具体地记载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此后，回中道全线畅通，并在道中设有亭障，派有专人修治，道名也随之昌扬于世。
回中道虽在西汉时贯通，但后来时有荒废。东汉建武六年（30年），隗嚣起兵反汉，派大将王元占据陇坻，伐木阻塞回中道。建武八年（32年），刘秀遣中郎将来歙领兵两千人，开山修路，从回中、番须口（陇县西）径袭略阳（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击败隗嚣。《后汉书·来歙传》也记载了这段史实：“八年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还，分遣精兵随歙，合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斩嚣守将金梁。”建武九年（33年），刘秀还亲率大军到汧县征剿隗嚣，隗嚣部将高峻投降。唐贞观四年（630年）十一月十二日，太宗李世民西巡陇州，在鱼龙川（今火烧寨）狩猎，自射鹿，献于大安宫；二十年（646年）八月，李世民再次越陇山，驻瓦亭（今秦安县东北），视察牧马，回中道得到进一步修治。
5.金川陇州道
为陇关道辅助路线，原为驮道，民国二年（1913年），宝鸡县知事方大柱将此驮道创修为车路。具体路线为从今宝鸡市循金陵河北上，经陈仓区县功镇葫芦沟村经新街镇、车道、菜园进入陇县境内，越八渡梁、朝天岭至陇县县城。或由县功镇经箭舌关进入千阳境内，接陇坂道进入陇县。此道沿途山头至今仍有多座烽火台的残迹，烽火台的建造历史可追溯于西周时期。唐代时，杜甫就沿金川陇州道过陇州去秦州，并在《青阳峡》中写下了“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的诗句。
金川陇州道上还有一处关隘名箭舌关，又名千阳岭、箭舌岭、大山梁，位于今陈仓区与千阳县交界处，一梁横呈，绵亘近百里，唯箭舌关处为一凹口，为古时交通要道，今宝平公路从此通过。历代此关多战争，后梁末帝贞明六年（920年）十二月，蜀将陈彦威出兵散关，破岐王李茂贞15000兵于此。宋绍兴元年（1131年），金将没立方自凤翔攻宋兵于箭舌关，欲与别将乌鲁会合于和尚原（今宝鸡市西南），宋将吴玠遣杨政大破之。民国政府曾在此关傍山筑有碉堡，驻部队防守，以卫交通安全。
6.咸宜道
或称“长宁驿道”，是陇县境内通往西南方向的一条支道。开通时间较晚，为唐代以后的交通要道。道中有咸宜关，位于陇县西20多公里处，五代梁末帝贞明六年（920年），蜀使王宗俦将兵伐岐，出故关，壁于咸宜。绍兴四年（1134年），宋金战争中，宋将吴璘、吴玠收复秦（今甘肃省天水市）、陇（今陇县）、凤（今凤县）三州时，以咸宜关为屯兵之地。明代对此道进行改建，并在咸宜关设巡检司驻守，增置驿站，安戎关遂废为镇。据《陇县志》记载：“明正统时（1436—1449年），因关山阻碍，改从咸宜凿山开道。”此道由今曹家湾沿咸宜河流经渠、三里营、咸宜关、长宁驿（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到清水、天水。咸宜道开通后成为又一条联通秦（天水）、凤（凤翔）的通道，民国年间道衰人稀。
7.安夷关道
南北朝时，宝鸡西部渭河北岸、陇山南麓有条东西通道称安夷关道。因北魏孝明帝于南由（峪）口（今陈仓区香泉街南）设南由县，又称南由路。《新唐书·地理志》载：陇州汧阳县郡吴山，“西有安夷关”，《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也说：“安夷关在（南由）县西一百四十六里。”据《虢县志》载，唐大中六年（852年）三月，陇州防御夷薛逵奉诏旨，于州辖汧源县西筑“安夷关”，安夷关的设置是为了扼守南由路的畅通，故南由路又称“安夷关道”。薛逵奏文曰：“臣当界又有南由路，亦是要冲，旧有水关。亦请准前扼捉。”古南由当时为陇南重镇，安夷关亦为南由县重要关隘。今天陈仓区县石公路（县功—石家滩）县功至香泉段就在古安夷关道上修筑而成。前峪沟至大水川林区简易公路，再西行有山村小道直到山门镇（今甘肃省清水县），亦为安夷关道路基。安夷关道与放马滩地图第二块地图所标注的东北方向道路大致相近，这条路对于连接天水地区和宝鸡地区来说相当便捷，虽然无法通行车辆，但却避开了渭水峡谷和汧河峡谷。
三、丝绸之路南线长安至陇山段的历史变迁
俯视欧亚大陆，地中海周围（包括北非之古埃及文明）、印度、中国，是人类文明发育最早、曾取得最辉煌成果的几个地区。而受所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社会条件的影响，它们的经济、文化，古老文明的方方面面，各具特色，并不相同。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和地域毗连，使得这些文明间的交流成为一种可能和需要。从现在所掌握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来看，这些中西方文化间彼此的联系，早在张骞通西域之间就已经产生，早在人类开始使用文字、出现国家、步入文明之前，它们之间的交往、联系已经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
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并不发达，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还不存在丝绸之路。但是，先秦时期对于丝绸之路开发与形成确有其深刻的渊源，为丝绸之路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其南线长安至陇山段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特别是秦汉时期，此段道路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军事战争的要道之一。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西征，“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所谓“益国十二”，《史记·匈奴列传》作“八国服秦”，《李斯列传》作“并国二十”，《文选》卷三九《李斯上秦始皇书》作“并国三十”。《汉书·韩安国传》说，“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总之，通过这场战争，秦人取得了西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秦穆公的成功显然是以陇山通道的畅通为基础的。从此，关中至陇西的陆上通道得以打通畅行，为雍城—陇州间的通行便利奠定了基础。也就是在此时，一部分戎人逃往西亚和欧洲，使“秦”这一称谓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被西方国家所闻名。古代印度、罗马等帝国的人，均尊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译成中文即为支那、希尼、震旦、至那、脂那（后四种都是“支那”的异译）等，这些名称都是“秦”的外文对应发音。
考古工作者曾在秦都雍城宗庙遗址内发掘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一些“H、X”等符号，据专家推测，这些外文符号可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1980年秋，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中发掘出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头戴坚硬高帽，与居住在中亚地区“塞种”人像完全一致。不管这种蚌雕头像是周人制作，还是中亚游牧部落献给周王朝的贡品，都说明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前，中西文化的交往就已经开始。
（二）汉代时期的丝绸之路
1.刘邦和亲，促进汉匈交流
“汉匈和亲”，是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最主要策略，影响深远。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之举，最早始于西汉王朝。西汉初年，刘汉王朝刚刚建立，历经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数年的楚汉相争之后，社会经济受到惨重破坏，百废待兴，国库空虚。而此时北方匈奴军事力量却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发兵南下汉境抢掠骚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娄敬向刘邦提出与匈奴和亲的主张：把汉朝公主嫁给匈奴的冒顿单于，并多多陪送嫁妆，匈奴必然慕汉钱财而立汉公主为阏氏。这样，生子必为太子，接替单于。“和亲协定”对双方的约束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冒顿单于只要活着，则即为汉女婿；冒顿死，则由外孙为单于。还没听说过外孙敢于跟外公分庭抗礼者。刘邦听从了娄敬的建议，乃派娄敬为使者与匈奴缔结和亲，并每年送给匈奴许多絮、缯、酒、米和食物等等，避免了战争，发展了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使双方人民都得到了实惠。
2.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通丝路
公元前138年，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西行至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所俘，并被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11年后，张骞乘机和随从一起逃走，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居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虽然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设计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长安。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
3.班超重建西域都护，推动丝路繁荣
汉朝时在西域地区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其势力范围几乎包括了中亚全部。但是在西汉趋于衰退之时，代之而起的是十几年后兴起的东汉。在东汉时代，班超、班勇父子两人威震西域，夺回了曾一度被匈奴所占据的西域，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班超巧妙地运用外交和武力手段，使五十多个城邦国家臣服于东汉。这样，在平定了中亚之后，丝路上的交通与贸易进一步趋于繁荣。甘英出使罗马，班超于公元97年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甘英虽然没能与罗马进行直接接触，但却是中国人首次到达地中海东岸（现在的希腊附近），而且还带回了大量关于中亚、印度、西亚、罗马等地的情报。以这些情报为基础，通商也逐步走向繁荣。公元166年，大秦王（罗马皇帝）安敦的使者来到东汉拜访。此后，中原与西亚和欧洲、非洲等地的交流日益频繁。
（三）唐代的丝绸之路
唐朝时期，国力强大，出兵击溃了在漠北高訽的突厥，使得东西方贸易比汉代更加繁荣。一般所谓的“丝路黄金时代”，主要是指唐代前期的陆上丝路。时至“安史之乱”以前，陆上丝路发展到了高峰，形成了自汉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的极盛高潮。其时，外陆效空前繁荣，亦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而丝绸之路南线长安至陇山段一直是主干道路，为当时陆路交通的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公元627年（一说629年）唐三藏从长安出发，越过边关，沿河西走廊途经伊吾（哈密）、高昌（吐鲁番）向西边进发，经绮塔宾斯、塔什干、撒马尔汗等地抵达印度。唐三藏留下了西行记录《大唐西域记》一书共12卷，为研究唐代丝绸之路的走向与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考古文物证实，仅中国境内就发现波斯萨珊银币近2000枚，在长安还发现了希腊文铅饼、拜占庭式金币和阿拉伯文金币，这都是丝绸之路交流的珍贵证明。
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不但大大增进了中西各国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且大大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自从8世纪初海上航路日益发达以后，西方商人和旅行家改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陆上丝绸之路已有衰落的趋势。然而，海路并没有完全取代陆路。事实上，直到此后的三四百年间，陆上丝绸之路仍然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只是由于各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丝绸之路时盛时衰，路线也经常变迁。
到了13世纪，元朝的建立使一度衰落的丝绸之路再次兴盛起来。但是，这条完全依靠骆驼、马和驴作为主要运载工具的交通线，无论如何也难以和日益发展起来的海上交通相抗衡。随着15、16世纪从欧洲到东方的新航路的开辟，这条曾经为古代文明建立丰功伟绩的丝绸之路，终于变成了象征着中西方人民世代友好往来的历史遗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