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久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
元明清时期，蜀道北段主线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而由分歧并于统一，形成了一条联结故道北段和秦汉褒斜道南段由宝鸡经凤州到汉中的连云栈，又称连云栈道，或秦栈、北栈。
嘉庆《重修汉中府志》卷一《南北栈道图说》云：“栈道由宝鸡进，至褒城，为连云栈，即北栈也。”〔清〕严如熤主修：《（嘉庆）汉中府志校勘》卷一《舆图》，郭鹏校勘，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道光《褒城县志》卷一《道路》：“栈道由褒城至宝鸡为连云栈，即北栈。”
连云栈是在唐宋褒斜道基础上发展而来。作为元明清时期国家官路驿道的一部分，连云栈地位显赫，凌驾于由陕入蜀的其他蜀道各条交通线路之上，不仅是由陕入蜀的官马大道，同时，也是连接京师北京与云贵藏等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干线李之勤：《元明清连云栈道创始于北魏回车道说质疑》，选自《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61页。它的形成，是蜀道选线不断优化的表现，大大便利了川陕以及中央政府与西南地区的交通，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往学者对连云栈的研究，关注点多在其与“陈仓古道”、北魏回车道的关系 ①，即其早期形成上，而对其在元明清时期的建设及其作用的专题论述不多。
本文拟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元明清时期的连云栈交通建设及作用问题进行尝试性讨论，借以求教于方家。
一、元代连云栈的建设
元代是唐宋褒斜道发展成为连云栈的关键时期。连云栈在元代发展为川陕驿路干线，有其重要的历史地理背景。
对唐宋褒斜道在军事进攻与防守上重要性的认识，蒙元统治者是通过灭金亡宋，统一全国的激烈争战中获得和形成的。早在蒙、金交战初期，蒙元方面即注意到秦岭蜀道汉中一带的战略意义，成吉思汗亲自制定了绕道陕南“假道宋境灭金”的战略。1231年，蒙古拖雷循此战略，由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南出散关，下凤州（今陕西凤县）后，一路沿故道南下，攻沔州（今陕西略阳）、大安军（今阳平关）、利州（今四川广元），一直打到四川腹地。主力一路则由凤州折东南行，经武休关南下攻占汉中。继而顺汉水而下转入河南，在钧州（今禹州）三峰山大败金军主力，金从此“不能国矣”〔元〕姚燧：《牧庵集》卷一六《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3—207页。1235年，宋蒙（元）战争全面爆发，阔端率军自凤州入河池（今甘肃省徽县），克沔州，大掠后返陕。次年（1236年），蒙军由大散关入凤州，转攻武休关，陷兴元（今陕西汉中），又攻大安，经金牛道长驱入川，陷成都。1258年至1259年，蒙哥以三路大军合力攻宋。蒙哥自领西路军主力由六盘山经宝鸡至兴元后，经利州攻成都。蒙哥在合州钓鱼城下负伤毙命，蒙军被迫撤退而去。蒙元以关中为后方，对川蜀南宋军队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持续的军事攻略，在上述三次重大军事行动中，蒙军都是利用凤翔作为出击地，沿唐宋褒斜道，向汉中进军，然后攻入四川和河南。这三次重大军事活动，对蒙（元）实现灭金亡宋和对川陕的全面控制，至关重要，也直接影响了蒙（元）统一全国后的交通建设战略和布局。
元统一后，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通向全国的稠密驿路交通网和广大的驿站系统。奉元路（今西安）是忽必烈称帝前的封地，又是其子安西王忙哥刺的封地，不仅为陕西省会，也是西北重镇。元代对新疆、西藏的统治，均是通过大都（今北京）经陕西伸向边陲的驿路实现的，因而元政府把陕西及西安作为控扼西北乃至整个西部中国的枢纽重地来经营。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即改革地方行政制度，于中统三年（1262），建立陕西四川行省（又称秦蜀行省），以关中平原为依托，行使对四川的统治。秦岭以北的汉中盆地也首次被划入陕西行省。《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具体记载了陕西和四川行政区划分合情形：“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中统元年以商挺领秦蜀五路四川行省事。三年，改立陕西四川行中书省，治京兆。至元三年，移治利州。十七年，复还京兆。十八年，分省四川。寻改立四川宣慰司。二十一年，仍合为陕西四川行省。二十三年，四川立行枢密院。本省所辖之地，惟陕西四路五府。”“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又据《元史》卷六《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癸亥，移秦蜀行省于兴元”。大德三年至七年（1299—1303）间，再次发生二省合一的变动。“陕西四川行省”“秦蜀行省”治地也在京兆路（今西安）、兴元、利州（今广元）等地移动，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三月，四川行省治地才稳定在成都。陕西四川行省的设置，及陕西和四川行省的屡次分合，进一步证明，当时元统治者试图利用入川驿路，形成新的川陕间交通网和点的基本格局，以便利行政管理的愿望和努力。
唐宋褒斜道自身具备的交通条件优势，为这一努力提供了现实基础。地形夷、险，修筑和通行难、易，始终是交通线路选线的重要条件之一。褒斜道自商周之际开通，经秦晋时期的持续开拓和不断完善，在沟通关中与四川间联系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原有线路，尤其是北段道路走向，在地理上还存在着诸多缺陷。由于斜水河谷狭窄，河水湍流多，夏秋水涨，“泥深灭踝”，“行者多苦于此”〔唐〕孙樵：《兴元新路记》，选自《全唐文》卷七九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27页，成为褒斜道交通发展的巨大困难。而故道北段散关至凤州间，不但河谷开阔，且道路平缓。
因此，唐初以来，人们就已开始尝试将故道北段和秦汉褒斜道南段线路连接使用。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修筑山南西道驿路，新修“自散关抵褒城”〔唐〕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选自《全唐文》卷六〇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22—6123页。的道路，在宝鸡、散关、凤州间取故道北段，从凤州则折向东南，入留坝至武休关，与秦汉褒斜道相合，继而沿秦汉褒斜道南段褒河河谷至褒城。此后，又历经宣宗大中三年（849）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砒改线文川道尝试，大中四年（850）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修治“斜谷旧路”及沿线驿馆，后世所谓唐宋褒斜道线路最终确定下来。改线后的道路，将秦汉褒斜道与故道在秦岭南麓的汉中地区连接起来，既排除了原来秦汉褒斜道的途程险峻，又避免了故道的回远曲折。
严耕望分析这条道路交通条件，指出：“就汉中至京师长安言，取褒城、凤州道（即褒斜新道）全程九百三十三里，较褒城、眉县道（即褒斜旧道）迂回二百余里。然褒城眉县间褒斜旧道北段之斜谷路，盖与南段褒谷路同其险阻；而褒城凤州间褒斜新道之北段，虽行山区，但无深谷，故差坦夷。是以新道里程虽迂，而险程大为减少，此其所以能攘夺褒斜古道之显名，为汉中北通长安至交通干线欤？”严耕望：《汉唐褒斜驿道》，选自《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版，第752—753页。
李之勤则从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政治条件，进一步指出了唐宋褒斜道的优越性。他指出，交通线上沿途州县行政治所的多寡，是沿线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从秦汉褒斜道、故道州县治所设置看，秦汉褒斜道直到唐代眉县褒城间仍连一个县级治所也没有。而散关至凤州的故道北段，唐在宝鸡至西县间设有州县治所七处，宝鸡、褒城间也有州县治所三处。沿线所设州县行政治所的数目多，自然反映了该处人口较多，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政府统治力量也较强的事实，这对道路的修筑养护、往来人员的安全和供应，都能提供有力的保证。正因为如此，唐以后，唐宋褒斜道的作用和地位愈发重要。李之勤：《元代川陕间的驿道和驿馆》，选自《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180页。北宋时即曾一度以此为大驿道。元统一全国后，正式以连云栈为川陕驿道北段的唯一驿道。元人熊梦祥撰《析津志》，连云栈作为正式的道路名称，出现在“大都东西馆马步站”“天下站名”的入蜀驿程中〔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连云栈在元代发展为川陕驿路主干线，还与元代新辟麻夫川驿路后，陕西乃至中国西部出现的驿路新格局有密切关系。
麻夫川驿路由凤翔府北行，越汧山后，沿麻夫川河谷，至泾川治所泾州县（今甘肃泾川）。这条驿路规模虽不大，但却把由大都（今北京）西去察合台后王封地及西南去四川、西藏、云南、贵州的两条大驿路连接贯通。原来由宁夏府路转川陕驿路去川、藏、滇等地，必须折至奉元路长安或兴平县，才能转入川陕驿路，迂回数百里。麻夫川驿路开辟后，由大都西出，无论经由宁夏府路，或经由潼关、长安、兴平、凤翔府，均可出大散关至四川、西藏、云南，避免了这种迂回。凤翔府成为通向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这是元朝以前所未有的道路格局，而将北起凤翔府宝鸡的连云栈确定为川陕驿路干线，正可很好地发挥两条驿道的作用。
元代以连云栈为川陕驿路干线，意义重大。
元代之前，川陕驿路呈现多元、交替发展的态势，褒斜道、故道、子午道、傥骆道等，都曾被辟为驿路，有时甚至数条道路同时为驿路。
元代一改前此路线繁复的状况，确定以连云栈为川陕驿道北段的唯一驿道，称北栈，而称川陕驿道的南段金牛道为南栈，以南栈和北栈，维系南北的交通。此后，由关中到成都的驿路，始终沿这条路线而行，从而奠定了以连云栈和金牛道作为西南各省与首都联系的主要驿道的格局，完成了与全国政治、军事中心由关中长安东移开封，再北移大都相适应的全国驿道网络的变化和调整。而这种选择也一直被明、清和民国各代沿用七八百年之久。后来的川陕公路，也大致沿此线修建，更突出地说明了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有元一代，对连云栈道进行了有效的维护与建设。早在与南宋争夺中原的战争中，出于军事需求，蒙元即对唐宋褒斜道有一些开辟和整修。
如《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五载，1231年，拖雷率军假道南宋伐金，东路军沿褒斜道“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控制了蜀道的枢纽。“西军由别路入沔州，取大安军路，开鱼鳖山，撤屋为筏，渡嘉陵江”，趋葭萌，攻入四川腹地而还。元朝建立后，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非常重视连云栈的整修，技术上也有新的进步。约始于唐代的蜀道改栈道为碥路，从元代起，逐渐出现了快速推广的态势。碥路又称煸路或偏路，是在水流湍急、崖岸险峻的地段，铲石削坡，利用铲削下来的土石砌成道路，或开山以石块砌成石板路。由于碥路以土石为基，其牢固程度、承载能力均超过栈道，加之它利用山势，“回山取途”，路基比栈道高，距河流水面较远，容易避开洪水的冲击。据《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记载，北宋时褒城与凤州间有栈阁两千九百八十九间，险板阁两千八百九十三间，合计近六千间。元时已减为两千八百九十二间。由宝鸡益门镇到大散关一段三十多里的谷道，唐僖宗时尚有栈道存在，元末已完全改成盘旋曲折的碥路。
较为完备的驿传制度是元代政治军事成就的重要条件。“站赤”是元代驿传系统最为突出的特色。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载：“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元代在连云栈沿线设有凤翔府、宝鸡（驿）、东河桥、草凉楼、凤州、三岔、柴关、苗峡、马头、褒城等站赤十处，每站置驿马多者137匹，少者54匹。站赤间距离远者百里以上，近者五十里左右，平均六七十里。驿站虽不如唐代密集，但驿马数却超过唐代甚多。从站赤设置及驿程看，其选线和走向虽仍多沿唐宋褒斜道之旧，但又有某些修改、增置，更趋于合理，这也为以后明清两代连云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明清时期连云栈的发展
元朝灭亡，明代之而兴。在明王朝建国的战争中，大将徐达曾率军利用连云栈，剿灭割据四川、汉中的明氏大夏国政权，进而实现了对川陕的全面控制。
《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载：“（徐）达既破扩廓，即帅师自徽州南一百八渡至略阳，克沔州，入连云栈，攻兴元，取之。”卷一三四《金兴旺传》载：“（徐）达入沔州，遣兴旺与张龙由凤翔入连云栈合攻兴元。守将降。”《明通鉴》卷三太祖洪武三年（1370）的记载，则更详细一些：“五月己丑，达破走库库乃，分遣左副将军邓愈招抚吐蕃，而自率所部趋兴元，以参政傅友德为前锋，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阳，克沔州，分遣指挥金兴旺等由凤县入连云栈，合攻兴元。元守将刘思思、知院金庆祥等迎降，留兴旺及指挥张龙守之。大军还西安。”明军两次攻兴元的进军路线，文献都明确说是“入连云栈”。这也是继《析津志》后，史书中对发生在连云栈上的历史事件较早和较翔实的记载。
自清军入关至康熙初年，西南方向一直是清军的主要战场。在平定四川，继而进剿黔、滇的过程中，陕西不仅长期成为清军进军西南的大本营，而且还是大量军饷征收和转运的主要源地。
时任清兵科给事中的巴县人刘如汉《秦蜀饷运情形》云：“臣生长蜀中，见顺治初年大兵底定全川，粮饷皆仰给于秦，转运十有余年。”〔清〕平汉英：《国朝名世宏文八卷》卷二《外集》，选自《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贰拾贰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31页。连云栈成为这一时期清军军粮转运的要道。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叛清后，由云南、贵州北取四川。乾隆十二年至三十八年（1747—1762），四川又发生大小金川叛乱。清政府平叛大军的调集和南下，军粮的筹集和运送，同样也都是依靠连云栈等蜀道交通得以实现，所谓“军需旁午之时，文报络绎”〔清〕毕沅：《奏请核销宝鸡县至宁羌州城栈道工程用过银两事》乾隆四十年五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7-0152-029。“惟栈道为川陕往来之要路”〔清〕陶廷杰：《奏为修理留坝栈道估需动用生息本款银两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案号03-3647-063。清政府依恃连云栈交通条件的优势而取胜。乾隆五十三年（1788）和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今尼泊尔）两次侵藏，清征讨大军也是经由连云栈入川藏，驱逐了廓尔喀。
但总起来说，明清时期发生在连云栈上的战事相对减少，活动于这一地区的一些主要的农民起义军也多采取避实就虚，乘瑕捣虚的游击战术，而不以夺取或保持对连云栈的交通为目的。明末高迎祥、李自成起义军曾在连云栈活动。崇祯七年（1634），褒城县知县易道粹断栈道，守鸡头关，“秦蜀梗塞”，致使李自成起义军被围于汉中，死者过半。高迎祥、李自成部受困车厢峡，伪降脱险后，“自成既过云栈，出险，入凤翔，掠陇州，势复振，众至十余万”〔清〕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李学颖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贼甫渡栈，即大噪，尽屠所过七州县。而略阳贼数万亦来会，贼势愈张。……自成名始著矣已”〔清〕张廷玉：《明史》卷三〇九《流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52页。所谓“云栈”“渡栈”之“栈”，即连云栈。高迎祥、李自成穿越其艰险路段，其“势复振”。清嘉庆六年（1801）春，驻守汉中的川楚白莲教义军取连云栈，由斜峪关出击，岐山县知县杜鄂率众登城防御。“因尚有零星潜匿匪徒，仍留兵二千余名在汉南边界一带，搜捕文报往来多由栈道行走”〔清〕方维甸：《奏报停止栈道各属加增夫马工料事》嘉庆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5-0941-045。明清时期，连云栈等蜀道上争战的相对减少，显示了大一统政权对川陕及其交通线路的有效控制的增强，也说明连云栈在这一时期军事地位有所降低。
明清是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最为成熟的时代，此时的交通建设和驿传制度发展迅速，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度。连云栈作为连接川陕的交通动脉，受到明清政府的特别重视。
入明后，连云栈之名基本上取代了褒斜道这个官修史书上的名称，成为由宝鸡经凤州到汉中道路的统称。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命“普定侯陈桓往陕西修连云栈道入四川”《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九洪武二十五年秋七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1962年版，第3216页。“监督军夫，增损历代旧路，开通修建”〔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汉中府》，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67页。起自褒城县，计有鸡头关、石嘴七盘、青石铺、马桥铺、火烧碥、安山湾等四十五处。弘治年间（1488—1505）重修鸡头关至凤州界栈桥二十五处。万历十三年（1585年），汉中知府崔应科、同知张光宇、通判赵文兰、推宫李俸，又奉命重修连云栈鸡头关至宝鸡益门镇路段。
明政府重视连云栈建设，很大程度是出于疏通西藏政令的考虑。明承元制，对西藏进行有效的管辖。明成祖永乐年间，修通了从乌思藏（今拉萨市）至雅州（今四川雅安）的驿路。这条新开辟的驿路与邛州（今四川邛崃）、成都相连接，经陕西直达北京，形成了由京师至西藏的一条绵长的大驿路。这也是京师与西藏联系的正式官道。它的开辟，改变了此前中原与西藏地区交往，均循旧时的唐蕃古道，即以甘肃、青海为主要入藏通道的旧格局，而改以四川入藏为主要途径。出川入陕的连云栈是这条驿路上重要的一段，被称为“川藏冲衢”。它不仅是西藏上层统治者进京觐见天子的重要通道，而且也是联系川陕及西南商贸往来的主要路线。这也是蜀道交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四川很早便是陕西商人的活动之地。明中期以来，陕西商人不断拥入四川，形成陕西帮，四川许多商品都通过连云栈出川，销往各地，使川陕间及其与其他地区间的人员交往、商品流通更为频繁，对道路交通的依赖也更加突出，在很大程度上，驿路也是商路，川陕商贸路线与连云栈官方驿路走向相互的重叠利用非常明显，从而既推动了连云栈交通建设，也带动了沿线商品经济发展与商业市场的繁荣。
清王朝建立后，其交通道路和驿制因前明而设，在有所“增损”后，建立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官马大路”系统，在联络范围和通行效率等方面，体现出超过前代的优势。其中，由西安通往四川，继而联络整个大西南的交通干道称四川官路，属官马西路系统。由陕入蜀的连云栈是这条官路最重要的一段，起着主导作用。史称“川陕通连，中惟一线”〔清〕张楷：《奏为遵旨修筑川陕栈道竣工事》乾隆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7-0151-017。“天下一统，而西服朝宗，势必以栈道为咽喉”〔清〕党崇雅：《贾大司马修栈记》，选自薛凤飞校释《褒谷摩崖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惟栈道为川陕往来之要路，文报差使络绎不绝”。连云栈道不仅是联系川陕的主要通道，而且因线路走向直接联系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数省区，成为联络整个大西南的交通干道与转输中心。“今则云、贵两省俱改道由此行走，文报差使络绎不绝”〔清〕吴振棫：《奏报修理留坝厅栈道动用生息本款银数事》咸丰六年七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案号：03-4521-006。大小金川叛乱平定后，川藏上层统治者定期觐见朝廷和纳贡，即是经行此道至京的。这有力地促进了中央政府对川藏等地的开发和统治，西北内陆地区与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发展，中原汉族商人和各少数民族商人经由此道深入内地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更加普遍，物资的交流、文化的融合日显繁忙与紧密。
连云栈在明清两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以这一时期连云栈交通建设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为基础的。明清两代对连云栈的建设，除整修已有的道路外，以石代木，改栈道为碥路，是这一时期建设的重点内容。
入明后，改栈道为碥路的速度和规模远超元代。
据道光《褒城县志》载，宋时褒城至留坝间的栈阁和险板阁合计五千一百余间，明代时只剩有两千二百七十五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五《陕西一》引《知命录》云：“益门镇在渭南二十里，而风景气候与关陕廻别，秦汉界限，天地自然之理也。自连云栈七百余里，……按宋《大安军图经》云：桥阁共一万九千二百十八间，护险碥阁共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四间。本朝洪武中，普定侯所修连云栈桥凡四十三处，共九百六十七间。”与宋代相比，宝鸡益门镇至褒城间桥阁数量大为减少。《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陕西五》记凤县至褒城栈阁数字说：“褒斜谷中，宋时有栈阁两千九百八十九间，元时有栈阁两千八百九十二间。历代制作，增损不定，明因故址修造约为栈阁二千二百七十五间，统名之曰连云栈。”可见，元代比宋代减少了百余间，明代比元代又减少了六百余间。栈阁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碥路的增多，交通条件也因此大为改观。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自古称栈道险，今殊不然。屡年修砌，可并行二轿四马”〔明〕王士性：《广志绎》，选自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374页。“栈道虽称川，今实在陕。……今之栈道非昔也，联舆竝马，足当通衢”。
在明代基础上，清政府进一步提升了连云栈改栈道为碥路的速度和范围。
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捐金募工”，命凤翔、汉中两府和宝鸡、凤县、褒城三县整修连云栈道。党崇雅《贾大司马修栈记》记其主要工程修建项目有：“修险碥凡五千二百丈有奇，险石路凡两万三千八十九丈有奇，险土路凡一千七百八十一丈有奇，修偏桥一百一十八处，计一百五十七丈。去偏桥而垒石以补之者，自江面至岸高三丈许，共长六十五丈二尺。凡十五处。修水渠一百四十五道，煅石三十二处，共一百五十六丈六尺，去当路山根大石二百八十九处，垒修木栏杆一百二十三处，凡九百三十八丈有奇。合营兵、驿夫、民夫、各匠，积六万九千八十三工”。史称贾汉复历时四月，“奋焉图之，一举而二郡三邑六百里蛇盘粗栈之区，无寸不坦若康庄。”贾汉复所用建筑材料除路旁“木栏杆”外，已不见木梁木板，取而代之的是以丈计的“险碥”“石路”“土路”。
建筑材料以石代木，说明栈道已逐步被碥路取代，故道光《留坝厅志》卷一《道路》谓：“我朝康熙三年，贾大司马自煎茶坪至鸡头关，特开路于诸岭上。由是陟降而行，无复昔日之沿山架木，而栈道遂废。”
贾汉复的整修揭开了清代连云栈建设的序幕。
康熙二十八年（1689），葛斯泰又“因贾迹重修之”。《留坝厅志》载：“葛思泰总制川陕兼都御史，巡视汉南，因念连云栈道险危，首捐全俸，并移会三省抚台，提倡率镇（台）、司、道、府各捐已俸，修成坦途。”此后，又历经乾隆、嘉庆年间的五次修复，至道光、咸丰时，维修工程达到高峰，大小维修次数达三十次之多陈青化：《清代川陕官道中栈道维修活动考述——以清宫档案为中心》，《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21—29页。在这一时期，官员奏修连云栈道的二十多篇奏折中，都有“石坡、石路、偏桥、坻岸、护栏、马墙”等碥路修筑的标志性结构内容，表明清代碥路取代栈道已成为主要筑路形式。清中叶以后，除个别山区外，连云栈已基本废除了傍崖临水的木质栈道而代之以随山坡上下的土石碥路。
清人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云：“自唐至宋，皆有栈阁、板阁之说。前明太守崔公修道，犹详记桥阁数目。盖阁道、板阁、桥阁三者，皆架木为之。至国朝陕抚诸公请发帑修路，始废尽阁道，由山腰开路，方经久不坏，以便行人。”
清人吴焘在《游蜀日记》中也说：“考栈道之名，由来已久。《史记》范雎相秦，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历代屡修屡毁，增损不一。……国朝因西陲用兵，屡发帑金修栈，巉岩尽辟，旧路亦多改行，遂不见所谓阁道者矣。《史记》张良烧绝栈道，蜀汉时赵子龙烧坏赤崖阁道沿谷百里，武侯卒于五丈原，魏延先退焚斜谷邸阁。彼时架木为阁，故可烧耳。若今之栈道，岂复能烧乎!……须知今之蜀道，非古之蜀道矣。”连云栈进入了碥路时代。光绪《凤县志》卷一《道路》称：“昔之栈阁，改为石路，既省修葺之费，毫无仄险之虞。”还有人形容说，行旅“践行石上，如履平地，无震慑惊悸之虑，朽烂倾颓之患”。〔清〕张楷：《奏为遵旨修筑川陕栈道竣工事》乾隆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7－0151－017。连云栈道路更加经久耐用，更加有利于充分发挥其作为川陕交通干线的作用。
自宋代发明火药，经元明至清代，火药被广泛运用到碥道修筑中，这是清代所以能够大规模以碥路取代栈道的技术基础。康熙三年，贾汉复整修连云栈采用的便是这一技术。
清人梁清宽《赠贾公修栈道歌》云：“炼石谁能旋大造，移山今喜辟奇观。羨君才力诚名世，削尽悬崖路万盘。”所谓“炼”“移”“削”，正是当时修筑栈道所用具体方法的生动体现。
连云栈上褒河下游西岸、青桥驿至褒城间的阎王碥最为艰险。贾汉复《修砭记》载：“工日凿之，不能以寸。烈火沃酣，应手坠落，不三月告成，广倍于前，而磻失之险。易阎王之名为观音。”陈奕禧《益州于役记》亦云：“所谓阎王碥者，曲沃贾中丞汉复过此徒行，集费鸠工，以火煅石，用醯沃之，石碎功成，道宽倍昔，因改为观音碥。”
乾隆年间，又改旧法“在山脚”“聚薪烈焚”，以开道路为“自山顶以至山脚全行开辟”新法，碥道修筑技术又有新的进步。
时任宝鸡县令的乔光烈《上张抚军论修栈道书》云：“古者凿山通道，或土脉坚强，巨石磐固，则聚薪烈焚，乘其燥铄，沃以酽醯，激其刚矿，使土疏石脆，斤锤易施。今其法虽具在，然开山者必须至山顶以至山脚，全行开辟，方能成路。若止于山脚凿孔，火煅醋沃，而火力不能上透于数丈数十百丈之高，则山崖悬覆，底势空虚，无所支持，必有崩颓倾压之患，事更可虞。且崩崖碎石，既不便积于道途，以阻行旅，又不便弃诸溪涧，以壅川流，势必移之他所，劳民费运，甚于烧山。”可见到十九世纪中叶，连云栈道路修筑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远非周秦汉唐所能同日而语。
在连云栈改栈道为碥路的过程中，清政府还形成了一套详细而具体的维修管理制度。这是清代能够大规模以碥路取代栈道的制度保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始于乾隆年间的随倾随修制度。
先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西巡华阴，特拨西巡经费余息一万两，令陕西凤翔、汉中两府的宝鸡、南郑等县，“交当商营运，每月一分交息，按季汇解府库，专供修理栈道工费。责成汉兴道总理其事。凡栈道工程，责成各州县巡检、典史、驿丞，按其所管封桩道里，分定经管。遇有倾圮残缺应行修理者，即通报道府，饬该州县确加查勘。如些小残缺，约需工料无多者，州县捐资修理。如工料在十两以上者，即详明动用拨息银兴修。年终将各州县动拨修理工程，汇造册结，由道缴移藩司转请奏销。除岁修外，所余息银递年积存，遇由必应拆换大加修治之年，确估奏明动用”。这是将特拨款作为栈道维修基金，发商生息，以备栈道维修之用。
其后，乾隆二十八年（1763），连云栈维修费用及随倾随修之法正式确定下来，养路也成定制。清《留坝厅志》载：“鄂弼巡抚陕西，乾隆二十八年五月疏言‘臣上年奏请兴修凤翔、汉中通川栈道，今查阅营伍，并顺道详勘，自宝鸡大散关至宁羌州，与川省交界之七盘关止，各工俱届完竣，但将来难免日久损坏。请拨给经费余息银一万两，交南郑十二州县营运生息，责成汉兴道总理，随倾随修，汇奏核销。如应大加修治，确估奏明动工。’”
《乾隆实录》卷六八七亦载：乾隆二十八年五月“陕西巡抚鄂弼奏：宝鸡、宁羌、凤县、褒城四州县通川栈道木石工程，雨雪易致损坏。非随损随修，不能经久。请于西巡经费余息项内拨银一万两，交凤、汉二府，分各州县生息修理。得旨，如所议行。”这一制度自道光开始得到较好的落实。道光、咸丰年间形成的连云栈整修高峰，便是缘于这一制度。从道光八年到咸丰十年的三十二年间，沿线各县厅栈道几乎每隔五六年维修一次，且每次都是由宝鸡县至宁羌州结束，依次从北向南进行。每次修筑栈道都有着严格分工。乾隆年间，工程维修较大，川陕两省巡抚均对其负责，地方上则是知县负责、道台总理、知府督查、巡抚核算经费。
从乾隆立制，到咸丰年间的奏修，都是以此为标准施行的。栈道维修经费主要是专项经费，以及各种类型的生息银两。专项经费包括栈道每年的岁修费和维修栈道的府库备修银两。前者主要用于平时维修，嘉庆年间已有，后者则是道光时专设的。
陕西巡抚董教增奏折说：“查栈道本有岁修之项，但截至十五年年底止，仅存银一千八百九十两零，不敷拨给，且栈道绵亘千里，山水冲决靡常，仍应留备岁修之用。陕省有各属当商生息银两，本系预备工程动用，除各处城工动拨外，现有积存息银一万五千余两，应请在于此项内照数拨给，作正开销，毋庸另请帑项。”〔清〕董教增：《奏为勘估汉中府属川陕栈道工程请旨筹项修理事》嘉庆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7-0153-034。
从无定制到形成定制，说明清政府对连云栈管理逐渐地加强，也在制度层面确保了连云栈维修工作的经常化。
随着连云栈建设的进行，明清两代及时在沿线建立了完备的驿站系统。
明代是连云栈驿站系统走向完备的重要时期。这一系统是伴随着明王朝政治、军事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大致在明初洪武、建文年间相继建立形成。明代在连云栈沿线设驿站十一处，较元代增加两处。
清代连云栈驿站系统发展趋向顶峰，在连云栈沿线设驿站也是十一处，但驿马和马夫的数量增多，一些主要驿站，繁忙时还可以从邠州、永寿等邻近州县抽调驿马、马夫协助，驿站设置与管理更加臻于完善和合理。
总之，自元代以来，历经明清，连云栈一直是连接川陕乃至西南地区的最重要的蜀道交通干线，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1936年川陕（西汉）公路的通车，连云栈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川陕（西汉）公路的线路走向，基本上则是沿着元明清连云栈规划建设的。对连云栈最长的改线只有凤县至留凤关间七八十里一段，其比例不到川陕驿道全程的二十分之一。连云栈在选线上的科学价值，于此可见。现代川陕（西汉）公路对元明清连云栈的历史地理承袭，反映了古今选定道路线路有其共同的标准和发展规律。元明清连云栈线路为现代交通道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规划依据，元明清连云栈的生命也在现代化中得以延续，并赋予了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