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民
（西安市社会科学院）
唐代帝陵石狮雕刻不仅是陵墓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丝路文明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唐代帝陵狮子石雕遗存是以石雕形式存录、再现、诠释了唐王朝与丝路沿线国家文明互鉴、民族文化同异并存、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同中化异的交流史实，展示了唐代外来文明与唐代文明互斥、互动和互容、互化过程。笔者就唐代帝陵石狮遗存仅作历史文化之管窥，以期对丝路文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唐代帝陵狮子石雕遗存分析
1．太祖李虎永康陵，现存石蹲狮一对。狮雕胸部壮硕。前肢直撑，浅刻纹饰，具有南朝石雕特点。
2．元皇帝李昞兴宁陵，现存石狮一对。狮雕古朴有力，为初唐珍品。
3．唐高宗李治、武则天乾陵，现存石蹲狮一对。石狮傲居梁山，具有强烈的威慑之感。
4．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现存石蹲狮、石走狮各一对。狮子体高3.05米，长3.45米。石狮由整块石灰岩雕成，筋肉饱绽，骨爪刚健，气势雄浑，凌厉逼人。石狮张口作吼状，表现出劲健威猛的气势；雌狮裂唇露齿，躯体滚圆，双眼警视前方，形体略显夸张。
5．唐中宗李显定陵，现存南门石狮一尊。东、北门石狮残破不堪。
6．唐睿宗李旦桥陵，现存石蹲狮一对，高2.4—2.8米。石狮写实技法较为突出，是唐代石刻中的珍品，有“桥陵石刻甲天下”之称。
7．让皇帝李宪惠陵，现存残缺石狮一对。
8．唐玄宗李隆基泰陵，现存石狮一对。石狮对峙空间增大，雕工精致，比例匀称。石狮神态、形式俱佳，是唐中后期石雕艺术的珍品。
9．唐肃宗李亨建陵，现存石狮八尊。石狮较前体形略小，但雕刻技法更为精湛，形似与神态完美。石雕保存相当完好，是唐陵石刻艺术登峰造极之作。
10．唐代宗李豫元陵，现存残缺石狮一对。
11．德宗李适崇陵，现存残缺石狮四对。
12．唐顺宗李诵丰陵，现存残缺石狮一尊。
13．唐宪宗李纯景陵，现存石狮一对。石狮形体高大，气势雄伟。雕刻精美，生动逼真，代表唐代造型艺术鼎盛时期的风格，反映了“元和中兴”的盛况。
14．唐穆宗李恒光陵，现存残缺石狮一对。
15．唐敬宗李湛庄陵，现存四门石狮四对，石狮守道，挺胸雄视，气势逼人。
16．唐文宗李昂章陵，现存残缺石狮一尊。
17．唐武宗李炎瑞陵，现存四门石狮一对。石狮雕刻精细，栩栩如生。
18．唐宣宗李忱贞陵，现存石狮一尊。石狮形体略小，雕工粗疏。贞陵狮雕遗存，既无初唐古朴新奇的风格，又无中唐精细圆和的资质，更没有盛唐石刻粗壮魁梧的气质。贞陵狮雕遗存是晚唐帝陵石刻的代表。
19．唐懿宗李漼简陵，现存小狮三尊，四门小狮五尊，四门石狮一对。
20．唐僖宗李儇靖陵，现存残缺石狮一对。
梳理唐代帝陵狮子石雕遗存，盛唐石狮雕刻选材精纯，体积庞大，造型洗练，气势撼人；晚唐狮雕雕工粗糙，气势衰减。唐十八陵，自唐太宗昭陵创制，到高宗乾陵时得以完备定型，以后诸帝承袭遗制。唐代帝陵神道两侧和四神门外陈设的石狮雕刻是陵墓建筑的地表装饰，象征着唐朝历代帝王的文治武功，同时，也是唐代丝路文明兴衰沉浮的晴雨表。
唐代帝陵石刻中有石虎、石人、石马、犀牛、翼马、华表等，不足为奇，但把狮子毫不掩饰地大加推崇渲染，不失为研究唐代丝路外来文明的选题之一。
二、唐代帝陵石雕狮子来源考
1.古代中国狮子名谓考
沈从文先生是新中国最早对狮子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沈先生先后著有《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狮子艺术图录》等宏文大作。他提出胡人与狮子共处的艺术形象统称为“醉拂菻弄狮子”的学术观点，是值得商榷研究的。
先秦时期，中国人称狮子为“狻猊”。《穆天子传》是最早记载狮子的先秦典籍。该书为战国时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竹简，由晋代束皙等学者整理而成，全书六卷。书卷一中有“狻猊野马，走五百里”的记载，郭璞注“狻猊，师（狮）子。”《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征昆仑丘，会见西王母后，翻越帕米尔高原，抵达吉尔吉斯大草原，途中见到过狮子。
在今天的中亚、西亚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石雕狮子艺术品。如伊朗出土大流士时代狮身鹰首兽柱头，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狮头形石质出水口，达里维尔津捷佩出土的执狮首少年塑像，片冶肯特南娜骑狮子壁画，苏对沙那女神骑狮壁画等。考古文物的出土充分表明西亚是狮子产地，中亚是狮子传播区域，同时，也为狮子进入古代中国奠定了基础。
出土于乌鲁木齐县南山矿区阿拉沟塞人战国木椁墓中的狮形金牌，现藏新疆博物馆。狮形金牌，长20厘米，金箔打压制成，呈浅浮雕状。金牌上狮子张口睁目竖耳，双前足上举做扑食状，鬃毛卷曲，细腰，后部反转上卷，尾与鬃相连，整体作奔跃咬噬状。狮子金牌的出土，为狮子或狮子形象传抵中国汉代西域地区提供了佐证。
狮子实物最早见之于汉武帝经营西域时期。《汉书·西域传下》载：“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部，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
《尔雅·释兽》记载：“狻猊，如虎猫，食虎豹。”许慎《说文解字》讲：虓，一曰狮子。但古汉语中没有“狮”这个字，用“师”代替“狮”。
美国学者谢弗认为：“狻猊”这个词的读音相当于“suanni”，这是公元前由印度传到中国的一个词。第二词就是“狮子”，它的读音相当于“si sak”，这个词是在“狻猊”传入若干世纪以后，从伊朗传入中国的。这也是中世纪时常用以称呼这种动物的一个名称。
从命名的对音来推求，华特尔认为“狮”是由波斯语sēr来的。苏佛认为，公元87年第一头狮子由月氏献到中国的时候，所谓的波斯语还不存在。大约在1世纪末，这个词语经月氏的媒介输入中国，它最初是从某种东伊兰语来。在那里，这个词的语形素是吐火罗语sāk，也和中国“狮”一样没有韵尾辅音。沙畹、伯希和、高体越等法国汉学家都注意到这个字的对音。伯希和以为，关于波斯语ser，伊兰学家采用过一些时候的语源XaQrya必得放弃了。高体越已经指出这个字是从粟特语的rrw、arr’狮字来的。高本汉也采用莫根斯廷教授的话，说“在si那里伊兰语arr多对音”。
狮子的读音大约相当于“si sak”，很可能是来自吐火罗语的译音。从汉代中国人开始称这种动物为“狮子”，而“师”这个词语乃是伊斯兰语属，后加“犬”旁为“狮”字。
2.古代中国狮子产地考
狮子产地最早见之于汉武帝开通西域时期。《汉书·西域传·上》载，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狮子、犀牛。
西域进贡狮子的最早记载见之于《后汉书》卷三，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月氏国献狮子；二年（88年），安息国献狮子。此后几乎历代都有外国进贡狮子的记载。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载：“狮，猫科大型动物。从前分布在非洲、欧洲和亚洲，但现在仅仅生存于非洲的撒哈拉以南的地区。由几百头狮子构成的一个亚洲亚种，在严密的保护下栖息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吉尔国家森林保护区里。”
亚洲狮子的历史是一首凄惨哀婉的悲歌。在古代的亚洲，在印度、波斯、巴比伦、亚述，以及小亚细亚地区，狮子这种巨大的猫科动物是很常见的动物。在古典时代，甚至在马其顿和色萨利地区也可以见到狮子的身影。从那以后，狮子在亚洲的分布范围和数量就开始不断缩小。在19世纪时，只有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地区，在伊朗的设拉子以南和在古杰拉特还仍能发现一些狮子，但是，现在除了古杰拉特之外，在上述所有这些地区，都已经见不到狮子的踪迹了。英美学者关于古代狮子分布地区的记载，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古文献中所记载的西域地区。
第一，秦汉史籍中的狮子产地。
《汉书·西域传·上》中有乌戈山离国，其国“地暑热莽平……而又桃拔、狮子、犀牛。”此地考证在今阿富汗之赫拉特。《后汉书·西域传》中有条支国，其国“土地暑湿，除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据考条支在今叙利亚一带。
东汉时期狮子产地见于《后汉书》。章帝章和元年（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狮子”。章帝章和元年（87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扶拔”。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狮子及条枝大爵”。顺帝阳嘉二年（133年）“疏勒国献狮子、封牛”。月氏国，公元1世纪中叶建立的贵霜王朝，版图曾横跨今阿富汗北部、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和中部等地区。安息国，阿萨西斯王朝或帕提亚帝国，建于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被萨珊波斯代替。全盛时期的安息帝国疆域北达小亚细亚东南的幼发拉底河，东抵阿姆河。安息帝国位于罗马帝国与汉朝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上，成为商贸中心，与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当时的亚、欧四大强国。安息帝国是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国家，它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包括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及其他地区文化的艺术、建筑、宗教信仰及皇室标记。这些曾向波斯王朝贡献狮子的中亚、西亚国家，均出产狮子。
第二，南北朝史籍中的狮子产地。
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关于狮子产地的了解和记载有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分别见于《梁书》卷五四《诸夷传·西北诸戎传》；《南史》卷七九《夷貉传下》；《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北史》卷九七《西域传》；《周书》卷五〇《异域传》。
第三，唐史籍文献中的狮子产地。
《新唐书·西域传·上》载：“南天竺国濒海，出狮子，豹……”《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九年“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太宗嘉其远至，命秘书监虞世南为之赋。”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地区。
《新唐书·姚思廉传》附《姚涛传》载，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大食使者献狮子，涛曰：‘是兽非肉不食，自碎叶至都，所费广矣。陛下鹰犬且不蓄，而厚资葬猛兽哉！’有诏大食停献”。
《旧唐书·西戎传》载，拂林“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拂林，拜占庭帝国，吐火罗在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南一带。
《新唐书·西域传·下》载，吐火罗还为诃毗施国转贡狮子，开元七年，“诃毗施王塞因吐火罗大酋献狮子、五色鹦鹉。”据考，诃毗施在今阿富汗之卡菲里斯坦地方。
《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年十月，“庚申，至自光泰宫。波斯国遣使献狮子。”
《新唐书·突厥传·下》载，西突厥“统叶护亦连年系贡条支巨卵、狮子革等”。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记载，汉语中把锡兰国称为狮子国，据说，那里的人善养狮子。狮子国是“僧伽罗”的汉译名，它是由从波斯来的水手带到唐朝的。
《通典·乐典》载：“狮子挚（鸷）兽，出于西南夷天柱、狮子等国。”
第四，唐人笔记小说中的狮子产地。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毛集》记：“高宗时，伽毗国献天铁熊，擒白象、狮子。”《唐国史补》卷上载：“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
第五，《全唐诗》与《全唐文》中的狮子产地。
贞观九年，唐太宗命虞世南作《狮子赋》，中唐时期，牛上士根据史料也作过赋；诗人李白在《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写道：“黄金狮子乘高座，白玉尘尾谈重玄”，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描写：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享宾犒士宴三军，狮子胡儿长在目。
诗人元稹《西凉伎》描述：“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
总之，秦汉至隋唐时期，中国古籍所记载的狮子产地主要分布在今天的中亚、西亚、南亚及东南欧地区。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为唐代帝陵狮子石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工艺。
三、唐代帝陵狮子的文化地位与文明功用
人类文明交往是一个历史哲学命题，需要认识“文明”与“交往”之间的有机联系。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的真谛在于它自身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实质。文明交往的生命力、价值和人文精神，集中表现在精神觉醒力、思想启蒙力、信仰穿透力、经贸沟通力、政治权制力和科技推动力。这些交往力彼此作用、形成合力，通过文明的内在传承和外在传播渠道，纵横交织地汇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唐代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往互动，历经冲突与选择、适应与融合、共处与共进等形式，最终表现为内化与外化并行的过程。在这个交互发展的过程中，文明交往、文明互鉴，衍生出文明的区域性、协同性、多样性，以及民族结构的多元一体和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感，这不仅影响了不同文化、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变化，也对以唐朝为核心的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来文明的个体——狮子，活脱脱地闯入唐代社会，它经历了移植、归化到创新这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唐代帝陵狮子石雕描述的唐王朝与域外国家的政治交往、商贸交往、军事交往、文化交往和人员交往，正是丝绸之路带来的诸多外来器物、事物、植物、动物、饮食、服饰、行为方式等，在唐代社会迁移、变异、传播、适应、融合的动态过程。
1.唐代帝陵狮子的佛学意义
《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说：“佛出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侍列门侧。”《大集经》卷一〇云：“过去世有一狮子王，在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兽中王，力能庇护一切诸兽。”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为弘扬佛法而建造的鹿野苑法敕石柱，正是用4头雄狮雕饰柱头的。早期佛教选用狮子作为佛陀释迦牟尼的象征，佛陀被画成端坐在由八头狮子承托的宝座上。八大方位的狮子象征着八大菩萨或八大随佛弟子。狮子是多闻天王、文殊菩萨和象头神、长寿女神的坐骑。
随着佛教的东渐，僧徒们用佛画、佛像把佛经中的“狮子王”形象化。也就是说，从西域输入的狮子形象，无论是印度风格还是波斯风格，都统统烙上了宗教的色彩，尤其在三教昌明的唐朝，狮子的地位、作用日趋明朗与特殊。
狮子是百兽之王，佛降伏狮子，凌驾于狮子之上，使之成为护法。佛祖肉髻，雄狮头上卷毛，似乎是庄子与蝴蝶。自然界的狮子，它们本身没有神性，神性是佛教赋予它们的。“宗教中的佛、菩萨远离世俗社会，为了让唐人接近它们，就必须借用外来文化的媒介，不断自我创新，使宗教文化永远充满诱惑。这就是佛教在东土大唐方兴未艾的生命本质和存在方式之一。也就是说，佛教必须将个别特殊形象作为载体，但这些形象又区别于六根不净的众生。”而自然界的动植物，为人所常见，又不染尘事，这正是佛教传播所需要的。因而，佛教便将其教理、所崇拜的人物之精髓依附于动植物身上，使抽象的教理、崇尚对象更加情感化并形成牢固的联系。因此，“佛教神经末梢一下子贴近了流光溢彩的唐人生活，一下子贴近了苍生，极大地刺激了艺术个性的张扬，呼唤着对生命真实的追求。”这很像17世纪欧洲风靡一时的巴洛克艺术，被黯淡一时的天主教拿过去做兴奋剂。所不同的是，巴洛克艺术帮助了穷途末路的天主教，而唐代石刻艺术却点燃了中国佛教的辉煌。以至于一声“吃茶去”，必念起释佛；瞧见婀娜多姿的杨柳定向到观音；看到狮子如见到文殊菩萨；佛陀说法坐狮子座，演法作狮子吼，却成了“人中狮子。”而作为佛陀左侍者的文殊菩萨则是骑着狮子，步履艰难，几易容颜来到中原。如圆仁在五台山大华严寺所见文殊菩萨“骑狮子像，满五间殿在。”在金阁寺见文殊菩萨“骑青色狮子”；在清凉寺，见文殊菩萨“骑白玉狮子”；在西台见文殊像“骑双狮子”。据说，工匠“开眼见文殊菩萨骑金色狮子现其人前”而仿作。
2.唐代帝陵狮子的艺术学意义
《涅槃经》卷二五描述印度狮相：“方颊巨骨，身肉肥满，头大眼长，眉高而广。……吐赤白舌，双耳向上，修脊细腰，其腹不现，六牙长尾……牙爪锋芒，四足据地，安住岩穴，振尾出声。”
波斯狮相：从西亚和中亚出土的，带浓厚萨珊风格的狩猎纹银碗，法隆寺四骑狮子狩猎文锦图案、纹饰中，可以窥视到张牙舞爪的波斯猛狮。
南北朝狮相：梁代忠武王萧詹陵东侧大小石狮一律口露长舌，平忠侯萧景陵前现存石狮，体形肥硕，胸突腰耸，首仰舌伸。
唐代狮相：“吐赤白舌”的印度狮相，“张牙舞爪”的波斯狮相先后为“张口露齿”的唐代狮相所代。唐开元年间，阎随侯的《镇座石狮子赋》描述了盛唐狮相：威慑百域，褰帷见之而增惧。坐镇千里，伏猛无劳于武张。有足不攫，若知其豢扰；有齿不噬，更表于循良。
古代中国狮相变化，究其原因有二：其一，中国自汉以来，强调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中国社会于自然界是和谐而不是对抗的。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唐驯狮图文陵，清楚地描绘了“昆仑奴”赤身露体地驯教狮子。基于此，唐陵狮雕遗存是人与狮相濡的结果。其二，唐人认为，舌是“灵根”，宜深藏忌露。唐陵狮雕遗存对狮子“吐舌”的修正，正是唐代狮子本土化的重要步骤，也是唐代狮相的规范。
3.唐代帝陵狮子的社会学意义
唐人认为，狮子身体散发出的气味可以杀百虫。如苍蝇和蚊虫落在用狮子尾制作的拂尘上，立即丧命；用狮子筋制成弦来弹奏，其余的琴弦就会断绝。唐朝药物学家陈藏器认为，内服狮子粪可以活血化瘀，烧狮子粪可以去“鬼气”。
唐人注重大一统，也倡导个性张扬，更强调亲情伦理。大狮、幼狮和公狮、母狮，组成一个狮子家族的群体更讲究“亲情”。狮子的家族化是古代中国君臣、父子、家国体例的翻版，是狮族群在唐代文化中独有的范畴，也是其活力所在。唐代以后的寺庙、官署和祠堂门前通常都设有一对石狮，左雌右雄，均为蹲式。雄狮爪下有绣球一个，雌狮右爪慰藉一头幼狮。这个家族化的狮子群体，颇有人世风范。因而，构成了唐以后门狮的范式。
4.唐代帝陵狮子的政治学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人崇拜“四神”（青龙、白虎、宣武、朱雀）、“四灵”（龙、凤、麟、龟）。唐人更崇拜人中狮子—帝王。狮子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圈中存活，只好从宗教世界的护法屈居“狮在龙下”的地位，纳入“龙生九子，狮居第五”的格局。
唐人将麒麟定位祥瑞之物，而麒麟首为龙，后半部为狮子肢体。可见，狮子从形象描述上也处于龙后。当龙、狮同处一地、一室，必然龙上狮下。如：“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武则天登基后，铸造“颂德天枢”。这座巨型“圣器”灵物位置分布，龙居中，狮子侧；唐代官服的绣袍，“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左右监门卫饰以对狮子。”这种舆服制度，一直沿用至清。
狮色，黄色也；龙色，黄色也。黄色成为皇帝的专用服色，也是从唐代开始的。如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洛阳县尉服黄，野行被人击殴，所以民间与百官禁用黄色。“禁士庶不得已（以）赤黄为衣服杂饰。”杜甫《戏竹花卿歌》：“绵州副使著黄。”段子璋以绵州为黄龙府，作乱犯上，自称梁王，置百官之事。又如五代前蜀王建永陵后室石床浮雕，也是盘龙居中，雄狮在侧。
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反映着不同文明之间和同一文明内部的交往，反映着物质、精神、制度、生态等文明的交往关系。在世俗与礼仪交织的唐代社会中，狮子既不能凌驾于龙之上，也不能与龙平起平坐，完全丧失了它在西域作为神力与王权象征的显赫，只能位于仪卫行列，以走、以蹲的姿态，出现在唐代帝陵的神道与四门神道两侧，守护着“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透过狮子石雕遗存，可以领略到王国维先生《咏史诗》“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的意境，也可以自省到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
总之，唐代帝陵狮雕是丝绸之路历史遗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狮雕遗存与丝路其他遗存共同构成丝绸之路图像化历史长卷，它们印证了丝绸之路是一条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影响深远、族群多样、遗迹厚重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