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怀信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丝路沿线重要节点敦煌之莫高窟所出文献中，除过佛教典籍之外，包含大量中国古代典籍的写本残卷。
据统计，其中经部典籍约有二三十种，史部典籍大约有六七十种，子部典籍大约有七八十种，集部典籍大约有三四十种，合计约二百种左右。而在全部经部典籍残卷二百五十八卷中，《论语》残卷约一百一十卷。如此比重，足以见出《论语》在敦煌文献中的地位，同时，不仅见出《论语》在当时丝路沿线的地位与传播，而且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当时丝路人心中的地位。
而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所出土的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玄注》，更可见出《论语》在当时丝路沿线的普及，因为卜天寿是一孩子。
在全部《论语》残卷中，除白文本外，有东汉郑玄所注本近四十卷，魏何晏《论语集解》本近七十卷，又足以见出何晏《论语集解》在当时《论语》读本中的地位。
在全部何晏《论语集解》残卷中，见有《学而》篇抄本十种、《学而》篇抄本十种、《学而》篇抄本十种、《学而》篇抄本十种、《为政》篇抄本七种、《八佾》篇抄本四种、《里仁》篇抄本四种、《公冶长》篇抄本三种、《雍也》篇抄本两种、《述而》篇抄本六种、《泰伯》篇抄本五种、《子罕》篇抄本四种、《乡党》篇抄本六种、《先进》篇抄本十一种、《颜渊》篇抄本九种、《子路》篇抄本三种、《宪问》篇抄本五种、《卫灵公》篇抄本四种、《季氏》篇抄本六种、《阳货》篇抄本两种、《微子》篇抄本两种、《子张》篇抄本一种。
何晏《论语集解》之所以在当时会有这么高的地位，自然与其价值有关。而敦煌文献中的《论语集解》残卷，又有其突出特点，对《论语》今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古今字方面
敦煌莫高窟所出《论语》抄本在古今字方面多用今字（与古字相对）而不用古字，显得非常明显。
比如，首章即《学而》篇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说”，一般都知道要读“悦”，而传世版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作“说”。今人不愿意直接改“悦”，原因是“悦”为后起字。而敦煌所出伯二六八一号、伯二七六六号、伯三一九三号、斯五七八一号《论语》写本及阿斯塔纳一六九号墓八三号文书之“说”，却皆作“悦”，包括注文。可见，当时丝路人不似今人之迂腐。
《学而》篇第二章“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及“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之“孝弟”，今人皆知要读“孝悌”，而文本（如杨伯峻《论语译注》本和钱穆《论语新解》本）则多作“孝弟”，不愿改为“孝悌”，原因是或以为“弟”“悌”为古今字，或认为“悌”为“弟”之俗体。
而敦煌所出伯二六一八号、伯二七六六号、伯三一九三号、斯五七八一号《论语》写本，则均作“孝悌”。还有后面各篇之“孝弟”，也均作“孝悌”，足见当时丝路人的时代变革精神。
同章“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之“欤”，本为疑问语气词，传世本几乎都作“与”。而敦煌所出伯二六一八号、伯二七六六号、伯三一九三号《论语》写本，则均作“欤”，也可见，当时丝路人已不死守古本。
《学而》篇第四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之“道”，今人皆知要读为“导”，而传世版本仍多作“道”。敦煌所出伯二六一八号《论语》写本，则正作“导”。后各篇导引之“导”，亦不作“道”。
《为政》篇第十七章孔子曰“由，诲女知之乎”之“女”，今人皆知读为“汝”，而版本则不改；敦煌所出伯二六〇一号、二六〇四号、二六一八号、二六七七号写本则皆作“汝”。后各篇之“女（汝）”同。同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之“是知也”，人皆知要读为“是智也”，而版本则不改；敦煌所出伯二六〇一号、二六〇四号、二六一八号、二六七七号写本，则皆作“是智也”。另如《公冶长》篇“何如其知”“邦有道则知”等“知”，伯三六四三号等亦皆作“智”。后各篇之“智”同。
《先进》篇第十七章“参也鲁，师也僻”之“僻”，义取偏，指思想偏激，传世本字多作“辟”，而敦煌所出斯三〇一一号、斯〇七八二号、伯二六二〇号、伯三二五四号、伯三四〇号写本皆作“僻”，不用古字。后各篇之“僻”同。
《卫灵公》篇第一章“卫灵公问阵于孔子”之“阵”，传世本多作“陈”而读为“阵”，不愿直接改“阵”，而敦煌所出伯二一二三号写本已作“阵”。
《微子》篇“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而“避”字，传世本皆作“辟”，敦煌所出斯〇六一八号写本已作“避”。
《微子》篇第九章“太师挚适齐”之“太”，传世本皆作“大”而读“太”，敦煌所出斯〇六一八号写本已作“太”。
以上可见，当时敦煌人已知改古字谓今字。而这一点，正反映了当年丝路人与时俱进的精神。
二、版本方面
传世《论语》版本众多，几乎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而敦煌所出《论语》在版本方面，亦多有优于传世本者。
比如，今本《学而》篇第二章“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欤）”之“为仁”，本系“为人”之误，与其前“其为人也孝悌”之“为人”同，而今人不仅版本仍作“为仁”，文义亦以字面说之。而敦煌所出伯二六一八号、伯二七六六号、伯三一九三号《论语》写本，则正作“为人”。
《学而》篇第三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之“与朋友交”下，传世本如皇侃本等多衍“言”字，而敦煌文献之伯二六一八号、伯三一九三号写本，则均不衍。
《学而》篇第五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之“亲仁”，当是“亲人”之误，但因无传世版本之依据，所以，今人仍不改，而以亲仁解，殊不知敦煌所出伯三五七三号写本正作“亲人”。
《学而》篇第十四章“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之“贫而乐”下，传世本或有“道”字，以义当是，而今人多不从，因为版本太少；而敦煌所出伯三一九三号写本亦正有“道”字。
《为政》篇第十九章“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之二“错”字，人皆知读与“措”同，而版本则不改。不知罗振宇所藏敦煌本及伯二六〇四号、伯二六一八号、伯二六七七号及卜写郑本，则均作“措”。
《公冶长》篇第九章“吾与汝弗如也”，以义“吾与汝”下当有“俱”字，而敦煌所出伯三一九三号写本正有“俱”字。
《述而》篇第八章“举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传世本或无“而示之”三字，敦煌所出伯三七八三号、斯坦因〇八〇〇号写本则皆有。
《述而》篇第二十二章“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传世本自朱熹本、邢昺本以下皆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而斯坦因〇八〇〇号写本“三人”前正有“我”字、“有”作“得”，益可证今本“三人”前无“我”字、“得”作“有”，系朱熹所删改。
《述而》篇第二十八章“子钓而不网”之“网”，传世本几乎均误为“纲”，而斯坦因〇八〇〇号写本则正作“網（网）”。
《泰伯》篇名及其篇内“泰伯”之“泰”字，传世本皆同，而敦煌所出斯坦因〇八〇〇号、伯三五三四号、伯二五一〇郑本等写本皆作“太”。众所周知，“泰伯”指周太伯，即周太王古公亶父之长子，以理作“太”当是。可见敦煌本胜于传世本及今本。
《乡党》篇第二十五节“寝不尸，居不容”之“容”字本借为“搈”，指摇晃身体，而传世本或误“客”，古今解家多以做客说，而敦煌所出伯三三〇五号、伯二六六三号、斯〇九六六号写本则皆作“容”。
《微子》篇第一章“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人焉”，其“人”指人才。传世本“人”皆误“仁”，故自郑玄以下多以仁者解之。而敦煌所出斯〇六一八号写本则正作“人”。
以上可见，当时敦煌人所传《论语》版本有胜今之传世本者。这一点，反映了当年丝路人的学术水平及其对学术的负责。当然，敦煌所出《论语》中确实也有不少讹误，这些自然又与抄者的水平有关。
总之，我们认为，从敦煌残卷《论语》抄本数量之多，不仅可以看出当年《论语》在丝路沿线的广泛传播与普及，同时，也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当时丝路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也反映了当年丝路人的文化素养与道德水平。
同时，从敦煌残卷《论语》多用今字而不用古字的事实，又反映了当年丝路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而其所传《论语》版本或优于传世本乃至今人之本，不仅对《论语》今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反映了当年丝路人的学术水平及其对学术的负责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