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军
（西安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突厥作为南北朝后期崛起于西域北部的部族，后逐渐控制漠北草原。它本是世代臣服于柔然的煅奴，随着实力的增长，首领土门遣使求婚于柔然（亦称蠕蠕、茹茹），却遭到其可汗阿那瑰的断然拒绝与公然羞辱，遂怒“斩其使”，愤然与它脱离臣属关系。随后突厥主动向西魏“遣使献方物”，并达成政治上的联姻关系。此后，土门、乙息记、木杆三代可汗始终以逐灭柔然为目标。西魏废帝元年（552）木杆可汗大败柔然，阿那瑰兵败自杀。接着突厥又“西破挹怛（即嚈哒），东走契丹，北方戎狄悉归之”。其疆界“东极东胡旧境，西尽乌孙之地”，遂雄霸草原，并君临西域，迅速跃升为控弦数十万的强大草原汗国。
在突厥崛起之际，也正值中原周、齐争衡之时。它们为了击败对手，与其“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遂使得突厥日渐骄横，有凌轹中原之势。开皇元年（581），以杨隋代周为起点，开启了统一全国的步伐。然而，它面临突厥的威胁一如前朝。鉴于往昔周、齐虽竞相厚贿，然“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且“无岁月而不有”。既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孰若息民利兵，待机倾其巢窟？故杨坚“受禅”之后，“待之甚薄”，引起突厥的极度不满。加之突厥汗庭的可敦宇文氏之女千金公主以周室沦亡，日夜言于沙钵略可汗，“请为周室复仇”，沙钵略乃约请诸部共谋南侵。在战云密布之际，由于王朝初建，百废待兴，国家发起反击作战的条件并不成熟，故一面“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一面命将四出，“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同时，还采取主动策略，积极经营北疆，改变了“此前周齐统治者对突厥委曲求全的失败主义民族政策”，以主动态势推行以离强、分治为内容，以合弱、怀柔为手段的突厥战略，以达到削弱、消弭其军事威胁，并进而扩大、巩固对北疆统治的目的。
一、离强与分治：隋朝削弱突厥之战略
（一）隋朝离强与分治战略的提出
隋朝为了解除突厥之患，进行军事准备，实属必要，但是，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贸然与强大的对手进行直接的正面冲突绝非明智之举。积极利用对方可汗制度设置的缺陷，通过纵横捭阖的外交方略，并辅之以适当的政治手段，巧施离间之策，扩大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分而治之，成为隋廷经营北疆的不二选择。当时，洞察局势的长孙晟，发现突厥在强盛的表象下，早已矛盾重重，正孕育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并高屋建瓴地预见到它即将动乱的前景。他在剖析突厥汗庭的诸汗关系时指出：“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于是上书隋廷曰：
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埸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长孙晟作为曾经护送周室千金公主的“和蕃”使臣，多次受命出使突厥，与突厥汗庭阿史那家族的权贵多有交往，并有过长期居留突厥的经历，不仅对其山川形势了如指掌，而且对突厥内部的政情也颇为熟稔。他认为，当时隋朝初建，国力尚虚，出兵讨伐的时机并不成熟；如果漠然置之，又很难有效地阻止突厥的入侵。他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建议隋廷主要通过政治、外交方略的运作，经暗中筹划、周密部署，并辅之以相应的军事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弭患于北疆的战略目标。
当时的突厥汗庭，摄图叔父玷厥，雄霸西域，然“兵强而位下”，对摄图“窃据”汗位一直心怀不满，双方矛盾已深。摄图之弟处罗侯，颇得人心，然多谋而势弱，因为其所忌，而心不自安。摄图从弟阿波，则首鼠两端，唯力是视。长孙晟指出隋廷若“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造成摄图需撤兵回防西部。如能使处罗侯附隋，再联络突厥东部的奚、霫等部族，又造成摄图进一步分兵之势，由此使他首尾难以兼顾。随着突厥汗庭离心倾向的增长，十年之后，再寻机讨伐，必能实现“一举而空其国”的战略目标。杨坚览表大悦，于是全盘接受长孙晟之议。
（二）隋朝离强与分治战略的实施
此后，杨坚依照长孙晟的谋划，遣太仆元晖出西域伊吾道，赴达头可汗的牙帐，并“赐以狼头纛”。达头在先后与波斯、拜占庭交恶后，急欲与隋交好，遂遣使来朝。隋廷复“引居摄图使上”，有意在班续上，高抬达头的使者，而轻慢沙钵略的使臣，以引起沙钵略的猜疑。还命长孙晟东出黄龙道，厚赐奚、霫，让其引导隋使到达处罗侯的牙帐，对他极尽笼络，诱其内附。隋朝的反间之策遂得以施行，使得大、小可汗猜忌日深，故法国学者沙畹称此为“中国的阴谋”。
开皇二年（582）五月，沙钵略以“控弦之士四十万”，自木硖、石门两路“悉众为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延安等郡“六畜咸尽”。为了扩大南犯之势，突厥还急征北齐余孽高宝宁部随军助战，并分兵三路大举南下，隋朝边州遂全线告急。文帝责令太子杨勇“屯兵咸阳”。当时情况危急，沙钵略大军的前锋很可能“已逼近渭水，甚至密迩长安”了。在突厥准备继续深入之际，达头可汗因与隋握手言和，又遭遇属部于阗、波斯、挹怛（即嚈哒）的反叛，拒不执行南下的命令，故率部先行撤军。
此后数年，突厥虽不时犯边，阿波也曾至河西一带寇掠，然屡遭挫败。长孙晟“提醒”阿波，“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便即致败，此乃突厥之耻”。原本他与摄图实力相差不大，在屡败之后，必将归罪于他，以“成其夙计，灭北牙矣”！接着又直言相告：“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联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计也，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阿波乃与隋军阵前议和并撤军北返，不久遣还使入朝，归命于天子。由于突厥诸汗先后拒命，加上隋军八道反击，沙钵略遂全线崩溃。
后来沙钵略果然将战败的“罪责”归咎于阿波，发兵袭其北牙，俘获其大量部众，并杀死阿波之母，迫使他西奔达头。又有小可汗贪汗，他“素睦于阿波”，沙钵略亦“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也亡奔达头。沙钵略的从弟地勤察，因“与沙钵略有隙，复以众叛归阿波”。在突厥汗国的反隋联盟分崩离析之际，内部争斗则愈演愈烈。西部可汗达头与东部叛离的小可汗阿波等结成“反对东突厥大可汗的联盟”，并派阿波率众东讨，“与沙钵略相攻”，遂使得突厥汗国正式分裂。在丧失“共主”地位的同时，沙钵略不仅遭到内部的公开挑战，还要承受西突厥的大兵压境。由于屡遭败绩，被迫遣使上表称臣，当时漠北“远穷北海，皆为臣妾”。开皇七年，沙钵略死去，隋廷即遣使册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闾为叶护可汗，从此确立了隋朝对东突厥可汗的册封制度。
随后不久，隋朝还遣使出使阿波的牙帐，承认他趁乱建立的“僭主”政权，以使其与东突厥汗庭形成相持之势。当处罗侯西征阿波即将完胜之际，杨坚采纳长孙晟的“两存之计”，以维持东西突厥的分裂状态，使得诸汗相互制衡，有利于杨隋操纵其政局。处罗侯死后，沙钵略之子雍闾继立，隋廷册立他为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此后他“遣使诣阙，每岁遣使朝贡”，并屡屡上表请婚。长孙晟认为，此人“反复无信”，纵然允诺“和亲”，终必背叛；若其如愿迎娶公主，借力隋朝，势力必然更盛，以后更难制约，故建议隋廷予以断然拒绝。然而沙钵略之子染干，对隋“素有诚款”，且“兵少力弱”，易于控制。鉴于两人虽属同父异母的兄弟，然向来不睦，并“数相征伐”。为了达到进一步离间东突厥的目的，文帝采纳长孙晟之策，利用他们竞相请婚的机会，再次推行分治战略，以“婚姻作为分化和控制东突厥的政治筹码”。由此造成东突厥汗庭因兄弟相争而无法坐大，故接受弱者染干的“和亲”请求，而拒绝大可汗雍闾的尚主之议。
开皇十七年，当隋室安义公主出降染干的消息传来，雍闾怒不可遏，声称自己以堂堂大可汗之尊，竟然不及小可汗染干！乃与昔日的对手西突厥达头可汗和解，并联合进攻染干，“尽杀其兄弟子女”。染干不敌兵败，被迫率部南徙附隋。此后，雍闾每来抄掠，他“辄遣奏闻”。十九年，染干在大败之后随隋使入朝，隋廷册封他为意弥豆启人可汗，不久徙居五原，成为隋朝捍御突厥南犯的藩篱。同年十二月，东突厥大乱，都蓝为部下所杀。达头可汗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举兵东向，意图恢复统一“大业”。次年四月，隋将史万岁大败西突厥之众，达头可汗遁入漠北。仁寿元年（601）十二月，隋廷诏杨素为行军元帅，命染干率部北上，长孙晟令其复分遣使者，招降铁勒诸部，于是漠北铁勒、思结、浑、斛薛、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皆来附”。三年，达头屡经战败，部众溃散，他南奔吐谷浑，最后不知所终。隋文帝通过对东突厥诸部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其离强与分治战略获得巨大的成功，基本上解除了东突厥对北疆的威胁。
二、合弱与怀柔：隋朝制衡突厥之战略
合弱与怀柔作为隋朝广泛制衡突厥战略的一部分，其追求的目标就是“平衡”其各部的力量对比，不使任何一方独大，以致造成隋廷无法控制之势。如果说，隋朝针对突厥的离强与分治方略，是促使其“昆季争长，父叔相猜”，以致走向分裂、衰亡的重要原因；那么，隋朝在雄厚国力的支撑下，对东突厥诸部实力较为弱势的一方采取联合与扶植的政策，通过温和手段巧妙地施加影响。为了巩固对突厥的有效控制，竭力维持草原的均势，以确保突厥分治局面的长期化与固定化，而庇护、册封、和亲、厚赐，则构成了隋朝羁縻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隋朝对沙钵略的扶植与怀柔
如前所述，沙钵略可汗在众叛亲离之际，开皇四年又遭达头、阿波西部联军的联合进攻，部众大败，汗庭亦为阿波所占，遂被迫乞哀于隋，并遣使入朝。其妻千金公主也“自请改姓杨氏，为隋主女”。杨坚不仅对势力衰微的沙钵略予以接纳，而且责令隋使徐平使于沙钵略，更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不久又册封其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沙钵略上书文帝，称“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杨坚复函称他本人“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
尽管如此，沙钵略作为一代草原霸主，他归命于隋完全为形势所迫，而非心甘情愿。杨坚遣使至，他虽称奉诏，但并不起拜。隋使长孙晟曰：“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妇公乎”？遂跪拜诏书，并致书文帝：“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北史·突厥传》亦载此事，时隋使赴阙汗庭，沙钵略“陈兵列其宝物，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并称“我父伯以来不向人拜”。隋使虞庆则“责而谕之”，因其理屈，“乃顿颡跪受玺书，以戴于首”。
从上述史料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沙钵略作为曾经的草原枭雄，其妻可敦千金公主原系周室赵王宇文招之女，因隋主受禅，导致周室“宗祀绝灭”，于是与杨隋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在沙钵略穷途末路之际，隋朝没有对他落井下石，而是果断地予以收容，还通过册封其可敦为大义公主，文帝与他结成名义上的“翁婿”关系。尽管如此，他先是受诏不拜，接着又“顿颡跪受玺书”，仍心犹不甘。隋廷为了降服其心，对他继续进行适当的怀柔，实属必要。随着阿波的步步紧逼，沙钵略的处境更加艰难，“既为达头所困，又东畏契丹，遣使告急，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诏许之”。隋朝不仅同意沙钵略率部南迁漠南，而且还“诏晋王广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沙钵略西击阿波，败绩；阿波又乘虚掠其妻子。官军击阿波，败之，所获悉与沙钵略。沙钵略对此触动很深，于是上表称臣，并主动与隋立约，主张以沙碛划界，并上表致谢：
大使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至，伏奉诏书，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负荷，不能答谢。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顺民望，二仪之所覆载，七曜之所照临，莫不委质来宾，回首面内。实万世之一圣，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闻也。
突厥自天置以来，五十余载，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过万里，士马亿数，恒力兼戎夷，抗礼华夏，在于北狄，莫与为大。顷者气候清和，风云顺序，意以华夏其有大圣兴焉。……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
文帝通过几年的“离强合弱”与恩威并济，促使内外交困的沙钵略俯首称臣，于是下诏曰：
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岂朕薄德所能致此！已敕有司肃告郊庙，宜普颁天下，咸使知闻。
隋廷通过对失势沙钵略的庇护与“恩宠”，使之对杨隋心怀感激。隋廷为了表示对他尊崇，“诏答诸事并不称其名以异之”。最终使他“归心有道”，并甘心“屈膝稽颡，永为藩附”。六年正月，沙钵略奉隋朝为“正朔”，隋遂得以“班历于突厥”，故此时沙钵略突厥政权，其实已经转化为隋朝的藩属。七年正月，沙钵略遣子入贡，“因请猎于恒、代之间”，文帝表示同意，“仍遣人赐其酒食”。不久沙钵略病死，杨坚“废朝三日，遣太常吊祭”，并赠物五千段。
（二）隋朝对随后诸汗的合弱与怀柔
隋廷对突厥的合弱与怀柔，事实上，并不仅限于沙钵略可汗本人，那些在突厥内争中落败，或处于弱势的一方，统统成为隋朝联合与怀柔的对象。在继续维持分治的格局下，使其互相削弱，以达到相互牵制之效。如前述阿波可汗在击败沙钵略之后，势力日渐膨胀，领地迅速扩大，“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他控制的区域“正是昔日中面大可汗的基本封域”。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突厥汗国辉煌的重现，遂成隋朝大患。在开皇六、七年间，隋朝两度征发十余万丁夫北筑长城，“显示出阿波与隋朝紧张关系的升温”。鉴于沙钵略对中原威胁的解除，为了遏制阿波的扩张，败逃南徙的他成为一枚有用的棋子而倍加笼络。在阿波的全盛时期，他意欲染指漠南，意欲夺取东部处罗侯的领地，以自封的大可汗身份号令达头可汗，这不仅促使他和达头的反目，而且招致处罗侯的激烈抵制，他们的兵戎相见势难避免。
为了对阿波进行有效钳制，在沙钵略死后，隋廷并没有让盛极一时的他继任大可汗之位，而是册拜沙钵略之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闾为叶护可汗。处罗侯携隋廷所赐的旗鼓西征，隋朝亦未加阻止，“藉由处罗侯的西征，利用西突厥两股势力互相征伐，替隋朝解决日益强大的阿波可汗的势力，进一步弱化东突厥的国力”。当时，阿波所部以为隋军来讨，纷纷望风而降，于是很快陷入困境。处罗侯上疏隋廷称“阿波为天所灭，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伏听诏旨，当取之以献”。于是杨坚召集朝臣廷议，群臣多主张对其“枭首”，或“显戮”。长孙晟力排众议，在他看来，处罗侯与阿波“自相夷灭”，而“非负国家”；若“因其困穷取而为戮，恐非柔远之道”，主张“两存之”。文帝接受了长孙晟之议，采取“存养以示宽大”的政策，对突厥诸部争霸战争中的失败者，只要不再继续与隋朝为敌，一概既往不咎。此后，阿波战败被擒，入朝后一直受到隋廷的优待，最后得以“终老洛阳”。
阿波之后，莫何可汗处罗侯、都蓝可汗雍闾先后继承汗统，他们都曾企图以武力恢复突厥汗国的统一。先是处罗侯击败阿波，接着又兴师西讨，意欲降服西突厥达头可汗，结果在西征途中“中流矢而卒”。开皇八年（588），隋朝遣使祭吊，并遣使至东突厥的牙庭，册立沙钵略之子雍闾为大可汗，建号为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都蓝可汗随即“遣使诣阙，每岁遣使朝贡”，进一步确立了与隋朝的臣属关系。十四年，都蓝可汗西征达头再度受挫，双方各自遣使诣阙请援，而隋廷也遣使“至突厥所，为陈利害，遂各解兵”。隋朝以实际的外交步骤，维持突厥诸部力量的平衡，导致都蓝再统一漠北的希望成为泡影。
当然，隋朝的合弱与怀柔策略，其针对的对象绝不限于沙钵略、处罗侯、雍闾这些位高权重的大可汗，以及一度称雄漠北的阿波可汗，其实，还包括众多势力较弱的小可汗，如突利可汗等。随着隋朝的离间、分治战略进一步发挥作用，东突厥大可汗的地位受到了公开的挑战，与此同时，诸部小可汗的权力开始上升。都蓝即位后，原本与隋交好，但与突利“数相征伐”，隋廷以貌似公允的姿态“和解之”，这在无形中取得了居间“仲裁者”的地位，这样就赋予其恩威并施，甚至予取予求的权力，迫使他们“各引兵去”，从而维持东突厥诸部的并立之势。
开皇十七年，突利可汗染干遣使至隋廷迎亲，“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为了进一步离间东突厥，“特厚其礼”，遣宰相相继为使，并以“尚主”，而“锡赉优厚”。十八年，隋遣蜀王秀、汉王谅、左仆射高颎、上柱国赵仲卿、右仆射杨素等，率诸道出兵合击东突厥，取得大捷，由此加剧其内部的冲突。雍闾于是联合昔日的对手达头举兵袭染干，染干大败，被迫与隋使长孙晟归朝。隋廷让染干与雍闾的使者辩诘于庭，“染干辞直，上乃厚待之”。雍闾之弟都速六亦弃其妻子，跟随突利赴隋，“上嘉之，敕染干与都速六樗蒲，稍稍输以宝物，用归其心”。隋廷册封败亡入朝的染干为意利珍豆启人（民）可汗，准其残部“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在安义公主亡故后，隋又以宗女义城公主“妻之”。随后，都蓝率军“又击之”，复败。杨坚同意其部入塞，“遂迁于河南”，并划拨夏、胜二州之间的牧地让其游牧。染干为此上表称“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
隋廷对忠心归顺染干的笼络，并未因时间的推移而有丝毫的减弱，甚至还有隆恩日盛之势。对此，《册府元龟》记载颇为详尽：
仁寿元年（601），……诏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率启民北征。斛薛等诸姓初附于启民，至是而叛。素军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素率上将军梁默轻骑追之，转战六十余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归启民。素又遣柱国张定和、领军大将军刘升别路邀击，并多斩获而还渡河，贼复掠启民部落，素率骠骑范贵于窟结谷东南奋击，复破之，追奔八十余里。
是年，西突厥为漠北铁勒所败，达头所部大乱，而“奚、霫五部内从”。内外交困的达头，被迫“西奔吐谷浑”。“启民遂有其众，岁遣朝贡”。
三、分治、羁縻的继续与隋朝经营北疆的失败
在沙钵略、阿波、处罗侯、雍闾等诸汗之后，文帝精心选择忠心事隋的染干，对其极尽笼络，既妻以公主，又册封可汗，还厚赐财物，可谓关怀备至。染干原系隋朝一手扶植，为制衡大可汗都蓝而精心设计，是隋朝实行“离强合弱”“分而治之”战略的产物。他一直与隋朝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然而，启民可汗染干与隋廷追求的政治目标毕竟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前者虽不时对后者表现出“效忠”的姿态，不过，这更多地在他势单力薄之时。随着阿波、莫何、都蓝、达头等可汗的相继凋零，西突厥混乱进一步加剧，东突厥因群龙无首，纷纷投奔启民的帐下，其部族势力日盛，形成一支独大之势。
北疆形势的急剧发展，逐渐引起隋朝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意识到东突厥诸部入塞“恐为国患”，提请“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如此，则可保北疆无虞。当时炀帝秉政，因忙于东征高丽，对此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故而疏奏不纳。然而，随着启民势力的进一步增长，朝臣屡屡上章进谏，要求驱逐东突厥出塞，否则，将来可能后患无穷。为了摸清当时东突厥的实力状况，炀帝责令长孙晟衔命出使，发现启民可汗的牙庭“奚、霫、室韦等种落数十酋长咸萃”，引起隋朝的巨大震动。隋廷遂决定通过耀武北荒的方式，完成震慑之旅。大业三年（607）八月，炀帝开始北巡河外，他从榆林出发，途经云中，一路浩荡东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最终达涿郡。
当炀帝北巡至榆林，“泝金河而东”，启民可汗闻讯，亲自“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启民携可敦义城公主迎至行宫拜谒，献马三千匹，为炀帝“奉觞上寿，跪伏甚恭”。不久，又上表隋廷，回顾在他走投无路之际，承蒙先帝的“怜养”，使他得以重领旧部，恳请“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其文略曰：
以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姤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作百姓也。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实无少短。臣今忆想圣人及至尊养活事，具奏不可尽，并至尊圣心里在。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
启民可汗此前上疏隋廷，要求“受正朔”，并做出“请变服，袭冠带”的姿态，但这并不能掩盖随着东突厥实力的增强，对隋朝的离心倾向也随之增长的客观事实。炀帝下诏廷议突厥的“变服”之议，公卿多请依奏，而杨广独排众议，认为此举有名无实，殊无必要。乃下诏曰：“君子教人，不求变俗，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缨”？他在答复启民的诏书中，以“碛北未静，犹复征战，但使存心孝顺，何必改衣服”，委婉相拒。在北巡途中，炀帝在大帐之中“享启人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复下诏褒宠之，赐辂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此次炀帝北巡，一度“亲幸”启民的牙帐，给予他极高的礼遇，这虽不乏释疑增信的目的，更隐含对其不得妄通“境外之交”的警告。此时，隋朝正处于国力的巅峰时期，启民自知不敌，故丝毫不敢造次，且信誓旦旦地声称：“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以此取信于隋廷。
从文帝杨坚开始，隋朝推行以离强、分治为内容，以合弱、怀柔为手段的突厥战略，激化了突厥汗室诸汗本已存在的矛盾，不仅导致了突厥汗国的东西分裂，并成功地粉碎了沙钵略之后诸汗重新一统突厥的梦想，而且促使了随后东突厥汗国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形成大小可汗长期分裂、对峙的局面，从而削弱了它们联合反隋的可能。同时，隋廷还积极推行以细致绵密为特征，以怀柔、笼络为内容的羁縻方略，在有效消弭突厥诸部反隋意识的同时，又进一步地缓和了它们与隋朝的关系，并使其对隋廷怀有好感，增加了它们对中央的向心力，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东突厥实力的逐渐恢复，隋朝发现它越来越难以驾驭。不过终启民之世，其后期虽与隋朝的关系隐含危机，东突厥方面仍能恪守臣属之责。然而随着始必可汗的即位，东突厥国力进一步增长，尤其在隋廷阴谋离间汗庭，诛其谋臣之后，导致其公然“不朝”，甚至兵围炀帝于雁门。
易言之，上述隋朝实施的北疆战略，一方面，体现了在特定时间内，确有遏制、羁縻突厥诸部的客观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局势的发展，又逐渐显示出这一方略的边际效应。尤其当隋朝的“阴谋”遭到暴露之后，如开皇十三年，隋主平陈，文帝以南朝亡国之君陈叔宝的屏风赐予大义公主，“主心恒不平”，为此题屏赋诗，以抒发“亡国之恨”。文帝闻而“恶之”，因“恐其为变”，乃以“主与所从胡私通”为由，下诏将其废黜。当时，大义公主已为都蓝可汗的可敦，隋廷虽欲杀之以绝后患，但恐都蓝不从，乃以四名美女相赠。同时，还以“和亲”为诱饵，提出“当杀大义公主方许婚”为条件，都蓝遂“杀公主于帐”。
为了分治东突厥的政治需要，隋廷以宗女安义公主许嫁突利，而拒绝了都蓝的“尚主”请求。隋朝的背信弃义与欺骗愚弄，激起都蓝可汗的极大愤慨。尤其对突利竟以小可汗捷足先登，强烈的嫉妒与愤懑使他怒不可遏，导致他们兵戎相见。突利部族因势单力弱，很快被都蓝击败，被迫南下附隋，成为隋朝的附庸。此后不仅造成染干、雍闾兄弟相恶，而且使得都蓝对隋朝产生强烈的“构难”冲动，故“屡犯亭鄣”，一度成为隋朝的北疆之患。
又如始毕可汗，其父启民可汗亲隋，终其一生，始终与隋朝保持着稳定的藩属关系。在他死后，其子吐吉继位，与隋朝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当时，裴矩认为，东突厥部众渐盛，献策以宗女许嫁始毕之弟叱吉设，并册封他为南面可汗，通过培养亲隋势力，以“分其势”。炀帝采纳其议，因叱吉设“不敢受”，而致计划流产。此后，隋朝虽谋诛始毕的谋臣史蜀胡悉得逞，但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关系，最终发展为兵围北巡中的炀帝于雁门郡。
关于隋与东突厥关系恶化之由，《隋书·突厥传》在盛赞文帝“推亡固存”大获成功的同时，却在极力贬斥炀帝“抚之非道”，其实有失公允。事实上，炀帝采取的举措与其父文帝并无二致，却造成对北疆战略实施效果的明显差异。造成这一后果的因素很多，其中，既有“突厥在认知上有了进步，识破了隋朝的伎俩”；更为重要的是，隋廷抛弃了长期坚守的稳健政策，采取急躁冒进、全面树敌的对外政策，对东突厥急剧变化的形势缺乏感知，相关的应对之策也相当乏力，未能在东突厥内部扶植起堪与启民、始毕可汗相抗衡的亲隋势力，离强、分治战略难以有效实施，合弱、怀柔的羁縻政策也逐渐失去作用；加上隋朝国力的急剧衰退，使得帝国经略北疆的战略最终功败垂成。
需要说明的是，隋末作为王朝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帝国与东突厥的力量对比上发生严重的逆转。隋朝前期，在稳健北疆战略的指导下，朝廷非常重视“巧实力”的运用，文帝通过“离强合弱”的战略强势介入突厥内争，积极推行分而治之的谋略；同时，还通过羁縻之策，怀柔诸汗，诱使他们成为隋朝忠实的附庸，以实现“合众弱以制一强”的目的。然而至隋末，炀帝采取不顾国力，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搞得民怨沸腾，天下骚然，豪杰之士纷纷揭竿而起，国力严重削弱。与此同时，由于内部制衡力量的严重缺失，东突厥在隋末不受阻碍地强势崛起。基于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政权，它们赖以维系的臣属关系，或宗藩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实力对比的基础上的”。随着王朝的盛极而衰，内地陷入了动乱的泥潭，国家完全失序，由此导致国家经营北疆的彻底失败。
四、突厥汗国的丝路贸易与隋代草原丝路的兴衰
在很早以前，中国就开始了以蚕丝为原料的丝织品的生产，而产自中原的丝绸，长期以来一直深受西方上流社会的喜爱，使其成为贯穿中西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大宗贸易物品。南北朝之际，天下云扰，割据纷争四起，造成经过河陇、西域的丝绸之路长期通行不畅，对西方的供应急剧减少，丝绸价格急剧飙升，因此，控制丝路贸易即意味着巨大商业利益的获取。为了争夺丝绸贸易的控制权，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爆发长达四十年的丝绸之战。由于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在粟特胡商的策划下，拜占庭采取避开波斯，由粟特人“居间贩卖”取自突厥从中原获取的丝绸，从而“激活了东西方的交易”。突厥在完成对河中地区嚈哒的征服后，因与波斯谈判过境贸易未果，而开辟了翻越葱岭的丝绸之路，其中一条沿锡尔河西行，通过咸海北岸；另一条则循阿姆河西去，沿着咸海南岸，后经乌拉尔河口汇合，再溯流到达黑海东岸的君士坦丁堡。这条丝绸之路的东端，与途经西域北部，以及隋朝北疆的草原丝绸之路相连，突厥崛起后，这些区域全部落入突厥汗国的版图，造成突厥事实上对草原丝路贸易的绝对垄断。
需要指出的是，中古以来，以丝绸为载体的商路贸易，对“逐水草而居”单一的游牧经济的影响尤为至巨，故控制或垄断丝绸的过境贸易，便成为“古代游牧政权用来增长其经济实力的一种有效手段”。突厥作为从西魏、东魏并立以来活跃于草原丝路上的重要民族，与历史上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一样，其“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在木杆可汗以后，突厥开始勃兴于天山以北，在逐灭柔然、征服嚈哒之后，完全控制了蒙古草原与西域城邦，并取代它们曾经在草原丝路贸易中的地位。有的学者认为，“游牧国家加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即发展商品交换，扩大绢马交易，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突厥从建国伊始“就非常重视与中原汉族的贸易关系”，并为此“建立了方便行旅的驿马递送系统”。突厥汗国对丝路贸易，尤其草原丝路的控制，完全以攫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为目的，而这必须以获得大量的中原丝织品为前提。
在隋代以前，周、齐并立，由于担心突厥倒向对手，它们纷纷“岁给”丝帛，竞相“争请盟好”。如北周“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亦倾府藏以给之”。北周为取得突厥对它逐灭北齐的谅解和支持，除约定“岁给”外，还责令使臣“赍锦采十万使于突厥”。由上可知：在隋朝以前，中原定期的“岁给”，以及不时的“进奉”构成了突厥丝绸的主要来源。入隋后，随着突厥的衰落，它从中原“免费”获得丝绸不再可能，但仍然可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取。
通常突厥从隋朝获得丝织品的方式主要包括“朝贡贸易”、交（互）市交易贸易。“朝贡”原本是蕃夷表示臣服，并进献物品的一种方式。在传统“厚往薄来”思想的影响下，中原王朝出于怀柔远人的考量，不仅对“朝贡”的远夷大量回赐，而且数量通常远高于“朝贡”所值，故使得“朝贡”成为北蕃获利丰厚的贸易行为。在隋以前，突厥不时与中原进行“朝贡”贸易；入隋后，双方国势异位，突厥虽丧失了对贸易的支配地位，但双方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朝贡”关系。如史载开皇三年、五年、六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七年、二十年及大业三年等，均遣使朝贡，其中尤以开皇十一年为甚。是年，东突厥三次“遣使诣阙”，隋“赐物三千段”。不久，“并贡葧布、鱼胶”；接着又“献于阗玉杖”。大业三年，炀帝北巡榆林，突厥“前后献马三千匹”，隋则“赐物万二千段”。
“交市”，或“互市”，作为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对外贸易行为，也是突厥从中原获取丝绸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为此，隋廷在缘边之地置“交市监”进行管理，任何未经许可的“交市”活动都在禁止之列，以此作为控制突厥的重要手段。突厥汗国除了直接购买产自内地的丝织品，还常以牲畜交换中原的丝帛，有时也转手运来远方的稀有之物。早在西魏大统年间，突厥“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增絮，愿通中国”。至隋开皇初，复以价值连城的明珠“与中国交市”。独孤皇后认为此物非国家所需，“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开皇十二年，突厥贵族“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突厥通过和隋朝进行的上述贸易活动，获取了大量的丝织品，这就为它与西方开展丝绸贸易活动提供了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在隋朝开皇前期，突厥汗国雄霸大漠南北，并控制着草原丝绸之路。由长安西行，经西域西去的丝路，由于途经河陇的“大丝路”严重受阻，而使得草原丝路盛极一时。随着隋朝对突厥离间与分治战略的有效实施，造成诸部不时爆发冲突，因而严重地影响了商旅的贸易安全，而纷纷远避他途，特别是沙钵略的战败附隋，标志着草原丝绸之路走向衰弱的开始。不过，直到大业三年，裴矩直接主持西域的经营，诱致西域胡商至张掖“交市”，但西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西域、河陇丝路“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次年，炀帝逐灭吐谷浑王国，消除了来自河陇南翼的威胁，并迫使西突厥首领归隋。此后由长安西行，翻越陇山，经过陇右、河西，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隋书·地理上》虽以批评的笔调称当时“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但也透露出河陇丝路的畅通带来的商业繁荣，而与此相伴的，则是草原丝路逐渐淡出商旅的视野。然而，在大业之末，由于炀帝频繁征伐，同时，又北筑长城，南修运河，远远超出当时的社会承受能力，造成“群盗并起，邑落空虚”。随着隋朝国势的转衰，东突厥再次崛起于大漠南北，吐谷浑王国也死灰复燃，使得“西道梗涩”，途经河陇的丝绸之路再次严重受阻，故草原丝路又重新焕发出生机。
纵观隋代经略北疆的成败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兴衰起伏，它既非隋朝单纯的经营战略所致，也非突厥贸易行为直接导致的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突厥汗国与隋朝实力的博弈及其对实力的运用方式。如果说，突厥汗国对草原丝路的控制完全以攫取商业利益为根本动机，那么，隋朝则是在“帝国”情怀的推动下，更多地出于“国威远播”的冲动而进行的政治、军事行为。当王朝国力不充，或者走向衰弱，而突厥势力正盛，那么隋朝经略北疆往往举步维艰，草原丝路必然呈现兴盛的景象；反之，当隋朝国力强劲，突厥势力转衰，则它经略北疆就显得非常得心应手，途经河陇的丝路必然畅通无阻，与其相连带的结果之一就是商旅远离草原与荒漠，从而导致草原丝路由盛转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