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自2014年6月22日上午，在卡塔尔国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上首个跨国跨洲申遗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以下简称“丝绸之路”）被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作为这条自远古迄止当今，联络亚洲、非洲、欧洲多个国家与民族的国际性的商业贸易、文化、科技交流大通道的东方起点城市——西安，就面临着一项历史性的，同时又具有国际意义的任务，即在推进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策中，实施“文化先行”策略时，如何发挥出应有的龙头引领作用。为此就当首先对西安历史文化之核心内容有准确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西安的历史文化研究中找准重点，取得有价值与影响力的成果。本文拟就此问题发表一些初步看法。总的见解是，西安的历史文化堪称渊深丰厚，多姿多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与世界东方文化的典范。其核心内容及其重要地位，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现一一略加揭示，以就教于大家。
一、西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与中心
西安，由于地处我中华大地的中心部位，加之山河险固、气候温润、水甘土肥、林草丰茂，远在史前即为先民栖息繁衍之佳处；进入人类历史时期后，又先后有西周、秦与西汉、唐等多个强盛王朝建都立国。优越自然环境的滋养，再加上强势政治社会因素的促进，使西安成为我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与中心。具体而言，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儒、道、释（汉传佛学）就源于西安，或在西安繁荣兴盛，影响及于海内外。例如：
儒学，虽然是由齐鲁地区的孔子创始，然而，作为儒学基础的周礼，却是由西周王朝初年在都城丰镐辅佐成王执政的周公旦整合创制的。孔子生前多次赞誉“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并明确表示“吾从周”。而且学术界多有人持此论者。
道家主要的创立者老子李耳，虽为楚人，但“居周久之”，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尝修道德之学，“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孔子适周，曾问礼于老子。老子后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关于老子著《道德经》之“关”，《史记》引《索隐》与《正义》均持两说：一说为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之函谷关；另一说为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之散关。近来更有人断言，在今西安市周至县秦岭北麓楼观台。但不论在何处，老子《道德经》之学术思想的形成却是在西周王朝境内，甚至就在国都丰镐，即今西安地区。法家的代表人物，前期为商鞅，后期则为韩非。他们的学说重在推进政治策略的施行。战国时期，七雄争霸，法家学说被一些国君采用，取得明显实效。以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即述及：“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之后秦王政用韩非、李斯之策，竟至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天下建立秦王朝的大业。可见，法家学说曾在秦国与秦王朝大行其道，且成为其治国理政的主要观念。
至于佛教，最初是由域外印度传入我国。其传入时间，已被学界论定在两汉之际，早在西汉末年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晚则为东汉初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但其趋于繁盛则是到隋唐时期。其都城长安“成为中国佛教的僧才凝聚、经典翻译、宗派创立、佛教弘传和文化交流的五大主要中心”。以宗派创立而言，学界认为，汉传佛教主要有八大宗派，其中即有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三论宗等六大宗派在长安创立，并传向全国，甚至东传至日本与朝鲜。长安城内外，不仅佛寺众多；而且其中不少还是翻译佛教经典的中心与佛教一些宗派的祖庭，如大慈恩寺、香积寺、华严寺、净业寺、大兴善寺、青龙寺等。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始，近两千年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道家学说相互影响，甚而融合，逐渐走上中国化道路；而中国化的佛教自然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达于鼎盛期，因而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分量也更形厚重；其间西安作为中国化佛教的中心，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曾发挥的重大作用，自是不言而喻的。
二、西安是中国古都文化荟萃地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即以夏王朝立国以来的四千余年中，由于朝代更迭，列国兴替，在神州大地上先后出现了220多座都邑。这些都邑作为历朝列国之政治统治中心，也成为它们各自文化中心。而且这些都邑之文化，由于它是所处时代与它统辖区域最高水平的文化，因而不仅在当时是支撑各该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精神支柱，还是构成国都，乃至全国繁华兴盛气象的重要因素；同时，古都文化还对古都所在地区当今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古代都邑文化，即古都文化，也是我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安，作为我国八大古都之首，因为是我国历史上西周、秦、西汉、隋、唐等主干强盛王朝之都城，也当然成为我国古都文化荟萃之地。具体而论，西周都城丰镐所体现的礼乐思想与制度，秦都城咸阳彰显的法家治国理念，西汉长安城所凸显的尊儒精神，隋大兴与唐长安城所展示的儒、法、道、释等中外多元文化荟萃融合的宏大气象等，均在中国古都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总之，西安之古都文化，除前已论及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还因充分吸纳了世界文化精华，既秉持中华文化神韵，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载体。此外，西安古都文化主体部分还上升至制度层面，在国家治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西安是三秦（陕西）地域文化核心区
现陕西省所辖地域，按自然地理特点划分，包含有陕北黄土高原区、关中盆地区、陕南秦巴山地与汉水谷地区等三大区。陕西省因其部分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为秦国属地，故而曾简称为“秦”；简称“陕”，则应在元代建立陕西行中书省之后。因而“三秦”也成为指代今陕西省境内的上述三大自然地理区域的地域专名。
陕西行省之建立虽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而当今省境之形成又迟至清康熙二年（1663）。尽管在这之前，由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天下推行郡县制以来至元初之约1500年间，陕西省域曾分属多个郡、州、道、路；但由于陕北黄土高原区、关中盆地区、陕南秦巴山地与汉水谷地区这三个自然地理区，虽在自然地理环境上各具特点，却同处我国地貌上三级阶梯之第二级阶梯上，彼此南北相连，一直保持着在资源与经济上互补互利，在政治与军事上互依互强，在文化上互融互济的密切关系。即使在合建为一省之前，彼此就难以割舍。诚如西汉初年张良所言：“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所以，到元初将它们合并建为陕西省，不仅合于自然之理，也合乎人文之情，实乃顺情合理之举。因而今之陕西省，作为省一级的行政区域，其地域文化即“三秦文化”或“陕西文化”的核心，必在其省级治所，即省会城市——西安。
综上所论，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西安，其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及重要地位已作初步揭示。今后当在继续加深认识的同时，对前述三方面的核心内容着力加强研究。其方法，除尽快建立或选定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提供合作研究平台，联络国内外有志于西安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从多个方面与层次，对西安历史文化，特别是前述三个方面之核心内容，群策群力开展深入的持续不断的研究外，还应注重研究理念与方法的开拓创新。例如，对西安的古都文化，在认清了它作为中国古都文化荟萃之地这一重大特点后，除对西安古都文化与中国古都文化树立新的理念，采用新的研究手段加强研究外，此前，我还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区域之古都整体推进研究之见解。依此类推，对西安地区积淀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汇聚于西安的多姿多彩的三秦地域文化，也当采取这种态度，以期取得新的突破，达到文化先行，引领我国“一带一路”国际战略顺利推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区域互利共赢的崇高目标。